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战“疫”看春来——坚决守住这座温暖的城
3月11日，沉寂了十余天的阳曲一中，又听到久违的琅琅书声。初春的气息最为迷人，春风和煦，枝头绽绿，打赢了这一轮疫情遭遇战的太原，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一场波及我市两所中学2744名师生的疫情危机，在市委、市政府的果断决策以及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迅速化解，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警务人员、网格员、志愿者和广大群众上下一心，最终交出了一份“5例确诊病例，未发生社会面扩散”的高分答卷。
这份“高分答卷”是太原防疫一盘棋的时时在线，更考验着一座城市在应急之下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在当前国内疫情点多、面广、频发的形势下，守住“太原阵地”尤显来之不易。
靠前部署 绘就“防疫作战图”
这一次，决策更加给力。
此前，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太原市顶住了周边省市一波波逼近的疫情，我市已有近700天本土确诊病例“零报告”。这背后不仅仅是党委、政府科学防控疫情能力的提升，也是无数基层工作人员不辞劳苦、默默无闻的付出。
“忻州市忻府区报告1名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为内蒙古入晋人员，曾在我市停留。”2月22日晚，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被一个疫情通报电话打破。2月23日，我市在主动检测中，发现这一确诊病例曾在市六十六中高中部停留10分钟，随后离校。2月24日凌晨，市委接到紧急报告“市六十六中一名学生复检阳性”。
面对疫情，防疫集结号即时吹响。
市委立即向省委、省政府汇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韦韬第一时间赶赴市疾控中心指挥调度，紧急部署，果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封控管理、流调溯源、核酸检测、隔离点准备等作出具体安排。2月24日当天，韦韬在市“两会”上又主持召开了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安排部署，决定成立工作专班，亲自担任总指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新伟担任副总指挥，市委常委、副市长分别担任综合协调、流调溯源、隔离酒店、封控管理、核酸检测、人员转运、医疗救治、物资储备等工作专班的负责人，明确职能、压紧责任，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风险。2月25日下午6时，市“两会”刚刚闭幕，韦韬、张新伟直奔重点封控场所逐一检查，核实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一张科学详尽的“作战图”迅速制定出台。
随后几天，根据疫情变化，在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坚强领导下，市疫情防控办适时调整防控措施，及时向学生家长公布专用咨询电话，安排专人接听，做好解释、安抚工作；保障红、黄码及绿码有星号人员就医需求，为封（管）控区域内人员开辟畅通的就医渠道；坚持精准管控，动态调整“封、管、防”三区范围，在严防疫情传播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更为贴心的是，考虑到健康码异常人群无法入住酒店的问题，我市还开放定点酒店作为健康驿站……
一条条战“疫”措施既有“力度”，更有“温度”，每一步，都想在前面，更走在前面。
星夜转运 勇敢者的奔跑
这一次，昼夜守护依然。
“把孩子们平安送到父母手上，我们的任务算告一段落。”3月11日上午，南寨派出所所长彭磊协同街道工作人员与市六十六中办理交接手续。从2月23日，学校封控初始，他们协助1144名在校师生安全转运至指定隔离酒店，随后又24小时不间断坚守封控区域，协同卫健部门完成校园消杀……至此，对市六十六中周边15天的封控任务圆满完成。
2月24日0时，两所学校师生隔离转运正式启动。太原公交集团公司接到转运任务后，迅速组成转运工作专班，抽调精干力量，赶往转运学校集结。在转运开始前，公安部门已经周密部署，确定转运路线，联系隔离酒店，跟车转运，确保师生及接触人员安全。
深夜，透过车窗，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带着几许担忧，让人心疼。“同学们不要慌张，服从指挥排好队，一会儿到了酒店，大家就可以休息了……”这一夜，48辆转运车用了14个小时，将市六十六中师生安全送至隔离酒店。
“疫情中最勇敢的奔跑，不是朝着家的方向，不是走向安全的后方，而是去往最危险的战场。”2月25日晚9时许，阳曲县公安局巡警大队院里警灯闪烁。简单动员后，阳曲县公安局副局长王绍国下达登车命令。301名民警互相检查防护装备后，迅速前往封控区阳曲一中，转运全体师生。
