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六个统一 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
为有效规范市场主体登记管理行为，推进法治化市场建设，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进而构建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良好市场秩序，国务院于2021年8月24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深入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有机整合现行较为分散规范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删繁就简、推陈出新，确立了一套统一高效的商事登记管理规则体系，充分体现了以改革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全面深化我国市场监管领域系统性改革的一次生动实践，也注定为我国加快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促进公平竞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一、《条例》有助于统一机制，有效明确各方权责
目前，市场主体登记与管理实践仍存在多种登记监管模式并存现象。就江苏而言，现在主流的登记模式是内资企业的登记注册职能由行政审批局承担，而外资企业则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这就导致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营业执照所盖发照机关公章不一样。此外也存在着名义登记机关与实际登记机关相分离的情况：市场监管部门将企业登记工作委托给行政审批局或行政审批局“反委托”市场监管部门。这不仅会造成市场主体的困扰，而且可能导致在与登记相关的行政诉讼中责任方不明确，相互推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市场主体的登记准入方面实现了职能的划拨，但市场主体的中后期监管职能依然由市场监管部门履行，这就导致登记与监管边界不明、责任不清，也割裂了原本登记与监管的一体化模式。而《条例》第五条明确了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本辖区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工作，加强统筹指导和监督管理的职能。这一机制明确了权利与责任主体，有利于科学划分市场监管部门与行政审批局的分工，有效规避了前述情况存在的弊端，也为市场主体的高效准入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条例》有助于统一材料，规范市场主体档案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种类繁多，且各自的法律属性也不尽相同。为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部规范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市场主体的登记需求，这些法规规章也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创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系列法规规章出台时间、指导思想、用语规范、规则设计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存在着规则重复、冲突、交叉、繁琐等问题。这就导致各类市场主体在登记提交材料时缺少统一的范式，不仅会在填报登记材料时给市场主体带来困扰，而且不利于市场主体登记材料统一管理分析。《条例》的出台为市场主体登记材料的统一夯实了法律基础，也将为建成规范化的市场主体档案库、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条例》有助于统一流程，便利市场主体登记
精简登记流程、市场主体登记便利化一直是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条例》在充分考虑实际操作可行性的基础上，为各类市场主体登记流程的统一指明了方向，也进一步提高了登记业务的办理效率。登记时限方面，《条例》将市场主体登记一般办理程序的最长时限由5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注销登记方面，《条例》不仅将简易注销程序上升到了法规的高度，而且确定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作为市场主体发布债权人公告平台的权威性；迁移登记方面，指定了迁入地登记机关作为变更登记的责任主体，并明确迁出地登记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移交登记档案；办理方式方面，《条例》也要求各登记机关进一步提高登记效率，推行当场办结、一次办结、限时办结等制度。以上措施都将切实提升市场主体登记便利化程度，让市场主体在全生命周期都可以轻装上阵，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
四、《条例》有助于统一管理，提高登记队伍建设
如前所述，多种登记模式的长期并存不仅对市场主体的准入和高效监管不利，也不利于登记注册队伍的统一建设培养。《条例》的出台在明确各方权责的基础上，也给登记注册队伍的统一管理、培训提供了契机。通过制定相应的管理细则、培训方案，不仅可有效提高窗口人员的业务水平，提高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满足感，而且有利于增强登记队伍的凝聚力，形成更强的工作合力。
五、《条例》有助于统一考核，科学评估营商环境
