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的一天，时任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到王承书，面色凝重：
“国家准备研究原子弹，打算交给你一项任务。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任务，今后将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你愿意为此隐姓埋名一辈子吗？”
除了隐姓埋名，王承书需要面对的还有“抛夫弃子”，只身入荒漠。
沉思片刻，从王承书口里铿锵有力地迸出了三个字：“我愿意！”
短短三个字，意味着她再一次不顾一切地从零开始，从此放弃所有的功成名就及人伦之乐。
再一次？是的，这已经不是王承书第一次不顾一切了。
1930年，王承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她是班里唯一的女生，4年后大学毕业时，全班仅4人拿到毕业证，王承书竟名列榜首。
1941年，王承书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这可是开创了该校建校以来的先例。在此之前，学校还从未接收过已婚妇女作为学生。
博士读完，王承书在美国可谓实实在在扎下了根。她与导师创建的方程公式，一经发表便轰动世界，在高空物理学和气体动力学领域，这个公式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除此之外，许多难题也都被她一一攻克。
当时西方科学界一致认为，如果王承书能一直在国外研究下去，很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再大的诱惑对于王承书来说都比不过祖国对她的召唤。
新中国成立后，王承书一心想回国效力，却因美国重重阻挠，好几年未能成行。那几年中，她把重要的资料和文件打包成300多个邮包寄往国内。
当王承书终于能踏上归国旅程，在辞别导师时她说：“我的国家很穷，科研条件很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了才回，我一定要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
国外优渥的生活，极好的科研条件，再加上给孩子良好的受教育环境，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当时的中国，与之没有任何可比性。王承书的不顾一切，在这，体现得淋漓尽致。
回国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王承书从无任何埋怨，撸起袖子，苦心钻研。一个个未知领域去攻破，一个个难上加难的项目去实施，更带出了一大批科研人员。
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机密任务，儿子独自上寄宿学校，而她则在504厂没日没夜地计算各种数据。
不到50岁的人，已是满头银发，换来的，是堆满了三个大抽屉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她是504厂唯一的女科学家，却也是最不能少的科学家。
大漠孤烟直，深藏功与名。这两句取自别人诗句的组合，用来形容王承书，却再合适不过。
1962年，张爱萍将军来到504厂调研，问王承书能不能按时完成研究任务，她毫不犹豫：“我的字典里，除了对孩子的承诺没有兑现，对国家的承诺，全都能兑现。”
这句话，包含着一位母亲多少的无奈与心酸啊。为母则刚，为母却也最心软，可那份对孩子的愧疚，却只能放在心底。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王承书又继续接下其它重要攻关项目，依然埋头在科研第一线，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有家庭，有儿子。
她在荒漠工作，为了研究浓缩铀，为了原子弹的试爆，常常独自一人遥望着北京，在那，有自己最为牵挂的儿子。
哪个母亲不想念孩子，哪个母亲能真正放心得下孩子呢？实在无法想象，把孩子独自一人长年留在寄宿学校，好几个月才能看上一眼的王承书，当时心里有着怎样的悲伤。
更让人感慨的是，她将自己与丈夫的毕生积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并在西藏建了一座以丈夫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那笔捐款，是当时国内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人们熟悉的科学家中，王承书，很陌生。两弹一星元勋中没有她，而她，却是那个隐藏得最深的传奇。
她被人遗忘在了历史长河中，自己却从未忘记别人。她总说，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民族就没有希望。她对得起所有人，唯独对不住的，只有自己的孩子。
有人称她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但若生命真能再重来一回，不知王承书是否还会再次做出这样的选择。
事业和亲情，国家大爱与个人家庭，到了要做出选择之时，是每个人最难回答的题。
你能理解王承书的做法吗？
“国家准备研究原子弹，打算交给你一项任务。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任务，今后将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你愿意为此隐姓埋名一辈子吗？”
除了隐姓埋名，王承书需要面对的还有“抛夫弃子”，只身入荒漠。
沉思片刻，从王承书口里铿锵有力地迸出了三个字：“我愿意！”
短短三个字，意味着她再一次不顾一切地从零开始，从此放弃所有的功成名就及人伦之乐。
再一次？是的，这已经不是王承书第一次不顾一切了。
1930年，王承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她是班里唯一的女生，4年后大学毕业时，全班仅4人拿到毕业证，王承书竟名列榜首。
1941年，王承书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这可是开创了该校建校以来的先例。在此之前，学校还从未接收过已婚妇女作为学生。
博士读完，王承书在美国可谓实实在在扎下了根。她与导师创建的方程公式，一经发表便轰动世界，在高空物理学和气体动力学领域，这个公式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除此之外，许多难题也都被她一一攻克。