厚重的防护服，粗重的呼吸声，寒夜里呼出的哈气在护目镜上瞬间凝结，化作一道道水珠。经过整整一夜的忙碌，当阳曲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将师生们安全转运至指定隔离酒店时，已天光大亮。
转运任务结束，2月25日清晨，尖草坪分局300名民警又在迎新街区域集结。南寨、迎新街派出所负责内围人员管理和车辆管控，分局机关各科室警力全部下沉一线，守牢外围防线。2月26日，初春的尖草坪区格外冷清。民警郑荣昶发现有位老人在社区门口徘徊，原来老人受伤了，想买点消炎药。郑荣昶穿好防护服，将买好的药送到老人手中，“大爷，我既是警察，也是您的孩子。”
隔离不隔爱，封控不封情，公安民警以细致入微的管理与服务，守护着辖区群众的安全与健康。
白衣执甲 为了孩子的笑容
这一次，医务人员依旧艰辛。
为彻底排查潜在人群感染者，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尖草坪区要在2月26日、27日完成两次全员核酸检测，这需要大量医护人员支援。
2月26日凌晨，夜色还未消散，我市31所医院的1461名医护人员已集结完毕，携带物资奔赴尖草坪区指定社区开展核酸采样。他们中有人刚下夜班，来不及休息；有人深夜接到通知，立刻赶到医院。他们穿上防护服就是战士，不吃不喝站立在寒风中几个小时，更有甚者十几个小时，都在进行核酸采样。
与病毒赛跑，不分男女，不分白昼黑夜。一个又一个白衣英雄，再次为太原人民筑起了安全防线。
基层力量 你永远可以相信
这一次，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和志愿者仍是基层防疫主力。
一个电话、一个指令，他们就走出家门，逆行向前。组织采样、送菜上门、买药送医……这些琐碎又重要的工作，保障了居民生活，稳定了人心。
这段时间，兴安社区网格员李瑞瑞和她的“小电驴”成为居民眼里一道最美的“风景线”。早上不到8时，李瑞瑞披起“战甲”，化身“大白”，骑上“小电驴”赶到卡口，接上医护人员，再返回小区，为兴安苑东区居家隔离的13户33名居民上门采样。此次疫情以来，市六十六中周边被划为管控区，尤其是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兴安苑东区，是兴安社区最大的小区，人口多，独居老人多，疫情相关人员多，疫情防控风险大、任务重。
此前，已经5次上门采样，李瑞瑞和采样人员已摸索出了经验，为节省时间，两个“大白”挤在电动车上赶路。“大娘，您今天感觉怎么样，血压平稳吗？”采样期间，李瑞瑞得知大娘的降压药快吃完了，她记下药名，临走时顺手拎走门口的垃圾袋，马不停蹄赶往下一户。直至上午11时，13户入户采样全部完成。
脱下“天使白”，再穿上“志愿红”，李瑞瑞又化身为“救火队员”。居民李先生因病需要到医院，可健康码是黄码，不能出门。李瑞瑞赶紧联系包联医师，帮他申请就医。每天与隔离人员见面，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生活需求，为居民代购、代办是每天的必修课。李瑞瑞说：“多跑几趟没关系，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心他们，送去温暖和希望。”
网格员的付出，居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新城小区的网格员总能收到居民送来的爱心奶茶和午餐；看到凤凰小区网格员站得太久，脚肿到无法穿鞋，有人悄悄送来好几双大码新鞋……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许许多多“抗疫者”用真情大爱架起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此次，全市统筹调度660个基层党组织、1.7万余名党员干部，与各条战线深度融合、协调联动，扎实做好隔离群众、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生活保障。
科技赋能 筑起“智慧防线”
“先生，不好意思，您的健康码是黄码，不能进入机场。”2月26日，正准备登机的市民王先生被工作人员拦下，着急出差的他顿时急了。经过核实，王先生曾在山西白求恩医院做过核酸检测，与忻州市的确诊病例存在时空交集，需要居家隔离，健康监测。疫情期间，像王先生这样健康码突然变黄的情况不在少数，一时间，“保住绿码”成了大家最重要的事。
“事前预警”“事后追踪”……为降低疫情影响，充分发挥大数据应用的关键作用，太原市成立了由卫生健康、工信、便民服务热线等部门组成的赋码工作专班，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健康码赋码管理，截至2月26日下午5时，我市确定的首个防范区尖草坪区已有近49万人健康码被赋黄码。一旦被赋黄码，不仅自己要健康监测，不能进入公共场所，共同居住的家人、孩子也受影响。此后，10086人工客服、12345热线等都接到大量市民反馈。
其实，如此大范围赋码，看似带来不便的背后，是我市对群众生命安全的责任和担当。
