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传真·宿松# 【趾凤：建设观光步道 发展乡村旅游】为支持脱贫村发展乡村旅游，做好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日前，吴河村旅游观光步道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 观光步道南起南冲村水月庵，北接吴河村传统村落景区，全长1800米，总投资约25万元，是在原沿河石板路基础上铺设地砖。步道建成后，与国家级传统村落等自然景观、历史古建串联起来，将集观光、旅游、休闲为一体，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旅游。
#加格达奇在哪里#？那是一个矗立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城市。
加格达奇，位于大兴安岭东南坡、伊勒呼里山南麓的甘河岸北，这里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清朝和日伪时期，历遭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日本侵入中国后，为了防苏反苏和控制东北的抗联活动，曾在这里设过敌特机构（据伪满时在这一带活动的鄂伦春老人回忆的）。解放前这里没有居民，只有少数白俄隐居于此，时有鄂伦春猎民游猎，经常出入此地。
加格达奇这地方，当时有两个称号。一个叫“大高崖子”，指现在东南屯靠河的地方。伪满时日本人组织采伐队，在甘河两岸掠夺木材，顺甘河流送木排。因为这里地势较高，前边有河，后面靠山，依山傍水，河弯水缓，便于叠坝，流送工人到这里停排，上岸休息，吃住在大高崖子，然后再顺流而下，将木排流送到嫩江等地。时间长了，大高崖子这名就叫出去了。
伪满时期，这里曾住有几百名苏联人，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跑来隐居的白俄。日本人利用他们防苏反苏，约有五、六十人，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1945年祖国光复后，日本侵略者受命下山到嫩江投降苏联红军，白俄不久也走了，有些返回欧洲，有的迁往东南亚。据首批来这里的林业开发建设者肇殿金等人证实，在高崖上面破败残屋中有烘烤面包炉灶，东山根下有好多坟墓和花圈架等。
另一个名叫“樟达气”，是鄂伦春语。这里狼多狍子多，鄂伦春人经常游猎于此，把这里称樟达气，意思是有樟子松的地方，系指加格达奇西北角那条小河的山坡上有片樟子松林。樟子松是珍贵树种，既好用又好看，称为“美人松”，是冬夏常青树，它主要生长在大兴安岭北坡，东南坡一带很少见到。唯独加格达奇河（后来命的名）上游有些樟子松，所以，樟达气这个名字就比较受人喜爱。后来人们根据谐音，进一步发展为“加格达气”，1964年会战时改为加格达奇。罗玉川同志指示，要在加格达奇周围栽些樟子松，使它名符其实。
1957年4月，奎勒河森林经营局，为了搞好森林保护，派肇殿金等12人骑马挎枪，携带给养，从大杨树起程跋涉3天，到达加格达奇，在大高崖子上面，看到白俄遗留的破屋残亘，废弃水井、炉灶等，他们以大高崖子做为宿营地，支起小帐篷，睡着狍皮被。住下后，一面备料建简易房舍，一面派营林员骑马登山巡护，开展了护林防火、保护森林资源工作。他们在大高崖子盖了两栋茅草房，这就是在加格达奇的也是林业上最早的建筑。
1958年，牙克石林管局决定由奎勒河林业局筹建加格达奇。派出部分职工，开始筹建工作。因没有铁路，牙林线铁路通到甘河，距加格达奇96公里；没有公路，国家也没有安排开发这片林区的计划，牙克石林管局再三权衡，决定缓建加格达奇林业局。
1960年春，根据牙林线铁路的工程进度和岭北林区的大规模开发，牙克石林管局又决定由奎勒河林业局继续筹建加格达奇林业局。由副局长蒋守义担任筹建处主任，于2月份抽调一部分人组成先遣队，来到加格达奇设点，接着大批招收工人，筹备建筑物资，很快组成了1000多人职工队伍。开始，在大高崖子建砖厂，盖简易房，后来，经过全面踏查，舍弃大高崖子，在北山脚下选定局址，按照城镇规划，实施场区建设，利用当地建材，肩挑人扛，战胜缺少水泥、玻璃、五金、钢材和运力不足等诸多困难，建起了一个大方块、四合院的砖房18栋，当年建起4000多平方米房舍。第二年又建筑了仓库、食堂、招待所、家属宿舍等，总共7600平方米，为奎勒河林业局的搬迁奠定了物质基础。
该局于1960年10月从大杨树搬来后，林业职工、家属和铁路五处筑路工人，共1万多人。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搞好治安管理，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鄂伦春自治旗于1960年7月建立了加格达奇镇，随之，商、粮、银、邮和公安等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社会。
1962年牙克石林管局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决定撤销多布库尔林业局建制，合并到奎勒河林业局，后改成加格达奇林业局。同年7月，决定加格达奇林业局缓建，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全局只留200人。这时铁路也缓建，大批人员下撤，只留很少一部分人修路。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足，副食缺乏，生活困难。当地政府和林业局发动职工家属开荒种地，建起了农场和家属生产队，生产粮食蔬菜，度过了难关，迎来了新的转机。
