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风行的《吴京卿节本天演论》，曾被很多学校采用为国文教科书，胡适在上海澄衷学堂读的也是这个节本。吴京卿即吴汝纶，严复翻译完《天演论》，寄给吴汝纶请求指正，后来几乎完全接受了吴汝纶的建议，并大部分接受了吴汝纶拟定的小标题。另外，吴汝纶在日记中还节录了《天演论》，去世后，其子吴闿生发现此一节录，交给吴芝瑛之夫廉泉经营的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节录本只有原文的三分之一，文字简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主旨突出。吴汝纶节本推进了《天演论》传播，“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这也是胡适（原名胡洪骍）得名的由来。

清末新政，严复从上海到安庆，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读《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当时革命党人反对立宪派，曾攻击严复：“他在安庆高等学堂里面，天天抽鸦片，一个人都不会，一件事都不做，每月白白的骗五百块大洋”。二十多年后，郁达夫从上海到安庆，任教省立安徽大学文学院，一个星期就离开了，一堂课也没上。回沪后居然向安大索薪，安大居然也支付了他一学期的薪水，据王映霞回忆，他们夫妇后来用这笔钱在杭州购置“风雨茅庐”。

以原著为中心对翻译标准的认定是什么呢？
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堪称最高翻译原则。

在《天演论》的例言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这是他对翻译工作的基本看法，后来成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

“信”就是精确，翻译一定要翻得很准确，不能将白的变成黑的或灰的；“达”就是能将意思传递到读者身上，通过作者“化”的过程，将外国的思想、观念传送到读者的思想中。

“信”跟“达”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可以兼顾，但也可能有相当多内在的矛盾，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翻译作品能够“信”，但是不一定能“达”。

例如，很多翻译的书看起来好像很准确，意思却都不易看懂，读完以后往往让读者不知所云，这就是“信”而不“达”，直译的作品常会有此一缺陷（鲁迅的翻译作品多用直译）。第三个标准是“雅”，亦即用典雅的文字从事翻译工作。#大学问图书#

黄克武 | 《笔醒山河·信达雅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