当时西方科学界一致认为，如果王承书能一直在国外研究下去，很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再大的诱惑对于王承书来说都比不过祖国对她的召唤。
新中国成立后，王承书一心想回国效力，却因美国重重阻挠，好几年未能成行。那几年中，她把重要的资料和文件打包成300多个邮包寄往国内。
当王承书终于能踏上归国旅程，在辞别导师时她说：“我的国家很穷，科研条件很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了才回，我一定要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
国外优渥的生活，极好的科研条件，再加上给孩子良好的受教育环境，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当时的中国，与之没有任何可比性。王承书的不顾一切，在这，体现得淋漓尽致。
回国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王承书从无任何埋怨，撸起袖子，苦心钻研。一个个未知领域去攻破，一个个难上加难的项目去实施，更带出了一大批科研人员。
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机密任务，儿子独自上寄宿学校，而她则在504厂没日没夜地计算各种数据。
不到50岁的人，已是满头银发，换来的，是堆满了三个大抽屉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她是504厂唯一的女科学家，却也是最不能少的科学家。
大漠孤烟直，深藏功与名。这两句取自别人诗句的组合，用来形容王承书，却再合适不过。
1962年，张爱萍将军来到504厂调研，问王承书能不能按时完成研究任务，她毫不犹豫：“我的字典里，除了对孩子的承诺没有兑现，对国家的承诺，全都能兑现。”
这句话，包含着一位母亲多少的无奈与心酸啊。为母则刚，为母却也最心软，可那份对孩子的愧疚，却只能放在心底。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王承书又继续接下其它重要攻关项目，依然埋头在科研第一线，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有家庭，有儿子。
她在荒漠工作，为了研究浓缩铀，为了原子弹的试爆，常常独自一人遥望着北京，在那，有自己最为牵挂的儿子。
哪个母亲不想念孩子，哪个母亲能真正放心得下孩子呢？实在无法想象，把孩子独自一人长年留在寄宿学校，好几个月才能看上一眼的王承书，当时心里有着怎样的悲伤。
更让人感慨的是，她将自己与丈夫的毕生积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并在西藏建了一座以丈夫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那笔捐款，是当时国内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人们熟悉的科学家中，王承书，很陌生。两弹一星元勋中没有她，而她，却是那个隐藏得最深的传奇。
她被人遗忘在了历史长河中，自己却从未忘记别人。她总说，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民族就没有希望。她对得起所有人，唯独对不住的，只有自己的孩子。
有人称她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但若生命真能再重来一回，不知王承书是否还会再次做出这样的选择。
事业和亲情，国家大爱与个人家庭，到了要做出选择之时，是每个人最难回答的题。
你能理解王承书的做法吗？
1961年3月的一天，时任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到王承书，面色凝重：
“国家准备研究原子弹，打算交给你一项任务。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任务，今后将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你愿意为此隐姓埋名一辈子吗？”
除了隐姓埋名，王承书需要面对的还有“抛夫弃子”，只身入荒漠。
沉思片刻，从王承书口里铿锵有力地迸出了三个字：“我愿意！”
短短三个字，意味着她再一次不顾一切地从零开始，从此放弃所有的功成名就及人伦之乐。
再一次？是的，这已经不是王承书第一次不顾一切了。
1930年，王承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她是班里唯一的女生，4年后大学毕业时，全班仅4人拿到毕业证，王承书竟名列榜首。
1941年，王承书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这可是开创了该校建校以来的先例。在此之前，学校还从未接收过已婚妇女作为学生。
博士读完，王承书在美国可谓实实在在扎下了根。她与导师创建的方程公式，一经发表便轰动世界，在高空物理学和气体动力学领域，这个公式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除此之外，许多难题也都被她一一攻克。
当时西方科学界一致认为，如果王承书能一直在国外研究下去，很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再大的诱惑对于王承书来说都比不过祖国对她的召唤。
新中国成立后，王承书一心想回国效力，却因美国重重阻挠，好几年未能成行。那几年中，她把重要的资料和文件打包成300多个邮包寄往国内。
当王承书终于能踏上归国旅程，在辞别导师时她说：“我的国家很穷，科研条件很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了才回，我一定要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
国外优渥的生活，极好的科研条件，再加上给孩子良好的受教育环境，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当时的中国，与之没有任何可比性。王承书的不顾一切，在这，体现得淋漓尽致。
回国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王承书从无任何埋怨，撸起袖子，苦心钻研。一个个未知领域去攻破，一个个难上加难的项目去实施，更带出了一大批科研人员。
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机密任务，儿子独自上寄宿学校，而她则在504厂没日没夜地计算各种数据。