健康码管理并非“一刀切”。在靠前一档，最大程度把疫情管控到可控范围后，我市进一步完善健康码动态管理，制定《太原市健康码管控实施细则（试行）》，全流程优化数据收集、精准赋码、即时解码、申诉处置等各个环节。在全市范围严格执行红、黄码限制出行制度，全覆盖式查验“两码”，有效发挥预警作用。3月2日，太原市疫情防控办还组织专家编写了12类健康码知识问答，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经核实对于确实未在相关管控区域停留，或与相关病例无时空交集的居民，及时调整为绿码。
健康码动态调整，让10086人工客服平台来电量激增。为了能尽快回复每个咨询，10086人工客服启动应急预案，800余名客服全员上岗，后勤、行政工作人员也补充进来。从2月24日至3月10日，太原移动分批次提供了28人的感染和密切接触者大数据名单，及上万人的时空伴随者名单，为疫情风险管控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这一次，防控细节依然处处暖心。
“你好，这里是12345热线”“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接线员的声音此起彼伏。2月24日起，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热得“发烫”，每天近2万通咨询电话，涨幅达72%，热线平台调集全体工作人员支援话务一线。
成珺是大数据部智能化应用组组长，她的主要工作是同步更新热线平台的“知识库”，方便接线员及时查阅回复市民的疑问。我市实施赋码管理后，涉及黄码的咨询“打爆”了热线。他们立刻成立“疫情信息核查专班”，持续更新最新政策。
刘婷是转办回访部主管，住在尖草坪区新兰路，健康码也“黄”了，只得居家隔离。得知热线被“打爆”，她也没闲着，开动脑筋，写方案、发布防疫小视频，为忙碌在一线的同事分担压力。他们制作发布的《健康码五问》等小视频，第一时间解答群众疑问。
2月24日至3月10日，12345热线累计接听市民来电26万通，涉及疫情防控的就有18万通。“太原12345”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累计浏览量达32万，公众号“微查询”版块提供自助查询服务7万人次。
“黄码不用怕，在太原有住处。”长沙的李先生来太原出差，想不到赶上了疫情，健康码出现异常。原本他很担心没办法住酒店，可没想到太原市专门为健康码异常人群指定酒店作为健康驿站。李先生入住希尔顿欢朋酒店健康驿站后，一日三餐不重样，并且送餐上门，每天两次专人收集体温数据。据初步统计，健康驿站已有243人入住。“酒店很舒服，让人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温暖。”
更令人欣慰的是，为有效应对疫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媒体持续通过报纸、视频、图解以及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广泛宣传我市防疫的最新举措和实时进展，回应群众关切。
没有社会面扩散，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没有层层加码，在这一场与病毒较量的接力赛中，太原跑赢了！
太原高度，给人信心。太原速度，令人振奋。太原精度，让人放心。太原力度，使人安心。太原温度，让人暖心。
短评
从严从紧再出发
当所有人同时信任一座城，必是因为这座城一直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信念。
面对“卷土重来”的疫情，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群众守住了来之不易的安宁。
这份安宁，也来自全体市民的信任、支持与配合，更是太原抗疫的最大底气与力量源泉。
当前，国内疫情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等特点，我市防输入、防扩散、防外溢的压力仍然较大，此刻依然有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以及网格员等默默坚守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前行。疫情防控工作没有“局外人”，疫情防控责任没有“隔离区”，每个人都是城市防疫的第一道防线，每个人都是筑牢疫情防控网的重要一环。
春天来了，春天昭示希望，春天预示未来。让我们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更加凝心聚力，接续奋进，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不放松，以更加精准细致的工作，以更加严格有效的举措，把基层基础做扎实，把应急准备做充分，时刻绷紧一根弦，从严从紧再出发，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太原阵地”。
来源：太原日报
