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头要高，也要阔
不仅仅是额高是福，老祖宗还认为，“额阔”也是福相。
唐人张守节《史记》注释中写，“老子身长八尺，长耳大目，广额方口”，而老子的长相向来被人们认为是有福气的象征。所以，在人们的眼中，额头宽阔同样是福，反之则意味著你命不太好。
当然了，相不独论，我们推测人的命运，也不是单论一个部位的，还是要结合整体来看，才会更加准确。测算个人八字命理，需要请加V： xj75227（详批付费哦）#十二星座##周易命理生辰八字##好运[超话]##日常好运[超话]#
不仅仅是额高是福，老祖宗还认为，“额阔”也是福相。
唐人张守节《史记》注释中写，“老子身长八尺，长耳大目，广额方口”，而老子的长相向来被人们认为是有福气的象征。所以，在人们的眼中，额头宽阔同样是福，反之则意味著你命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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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6年，也就是16年前的建筑考察游记，今看到华裔建筑学者何妙儿的老公Bill Hocker拍摄的下尖塔照片一幅，感慨万千，立刻在旧博客中找到这篇拙文重温。照片是Bill Hocker先生拍摄。
徽州行：下尖塔
方振宁/文章摄影
安徽，是我的老家。但我却没有去过皖南，2006年春节，我决意走走徽州。
1月30日，中国旧历的大年初一，当北京人还在和家人、友人拜年或者逛庙会时，我却从北京出发乘飞机先到合肥，然后驱车南下桐城至皖南。凡是有描述中国古民居的书，都不会没有徽州的章节，可见徽州民居是中国建筑地图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出发之前，我没有仔细查找有关徽州建筑的资料，因为我不想在掌握一大堆资料的情况下去阅读建筑，我期待和建筑偶遇时的第一次感动。
当我们从屯溪（现在已改为黄山市）出发，准备去看唐模时，结果开车走错了路，到了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的小镇潜口的村口停下。在事先计划好的路线中，我们无意要在潜口停留，但是这一误，却来了机会。
潜口街之南，在空荡荡的田野中，一座塔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孤独地站在那里，塔的顶部杂草丛生。我对中国的古塔早有兴趣，并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让周游万塔的美梦成真。
于是我们停车下来，开始调查和拍摄，只是回来之后通过检查数码照片上纪录的时间才知道，一座只有七层，外径只有10.6米，结构并不复杂的塔，却诱惑我停留了n个小时。
这座塔外观七层，八角、铁顶，大约高32米。外边一块已经被腐蚀的看不太清楚的木牌上写着：“下尖塔，徽州地区重点文物”。当我走近塔内，真是吓了一跳，里边已成了牛圈，有稻草和栓牛的铁桩为证。我抬头看见用砖砌的穹顶如同天文图，此时，我的思绪立刻向宇宙的秩序靠拢。
由于这不是一座严格保护的重点文物，所以我们发现在塔的夹壁上有石梯可以绕塔壁而上，于是顺利的上了二层。
在二层地面的中间部分有所凸起，可以感觉到这是一层的顶部，在可以看见的砖侧面，发现这些专门烧制的砖上都有阴雕，“竹溪建立塔”和“大明甲辰造”等字样，这算是找到有关这座塔的最初的数据。
然而二层可和一层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有着相当于三层塔层的垂直空间。光线穿过各层有着厚厚塔壁的闺门射进来，这个高高的像宫殿一样稳重的空间马上让人的情感升华。身在现场，已经分不出来和身在那些尺度完全不同的石窟，或者神殿中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在仰首良久之后，发现在塔的南壁有块高2米、宽0.5米匾额，上边有字：“大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十月初三日，潜川竹溪翁汪道植谨立”。
到此，我还想往上攀登，但是这里有些困难，显然建造者只希望瞻仰者到此为止，所以可以继续攀登的石梯口位置设计在两米多的高处，这个设计显然阻止过许多人，我还是犹豫了片刻之后寻找手和脚可以依托的部分，成功地继续向上。
然而直接到达的是六层，天顶不高，好像是供养的地方，有供座式的龛，还发现有已经相当模糊的壁画痕迹，但是，天顶仍然可以看到太极旋转纹。
登上七层之后，可以360度远眺塔外的风景。一边是已经完全看不到潜口这个曾经是古镇的风貌，另一边是碧绿的农田。真是好风景，由灰砖砌成的闺门，好象是风景画的镜框。
作为建筑的粉丝，除了仰视之外，我当然想找到可以俯视塔内最壮观的三层高空间的角度，明明有闺门，但是我上下两次都没有找到可以俯视的角度。最后我终于明白，这不是一种设计上的失误，而是有意只留给我们仰视的角度。
看完七层，不想就这样轻易的离开，还想发现点什么，于是我发现有的砖上有阴刻字“竹塔”，接着砖的砌发和尺寸引起我的兴趣，由于带来的小圈尺忘在车中，只好用尼康相机的背带子量了砖的尺寸。回来之后发现正好是倍数，即每块砖长30公分，宽15公分，厚是15公分的一半7.5公分。这就是下尖塔的模数，有了每块砖的固定尺度，于是就可以建造古代的摩天楼——塔。
回来之后查到一下数据：最底层是平坦形地面，外径10.6米，内径4.4米，中心高度7.6米。东、西、北三面开闺门。门洞高3.3米，南面设菩萨座。第二层是凸形地面，距地面约2米处，置塔铭一块。南面设供座，供座上左侧暗藏通道，有石梯绕塔壁而上。第六层是平坦形地面，内高7米，第七层为宝塔最高层，也是平坦形地面，内径3.3米，中心高度4.1米，八面均有闺门，全塔皆由砖制。
据说下尖塔这类古塔,除潜口外只有巴基斯坦还保存了一座，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下尖塔应该是世界级建筑文化遗产，但我不希望把它列在世界遗产的名单上，因为那样，他就不会有今天如此安静的氛围，如此单纯厚重的身姿，以及如此废墟般的苍桑。
2006.2.24
1748