不到50岁的人，已是满头银发，换来的，是堆满了三个大抽屉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她是504厂唯一的女科学家，却也是最不能少的科学家。
大漠孤烟直，深藏功与名。这两句取自别人诗句的组合，用来形容王承书，却再合适不过。
1962年，张爱萍将军来到504厂调研，问王承书能不能按时完成研究任务，她毫不犹豫：“我的字典里，除了对孩子的承诺没有兑现，对国家的承诺，全都能兑现。”
这句话，包含着一位母亲多少的无奈与心酸啊。为母则刚，为母却也最心软，可那份对孩子的愧疚，却只能放在心底。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王承书又继续接下其它重要攻关项目，依然埋头在科研第一线，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有家庭，有儿子。
她在荒漠工作，为了研究浓缩铀，为了原子弹的试爆，常常独自一人遥望着北京，在那，有自己最为牵挂的儿子。
哪个母亲不想念孩子，哪个母亲能真正放心得下孩子呢？实在无法想象，把孩子独自一人长年留在寄宿学校，好几个月才能看上一眼的王承书，当时心里有着怎样的悲伤。
更让人感慨的是，她将自己与丈夫的毕生积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并在西藏建了一座以丈夫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那笔捐款，是当时国内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人们熟悉的科学家中，王承书，很陌生。两弹一星元勋中没有她，而她，却是那个隐藏得最深的传奇。
她被人遗忘在了历史长河中，自己却从未忘记别人。她总说，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民族就没有希望。她对得起所有人，唯独对不住的，只有自己的孩子。
有人称她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但若生命真能再重来一回，不知王承书是否还会再次做出这样的选择。
事业和亲情，国家大爱与个人家庭，到了要做出选择之时，是每个人最难回答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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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隐姓埋名，王承书需要面对的还有“抛夫弃子”，只身入荒漠。
沉思片刻，从王承书口里铿锵有力地迸出了三个字：“我愿意！”
短短三个字，意味着她再一次不顾一切地从零开始，从此放弃所有的功成名就及人伦之乐。
再一次？是的，这已经不是王承书第一次不顾一切了。
1930年，王承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她是班里唯一的女生，4年后大学毕业时，全班仅4人拿到毕业证，王承书竟名列榜首。
1941年，王承书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这可是开创了该校建校以来的先例。在此之前，学校还从未接收过已婚妇女作为学生。
博士读完，王承书在美国可谓实实在在扎下了根。她与导师创建的方程公式，一经发表便轰动世界，在高空物理学和气体动力学领域，这个公式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除此之外，许多难题也都被她一一攻克。
当时西方科学界一致认为，如果王承书能一直在国外研究下去，很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再大的诱惑对于王承书来说都比不过祖国对她的召唤。
新中国成立后，王承书一心想回国效力，却因美国重重阻挠，好几年未能成行。那几年中，她把重要的资料和文件打包成300多个邮包寄往国内。
当王承书终于能踏上归国旅程，在辞别导师时她说：“我的国家很穷，科研条件很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了才回，我一定要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
国外优渥的生活，极好的科研条件，再加上给孩子良好的受教育环境，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当时的中国，与之没有任何可比性。王承书的不顾一切，在这，体现得淋漓尽致。
回国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王承书从无任何埋怨，撸起袖子，苦心钻研。一个个未知领域去攻破，一个个难上加难的项目去实施，更带出了一大批科研人员。
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机密任务，儿子独自上寄宿学校，而她则在504厂没日没夜地计算各种数据。
不到50岁的人，已是满头银发，换来的，是堆满了三个大抽屉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她是504厂唯一的女科学家，却也是最不能少的科学家。
大漠孤烟直，深藏功与名。这两句取自别人诗句的组合，用来形容王承书，却再合适不过。
1962年，张爱萍将军来到504厂调研，问王承书能不能按时完成研究任务，她毫不犹豫：“我的字典里，除了对孩子的承诺没有兑现，对国家的承诺，全都能兑现。”
这句话，包含着一位母亲多少的无奈与心酸啊。为母则刚，为母却也最心软，可那份对孩子的愧疚，却只能放在心底。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王承书又继续接下其它重要攻关项目，依然埋头在科研第一线，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有家庭，有儿子。
她在荒漠工作，为了研究浓缩铀，为了原子弹的试爆，常常独自一人遥望着北京，在那，有自己最为牵挂的儿子。
哪个母亲不想念孩子，哪个母亲能真正放心得下孩子呢？实在无法想象，把孩子独自一人长年留在寄宿学校，好几个月才能看上一眼的王承书，当时心里有着怎样的悲伤。
更让人感慨的是，她将自己与丈夫的毕生积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并在西藏建了一座以丈夫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那笔捐款，是当时国内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人们熟悉的科学家中，王承书，很陌生。两弹一星元勋中没有她，而她，却是那个隐藏得最深的传奇。