作为党和国家近年来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优化营商环境也是各级政府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如何科学合理地制定考核标准就显得至关重要。而标准统一、便捷高效、规范有序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体系就是好的营商环境，也为相关工作考核标准的确立了法制基础。《条例》充分反映了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法律和政策要求，凸显了政府管理职能的新变化，实现了更大程度的营业自由。例如，《条例》确立的歇业制度就是在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并借鉴英国企业休眠制度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活动公司”制度等经验，为那些经营艰难、需要暂时停止营业活动的市场主体提供了法律便利。这一制度是对我国现有登记管理制度的丰富与补充，有利于持续激发中小企业经营的经营活力，也是我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重要突破，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优化营商环境考核体系的考核指标，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了更好的“指挥棒”。
六、《条例》有助于统一系统建设，推进数字化改革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快步进入数字化时代。党和国家对此也高度重视，在“十四五”规划中对数字中国、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和安排。而在市场主体的登记管理领域，《条例》的出台也对数字化时代的新要求有了全面的呼应，为统一的信息化建设铺平了道路。一方面，《条例》强调市场主体在全生命周期依法公示年报和登记相关信息，这与登记管理体系的全程信息化相适应，能够有效推动市场监管领域的数字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另一方面，针对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条例》也进一步认可电子商务平台作为其经营场所，顺应了数字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趋势。此外，逐步完善的信息化建设也有利于进一步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分析现有市场主体数据空间，从而更好地研判经济社会发展动向、制定更加科学高效的政策工具，最终助力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事业。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吴永才
为有效规范市场主体登记管理行为，推进法治化市场建设，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进而构建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良好市场秩序，国务院于2021年8月24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深入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有机整合现行较为分散规范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删繁就简、推陈出新，确立了一套统一高效的商事登记管理规则体系，充分体现了以改革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全面深化我国市场监管领域系统性改革的一次生动实践，也注定为我国加快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促进公平竞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一、《条例》有助于统一机制，有效明确各方权责
目前，市场主体登记与管理实践仍存在多种登记监管模式并存现象。就江苏而言，现在主流的登记模式是内资企业的登记注册职能由行政审批局承担，而外资企业则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这就导致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营业执照所盖发照机关公章不一样。此外也存在着名义登记机关与实际登记机关相分离的情况：市场监管部门将企业登记工作委托给行政审批局或行政审批局“反委托”市场监管部门。这不仅会造成市场主体的困扰，而且可能导致在与登记相关的行政诉讼中责任方不明确，相互推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市场主体的登记准入方面实现了职能的划拨，但市场主体的中后期监管职能依然由市场监管部门履行，这就导致登记与监管边界不明、责任不清，也割裂了原本登记与监管的一体化模式。而《条例》第五条明确了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本辖区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工作，加强统筹指导和监督管理的职能。这一机制明确了权利与责任主体，有利于科学划分市场监管部门与行政审批局的分工，有效规避了前述情况存在的弊端，也为市场主体的高效准入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条例》有助于统一材料，规范市场主体档案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种类繁多，且各自的法律属性也不尽相同。为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部规范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市场主体的登记需求，这些法规规章也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创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系列法规规章出台时间、指导思想、用语规范、规则设计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存在着规则重复、冲突、交叉、繁琐等问题。这就导致各类市场主体在登记提交材料时缺少统一的范式，不仅会在填报登记材料时给市场主体带来困扰，而且不利于市场主体登记材料统一管理分析。《条例》的出台为市场主体登记材料的统一夯实了法律基础，也将为建成规范化的市场主体档案库、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条例》有助于统一流程，便利市场主体登记
