#三联美食# #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飞出南京# 南京人喜欢吃鸭，早已声名在外。伴随遍地开花的南京大排档，还有国民美食鸭血粉丝汤的流行，我敢肯定，即使你没来过南京，多少也会了解鸭子与这座城市不寻常的关系。
只是最初吸引我来这里写吃鸭文化的，除了六朝的烟水气息，还有美食家唐鲁孙的一段文字：“其实南京鸭子供应，十之八九来自安徽芜湖、巢县等地，小鸭子孵出来个把月，就由鸭贩子带着‘牧鸭犬’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河汊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所以做出来的白油板鸭、琵琶鸭子，尤其中秋前后做的桂花鸭子特别腴润，别有风味。”
想想看，一群羽翼未丰的小鸭子，被赶鸭人一路赶着，穿过秋风吹拂的收割后的稻田，蹚过溪流河汊，渡过大江，只为供给南京人饭桌上的一顿美食。一路上，技艺高超的赶鸭人风餐露宿，伴随鸭子一起成长，最后走向美食的终点，这几乎是我能想象的农业时代关于收成、美食、技艺的最为真切的图景。
到南京后，我向遇到的美食家、酒店大厨、卤菜馆老板，逐一打听这段赶鸭进京的历史。有趣的是，他们每个人都能为我丰富更多的细节。有百年历史的清真馆金宏兴鸭子店传人，70岁的金长明回忆：“赶鸭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多，80年代以后就没了。我父亲那会儿烤的全是麻鸭，和县乌江镇那边的一条小船上，两个人一前一后赶鸭子下来，鸭子一路吃东西，沿着长江就到南京了。那种鸭子漂亮。”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和摄影记者黄宇，在和县乌江镇做卤菜20多年的师傅窦方亮家吃了一碗羊肉面后，赶往本地禽类宰杀龙头企业德隆禽业，试图寻找南京鸭子的产地来源。和县人窦方亮口中，与南京浦口区一桥之隔的乌江镇，这个项羽兵败自杀的地方，历来为南京源源不断地输出人力还有鸭子。
我们到达德隆的屠宰车间时，工人们正在取下流水线上一条条宰杀清理好的麻鸭，装入层层叠叠的筐中。8000只麻鸭，从活着进来，到干干净净进入冷链运输车，需要4个小时。据介绍，德隆禽业拥有日屠宰6万只樱桃谷鸭生产线，6万只湖水老鸭、水鸭生产线，2万只白番鸭、麻鸭生产线，2万只肉鹅生产线，6万只肉鸡生产线，1万只肉鸽生产线等六条大型生产线。
老窦告诉我，和县以前养鸭规模很大，但十几年前，这种家庭养殖模式受外来大型养殖场冲击，亏损较大，加上小型养殖面临的环保压力，规模已大不如前。近10年来，南京市区禁止宰杀活禽后，鸭子的集中宰杀，便交给和县大大小小的禽类屠宰厂。
一些养殖散户会将鸭子卖给小型屠宰厂，而像德隆这样的大型禽类屠宰企业，宰杀的鸭子主要来自山东、河南、苏北、东北等地。
我没有想到，是在和县的一家禽类屠宰厂，开始了解南京鸭子的鸭种变迁与食用分类。上世纪80年代末，引入美国樱桃谷鸭（也叫白条鸭、北京鸭）前，南京人不管做盐水鸭还是烤鸭，采用的都是传统麻鸭。
美食家金存海告诉我，与麻鸭相比，“樱桃谷鸭长得快，经济效益好，也肥也香，但是缺少风味，老一代人不爱吃这种鸭子”。
金陵饭店冷菜间主管陈恒斌，将这种风味描述为“麻鸭做的盐水鸭，吃起来会有一种板鸭的风味。同样的腌制时间，因为麻鸭的脂肪薄，肉更紧实”。一般来说，用来做盐水鸭的麻鸭，放养需要半年以上，饲养也要4个月。
樱桃谷鸭一般饲养3个月就可上市，有些地方甚至养一个多月就会出售。陈恒斌告诉我，虽然麻鸭风味更好，可由于品相不好，出肉率低，金陵饭店后来还是以白条鸭取代了麻鸭。
在屠宰厂，烤鸭和盐水鸭所用的鸭子宰杀后，取出内脏的开口位置不同，前者在翅膀下面，后者则在屁股下面。宰杀完毕的鸭子进入冷链车，一小时内便可抵达南京。樱桃谷鸭主要供给南京做烤鸭和盐水鸭，麻鸭则主要供给浙江做酱板鸭。
73岁的盐水鸭制作传人彭庆福，曾长期在金陵饭店做盐水鸭，退休后又帮助南京华泰万丽酒店做盐水鸭，他做盐水鸭的时间已近60年。
到南京不久，我的一个固有认识便被打破，原来南京人不仅爱吃盐水鸭，同样爱吃烤鸭。在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的卤菜店，烤鸭与盐水鸭几乎平分秋色。一个在南京居住十几年的朋友告诉我，南京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斩只鸭子吃吃”。对他们来说，两三天不吃鸭子，心里发慌。
南京人为何如此爱吃鸭子，以至南京成为远近闻名的“鸭都”？刚到南京那天，美食达人蒋鹤鸣带我们到以烧传统南京菜出名的春满园餐厅吃饭。
在他看来，南京人吃鸭子多，除了周边河汊遍布、适于养鸭外，与当地人口构成也有很大关系。“有句老话叫‘天下回回半金陵’，这里回民特别多，回民不吃猪肉，这里又不是山区，养不出多少牛羊，鸭子又比鸡好养，吃鸭子便成了一种自然选择。”