她被人遗忘在了历史长河中，自己却从未忘记别人。她总说，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民族就没有希望。她对得起所有人，唯独对不住的，只有自己的孩子。
有人称她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但若生命真能再重来一回，不知王承书是否还会再次做出这样的选择。
事业和亲情，国家大爱与个人家庭，到了要做出选择之时，是每个人最难回答的题。
你能理解王承书的做法吗？
【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俄乌冲突会如何影响世界和中国】 #俄乌冲突对中国重要启示是应更加开放# #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专访# 18日，俄乌冲突进行到第23天，双方仍在交火，而和谈也在艰难推进。俄乌冲突将对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能继续用中美俄“大三角”的逻辑来看待未来的国际秩序吗？中国能从这场冲突中获得什么启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对这些问题予以解读。
俄乌冲突会对欧洲和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环球时报：您认为俄乌冲突可能以怎样的形式终结？是双方妥协，还是可能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引发更大规模的、涉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战争？
郑永年：尽管到目前为止，北约一直不想直接面对俄罗斯军队，但我们仍然很难说这场冲突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较量。也正是由于背后这些复杂因素，所以尽管各方都在呼吁停战，但俄乌都没有停止的迹象。
不过，从现实来讲，俄罗斯的目标应该不是拿下整个乌克兰，拿下这样一个领土面积比德国还要大的国家并不那么容易。乌克兰也明白，没有北约的直接介入，基辅无法取得胜利。对于欧洲来说，尽管它们和美国站在一起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但这种制裁对德法等国来说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以上这些都是各方可能达成妥协的潜在动力，如何把这些潜在动力发挥出来是一个问题。要知道，如果常规战争失控，小型核武器的使用并非完全不可能。一旦这种情形出现，战火就会蔓延到整个欧洲。
环球时报：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提高了自己的国防预算，芬兰对是否加入北约出现了较大的民意转变……您认为这场冲突会怎样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这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郑永年：欧洲尽管现在和美国站在一起，但这种“团结”是非常脆弱的。从长远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欧洲正处在危险之中，欧盟更是处在尤为脆弱的时刻。
首先，多国表达希望加入北约的意向，德国更计划将军费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这或许意味着军事竞争将在欧洲再度上演。从短期看，因为俄乌冲突，欧洲国家对此都没有反对意见。不过，从长期看，一个再军事化的德国绝不是法国所乐见的。欧洲内部的地缘政治可能面临大的变动。
其次，欧洲还可能面临核扩散的风险。白俄罗斯修改宪法解除国家“无核”地位，会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真的发生所谓“俄罗斯崩溃”的极端情况，出现核武器扩散，那欧洲将面临非常大的核威胁。冷战后，亨廷顿等美国学者认为，欧洲和美国已几乎成为一体，冲突只会发生在文明与文明之间，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历史上看，无论一战还是二战，都发生在欧洲同一个文明内部。西方文明内部的激烈冲突，未必不会再度上演。
再次，德国的再军事化可能也会鼓励日本再次推动修宪，寻求再军事化，日本多届政府已提出类似动议，而这将进一步使亚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发生变化。韩国新当选总统也提出与美国“核共享”的问题。
可以说，从长期地缘政治和经济角度来看，俄乌冲突没有赢家，除了美国之外——一个太团结的欧洲就不需要美国了，正因为欧洲内部出现分歧，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才能更稳固。
我的看法是，无论这次俄乌冲突以怎样的形式结束，欧洲都需要进行一次地缘政治大反思：欧洲事务，未来到底应该由美国主导，还是欧洲国家主导？欧洲到底有没有能力独立处理和俄罗斯有关的事务？我们和欧洲自己都不应该忽视欧洲的能量。
还能用中美俄大三角逻辑来看世界吗？
环球时报：您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俄乌冲突可能会彻底影响我们的国际秩序。目前，很多人习惯用中美俄“大三角”的逻辑来看待国际秩序。俄乌冲突后，我们还能继续这么做吗？
郑永年：自冷战结束后，美国越来越轻视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中国才是主要的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因此，在过去这些年，美国做的一直是试图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美国的战略重点日益从欧洲、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我认为，俄乌冲突的爆发不会改变美国的整体战略方向，但它让美国精英阶层认识到一个现实：美国在过去这些年中低估了俄罗斯。