徽州行：下尖塔
方振宁/文章摄影
安徽，是我的老家。但我却没有去过皖南，2006年春节，我决意走走徽州。
1月30日，中国旧历的大年初一，当北京人还在和家人、友人拜年或者逛庙会时，我却从北京出发乘飞机先到合肥，然后驱车南下桐城至皖南。凡是有描述中国古民居的书，都不会没有徽州的章节，可见徽州民居是中国建筑地图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出发之前，我没有仔细查找有关徽州建筑的资料，因为我不想在掌握一大堆资料的情况下去阅读建筑，我期待和建筑偶遇时的第一次感动。
当我们从屯溪（现在已改为黄山市）出发，准备去看唐模时，结果开车走错了路，到了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的小镇潜口的村口停下。在事先计划好的路线中，我们无意要在潜口停留，但是这一误，却来了机会。
潜口街之南，在空荡荡的田野中，一座塔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孤独地站在那里，塔的顶部杂草丛生。我对中国的古塔早有兴趣，并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让周游万塔的美梦成真。
于是我们停车下来，开始调查和拍摄，只是回来之后通过检查数码照片上纪录的时间才知道，一座只有七层，外径只有10.6米，结构并不复杂的塔，却诱惑我停留了n个小时。
这座塔外观七层，八角、铁顶，大约高32米。外边一块已经被腐蚀的看不太清楚的木牌上写着：“下尖塔，徽州地区重点文物”。当我走近塔内，真是吓了一跳，里边已成了牛圈，有稻草和栓牛的铁桩为证。我抬头看见用砖砌的穹顶如同天文图，此时，我的思绪立刻向宇宙的秩序靠拢。
由于这不是一座严格保护的重点文物，所以我们发现在塔的夹壁上有石梯可以绕塔壁而上，于是顺利的上了二层。
在二层地面的中间部分有所凸起，可以感觉到这是一层的顶部，在可以看见的砖侧面，发现这些专门烧制的砖上都有阴雕，“竹溪建立塔”和“大明甲辰造”等字样，这算是找到有关这座塔的最初的数据。
然而二层可和一层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有着相当于三层塔层的垂直空间。光线穿过各层有着厚厚塔壁的闺门射进来，这个高高的像宫殿一样稳重的空间马上让人的情感升华。身在现场，已经分不出来和身在那些尺度完全不同的石窟，或者神殿中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在仰首良久之后，发现在塔的南壁有块高2米、宽0.5米匾额，上边有字：“大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十月初三日，潜川竹溪翁汪道植谨立”。
到此，我还想往上攀登，但是这里有些困难，显然建造者只希望瞻仰者到此为止，所以可以继续攀登的石梯口位置设计在两米多的高处，这个设计显然阻止过许多人，我还是犹豫了片刻之后寻找手和脚可以依托的部分，成功地继续向上。
然而直接到达的是六层，天顶不高，好像是供养的地方，有供座式的龛，还发现有已经相当模糊的壁画痕迹，但是，天顶仍然可以看到太极旋转纹。
登上七层之后，可以360度远眺塔外的风景。一边是已经完全看不到潜口这个曾经是古镇的风貌，另一边是碧绿的农田。真是好风景，由灰砖砌成的闺门，好象是风景画的镜框。
作为建筑的粉丝，除了仰视之外，我当然想找到可以俯视塔内最壮观的三层高空间的角度，明明有闺门，但是我上下两次都没有找到可以俯视的角度。最后我终于明白，这不是一种设计上的失误，而是有意只留给我们仰视的角度。
看完七层，不想就这样轻易的离开，还想发现点什么，于是我发现有的砖上有阴刻字“竹塔”，接着砖的砌发和尺寸引起我的兴趣，由于带来的小圈尺忘在车中，只好用尼康相机的背带子量了砖的尺寸。回来之后发现正好是倍数，即每块砖长30公分，宽15公分，厚是15公分的一半7.5公分。这就是下尖塔的模数，有了每块砖的固定尺度，于是就可以建造古代的摩天楼——塔。
回来之后查到一下数据：最底层是平坦形地面，外径10.6米，内径4.4米，中心高度7.6米。东、西、北三面开闺门。门洞高3.3米，南面设菩萨座。第二层是凸形地面，距地面约2米处，置塔铭一块。南面设供座，供座上左侧暗藏通道，有石梯绕塔壁而上。第六层是平坦形地面，内高7米，第七层为宝塔最高层，也是平坦形地面，内径3.3米，中心高度4.1米，八面均有闺门，全塔皆由砖制。
据说下尖塔这类古塔,除潜口外只有巴基斯坦还保存了一座，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下尖塔应该是世界级建筑文化遗产，但我不希望把它列在世界遗产的名单上，因为那样，他就不会有今天如此安静的氛围，如此单纯厚重的身姿，以及如此废墟般的苍桑。
2006.2.24
1748
【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俄乌冲突会如何影响世界和中国】 #俄乌冲突对中国重要启示是应更加开放# #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专访# 18日，俄乌冲突进行到第23天，双方仍在交火，而和谈也在艰难推进。俄乌冲突将对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能继续用中美俄“大三角”的逻辑来看待未来的国际秩序吗？中国能从这场冲突中获得什么启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对这些问题予以解读。
俄乌冲突会对欧洲和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环球时报：您认为俄乌冲突可能以怎样的形式终结？是双方妥协，还是可能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引发更大规模的、涉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战争？
郑永年：尽管到目前为止，北约一直不想直接面对俄罗斯军队，但我们仍然很难说这场冲突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较量。也正是由于背后这些复杂因素，所以尽管各方都在呼吁停战，但俄乌都没有停止的迹象。