3月11日，沉寂了十余天的阳曲一中，又听到久违的琅琅书声。初春的气息最为迷人，春风和煦，枝头绽绿，打赢了这一轮疫情遭遇战的太原，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一场波及我市两所中学2744名师生的疫情危机，在市委、市政府的果断决策以及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迅速化解，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警务人员、网格员、志愿者和广大群众上下一心，最终交出了一份“5例确诊病例，未发生社会面扩散”的高分答卷。
这份“高分答卷”是太原防疫一盘棋的时时在线，更考验着一座城市在应急之下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在当前国内疫情点多、面广、频发的形势下，守住“太原阵地”尤显来之不易。
靠前部署 绘就“防疫作战图”
这一次，决策更加给力。
此前，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太原市顶住了周边省市一波波逼近的疫情，我市已有近700天本土确诊病例“零报告”。这背后不仅仅是党委、政府科学防控疫情能力的提升，也是无数基层工作人员不辞劳苦、默默无闻的付出。
“忻州市忻府区报告1名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为内蒙古入晋人员，曾在我市停留。”2月22日晚，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被一个疫情通报电话打破。2月23日，我市在主动检测中，发现这一确诊病例曾在市六十六中高中部停留10分钟，随后离校。2月24日凌晨，市委接到紧急报告“市六十六中一名学生复检阳性”。
面对疫情，防疫集结号即时吹响。
市委立即向省委、省政府汇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韦韬第一时间赶赴市疾控中心指挥调度，紧急部署，果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封控管理、流调溯源、核酸检测、隔离点准备等作出具体安排。2月24日当天，韦韬在市“两会”上又主持召开了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安排部署，决定成立工作专班，亲自担任总指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新伟担任副总指挥，市委常委、副市长分别担任综合协调、流调溯源、隔离酒店、封控管理、核酸检测、人员转运、医疗救治、物资储备等工作专班的负责人，明确职能、压紧责任，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风险。2月25日下午6时，市“两会”刚刚闭幕，韦韬、张新伟直奔重点封控场所逐一检查，核实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一张科学详尽的“作战图”迅速制定出台。
随后几天，根据疫情变化，在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坚强领导下，市疫情防控办适时调整防控措施，及时向学生家长公布专用咨询电话，安排专人接听，做好解释、安抚工作；保障红、黄码及绿码有星号人员就医需求，为封（管）控区域内人员开辟畅通的就医渠道；坚持精准管控，动态调整“封、管、防”三区范围，在严防疫情传播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更为贴心的是，考虑到健康码异常人群无法入住酒店的问题，我市还开放定点酒店作为健康驿站……
一条条战“疫”措施既有“力度”，更有“温度”，每一步，都想在前面，更走在前面。
星夜转运 勇敢者的奔跑
这一次，昼夜守护依然。
“把孩子们平安送到父母手上，我们的任务算告一段落。”3月11日上午，南寨派出所所长彭磊协同街道工作人员与市六十六中办理交接手续。从2月23日，学校封控初始，他们协助1144名在校师生安全转运至指定隔离酒店，随后又24小时不间断坚守封控区域，协同卫健部门完成校园消杀……至此，对市六十六中周边15天的封控任务圆满完成。
2月24日0时，两所学校师生隔离转运正式启动。太原公交集团公司接到转运任务后，迅速组成转运工作专班，抽调精干力量，赶往转运学校集结。在转运开始前，公安部门已经周密部署，确定转运路线，联系隔离酒店，跟车转运，确保师生及接触人员安全。
深夜，透过车窗，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带着几许担忧，让人心疼。“同学们不要慌张，服从指挥排好队，一会儿到了酒店，大家就可以休息了……”这一夜，48辆转运车用了14个小时，将市六十六中师生安全送至隔离酒店。
“疫情中最勇敢的奔跑，不是朝着家的方向，不是走向安全的后方，而是去往最危险的战场。”2月25日晚9时许，阳曲县公安局巡警大队院里警灯闪烁。简单动员后，阳曲县公安局副局长王绍国下达登车命令。301名民警互相检查防护装备后，迅速前往封控区阳曲一中，转运全体师生。
厚重的防护服，粗重的呼吸声，寒夜里呼出的哈气在护目镜上瞬间凝结，化作一道道水珠。经过整整一夜的忙碌，当阳曲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将师生们安全转运至指定隔离酒店时，已天光大亮。