总的来看，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正处在迅速解体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都在寻求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并希望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俄罗斯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再用中美俄大三角的视角看待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够了。
北约VS“小苏联”？
环球时报：从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来看，北约的扩张是否已经到了极限？
郑永年：北约的扩张是不会停止的。军事集团和经济集团不同，它的特征就是“无限扩张性”。我们可以把北约看作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军事帝国，而如果我们用西方“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理论来看待北约的话，事实上，北约已经是国际政治中“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最典型案例。北约在欧洲的扩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现在绝对不会，或许要到出现另一个集团能与它抗衡、形成一种平衡时，它才会停止。
一个更值得警醒的趋势是，作为军事集团的北约不仅不会停下在欧洲扩张的脚步，或许还会扩张到亚洲。准确地说，美国现在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已经和当年组建北约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的“亚洲版北约”的雏形已经存在。亚洲安全很脆弱。美国试图建立的“亚洲版北约”和中国的矛盾之所以没有急剧升级，完全是因为中国不希望效仿此前的苏联去组建自己的团体。俄乌冲突之后，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态势将更加明显，美国对亚洲的介入也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应当好好总结、认真应对——尽管亚洲没有乌克兰，但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可能出现类似今天乌克兰危机的情况。
环球时报：有观点认为，俄罗斯的意图是建立一个以“俄白乌”三国为中心、以中亚国家为缓冲地带的“小苏联”。您怎么评价这种看法？俄罗斯的战略意图是否能实现，是否会带来国力透支？这对中国和世界有什么影响？
郑永年：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俄罗斯很难被彻底打败。作为一个大国，即使失败，也往往是暂时性的。只要俄罗斯感到国家安全受威胁，只要北约还存在，俄罗斯就有意图去重新构建一个“小苏联”或者类似的安全机制。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一幕的发生，但俄罗斯此举背后的动因是现实的。
西方国际政治的逻辑就是这样，从古希腊开始就存在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俄罗斯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除非这次俄罗斯被彻底打败，否则欧洲乃至世界的两极化将不可避免。一旦俄美再度形成类似冷战时的态势，中国将很难选择站在哪一边，印度等国也是一样。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俄乌冲突对中国的重要启示——应更加开放！
环球时报：您认为此次俄乌冲突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成为俄乌冲突中的协调者，对中国来说到底是风险更大，还是机遇更大？
郑永年：这场冲突对中国的启示是巨大的。中国与俄罗斯最大的不同是，俄罗斯只是一个军事强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中国既有足够自保的军事实力，又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和西方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精英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要远大于俄罗斯对美国的挑战。
第一，经济的互相依存无法绝对避免战争的爆发，但可以缓和战争的激烈程度。如果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是“杀敌一千，自损五百”的话，要制裁拥有开放且强大经济的中国，那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这样一来，这种制裁就很难持续。届时中国也无需像俄罗斯那样用核武器威胁来捍卫自身利益，彼此捆绑的经济已经会让西方感到切实的痛。因此，俄乌冲突对中国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中国应更加开放，中国企业必须克服万难，继续努力走出去。
第二，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了，直面这场冲突是中国履行大国国际责任的一部分。我们既不能让西方把中国和俄罗斯完全绑定在一起，也不能让美国“绑架”欧洲——中国与欧洲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而没有地缘政治之争，彼此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完全可能弥合的。尽管欧洲在俄乌冲突之后，安全顾虑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经济考量，但是欧洲依然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