不过，从现实来讲，俄罗斯的目标应该不是拿下整个乌克兰，拿下这样一个领土面积比德国还要大的国家并不那么容易。乌克兰也明白，没有北约的直接介入，基辅无法取得胜利。对于欧洲来说，尽管它们和美国站在一起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但这种制裁对德法等国来说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以上这些都是各方可能达成妥协的潜在动力，如何把这些潜在动力发挥出来是一个问题。要知道，如果常规战争失控，小型核武器的使用并非完全不可能。一旦这种情形出现，战火就会蔓延到整个欧洲。
环球时报：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提高了自己的国防预算，芬兰对是否加入北约出现了较大的民意转变……您认为这场冲突会怎样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这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郑永年：欧洲尽管现在和美国站在一起，但这种“团结”是非常脆弱的。从长远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欧洲正处在危险之中，欧盟更是处在尤为脆弱的时刻。
首先，多国表达希望加入北约的意向，德国更计划将军费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这或许意味着军事竞争将在欧洲再度上演。从短期看，因为俄乌冲突，欧洲国家对此都没有反对意见。不过，从长期看，一个再军事化的德国绝不是法国所乐见的。欧洲内部的地缘政治可能面临大的变动。
其次，欧洲还可能面临核扩散的风险。白俄罗斯修改宪法解除国家“无核”地位，会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真的发生所谓“俄罗斯崩溃”的极端情况，出现核武器扩散，那欧洲将面临非常大的核威胁。冷战后，亨廷顿等美国学者认为，欧洲和美国已几乎成为一体，冲突只会发生在文明与文明之间，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历史上看，无论一战还是二战，都发生在欧洲同一个文明内部。西方文明内部的激烈冲突，未必不会再度上演。
再次，德国的再军事化可能也会鼓励日本再次推动修宪，寻求再军事化，日本多届政府已提出类似动议，而这将进一步使亚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发生变化。韩国新当选总统也提出与美国“核共享”的问题。
可以说，从长期地缘政治和经济角度来看，俄乌冲突没有赢家，除了美国之外——一个太团结的欧洲就不需要美国了，正因为欧洲内部出现分歧，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才能更稳固。
我的看法是，无论这次俄乌冲突以怎样的形式结束，欧洲都需要进行一次地缘政治大反思：欧洲事务，未来到底应该由美国主导，还是欧洲国家主导？欧洲到底有没有能力独立处理和俄罗斯有关的事务？我们和欧洲自己都不应该忽视欧洲的能量。
还能用中美俄大三角逻辑来看世界吗？
环球时报：您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俄乌冲突可能会彻底影响我们的国际秩序。目前，很多人习惯用中美俄“大三角”的逻辑来看待国际秩序。俄乌冲突后，我们还能继续这么做吗？
郑永年：自冷战结束后，美国越来越轻视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中国才是主要的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因此，在过去这些年，美国做的一直是试图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美国的战略重点日益从欧洲、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我认为，俄乌冲突的爆发不会改变美国的整体战略方向，但它让美国精英阶层认识到一个现实：美国在过去这些年中低估了俄罗斯。
总的来看，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正处在迅速解体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都在寻求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并希望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俄罗斯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再用中美俄大三角的视角看待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够了。
北约VS“小苏联”？
环球时报：从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来看，北约的扩张是否已经到了极限？
郑永年：北约的扩张是不会停止的。军事集团和经济集团不同，它的特征就是“无限扩张性”。我们可以把北约看作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军事帝国，而如果我们用西方“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理论来看待北约的话，事实上，北约已经是国际政治中“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最典型案例。北约在欧洲的扩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现在绝对不会，或许要到出现另一个集团能与它抗衡、形成一种平衡时，它才会停止。