唐鲁孙也曾写道，当南京人詹吉第问他“为什么南京城里城外大小清真教的饭馆都多”，他的回答是：“我第一次到南京，发现城西一带穆斯林人数众多、清真寺多、教门馆子多，世交江士新兄告诉我说，因为明太祖的马皇后是一位穆斯林，所以回教在明朝极为盛行。后来到几座大的清真寺巡礼，发现那些寺院都是洪武年间兴建的，才知所言不假。”足见明代以来，南京回民便多。
金存海便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他发现早在元代，伊斯兰教信仰的阿拉伯人，便从泉州和杭州两个方向进入南京定居。金存海打开手机地图，特意标出两个地名：“这是长江，这个地方是浦口区的星甸，这里是江宁区的湖熟，两个地方一个江北一个江南夹住南京城。这两个地方都有大量回民居住，还在养殖传统麻鸭。”
如果说回民带动了南京人的吃鸭风潮，那么在金陵大厨与卤菜师傅的共同努力下，鸭子则成为南京人共同的美食标签。
节选自《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飞出南京》文 | 艾江涛
只是最初吸引我来这里写吃鸭文化的，除了六朝的烟水气息，还有美食家唐鲁孙的一段文字：“其实南京鸭子供应，十之八九来自安徽芜湖、巢县等地，小鸭子孵出来个把月，就由鸭贩子带着‘牧鸭犬’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河汊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所以做出来的白油板鸭、琵琶鸭子，尤其中秋前后做的桂花鸭子特别腴润，别有风味。”
想想看，一群羽翼未丰的小鸭子，被赶鸭人一路赶着，穿过秋风吹拂的收割后的稻田，蹚过溪流河汊，渡过大江，只为供给南京人饭桌上的一顿美食。一路上，技艺高超的赶鸭人风餐露宿，伴随鸭子一起成长，最后走向美食的终点，这几乎是我能想象的农业时代关于收成、美食、技艺的最为真切的图景。
到南京后，我向遇到的美食家、酒店大厨、卤菜馆老板，逐一打听这段赶鸭进京的历史。有趣的是，他们每个人都能为我丰富更多的细节。有百年历史的清真馆金宏兴鸭子店传人，70岁的金长明回忆：“赶鸭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多，80年代以后就没了。我父亲那会儿烤的全是麻鸭，和县乌江镇那边的一条小船上，两个人一前一后赶鸭子下来，鸭子一路吃东西，沿着长江就到南京了。那种鸭子漂亮。”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和摄影记者黄宇，在和县乌江镇做卤菜20多年的师傅窦方亮家吃了一碗羊肉面后，赶往本地禽类宰杀龙头企业德隆禽业，试图寻找南京鸭子的产地来源。和县人窦方亮口中，与南京浦口区一桥之隔的乌江镇，这个项羽兵败自杀的地方，历来为南京源源不断地输出人力还有鸭子。
我们到达德隆的屠宰车间时，工人们正在取下流水线上一条条宰杀清理好的麻鸭，装入层层叠叠的筐中。8000只麻鸭，从活着进来，到干干净净进入冷链运输车，需要4个小时。据介绍，德隆禽业拥有日屠宰6万只樱桃谷鸭生产线，6万只湖水老鸭、水鸭生产线，2万只白番鸭、麻鸭生产线，2万只肉鹅生产线，6万只肉鸡生产线，1万只肉鸽生产线等六条大型生产线。
老窦告诉我，和县以前养鸭规模很大，但十几年前，这种家庭养殖模式受外来大型养殖场冲击，亏损较大，加上小型养殖面临的环保压力，规模已大不如前。近10年来，南京市区禁止宰杀活禽后，鸭子的集中宰杀，便交给和县大大小小的禽类屠宰厂。
一些养殖散户会将鸭子卖给小型屠宰厂，而像德隆这样的大型禽类屠宰企业，宰杀的鸭子主要来自山东、河南、苏北、东北等地。
我没有想到，是在和县的一家禽类屠宰厂，开始了解南京鸭子的鸭种变迁与食用分类。上世纪80年代末，引入美国樱桃谷鸭（也叫白条鸭、北京鸭）前，南京人不管做盐水鸭还是烤鸭，采用的都是传统麻鸭。
美食家金存海告诉我，与麻鸭相比，“樱桃谷鸭长得快，经济效益好，也肥也香，但是缺少风味，老一代人不爱吃这种鸭子”。
金陵饭店冷菜间主管陈恒斌，将这种风味描述为“麻鸭做的盐水鸭，吃起来会有一种板鸭的风味。同样的腌制时间，因为麻鸭的脂肪薄，肉更紧实”。一般来说，用来做盐水鸭的麻鸭，放养需要半年以上，饲养也要4个月。
樱桃谷鸭一般饲养3个月就可上市，有些地方甚至养一个多月就会出售。陈恒斌告诉我，虽然麻鸭风味更好，可由于品相不好，出肉率低，金陵饭店后来还是以白条鸭取代了麻鸭。
在屠宰厂，烤鸭和盐水鸭所用的鸭子宰杀后，取出内脏的开口位置不同，前者在翅膀下面，后者则在屁股下面。宰杀完毕的鸭子进入冷链车，一小时内便可抵达南京。樱桃谷鸭主要供给南京做烤鸭和盐水鸭，麻鸭则主要供给浙江做酱板鸭。
73岁的盐水鸭制作传人彭庆福，曾长期在金陵饭店做盐水鸭，退休后又帮助南京华泰万丽酒店做盐水鸭，他做盐水鸭的时间已近60年。