第三，这场冲突需要让我们思考，中国应如何处理“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我认为，安全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开放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开放的状态下，探索自己的安全机制，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绝对安全，而停止对外开放。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时候说的，打开窗户，自然会有蚊子苍蝇飞进来，但只要自身实现了强大，让蚊子叮几口，是死不了人的。（《环球时报》3月18日7版文章，作者白云怡 李艾鑫）
俄乌冲突会对欧洲和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环球时报：您认为俄乌冲突可能以怎样的形式终结？是双方妥协，还是可能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引发更大规模的、涉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战争？
郑永年：尽管到目前为止，北约一直不想直接面对俄罗斯军队，但我们仍然很难说这场冲突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较量。也正是由于背后这些复杂因素，所以尽管各方都在呼吁停战，但俄乌都没有停止的迹象。
不过，从现实来讲，俄罗斯的目标应该不是拿下整个乌克兰，拿下这样一个领土面积比德国还要大的国家并不那么容易。乌克兰也明白，没有北约的直接介入，基辅无法取得胜利。对于欧洲来说，尽管它们和美国站在一起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但这种制裁对德法等国来说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以上这些都是各方可能达成妥协的潜在动力，如何把这些潜在动力发挥出来是一个问题。要知道，如果常规战争失控，小型核武器的使用并非完全不可能。一旦这种情形出现，战火就会蔓延到整个欧洲。
环球时报：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提高了自己的国防预算，芬兰对是否加入北约出现了较大的民意转变……您认为这场冲突会怎样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这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郑永年：欧洲尽管现在和美国站在一起，但这种“团结”是非常脆弱的。从长远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欧洲正处在危险之中，欧盟更是处在尤为脆弱的时刻。
首先，多国表达希望加入北约的意向，德国更计划将军费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这或许意味着军事竞争将在欧洲再度上演。从短期看，因为俄乌冲突，欧洲国家对此都没有反对意见。不过，从长期看，一个再军事化的德国绝不是法国所乐见的。欧洲内部的地缘政治可能面临大的变动。
其次，欧洲还可能面临核扩散的风险。白俄罗斯修改宪法解除国家“无核”地位，会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真的发生所谓“俄罗斯崩溃”的极端情况，出现核武器扩散，那欧洲将面临非常大的核威胁。冷战后，亨廷顿等美国学者认为，欧洲和美国已几乎成为一体，冲突只会发生在文明与文明之间，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历史上看，无论一战还是二战，都发生在欧洲同一个文明内部。西方文明内部的激烈冲突，未必不会再度上演。
再次，德国的再军事化可能也会鼓励日本再次推动修宪，寻求再军事化，日本多届政府已提出类似动议，而这将进一步使亚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发生变化。韩国新当选总统也提出与美国“核共享”的问题。
可以说，从长期地缘政治和经济角度来看，俄乌冲突没有赢家，除了美国之外——一个太团结的欧洲就不需要美国了，正因为欧洲内部出现分歧，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才能更稳固。
我的看法是，无论这次俄乌冲突以怎样的形式结束，欧洲都需要进行一次地缘政治大反思：欧洲事务，未来到底应该由美国主导，还是欧洲国家主导？欧洲到底有没有能力独立处理和俄罗斯有关的事务？我们和欧洲自己都不应该忽视欧洲的能量。
还能用中美俄大三角逻辑来看世界吗？
环球时报：您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俄乌冲突可能会彻底影响我们的国际秩序。目前，很多人习惯用中美俄“大三角”的逻辑来看待国际秩序。俄乌冲突后，我们还能继续这么做吗？
郑永年：自冷战结束后，美国越来越轻视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中国才是主要的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因此，在过去这些年，美国做的一直是试图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美国的战略重点日益从欧洲、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我认为，俄乌冲突的爆发不会改变美国的整体战略方向，但它让美国精英阶层认识到一个现实：美国在过去这些年中低估了俄罗斯。
总的来看，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正处在迅速解体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都在寻求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并希望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俄罗斯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再用中美俄大三角的视角看待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够了。
北约VS“小苏联”？
环球时报：从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来看，北约的扩张是否已经到了极限？