一个更值得警醒的趋势是，作为军事集团的北约不仅不会停下在欧洲扩张的脚步，或许还会扩张到亚洲。准确地说，美国现在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已经和当年组建北约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的“亚洲版北约”的雏形已经存在。亚洲安全很脆弱。美国试图建立的“亚洲版北约”和中国的矛盾之所以没有急剧升级，完全是因为中国不希望效仿此前的苏联去组建自己的团体。俄乌冲突之后，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态势将更加明显，美国对亚洲的介入也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应当好好总结、认真应对——尽管亚洲没有乌克兰，但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可能出现类似今天乌克兰危机的情况。
环球时报：有观点认为，俄罗斯的意图是建立一个以“俄白乌”三国为中心、以中亚国家为缓冲地带的“小苏联”。您怎么评价这种看法？俄罗斯的战略意图是否能实现，是否会带来国力透支？这对中国和世界有什么影响？
郑永年：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俄罗斯很难被彻底打败。作为一个大国，即使失败，也往往是暂时性的。只要俄罗斯感到国家安全受威胁，只要北约还存在，俄罗斯就有意图去重新构建一个“小苏联”或者类似的安全机制。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一幕的发生，但俄罗斯此举背后的动因是现实的。
西方国际政治的逻辑就是这样，从古希腊开始就存在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俄罗斯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除非这次俄罗斯被彻底打败，否则欧洲乃至世界的两极化将不可避免。一旦俄美再度形成类似冷战时的态势，中国将很难选择站在哪一边，印度等国也是一样。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俄乌冲突对中国的重要启示——应更加开放！
环球时报：您认为此次俄乌冲突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成为俄乌冲突中的协调者，对中国来说到底是风险更大，还是机遇更大？
郑永年：这场冲突对中国的启示是巨大的。中国与俄罗斯最大的不同是，俄罗斯只是一个军事强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中国既有足够自保的军事实力，又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和西方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精英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要远大于俄罗斯对美国的挑战。
第一，经济的互相依存无法绝对避免战争的爆发，但可以缓和战争的激烈程度。如果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是“杀敌一千，自损五百”的话，要制裁拥有开放且强大经济的中国，那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这样一来，这种制裁就很难持续。届时中国也无需像俄罗斯那样用核武器威胁来捍卫自身利益，彼此捆绑的经济已经会让西方感到切实的痛。因此，俄乌冲突对中国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中国应更加开放，中国企业必须克服万难，继续努力走出去。
第二，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了，直面这场冲突是中国履行大国国际责任的一部分。我们既不能让西方把中国和俄罗斯完全绑定在一起，也不能让美国“绑架”欧洲——中国与欧洲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而没有地缘政治之争，彼此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完全可能弥合的。尽管欧洲在俄乌冲突之后，安全顾虑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经济考量，但是欧洲依然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
第三，这场冲突需要让我们思考，中国应如何处理“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我认为，安全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开放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开放的状态下，探索自己的安全机制，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绝对安全，而停止对外开放。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时候说的，打开窗户，自然会有蚊子苍蝇飞进来，但只要自身实现了强大，让蚊子叮几口，是死不了人的。（《环球时报》3月18日7版文章，作者白云怡 李艾鑫）
俄乌冲突会对欧洲和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环球时报：您认为俄乌冲突可能以怎样的形式终结？是双方妥协，还是可能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引发更大规模的、涉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战争？