到南京不久，我的一个固有认识便被打破，原来南京人不仅爱吃盐水鸭，同样爱吃烤鸭。在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的卤菜店，烤鸭与盐水鸭几乎平分秋色。一个在南京居住十几年的朋友告诉我，南京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斩只鸭子吃吃”。对他们来说，两三天不吃鸭子，心里发慌。
南京人为何如此爱吃鸭子，以至南京成为远近闻名的“鸭都”？刚到南京那天，美食达人蒋鹤鸣带我们到以烧传统南京菜出名的春满园餐厅吃饭。
在他看来，南京人吃鸭子多，除了周边河汊遍布、适于养鸭外，与当地人口构成也有很大关系。“有句老话叫‘天下回回半金陵’，这里回民特别多，回民不吃猪肉，这里又不是山区，养不出多少牛羊，鸭子又比鸡好养，吃鸭子便成了一种自然选择。”
唐鲁孙也曾写道，当南京人詹吉第问他“为什么南京城里城外大小清真教的饭馆都多”，他的回答是：“我第一次到南京，发现城西一带穆斯林人数众多、清真寺多、教门馆子多，世交江士新兄告诉我说，因为明太祖的马皇后是一位穆斯林，所以回教在明朝极为盛行。后来到几座大的清真寺巡礼，发现那些寺院都是洪武年间兴建的，才知所言不假。”足见明代以来，南京回民便多。
金存海便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他发现早在元代，伊斯兰教信仰的阿拉伯人，便从泉州和杭州两个方向进入南京定居。金存海打开手机地图，特意标出两个地名：“这是长江，这个地方是浦口区的星甸，这里是江宁区的湖熟，两个地方一个江北一个江南夹住南京城。这两个地方都有大量回民居住，还在养殖传统麻鸭。”
如果说回民带动了南京人的吃鸭风潮，那么在金陵大厨与卤菜师傅的共同努力下，鸭子则成为南京人共同的美食标签。
节选自《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飞出南京》文 | 艾江涛
见证时代流变 守护美好记忆 江岸这几棵“有故事”的树有话要说
刚刚过去的植树节，让武汉市民的朋友圈掀起了一股植树热。种一棵树，表明市民生态保护理念不断提升，而真正体现一座城市生态治理智慧的，是如何保护一棵树。
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中，武汉本着“能保则保、能保尽保”的原则，不仅尽最大努力保留每一棵大树，还想尽办法提升它们的居住“幸福感”。
这些被努力保住的大树堪称武汉最牛的“钉子户”。为它们让路，既是守护人与树、树与城的情感，也是守护一座城市共同的美好记忆。
3月正是春天发芽的季节，为你讲述2个江岸大树保护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人与树的生命缠绕，城与树的生态相拥。
01
“ 它们是中山大道最老的法桐。只要它活一天，我们就要让它颐养天年。”
武汉美术馆门前有两棵大法桐，它们是中山大道最老的法桐。每到夏天，浓荫四合，站在树下就好像站在一个碧绿大幄中一样。
2016年中山大道改造时，这两棵大法桐原本要被移栽。年过花甲的武汉市政府参事胡全志闻讯后，紧急呼吁“刀下留树”，并开展调查走访和查阅文献。当时，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到现场观察大树的情况。当他看到大树下原有的花坛已经被推土机拆毁时，非常焦急。
1942年日占时期拍摄的老照片上出现了如今80岁的法桐（左边那一株）
胡全志说，经过他考证，其中那棵胸径近1米，冠幅约5米的法桐，树龄已经超过80岁，是中山大道上唯一的“80+”大树，另一株的树龄也达60岁以上。
这棵80岁以上的法桐，在一幅1942年日占时期拍摄的老照片上出现过，照片背景是武汉美术馆的前身——金城银行。当时，在银行的大院的大门内侧种有两株法桐，一边一棵，在老照片上清晰可见。直观感觉树龄约有10年，据此推算，这棵树应该种于1931年冬至1942年初，树龄现在为80年至90年左右。
近百年来，它们在车水马龙的中山大道街头，见证着时代的流变，也镌刻着武汉的文化基因。
2016年9月2日，胡全志向市园林和林业局提出书面建议《紧急呼吁保护中山大道唯一的法桐老树》，请求对这株法桐进行原地保护。市园林和林业局高度重视，组织了中山大道法桐保护专家咨询会。
来自华中农业大学、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湖北省林科院、武汉市农科院林业果树所、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的5位专家实地查看后，一致认为，中山大道武汉美术馆门前的两株大法桐，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应该进行原地保护。