加格达奇由于它有很好的天然优势，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它是落脚点。加格达奇是大兴安岭北坡的门户，1964年牙林线铁路铺轨到这里，会战大军挺进林海，必须经过这个咽喉要道；同时这里又有接待会战大军的条件，有待机开发的林业局和镇政府，有早建好的万米房舍和社会服务设施；而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在翘首以待，早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这里是会战大军的转运站，会战指挥部的先头部队，在这里分别设了军队和地方接待站。大批人员乖坐工程车从牙林线进来，先在这里落脚，下车休息，听候分配。然后乖坐汽车向森林腹地进发，到各自的指定地点。会战区所需粮食物资和机械设备等，都先用火车运到这里，再装汽车从简易便道分别送到目的地。罗玉川同志深有体会的说：“他们那次开发（指1958年）是非常壮丽的，是奠基，不仅摸出了一些经验，而且为后来的开发踏出了一条道路，建立了落脚点。”
第二，它是指挥中枢。按照会战方案，林区会战指挥部第一步设在加格达奇，第二步搬迁到塔河。出于各方因素，大兴安岭的指挥中枢一直设在加格达奇。三十年来，这里成为会战指挥部和特区、地区领导的指挥中心。在这里运筹帷幄，谋划出许多的重大决策。指挥部通过会议、文件、电台、电话等，指挥全区各地大小战役，部署全面开发建设任务。1965年是林区开发全面铺开的一年。林区开发建设，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必须贯彻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做到林业建设和地方建设同时并举。这一年，除铁道兵以修大铁为主体的会战外，林业上组织第一个战役，也是关键性战役，就是古源会战，集中力量建设松岭林业公司。这个战役是天随人愿、心想事成，只用五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初战大捷。古源会战的胜利，打开了进山的大门，打下了会战基础，打出了会战的经验和决心。
第三，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加格达奇，原属松岭林业公司。1968年，松岭迁至小杨气，成立加格达奇镇，由特区直接领导。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将镇改成区，属县级建制。从此，它象挺拔的苍松一样，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加格达奇，有中央直属大中型企业，有省直属企业，有新兴的林产工业和大型建筑业、国有地方工业、乡镇和街道企业；有健全的商业、贸易和各种服务行业；有大专院校、各种中等专业学校和省地重点中小学，有完整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体育、卫生、医疗体系；铁路纵横，公路成网，交通方便，四通八达。卧都河大桥的建成，结束了我区“上不达省，下不畅县”的历史。会战初期规划的3万人口的小镇，现在已经发展到6个街道办事处、98个居民委，2个乡、9个村民委、47个村民小组，人口发展到近14万的城市。原来一排排的帐篷早已变成拔地而起的楼群；过去连片的都柿甸子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沥青马路；昔日缺电少水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加格达奇党政军民齐备，工农商学俱全，经济发达，五业兴旺，有些产品不仅创省内名牌，还远销国内外。加格达奇是祖国北部的一座新兴城市，是黑龙江天鹅头上的一颗明珠，是大兴安岭林区经济、贸易、政治和文化中心。
综上所述，加格达奇，奇就奇在它不到而立之年，就成长为健步前进的巨人，英勇顽强地屹立在祖国北疆的南大门。这是会战以来历届领导精心培育的结果，是全区军民和广大职工热情关怀的丰碑，它是大兴安岭新型林区中的一个缩影。#野史#
加格达奇，位于大兴安岭东南坡、伊勒呼里山南麓的甘河岸北，这里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清朝和日伪时期，历遭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日本侵入中国后，为了防苏反苏和控制东北的抗联活动，曾在这里设过敌特机构（据伪满时在这一带活动的鄂伦春老人回忆的）。解放前这里没有居民，只有少数白俄隐居于此，时有鄂伦春猎民游猎，经常出入此地。
加格达奇这地方，当时有两个称号。一个叫“大高崖子”，指现在东南屯靠河的地方。伪满时日本人组织采伐队，在甘河两岸掠夺木材，顺甘河流送木排。因为这里地势较高，前边有河，后面靠山，依山傍水，河弯水缓，便于叠坝，流送工人到这里停排，上岸休息，吃住在大高崖子，然后再顺流而下，将木排流送到嫩江等地。时间长了，大高崖子这名就叫出去了。