精简登记流程、市场主体登记便利化一直是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条例》在充分考虑实际操作可行性的基础上，为各类市场主体登记流程的统一指明了方向，也进一步提高了登记业务的办理效率。登记时限方面，《条例》将市场主体登记一般办理程序的最长时限由5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注销登记方面，《条例》不仅将简易注销程序上升到了法规的高度，而且确定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作为市场主体发布债权人公告平台的权威性；迁移登记方面，指定了迁入地登记机关作为变更登记的责任主体，并明确迁出地登记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移交登记档案；办理方式方面，《条例》也要求各登记机关进一步提高登记效率，推行当场办结、一次办结、限时办结等制度。以上措施都将切实提升市场主体登记便利化程度，让市场主体在全生命周期都可以轻装上阵，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
四、《条例》有助于统一管理，提高登记队伍建设
如前所述，多种登记模式的长期并存不仅对市场主体的准入和高效监管不利，也不利于登记注册队伍的统一建设培养。《条例》的出台在明确各方权责的基础上，也给登记注册队伍的统一管理、培训提供了契机。通过制定相应的管理细则、培训方案，不仅可有效提高窗口人员的业务水平，提高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满足感，而且有利于增强登记队伍的凝聚力，形成更强的工作合力。
五、《条例》有助于统一考核，科学评估营商环境
作为党和国家近年来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优化营商环境也是各级政府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如何科学合理地制定考核标准就显得至关重要。而标准统一、便捷高效、规范有序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体系就是好的营商环境，也为相关工作考核标准的确立了法制基础。《条例》充分反映了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法律和政策要求，凸显了政府管理职能的新变化，实现了更大程度的营业自由。例如，《条例》确立的歇业制度就是在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并借鉴英国企业休眠制度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活动公司”制度等经验，为那些经营艰难、需要暂时停止营业活动的市场主体提供了法律便利。这一制度是对我国现有登记管理制度的丰富与补充，有利于持续激发中小企业经营的经营活力，也是我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重要突破，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优化营商环境考核体系的考核指标，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了更好的“指挥棒”。
六、《条例》有助于统一系统建设，推进数字化改革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快步进入数字化时代。党和国家对此也高度重视，在“十四五”规划中对数字中国、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和安排。而在市场主体的登记管理领域，《条例》的出台也对数字化时代的新要求有了全面的呼应，为统一的信息化建设铺平了道路。一方面，《条例》强调市场主体在全生命周期依法公示年报和登记相关信息，这与登记管理体系的全程信息化相适应，能够有效推动市场监管领域的数字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另一方面，针对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条例》也进一步认可电子商务平台作为其经营场所，顺应了数字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趋势。此外，逐步完善的信息化建设也有利于进一步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分析现有市场主体数据空间，从而更好地研判经济社会发展动向、制定更加科学高效的政策工具，最终助力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事业。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吴永才
贵商总会副会长张林：
为建设贵州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天下贵商：您最关注新国发2号文件中的内容是什么？
张林：新国发2号文从国家层面明确了贵州“四区一高地”新的战略定位，并出台了一系列对贵州的支持政策，因为企业所处行业的关系，我最关注 “巩固提升贵州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地位”和“城镇化发展”的支持政策。
文件明确未来贵州要加快兰海、沪昆等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研究推进厦蓉、杭瑞、蓉遵、贵阳环城等国家高速公路扩容改造，积极开展与周边省份公路通道项目建设，加快打通省际瓶颈路段；推进乌江、南北盘江至红水河航道提等升级和1000吨级通航设施项目、以及流域沿线重要港口建设。涉及32个重大交通项目。
文件明确培育发展黔中城市群，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深入推进毕节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建设；加快发展区域中心城市，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
这为贵州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又一次的重大历史机遇，也是我们企业的新一轮发展机遇。
我们勘设股份作为省内企业，与贵州公路交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参与并见证了贵州公路交通在新中国领导下的整个发展历程，也书写了企业自身60余年的成长史、奋斗史。在历届各级政府的领导、关怀、支持下，在历次的改革政策利好局面下，公司稳健前行并茁壮成长。