为了保护好这两株法桐，相关单位对原规划方案进行了调整，将欧式喷泉改为地面式，草坪面积扩大。两株大龄法桐虽然都不在中轴线上，但也不妨碍景观效果， 均得以保留。
看到它们能够继续留在原地幸福生活，胡全志十分欣慰：“它们和武汉市民相伴这么多年，我们应该让它们颐养天年。”
02
“ 72年前的植树节我和妈妈一起种下这棵树。看到它，就会想起我的妈妈。”
珞珈山街上的珞园里，有两棵72岁的大法桐。
它们是88岁的孙昌桂在72年前的植树节，和妈妈一起亲手种下的。这么多年过去，孙昌桂还在守护着大树，他说：“看到它们，就想起了我的妈妈。”
孙昌桂回忆，1950年3月12日，街坊邻居们按照中国植树节的传统，自发组织起来植树。
当时，他16岁，妈妈张莲英48岁，妈妈和他在家门口实际上栽了3棵法桐树，临街两棵，房前一棵。
树苗比成年人大拇指略粗。种好以后，母亲经常给它们浇水。后来，这3棵法桐都长成了参天大树。
孙昌桂和妈妈张莲英的合影
1992年，房前那棵法桐被大风吹得连根拔起，还压坏了房子一角，被园林部门处置。剩下的两棵一直长势旺盛，枝繁叶茂。
张莲英1990年去世。孙昌桂最遗憾的是，以前家里没有照相机，没有和妈妈在法桐树下合影留念。
孙昌桂回忆说，没有空调的年代，夏天每当太阳快落山，邻居们纷纷搬出竹床，在法桐树下乘凉，一觉睡到天亮，邻里关系十分和谐。
孙昌桂参过军，支援过三线建设，后来从武汉一家医院负责人的任上退休。单位曾有福利分房机会，但他放弃了。原因之一，是舍不得离开老房子和这两棵树。
一棵树之于一座城市，是怎样的存在？
有时，它的寒来暑往、静默坚守能为城市赋予更多绿意；有时，它是人们热爱自然、陶冶情操、追求诗意生活的缩影；有时，它是城市不变的地标，是游子回乡后确定旧居的所在；有时，它是托举城市、用文化涵养城市，以点带面的助推器。
它们是城市的生态载体，也屡屡被这座城市创造出奇迹。
3月，正是植树播绿的季节。热爱自然，不仅仅是种下一棵树，更要呵护好这些与我们共同生活呼吸的“城市居民”。
因为呵护一棵树的生命，就是守护一座城的未来。
刚刚过去的植树节，让武汉市民的朋友圈掀起了一股植树热。种一棵树，表明市民生态保护理念不断提升，而真正体现一座城市生态治理智慧的，是如何保护一棵树。
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中，武汉本着“能保则保、能保尽保”的原则，不仅尽最大努力保留每一棵大树，还想尽办法提升它们的居住“幸福感”。
这些被努力保住的大树堪称武汉最牛的“钉子户”。为它们让路，既是守护人与树、树与城的情感，也是守护一座城市共同的美好记忆。
3月正是春天发芽的季节，为你讲述2个江岸大树保护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人与树的生命缠绕，城与树的生态相拥。
01
“ 它们是中山大道最老的法桐。只要它活一天，我们就要让它颐养天年。”
武汉美术馆门前有两棵大法桐，它们是中山大道最老的法桐。每到夏天，浓荫四合，站在树下就好像站在一个碧绿大幄中一样。
2016年中山大道改造时，这两棵大法桐原本要被移栽。年过花甲的武汉市政府参事胡全志闻讯后，紧急呼吁“刀下留树”，并开展调查走访和查阅文献。当时，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到现场观察大树的情况。当他看到大树下原有的花坛已经被推土机拆毁时，非常焦急。
1942年日占时期拍摄的老照片上出现了如今80岁的法桐（左边那一株）
胡全志说，经过他考证，其中那棵胸径近1米，冠幅约5米的法桐，树龄已经超过80岁，是中山大道上唯一的“80+”大树，另一株的树龄也达60岁以上。
这棵80岁以上的法桐，在一幅1942年日占时期拍摄的老照片上出现过，照片背景是武汉美术馆的前身——金城银行。当时，在银行的大院的大门内侧种有两株法桐，一边一棵，在老照片上清晰可见。直观感觉树龄约有10年，据此推算，这棵树应该种于1931年冬至1942年初，树龄现在为80年至90年左右。
近百年来，它们在车水马龙的中山大道街头，见证着时代的流变，也镌刻着武汉的文化基因。
2016年9月2日，胡全志向市园林和林业局提出书面建议《紧急呼吁保护中山大道唯一的法桐老树》，请求对这株法桐进行原地保护。市园林和林业局高度重视，组织了中山大道法桐保护专家咨询会。
来自华中农业大学、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湖北省林科院、武汉市农科院林业果树所、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的5位专家实地查看后，一致认为，中山大道武汉美术馆门前的两株大法桐，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应该进行原地保护。