伪满时期，这里曾住有几百名苏联人，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跑来隐居的白俄。日本人利用他们防苏反苏，约有五、六十人，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1945年祖国光复后，日本侵略者受命下山到嫩江投降苏联红军，白俄不久也走了，有些返回欧洲，有的迁往东南亚。据首批来这里的林业开发建设者肇殿金等人证实，在高崖上面破败残屋中有烘烤面包炉灶，东山根下有好多坟墓和花圈架等。
另一个名叫“樟达气”，是鄂伦春语。这里狼多狍子多，鄂伦春人经常游猎于此，把这里称樟达气，意思是有樟子松的地方，系指加格达奇西北角那条小河的山坡上有片樟子松林。樟子松是珍贵树种，既好用又好看，称为“美人松”，是冬夏常青树，它主要生长在大兴安岭北坡，东南坡一带很少见到。唯独加格达奇河（后来命的名）上游有些樟子松，所以，樟达气这个名字就比较受人喜爱。后来人们根据谐音，进一步发展为“加格达气”，1964年会战时改为加格达奇。罗玉川同志指示，要在加格达奇周围栽些樟子松，使它名符其实。
1957年4月，奎勒河森林经营局，为了搞好森林保护，派肇殿金等12人骑马挎枪，携带给养，从大杨树起程跋涉3天，到达加格达奇，在大高崖子上面，看到白俄遗留的破屋残亘，废弃水井、炉灶等，他们以大高崖子做为宿营地，支起小帐篷，睡着狍皮被。住下后，一面备料建简易房舍，一面派营林员骑马登山巡护，开展了护林防火、保护森林资源工作。他们在大高崖子盖了两栋茅草房，这就是在加格达奇的也是林业上最早的建筑。
1958年，牙克石林管局决定由奎勒河林业局筹建加格达奇。派出部分职工，开始筹建工作。因没有铁路，牙林线铁路通到甘河，距加格达奇96公里；没有公路，国家也没有安排开发这片林区的计划，牙克石林管局再三权衡，决定缓建加格达奇林业局。
1960年春，根据牙林线铁路的工程进度和岭北林区的大规模开发，牙克石林管局又决定由奎勒河林业局继续筹建加格达奇林业局。由副局长蒋守义担任筹建处主任，于2月份抽调一部分人组成先遣队，来到加格达奇设点，接着大批招收工人，筹备建筑物资，很快组成了1000多人职工队伍。开始，在大高崖子建砖厂，盖简易房，后来，经过全面踏查，舍弃大高崖子，在北山脚下选定局址，按照城镇规划，实施场区建设，利用当地建材，肩挑人扛，战胜缺少水泥、玻璃、五金、钢材和运力不足等诸多困难，建起了一个大方块、四合院的砖房18栋，当年建起4000多平方米房舍。第二年又建筑了仓库、食堂、招待所、家属宿舍等，总共7600平方米，为奎勒河林业局的搬迁奠定了物质基础。
该局于1960年10月从大杨树搬来后，林业职工、家属和铁路五处筑路工人，共1万多人。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搞好治安管理，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鄂伦春自治旗于1960年7月建立了加格达奇镇，随之，商、粮、银、邮和公安等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社会。
1962年牙克石林管局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决定撤销多布库尔林业局建制，合并到奎勒河林业局，后改成加格达奇林业局。同年7月，决定加格达奇林业局缓建，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全局只留200人。这时铁路也缓建，大批人员下撤，只留很少一部分人修路。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足，副食缺乏，生活困难。当地政府和林业局发动职工家属开荒种地，建起了农场和家属生产队，生产粮食蔬菜，度过了难关，迎来了新的转机。
加格达奇由于它有很好的天然优势，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它是落脚点。加格达奇是大兴安岭北坡的门户，1964年牙林线铁路铺轨到这里，会战大军挺进林海，必须经过这个咽喉要道；同时这里又有接待会战大军的条件，有待机开发的林业局和镇政府，有早建好的万米房舍和社会服务设施；而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在翘首以待，早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这里是会战大军的转运站，会战指挥部的先头部队，在这里分别设了军队和地方接待站。大批人员乖坐工程车从牙林线进来，先在这里落脚，下车休息，听候分配。然后乖坐汽车向森林腹地进发，到各自的指定地点。会战区所需粮食物资和机械设备等，都先用火车运到这里，再装汽车从简易便道分别送到目的地。罗玉川同志深有体会的说：“他们那次开发（指1958年）是非常壮丽的，是奠基，不仅摸出了一些经验，而且为后来的开发踏出了一条道路，建立了落脚点。”
第二，它是指挥中枢。按照会战方案，林区会战指挥部第一步设在加格达奇，第二步搬迁到塔河。出于各方因素，大兴安岭的指挥中枢一直设在加格达奇。三十年来，这里成为会战指挥部和特区、地区领导的指挥中心。在这里运筹帷幄，谋划出许多的重大决策。指挥部通过会议、文件、电台、电话等，指挥全区各地大小战役，部署全面开发建设任务。1965年是林区开发全面铺开的一年。林区开发建设，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必须贯彻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做到林业建设和地方建设同时并举。这一年，除铁道兵以修大铁为主体的会战外，林业上组织第一个战役，也是关键性战役，就是古源会战，集中力量建设松岭林业公司。这个战役是天随人愿、心想事成，只用五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初战大捷。古源会战的胜利，打开了进山的大门，打下了会战基础，打出了会战的经验和决心。