转运任务结束，2月25日清晨，尖草坪分局300名民警又在迎新街区域集结。南寨、迎新街派出所负责内围人员管理和车辆管控，分局机关各科室警力全部下沉一线，守牢外围防线。2月26日，初春的尖草坪区格外冷清。民警郑荣昶发现有位老人在社区门口徘徊，原来老人受伤了，想买点消炎药。郑荣昶穿好防护服，将买好的药送到老人手中，“大爷，我既是警察，也是您的孩子。”
隔离不隔爱，封控不封情，公安民警以细致入微的管理与服务，守护着辖区群众的安全与健康。
白衣执甲 为了孩子的笑容
这一次，医务人员依旧艰辛。
为彻底排查潜在人群感染者，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尖草坪区要在2月26日、27日完成两次全员核酸检测，这需要大量医护人员支援。
2月26日凌晨，夜色还未消散，我市31所医院的1461名医护人员已集结完毕，携带物资奔赴尖草坪区指定社区开展核酸采样。他们中有人刚下夜班，来不及休息；有人深夜接到通知，立刻赶到医院。他们穿上防护服就是战士，不吃不喝站立在寒风中几个小时，更有甚者十几个小时，都在进行核酸采样。
与病毒赛跑，不分男女，不分白昼黑夜。一个又一个白衣英雄，再次为太原人民筑起了安全防线。
基层力量 你永远可以相信
这一次，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和志愿者仍是基层防疫主力。
一个电话、一个指令，他们就走出家门，逆行向前。组织采样、送菜上门、买药送医……这些琐碎又重要的工作，保障了居民生活，稳定了人心。
这段时间，兴安社区网格员李瑞瑞和她的“小电驴”成为居民眼里一道最美的“风景线”。早上不到8时，李瑞瑞披起“战甲”，化身“大白”，骑上“小电驴”赶到卡口，接上医护人员，再返回小区，为兴安苑东区居家隔离的13户33名居民上门采样。此次疫情以来，市六十六中周边被划为管控区，尤其是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兴安苑东区，是兴安社区最大的小区，人口多，独居老人多，疫情相关人员多，疫情防控风险大、任务重。
此前，已经5次上门采样，李瑞瑞和采样人员已摸索出了经验，为节省时间，两个“大白”挤在电动车上赶路。“大娘，您今天感觉怎么样，血压平稳吗？”采样期间，李瑞瑞得知大娘的降压药快吃完了，她记下药名，临走时顺手拎走门口的垃圾袋，马不停蹄赶往下一户。直至上午11时，13户入户采样全部完成。
脱下“天使白”，再穿上“志愿红”，李瑞瑞又化身为“救火队员”。居民李先生因病需要到医院，可健康码是黄码，不能出门。李瑞瑞赶紧联系包联医师，帮他申请就医。每天与隔离人员见面，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生活需求，为居民代购、代办是每天的必修课。李瑞瑞说：“多跑几趟没关系，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心他们，送去温暖和希望。”
网格员的付出，居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新城小区的网格员总能收到居民送来的爱心奶茶和午餐；看到凤凰小区网格员站得太久，脚肿到无法穿鞋，有人悄悄送来好几双大码新鞋……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许许多多“抗疫者”用真情大爱架起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此次，全市统筹调度660个基层党组织、1.7万余名党员干部，与各条战线深度融合、协调联动，扎实做好隔离群众、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生活保障。
科技赋能 筑起“智慧防线”
“先生，不好意思，您的健康码是黄码，不能进入机场。”2月26日，正准备登机的市民王先生被工作人员拦下，着急出差的他顿时急了。经过核实，王先生曾在山西白求恩医院做过核酸检测，与忻州市的确诊病例存在时空交集，需要居家隔离，健康监测。疫情期间，像王先生这样健康码突然变黄的情况不在少数，一时间，“保住绿码”成了大家最重要的事。
“事前预警”“事后追踪”……为降低疫情影响，充分发挥大数据应用的关键作用，太原市成立了由卫生健康、工信、便民服务热线等部门组成的赋码工作专班，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健康码赋码管理，截至2月26日下午5时，我市确定的首个防范区尖草坪区已有近49万人健康码被赋黄码。一旦被赋黄码，不仅自己要健康监测，不能进入公共场所，共同居住的家人、孩子也受影响。此后，10086人工客服、12345热线等都接到大量市民反馈。
其实，如此大范围赋码，看似带来不便的背后，是我市对群众生命安全的责任和担当。
健康码管理并非“一刀切”。在靠前一档，最大程度把疫情管控到可控范围后，我市进一步完善健康码动态管理，制定《太原市健康码管控实施细则（试行）》，全流程优化数据收集、精准赋码、即时解码、申诉处置等各个环节。在全市范围严格执行红、黄码限制出行制度，全覆盖式查验“两码”，有效发挥预警作用。3月2日，太原市疫情防控办还组织专家编写了12类健康码知识问答，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经核实对于确实未在相关管控区域停留，或与相关病例无时空交集的居民，及时调整为绿码。