郑永年：尽管到目前为止，北约一直不想直接面对俄罗斯军队，但我们仍然很难说这场冲突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较量。也正是由于背后这些复杂因素，所以尽管各方都在呼吁停战，但俄乌都没有停止的迹象。
不过，从现实来讲，俄罗斯的目标应该不是拿下整个乌克兰，拿下这样一个领土面积比德国还要大的国家并不那么容易。乌克兰也明白，没有北约的直接介入，基辅无法取得胜利。对于欧洲来说，尽管它们和美国站在一起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但这种制裁对德法等国来说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以上这些都是各方可能达成妥协的潜在动力，如何把这些潜在动力发挥出来是一个问题。要知道，如果常规战争失控，小型核武器的使用并非完全不可能。一旦这种情形出现，战火就会蔓延到整个欧洲。
环球时报：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提高了自己的国防预算，芬兰对是否加入北约出现了较大的民意转变……您认为这场冲突会怎样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这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郑永年：欧洲尽管现在和美国站在一起，但这种“团结”是非常脆弱的。从长远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欧洲正处在危险之中，欧盟更是处在尤为脆弱的时刻。
首先，多国表达希望加入北约的意向，德国更计划将军费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这或许意味着军事竞争将在欧洲再度上演。从短期看，因为俄乌冲突，欧洲国家对此都没有反对意见。不过，从长期看，一个再军事化的德国绝不是法国所乐见的。欧洲内部的地缘政治可能面临大的变动。
其次，欧洲还可能面临核扩散的风险。白俄罗斯修改宪法解除国家“无核”地位，会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真的发生所谓“俄罗斯崩溃”的极端情况，出现核武器扩散，那欧洲将面临非常大的核威胁。冷战后，亨廷顿等美国学者认为，欧洲和美国已几乎成为一体，冲突只会发生在文明与文明之间，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历史上看，无论一战还是二战，都发生在欧洲同一个文明内部。西方文明内部的激烈冲突，未必不会再度上演。
再次，德国的再军事化可能也会鼓励日本再次推动修宪，寻求再军事化，日本多届政府已提出类似动议，而这将进一步使亚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发生变化。韩国新当选总统也提出与美国“核共享”的问题。
可以说，从长期地缘政治和经济角度来看，俄乌冲突没有赢家，除了美国之外——一个太团结的欧洲就不需要美国了，正因为欧洲内部出现分歧，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才能更稳固。
我的看法是，无论这次俄乌冲突以怎样的形式结束，欧洲都需要进行一次地缘政治大反思：欧洲事务，未来到底应该由美国主导，还是欧洲国家主导？欧洲到底有没有能力独立处理和俄罗斯有关的事务？我们和欧洲自己都不应该忽视欧洲的能量。
还能用中美俄大三角逻辑来看世界吗？
环球时报：您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俄乌冲突可能会彻底影响我们的国际秩序。目前，很多人习惯用中美俄“大三角”的逻辑来看待国际秩序。俄乌冲突后，我们还能继续这么做吗？
郑永年：自冷战结束后，美国越来越轻视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中国才是主要的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因此，在过去这些年，美国做的一直是试图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美国的战略重点日益从欧洲、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我认为，俄乌冲突的爆发不会改变美国的整体战略方向，但它让美国精英阶层认识到一个现实：美国在过去这些年中低估了俄罗斯。
总的来看，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正处在迅速解体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都在寻求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并希望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俄罗斯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再用中美俄大三角的视角看待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够了。
北约VS“小苏联”？
环球时报：从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来看，北约的扩张是否已经到了极限？
郑永年：北约的扩张是不会停止的。军事集团和经济集团不同，它的特征就是“无限扩张性”。我们可以把北约看作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军事帝国，而如果我们用西方“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理论来看待北约的话，事实上，北约已经是国际政治中“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最典型案例。北约在欧洲的扩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现在绝对不会，或许要到出现另一个集团能与它抗衡、形成一种平衡时，它才会停止。