自2017年在A股主板上市以来，公司逐步形成了在经营与管理上统筹兼顾资本与产品两个市场的战略能力。在产品市场上我们关注成本、利润，追求企业内部的供研产销高效协同与管理改进，实现经营效益;在资本市场上，我们关注产融互动与市值管理，并在做好产品经营的前提下运用系统的战略思维与资本运作实现产业与资本的良性循环，实现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步入快车道。在公路交通主营业务基础上，实现了向市政、建筑、水运、高端制造等横向产业的拓展，已具备在基础设施领域从项目规划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全产业链能力和优势。在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及行业大数据应用创新研究和终端产品研发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在大断面隧道设计方面处于国际领先的绝对优势，如腾讯贵安七星隧道数据中心、清水江白市500吨级通航隧道的设计等。公司于2021年获得了设计综合甲级资质，代表着可以面向21个行业开展业务，同时，这与公司已获得的勘察综合甲级、通讯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叠加后，极大地塑造了公司未来在勘察设计咨询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优势。
面对新发展机遇，公司将在贵州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征程中，充分发挥本土企业的优势，履行本土企业的责任，为建设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天下贵商：您觉得贵州必须在哪些方面有新的突破？
张林：贵州过去十年经济的飞速发展，解决了贫困落后这一主要矛盾，各方面成绩斐然。同时也因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主要靠政府举债建设和发展，形成了债务沉重的新问题。面对新的历史背景，中央和省在贵州发展的战略层面都更加重视的是解决贵州自身的造血功能问题。所以，于我理解，新国发2号文除了引导项目建设外，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贵州如何导入产业带来可持续下蛋的鸡，从中央输血转变为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贵州当前应利用好国发【2022】2号文件中的如下政策，包括：推动贵州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稳妥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加快建立产权流转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内调剂机制，开展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支持产业用地实行“标准地”出让，探索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有效处置方式。深化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矿业权出让+登记”制度，完善“净矿出让”机制，建立健全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减免出让收益和相关税收等激励机制。探索战略性矿产资源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新机制。允许贵州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将符合条件的园地、灌木林恢复为耕地，新增耕地可用于占补平衡。贵州应抓好这些“真金白银”的落实。通过这些新增的可动用的资源，以增厚贵州省财政收入，用于新一轮的发展。
其次，在新一轮改革上，贵州应进一步持续改善营商环境，重视培育民营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解决好财政稳健持续增收的问题。中东部省（市）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到今天民营经济的占比之大，以及其所作出的税收、带动就业贡献是一个显见的道理，也是有力的例证。
天下贵商：站在全国的视野看贵州，您认为贵州应该怎么办？
张林：感恩奋起，全社会共同努力，投身于开创百姓富、生态美、活力四射的最美多彩贵州新未来行动中！
天下贵商：您对贵州的希望是什么?
张林：闯新路、开新局，全贵州人民共同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访谈嘉宾名片
张林，贵商总会副会长、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为建设贵州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天下贵商：您最关注新国发2号文件中的内容是什么？
张林：新国发2号文从国家层面明确了贵州“四区一高地”新的战略定位，并出台了一系列对贵州的支持政策，因为企业所处行业的关系，我最关注 “巩固提升贵州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地位”和“城镇化发展”的支持政策。
文件明确未来贵州要加快兰海、沪昆等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研究推进厦蓉、杭瑞、蓉遵、贵阳环城等国家高速公路扩容改造，积极开展与周边省份公路通道项目建设，加快打通省际瓶颈路段；推进乌江、南北盘江至红水河航道提等升级和1000吨级通航设施项目、以及流域沿线重要港口建设。涉及32个重大交通项目。
文件明确培育发展黔中城市群，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深入推进毕节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建设；加快发展区域中心城市，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
这为贵州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又一次的重大历史机遇，也是我们企业的新一轮发展机遇。
我们勘设股份作为省内企业，与贵州公路交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参与并见证了贵州公路交通在新中国领导下的整个发展历程，也书写了企业自身60余年的成长史、奋斗史。在历届各级政府的领导、关怀、支持下，在历次的改革政策利好局面下，公司稳健前行并茁壮成长。