为了保护好这两株法桐，相关单位对原规划方案进行了调整，将欧式喷泉改为地面式，草坪面积扩大。两株大龄法桐虽然都不在中轴线上，但也不妨碍景观效果， 均得以保留。
看到它们能够继续留在原地幸福生活，胡全志十分欣慰：“它们和武汉市民相伴这么多年，我们应该让它们颐养天年。”
02
“ 72年前的植树节我和妈妈一起种下这棵树。看到它，就会想起我的妈妈。”
珞珈山街上的珞园里，有两棵72岁的大法桐。
它们是88岁的孙昌桂在72年前的植树节，和妈妈一起亲手种下的。这么多年过去，孙昌桂还在守护着大树，他说：“看到它们，就想起了我的妈妈。”
孙昌桂回忆，1950年3月12日，街坊邻居们按照中国植树节的传统，自发组织起来植树。
当时，他16岁，妈妈张莲英48岁，妈妈和他在家门口实际上栽了3棵法桐树，临街两棵，房前一棵。
树苗比成年人大拇指略粗。种好以后，母亲经常给它们浇水。后来，这3棵法桐都长成了参天大树。
孙昌桂和妈妈张莲英的合影
1992年，房前那棵法桐被大风吹得连根拔起，还压坏了房子一角，被园林部门处置。剩下的两棵一直长势旺盛，枝繁叶茂。
张莲英1990年去世。孙昌桂最遗憾的是，以前家里没有照相机，没有和妈妈在法桐树下合影留念。
孙昌桂回忆说，没有空调的年代，夏天每当太阳快落山，邻居们纷纷搬出竹床，在法桐树下乘凉，一觉睡到天亮，邻里关系十分和谐。
孙昌桂参过军，支援过三线建设，后来从武汉一家医院负责人的任上退休。单位曾有福利分房机会，但他放弃了。原因之一，是舍不得离开老房子和这两棵树。
一棵树之于一座城市，是怎样的存在？
有时，它的寒来暑往、静默坚守能为城市赋予更多绿意；有时，它是人们热爱自然、陶冶情操、追求诗意生活的缩影；有时，它是城市不变的地标，是游子回乡后确定旧居的所在；有时，它是托举城市、用文化涵养城市，以点带面的助推器。
它们是城市的生态载体，也屡屡被这座城市创造出奇迹。
3月，正是植树播绿的季节。热爱自然，不仅仅是种下一棵树，更要呵护好这些与我们共同生活呼吸的“城市居民”。
因为呵护一棵树的生命，就是守护一座城的未来。
及时果断 敢于担当---三十六团司法所妥善调处群体纠纷促和谐
3月15日晚10时许，经过三十六团司法所工作人员和团专职人民调解员连续两天的调解，一起群体讨薪纠纷终于得到调解，随后乌鲁克垦区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司法确认，26名来自湖南常德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3月16日上午，他们乘坐米兰至乌鲁木齐的列车踏上了返乡的路。
——务工人员围机关，及时调解速劝返
“喂，司法所吗，团机关来了几十个外来务工人员要工资，你们赶快过来一下……”
3月14日上午，三十六团司法所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到机关门口，结合《信访条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民法典》的相关要求，对外来务工人员讲解他们遇到问题的处理办法以及他们现在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并建议所有人员到司法所，由务工人员派代表和施工方协商。
经过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解和劝说，全体外来务工人员终于同意回到司法所进行协商。但从他们的眼神上，可以看出，他们心有不甘，因为他们反映，此前多次协商，一直没有协商成功，所以对此次协商也不抱任何希望。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工作人员为机关解围的“缓兵之计”。
回到司法所调解室后，工作人员为他们倒水，让他们坐下回复一下心情，慢慢的，大家激动地情绪缓和了下来，为下一步顺利调解纠纷奠定了基础。
——千里之外来挣钱，无事可干生纠纷
所有人员到司法所后，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务工人员务工及工资拖欠情况，及时谋划调解策略。
原来，今年2月，个体老板王某在湖南老家召集亲戚、朋友、老乡，说在三十六团承包了一个基建项目需要施工人员，于是，经过左邻右舍的宣传，有26个人自愿报名到三十六团跟着王某务工。他们和王某签订了务工合同后，于2月14日乘坐火车到达若羌县，当前晚上，王某派车将他们26人接回三十六团，他们本以为这下到了目的地，可以安心的好好挣钱了。他们家里孩子上学等着用钱，老人看病等着用钱……