一个更值得警醒的趋势是，作为军事集团的北约不仅不会停下在欧洲扩张的脚步，或许还会扩张到亚洲。准确地说，美国现在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已经和当年组建北约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的“亚洲版北约”的雏形已经存在。亚洲安全很脆弱。美国试图建立的“亚洲版北约”和中国的矛盾之所以没有急剧升级，完全是因为中国不希望效仿此前的苏联去组建自己的团体。俄乌冲突之后，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态势将更加明显，美国对亚洲的介入也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应当好好总结、认真应对——尽管亚洲没有乌克兰，但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可能出现类似今天乌克兰危机的情况。
环球时报：有观点认为，俄罗斯的意图是建立一个以“俄白乌”三国为中心、以中亚国家为缓冲地带的“小苏联”。您怎么评价这种看法？俄罗斯的战略意图是否能实现，是否会带来国力透支？这对中国和世界有什么影响？
郑永年：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俄罗斯很难被彻底打败。作为一个大国，即使失败，也往往是暂时性的。只要俄罗斯感到国家安全受威胁，只要北约还存在，俄罗斯就有意图去重新构建一个“小苏联”或者类似的安全机制。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一幕的发生，但俄罗斯此举背后的动因是现实的。
西方国际政治的逻辑就是这样，从古希腊开始就存在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俄罗斯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除非这次俄罗斯被彻底打败，否则欧洲乃至世界的两极化将不可避免。一旦俄美再度形成类似冷战时的态势，中国将很难选择站在哪一边，印度等国也是一样。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俄乌冲突对中国的重要启示——应更加开放！
环球时报：您认为此次俄乌冲突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成为俄乌冲突中的协调者，对中国来说到底是风险更大，还是机遇更大？
郑永年：这场冲突对中国的启示是巨大的。中国与俄罗斯最大的不同是，俄罗斯只是一个军事强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中国既有足够自保的军事实力，又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和西方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精英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要远大于俄罗斯对美国的挑战。
第一，经济的互相依存无法绝对避免战争的爆发，但可以缓和战争的激烈程度。如果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是“杀敌一千，自损五百”的话，要制裁拥有开放且强大经济的中国，那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这样一来，这种制裁就很难持续。届时中国也无需像俄罗斯那样用核武器威胁来捍卫自身利益，彼此捆绑的经济已经会让西方感到切实的痛。因此，俄乌冲突对中国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中国应更加开放，中国企业必须克服万难，继续努力走出去。
第二，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了，直面这场冲突是中国履行大国国际责任的一部分。我们既不能让西方把中国和俄罗斯完全绑定在一起，也不能让美国“绑架”欧洲——中国与欧洲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而没有地缘政治之争，彼此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完全可能弥合的。尽管欧洲在俄乌冲突之后，安全顾虑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经济考量，但是欧洲依然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
第三，这场冲突需要让我们思考，中国应如何处理“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我认为，安全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开放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开放的状态下，探索自己的安全机制，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绝对安全，而停止对外开放。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时候说的，打开窗户，自然会有蚊子苍蝇飞进来，但只要自身实现了强大，让蚊子叮几口，是死不了人的。（《环球时报》3月18日7版文章，作者白云怡 李艾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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