自2017年在A股主板上市以来，公司逐步形成了在经营与管理上统筹兼顾资本与产品两个市场的战略能力。在产品市场上我们关注成本、利润，追求企业内部的供研产销高效协同与管理改进，实现经营效益;在资本市场上，我们关注产融互动与市值管理，并在做好产品经营的前提下运用系统的战略思维与资本运作实现产业与资本的良性循环，实现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步入快车道。在公路交通主营业务基础上，实现了向市政、建筑、水运、高端制造等横向产业的拓展，已具备在基础设施领域从项目规划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全产业链能力和优势。在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及行业大数据应用创新研究和终端产品研发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在大断面隧道设计方面处于国际领先的绝对优势，如腾讯贵安七星隧道数据中心、清水江白市500吨级通航隧道的设计等。公司于2021年获得了设计综合甲级资质，代表着可以面向21个行业开展业务，同时，这与公司已获得的勘察综合甲级、通讯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叠加后，极大地塑造了公司未来在勘察设计咨询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优势。
面对新发展机遇，公司将在贵州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征程中，充分发挥本土企业的优势，履行本土企业的责任，为建设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天下贵商：您觉得贵州必须在哪些方面有新的突破？
张林：贵州过去十年经济的飞速发展，解决了贫困落后这一主要矛盾，各方面成绩斐然。同时也因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主要靠政府举债建设和发展，形成了债务沉重的新问题。面对新的历史背景，中央和省在贵州发展的战略层面都更加重视的是解决贵州自身的造血功能问题。所以，于我理解，新国发2号文除了引导项目建设外，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贵州如何导入产业带来可持续下蛋的鸡，从中央输血转变为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贵州当前应利用好国发【2022】2号文件中的如下政策，包括：推动贵州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稳妥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加快建立产权流转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内调剂机制，开展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支持产业用地实行“标准地”出让，探索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有效处置方式。深化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矿业权出让+登记”制度，完善“净矿出让”机制，建立健全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减免出让收益和相关税收等激励机制。探索战略性矿产资源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新机制。允许贵州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将符合条件的园地、灌木林恢复为耕地，新增耕地可用于占补平衡。贵州应抓好这些“真金白银”的落实。通过这些新增的可动用的资源，以增厚贵州省财政收入，用于新一轮的发展。
其次，在新一轮改革上，贵州应进一步持续改善营商环境，重视培育民营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解决好财政稳健持续增收的问题。中东部省（市）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到今天民营经济的占比之大，以及其所作出的税收、带动就业贡献是一个显见的道理，也是有力的例证。
天下贵商：站在全国的视野看贵州，您认为贵州应该怎么办？
张林：感恩奋起，全社会共同努力，投身于开创百姓富、生态美、活力四射的最美多彩贵州新未来行动中！
天下贵商：您对贵州的希望是什么?
张林：闯新路、开新局，全贵州人民共同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访谈嘉宾名片
张林，贵商总会副会长、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民政协报】｜全国人大代表李晓林：修改补充诉讼法中管辖权有关内容
诉讼法中管辖权问题，表面看是个法律问题。然而，在很多中国企业家眼里，它同时还涉及营商环境优劣问题。在本次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李晓林就诉讼中管辖权问题向大会提交议案。该议案引起部分与会代表共鸣。
李晓林介绍，早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有人大代表曾提交过《关于创新司法管辖权交叉运用机制更好地为各地营商环境改善提供保障的建议》。“四年以来的许多案例和信息，使我们更深切感受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当下，改善营商环境对重振各类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具有比以往更为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李晓林说，管辖权是诉讼活动的前置性程序条件，运用得好与不好，对于审判的公正性和效率高低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各地招商引资持续活跃，对各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司法改革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必需予以充分肯定。企业在投资尤其是跨省市地区的异地投资实践过程中观察体会到，在经济活动中发生一些经济纠纷甚至矛盾冲突是难免的，有时还需经过司法程序予以解决。尤其是在企业与政府行政机关乃至政府（含开发区）本身和政府直属企业之间，由于各方角色不同、角度不同，对于同一案子的司法裁定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是非认同和价值判断在所难免，从而会外溢到对司法机关信赖程度的折扣甚至抵制抗拒。这当中，存在一个司法机关与涉诉各方的关联程度不同，是否能确实体现“回避”机制的严肃法律问题。