他们来到三十六团后，第二天，王某给他们介绍了自己承包的工程的初步规划、工程规模、目标等，他们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要在这里好好地挣钱了。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王某除了安排人员处理好他们的食宿之外，丝毫不提务工之事，一周过去了，他们每天就坐着无事可干。于是，他们坐不住了，其中几个人找到王某，要求王某给他们说明情况，如果王某不能说明情况，就给他们支付车费，他们愿意返回湖南老家。
在大家的一再追问下，王某终于隐瞒不住了。原来，王某承包的某工程因为手续问题，一直没有签订合同，致使工期延误，直到现在还未允许进场施工。但是，王某答应在2月份以内，工程合同的事一定可以办下来，最晚可以在2月底进场施工。同时，对于前期的误工，王某愿意依照合同对所有务工人员给予误工补贴。
看到王某如此坦诚，而且平时对大家的食宿方面也照顾的很好，又是湖南老乡，大家相信了王某的承诺，同意在二月底进场施工。
进入三月份后，慢慢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本是干活挣钱的大好时节，但王某的工程项目依旧不见进展，3月份过去了一周，王某还是没有让大家开始干活。这下，大伙儿着急了，纷纷要求王某赔偿损失，支付路费，但双方在自己协商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于是，部分务工人员到若羌县，要求若羌县劳务监察部门处理他们的劳务纠纷，但由于手续不全，也未能妥善处理。
因为他们居住的地点处于三十六团和若羌县中间的位置，于是在双方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他们于3月14日来到三十六团机关，要求三十六团机关相关部门妥善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围在机关大门口的一幕。
——心平气和来调解，互谅互让签协议
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找来纠纷当事人王某，核实务工人员反映的实际情况。王某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情况无异议，并承认确实是因为自己和承包方的合同出了问题，导致这么多外来务工人员出现务工情况。同时他表示，自己的工程肯定会在近期内开工，如果对方愿意留下来，他愿意向对方补偿适量的误工费。
在征求务工人员的意见时，大家表示，王某必须在当天全额支付误工费，他们愿意留下来。由于王某工程还未开工，前期已经投入很多的钱，无力支付误工费，此调解方案未能成功。
在务工人员坚定要回家的前提下，工作人员提出了由王某补偿误工费和返程路费的建议。双方同意在此基础上进行协商，但在协商的过程中，双方在误工费数额上发生分歧，务工人员要求按照双方约定支付误工费，但王某认为所有人员在来到三十六团后，没有干一天活，自己在生活食宿方面也没有亏待大家，要求适度减少误工费数额。
双方争执不下，工作人员查看了双方此前签订的协议里关于误工费支付的约定。双方在2月份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误工补偿依照工种，每天300元至500元不等。于是工作人员提出了解决方案：在王某补偿务工人员来回路费的情况下，务工人员适度减少务工补贴。
此时，双方已经心平气和，把心思放在解决问题上来了，看到问题有利于妥善解决，于是同意了工作人员提出的解决方案。经过调解，王某支付每名务工人员交通费1200元，分期支付每名务工人员0.75万元至1.3万元误工费。经过当事人申请，乌鲁克垦区人民法院于当日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了司法确认。
3月16日，26名外来务工人员乘坐火车返乡，一起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的矛盾纠纷经过司法所工作人员积极的调解，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干警提示：
如何合法有效的讨薪
1、先协商
先争取协商解决。协商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要联合起来，可以选出代表协商;
②要主动亮出证据，并注意通过录音等方式保存协商记录;
2、拨打12333、12348、12351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热线：12333
法律援助热线：12348
3、找政府
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可拨打劳动保障监察部门“12333”热线，登录当地社保部门官网，或直接前往当地劳动监察机构投诉。
4、申请仲裁
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打官司