健康码动态调整，让10086人工客服平台来电量激增。为了能尽快回复每个咨询，10086人工客服启动应急预案，800余名客服全员上岗，后勤、行政工作人员也补充进来。从2月24日至3月10日，太原移动分批次提供了28人的感染和密切接触者大数据名单，及上万人的时空伴随者名单，为疫情风险管控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这一次，防控细节依然处处暖心。
“你好，这里是12345热线”“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接线员的声音此起彼伏。2月24日起，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热得“发烫”，每天近2万通咨询电话，涨幅达72%，热线平台调集全体工作人员支援话务一线。
成珺是大数据部智能化应用组组长，她的主要工作是同步更新热线平台的“知识库”，方便接线员及时查阅回复市民的疑问。我市实施赋码管理后，涉及黄码的咨询“打爆”了热线。他们立刻成立“疫情信息核查专班”，持续更新最新政策。
刘婷是转办回访部主管，住在尖草坪区新兰路，健康码也“黄”了，只得居家隔离。得知热线被“打爆”，她也没闲着，开动脑筋，写方案、发布防疫小视频，为忙碌在一线的同事分担压力。他们制作发布的《健康码五问》等小视频，第一时间解答群众疑问。
2月24日至3月10日，12345热线累计接听市民来电26万通，涉及疫情防控的就有18万通。“太原12345”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累计浏览量达32万，公众号“微查询”版块提供自助查询服务7万人次。
“黄码不用怕，在太原有住处。”长沙的李先生来太原出差，想不到赶上了疫情，健康码出现异常。原本他很担心没办法住酒店，可没想到太原市专门为健康码异常人群指定酒店作为健康驿站。李先生入住希尔顿欢朋酒店健康驿站后，一日三餐不重样，并且送餐上门，每天两次专人收集体温数据。据初步统计，健康驿站已有243人入住。“酒店很舒服，让人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温暖。”
更令人欣慰的是，为有效应对疫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媒体持续通过报纸、视频、图解以及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广泛宣传我市防疫的最新举措和实时进展，回应群众关切。
没有社会面扩散，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没有层层加码，在这一场与病毒较量的接力赛中，太原跑赢了！
太原高度，给人信心。太原速度，令人振奋。太原精度，让人放心。太原力度，使人安心。太原温度，让人暖心。
短评
从严从紧再出发
当所有人同时信任一座城，必是因为这座城一直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信念。
面对“卷土重来”的疫情，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群众守住了来之不易的安宁。
这份安宁，也来自全体市民的信任、支持与配合，更是太原抗疫的最大底气与力量源泉。
当前，国内疫情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等特点，我市防输入、防扩散、防外溢的压力仍然较大，此刻依然有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以及网格员等默默坚守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前行。疫情防控工作没有“局外人”，疫情防控责任没有“隔离区”，每个人都是城市防疫的第一道防线，每个人都是筑牢疫情防控网的重要一环。
春天来了，春天昭示希望，春天预示未来。让我们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更加凝心聚力，接续奋进，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不放松，以更加精准细致的工作，以更加严格有效的举措，把基层基础做扎实，把应急准备做充分，时刻绷紧一根弦，从严从紧再出发，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太原阵地”。
来源：太原日报
清朝从一品的直隶总督，权力非常大，为何管不了正三品的顺天府尹？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冷知识#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冷知识#
清朝从一品的直隶总督，权力非常大，为何管不了正三品的顺天府尹？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那些事#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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