李晓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北京某民营企业应当地政府邀约前往东南某省一个滨海城市开发区投资开发，当双方合同已进入实施阶段，投入资金已陆续到位、工程已分步进展一段时，因当地地价等情景发生变化，当地招商引资方单方面违约停止合作，造成异地投资方巨大前期投入损失。当地法院把政府招商引资过程中的双方合作纠纷诉讼按行政诉讼对待。后经上级法院纠正改为按民事诉讼程序。而后，当地法院又罔顾事实，故意规避实体审查，又以无效合同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极不正当地维护当地利益进行地方保护（还有同类案例不展开例举）。
“如果在此类诉讼的司法管辖权的法律规定（如诉讼法）中加以修改补充，增加或明确交叉管辖机制，完全有可能最大程度上规避或减轻此类‘地方保护’痼疾，从而使各地的营商环境和政企关系得到较高层次的改善，在有利于提高政府机关公信力的同时也能较大限度地减轻各地司法机关承受干扰和压力的因素。”李晓林说，但现实中由于各地政府和领导对本地的经济增长负有全责，因而对本地本级所属经济主体就难免具有内在的难以隔离的关联性。如果一旦投资企业与政府主导的经济主体甚至政府机关本身发生经济纠纷进入司法程序之际，就具有了发生一定程度的公平性、中立性缺失的可能性，甚至发生以直接或间接干预具体案件审理为特征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后果或社会印象，其实这也是各级司法机关所不乐见的。
如何从法制及司法程序上最大程度降低因“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司法不公等负面影响，有利于政企关系健康发展，本着预防为主，落实回避原则，重振更广大企业的信心，维护全国一盘棋统一健全的市场体系？李晓林建议：在《诉讼法》第二章管辖第二节地域管辖中补充一条，“企业与政府（含开发区管理）机关或政府直属国有企业因经济纠纷司法诉讼时，企业有选择在当地或异地法院立案审理的权利且不受专属管辖的限制”
https://t.cn/A66UN1YN
阅读原文：https://t.cn/A66UNOmg
诉讼法中管辖权问题，表面看是个法律问题。然而，在很多中国企业家眼里，它同时还涉及营商环境优劣问题。在本次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李晓林就诉讼中管辖权问题向大会提交议案。该议案引起部分与会代表共鸣。
李晓林介绍，早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有人大代表曾提交过《关于创新司法管辖权交叉运用机制更好地为各地营商环境改善提供保障的建议》。“四年以来的许多案例和信息，使我们更深切感受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当下，改善营商环境对重振各类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具有比以往更为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李晓林说，管辖权是诉讼活动的前置性程序条件，运用得好与不好，对于审判的公正性和效率高低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各地招商引资持续活跃，对各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司法改革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必需予以充分肯定。企业在投资尤其是跨省市地区的异地投资实践过程中观察体会到，在经济活动中发生一些经济纠纷甚至矛盾冲突是难免的，有时还需经过司法程序予以解决。尤其是在企业与政府行政机关乃至政府（含开发区）本身和政府直属企业之间，由于各方角色不同、角度不同，对于同一案子的司法裁定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是非认同和价值判断在所难免，从而会外溢到对司法机关信赖程度的折扣甚至抵制抗拒。这当中，存在一个司法机关与涉诉各方的关联程度不同，是否能确实体现“回避”机制的严肃法律问题。
李晓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北京某民营企业应当地政府邀约前往东南某省一个滨海城市开发区投资开发，当双方合同已进入实施阶段，投入资金已陆续到位、工程已分步进展一段时，因当地地价等情景发生变化，当地招商引资方单方面违约停止合作，造成异地投资方巨大前期投入损失。当地法院把政府招商引资过程中的双方合作纠纷诉讼按行政诉讼对待。后经上级法院纠正改为按民事诉讼程序。而后，当地法院又罔顾事实，故意规避实体审查，又以无效合同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极不正当地维护当地利益进行地方保护（还有同类案例不展开例举）。
“如果在此类诉讼的司法管辖权的法律规定（如诉讼法）中加以修改补充，增加或明确交叉管辖机制，完全有可能最大程度上规避或减轻此类‘地方保护’痼疾，从而使各地的营商环境和政企关系得到较高层次的改善，在有利于提高政府机关公信力的同时也能较大限度地减轻各地司法机关承受干扰和压力的因素。”李晓林说，但现实中由于各地政府和领导对本地的经济增长负有全责，因而对本地本级所属经济主体就难免具有内在的难以隔离的关联性。如果一旦投资企业与政府主导的经济主体甚至政府机关本身发生经济纠纷进入司法程序之际，就具有了发生一定程度的公平性、中立性缺失的可能性，甚至发生以直接或间接干预具体案件审理为特征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后果或社会印象，其实这也是各级司法机关所不乐见的。
如何从法制及司法程序上最大程度降低因“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司法不公等负面影响，有利于政企关系健康发展，本着预防为主，落实回避原则，重振更广大企业的信心，维护全国一盘棋统一健全的市场体系？李晓林建议：在《诉讼法》第二章管辖第二节地域管辖中补充一条，“企业与政府（含开发区管理）机关或政府直属国有企业因经济纠纷司法诉讼时，企业有选择在当地或异地法院立案审理的权利且不受专属管辖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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