分三种情况：
针对劳动纠纷案件，经劳动仲裁后任何一方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仲裁后都服从，劳动仲裁裁决生效后，用人单位不执行的，农民工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属于劳务欠款类的可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6、申请免费法律援助
打不起官司的讨薪农民工，可以向欠薪的老板和单位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请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免费帮你打官司。
（通讯员：许智新 郑聪超）
3月15日晚10时许，经过三十六团司法所工作人员和团专职人民调解员连续两天的调解，一起群体讨薪纠纷终于得到调解，随后乌鲁克垦区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司法确认，26名来自湖南常德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3月16日上午，他们乘坐米兰至乌鲁木齐的列车踏上了返乡的路。
——务工人员围机关，及时调解速劝返
“喂，司法所吗，团机关来了几十个外来务工人员要工资，你们赶快过来一下……”
3月14日上午，三十六团司法所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到机关门口，结合《信访条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民法典》的相关要求，对外来务工人员讲解他们遇到问题的处理办法以及他们现在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并建议所有人员到司法所，由务工人员派代表和施工方协商。
经过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解和劝说，全体外来务工人员终于同意回到司法所进行协商。但从他们的眼神上，可以看出，他们心有不甘，因为他们反映，此前多次协商，一直没有协商成功，所以对此次协商也不抱任何希望。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工作人员为机关解围的“缓兵之计”。
回到司法所调解室后，工作人员为他们倒水，让他们坐下回复一下心情，慢慢的，大家激动地情绪缓和了下来，为下一步顺利调解纠纷奠定了基础。
——千里之外来挣钱，无事可干生纠纷
所有人员到司法所后，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务工人员务工及工资拖欠情况，及时谋划调解策略。
原来，今年2月，个体老板王某在湖南老家召集亲戚、朋友、老乡，说在三十六团承包了一个基建项目需要施工人员，于是，经过左邻右舍的宣传，有26个人自愿报名到三十六团跟着王某务工。他们和王某签订了务工合同后，于2月14日乘坐火车到达若羌县，当前晚上，王某派车将他们26人接回三十六团，他们本以为这下到了目的地，可以安心的好好挣钱了。他们家里孩子上学等着用钱，老人看病等着用钱……
他们来到三十六团后，第二天，王某给他们介绍了自己承包的工程的初步规划、工程规模、目标等，他们满心欢喜的以为自己要在这里好好地挣钱了。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王某除了安排人员处理好他们的食宿之外，丝毫不提务工之事，一周过去了，他们每天就坐着无事可干。于是，他们坐不住了，其中几个人找到王某，要求王某给他们说明情况，如果王某不能说明情况，就给他们支付车费，他们愿意返回湖南老家。
在大家的一再追问下，王某终于隐瞒不住了。原来，王某承包的某工程因为手续问题，一直没有签订合同，致使工期延误，直到现在还未允许进场施工。但是，王某答应在2月份以内，工程合同的事一定可以办下来，最晚可以在2月底进场施工。同时，对于前期的误工，王某愿意依照合同对所有务工人员给予误工补贴。
看到王某如此坦诚，而且平时对大家的食宿方面也照顾的很好，又是湖南老乡，大家相信了王某的承诺，同意在二月底进场施工。
进入三月份后，慢慢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本是干活挣钱的大好时节，但王某的工程项目依旧不见进展，3月份过去了一周，王某还是没有让大家开始干活。这下，大伙儿着急了，纷纷要求王某赔偿损失，支付路费，但双方在自己协商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于是，部分务工人员到若羌县，要求若羌县劳务监察部门处理他们的劳务纠纷，但由于手续不全，也未能妥善处理。