郑永年：北约的扩张是不会停止的。军事集团和经济集团不同，它的特征就是“无限扩张性”。我们可以把北约看作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军事帝国，而如果我们用西方“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理论来看待北约的话，事实上，北约已经是国际政治中“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最典型案例。北约在欧洲的扩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现在绝对不会，或许要到出现另一个集团能与它抗衡、形成一种平衡时，它才会停止。
一个更值得警醒的趋势是，作为军事集团的北约不仅不会停下在欧洲扩张的脚步，或许还会扩张到亚洲。准确地说，美国现在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已经和当年组建北约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的“亚洲版北约”的雏形已经存在。亚洲安全很脆弱。美国试图建立的“亚洲版北约”和中国的矛盾之所以没有急剧升级，完全是因为中国不希望效仿此前的苏联去组建自己的团体。俄乌冲突之后，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态势将更加明显，美国对亚洲的介入也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应当好好总结、认真应对——尽管亚洲没有乌克兰，但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可能出现类似今天乌克兰危机的情况。
环球时报：有观点认为，俄罗斯的意图是建立一个以“俄白乌”三国为中心、以中亚国家为缓冲地带的“小苏联”。您怎么评价这种看法？俄罗斯的战略意图是否能实现，是否会带来国力透支？这对中国和世界有什么影响？
郑永年：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俄罗斯很难被彻底打败。作为一个大国，即使失败，也往往是暂时性的。只要俄罗斯感到国家安全受威胁，只要北约还存在，俄罗斯就有意图去重新构建一个“小苏联”或者类似的安全机制。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一幕的发生，但俄罗斯此举背后的动因是现实的。
西方国际政治的逻辑就是这样，从古希腊开始就存在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俄罗斯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除非这次俄罗斯被彻底打败，否则欧洲乃至世界的两极化将不可避免。一旦俄美再度形成类似冷战时的态势，中国将很难选择站在哪一边，印度等国也是一样。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俄乌冲突对中国的重要启示——应更加开放！
环球时报：您认为此次俄乌冲突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成为俄乌冲突中的协调者，对中国来说到底是风险更大，还是机遇更大？
郑永年：这场冲突对中国的启示是巨大的。中国与俄罗斯最大的不同是，俄罗斯只是一个军事强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中国既有足够自保的军事实力，又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和西方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精英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要远大于俄罗斯对美国的挑战。
第一，经济的互相依存无法绝对避免战争的爆发，但可以缓和战争的激烈程度。如果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是“杀敌一千，自损五百”的话，要制裁拥有开放且强大经济的中国，那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这样一来，这种制裁就很难持续。届时中国也无需像俄罗斯那样用核武器威胁来捍卫自身利益，彼此捆绑的经济已经会让西方感到切实的痛。因此，俄乌冲突对中国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中国应更加开放，中国企业必须克服万难，继续努力走出去。
第二，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了，直面这场冲突是中国履行大国国际责任的一部分。我们既不能让西方把中国和俄罗斯完全绑定在一起，也不能让美国“绑架”欧洲——中国与欧洲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而没有地缘政治之争，彼此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完全可能弥合的。尽管欧洲在俄乌冲突之后，安全顾虑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经济考量，但是欧洲依然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
第三，这场冲突需要让我们思考，中国应如何处理“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我认为，安全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开放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开放的状态下，探索自己的安全机制，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绝对安全，而停止对外开放。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时候说的，打开窗户，自然会有蚊子苍蝇飞进来，但只要自身实现了强大，让蚊子叮几口，是死不了人的。（《环球时报》3月18日7版文章，作者白云怡 李艾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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