因为他们居住的地点处于三十六团和若羌县中间的位置，于是在双方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他们于3月14日来到三十六团机关，要求三十六团机关相关部门妥善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围在机关大门口的一幕。
——心平气和来调解，互谅互让签协议
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找来纠纷当事人王某，核实务工人员反映的实际情况。王某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情况无异议，并承认确实是因为自己和承包方的合同出了问题，导致这么多外来务工人员出现务工情况。同时他表示，自己的工程肯定会在近期内开工，如果对方愿意留下来，他愿意向对方补偿适量的误工费。
在征求务工人员的意见时，大家表示，王某必须在当天全额支付误工费，他们愿意留下来。由于王某工程还未开工，前期已经投入很多的钱，无力支付误工费，此调解方案未能成功。
在务工人员坚定要回家的前提下，工作人员提出了由王某补偿误工费和返程路费的建议。双方同意在此基础上进行协商，但在协商的过程中，双方在误工费数额上发生分歧，务工人员要求按照双方约定支付误工费，但王某认为所有人员在来到三十六团后，没有干一天活，自己在生活食宿方面也没有亏待大家，要求适度减少误工费数额。
双方争执不下，工作人员查看了双方此前签订的协议里关于误工费支付的约定。双方在2月份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误工补偿依照工种，每天300元至500元不等。于是工作人员提出了解决方案：在王某补偿务工人员来回路费的情况下，务工人员适度减少务工补贴。
此时，双方已经心平气和，把心思放在解决问题上来了，看到问题有利于妥善解决，于是同意了工作人员提出的解决方案。经过调解，王某支付每名务工人员交通费1200元，分期支付每名务工人员0.75万元至1.3万元误工费。经过当事人申请，乌鲁克垦区人民法院于当日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了司法确认。
3月16日，26名外来务工人员乘坐火车返乡，一起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的矛盾纠纷经过司法所工作人员积极的调解，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干警提示：
如何合法有效的讨薪
1、先协商
先争取协商解决。协商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要联合起来，可以选出代表协商;
②要主动亮出证据，并注意通过录音等方式保存协商记录;
2、拨打12333、12348、12351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热线：12333
法律援助热线：12348
3、找政府
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可拨打劳动保障监察部门“12333”热线，登录当地社保部门官网，或直接前往当地劳动监察机构投诉。
4、申请仲裁
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打官司
分三种情况：
针对劳动纠纷案件，经劳动仲裁后任何一方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仲裁后都服从，劳动仲裁裁决生效后，用人单位不执行的，农民工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属于劳务欠款类的可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6、申请免费法律援助
打不起官司的讨薪农民工，可以向欠薪的老板和单位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请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免费帮你打官司。
（通讯员：许智新 郑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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