第三，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加格达奇，原属松岭林业公司。1968年，松岭迁至小杨气，成立加格达奇镇，由特区直接领导。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将镇改成区，属县级建制。从此，它象挺拔的苍松一样，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加格达奇，有中央直属大中型企业，有省直属企业，有新兴的林产工业和大型建筑业、国有地方工业、乡镇和街道企业；有健全的商业、贸易和各种服务行业；有大专院校、各种中等专业学校和省地重点中小学，有完整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体育、卫生、医疗体系；铁路纵横，公路成网，交通方便，四通八达。卧都河大桥的建成，结束了我区“上不达省，下不畅县”的历史。会战初期规划的3万人口的小镇，现在已经发展到6个街道办事处、98个居民委，2个乡、9个村民委、47个村民小组，人口发展到近14万的城市。原来一排排的帐篷早已变成拔地而起的楼群；过去连片的都柿甸子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沥青马路；昔日缺电少水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加格达奇党政军民齐备，工农商学俱全，经济发达，五业兴旺，有些产品不仅创省内名牌，还远销国内外。加格达奇是祖国北部的一座新兴城市，是黑龙江天鹅头上的一颗明珠，是大兴安岭林区经济、贸易、政治和文化中心。
综上所述，加格达奇，奇就奇在它不到而立之年，就成长为健步前进的巨人，英勇顽强地屹立在祖国北疆的南大门。这是会战以来历届领导精心培育的结果，是全区军民和广大职工热情关怀的丰碑，它是大兴安岭新型林区中的一个缩影。#野史#
【亚洲象的奇幻漂流：哪里适宜栖居？国家公园能不能成为新家？】据中国科学报报道：最近一段时间，“大象旅行团”几乎“住”在了热搜上。两群大象从老家——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出发。一群北上500多公里，大摇大摆一度逛到了昆明境内；一群南下滞留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威胁着科学家60余年来收集的130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
网上的声音渐渐从惊奇、调侃变得趋于理性。前段时间还笑言“昆明欢迎你”的网友们，也开始担忧“接下来该怎么办？”“它们还能回家吗？”
“野生动物对人类、人类对野生动物，都有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安全距离。”亚洲象研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对《中国科学报》说，他最担心的是，这种安全距离正在一次又一次被打破。
“一方面，中国的生态保护工作初见成效，亚洲象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有所恢复；另一方面，栖息地的破坏和碎片化，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张立说，“这是问题的根源。”
繁衍生息、“人丁”渐旺，却发现已经找不到家了——这绝不是亚洲象一种动物面临的烦恼。
大象和人，都想有个家
研究亚洲象20多年来，张立见证过太多人象冲突的悲剧，给他的研究生做饭的一位野象谷老板娘，就是死在了大象的脚下。
“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这本著作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伊懋可得出了如此结论。
早在数千年前，大象还游荡在今天的河北地界，即便后来环境变化，它们也能适应大半个中国的气候。河南修水电站时，曾经挖掘出亚洲象的遗骸。河南的简称“豫”，字形里就藏着一头“象”。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步步进逼，大象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退却，最后只剩下云南省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零星栖息地，种群数量一度跌至150头，可以说是“退无可退”。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强，国内亚洲象的数量缓慢回升到300头左右，但依然处于濒危状态。但就是这么少得可怜的亚洲象，依然能引发激烈的人象冲突。2010年，保险公司估算了西双版纳100多头大象给当地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437万；2017年又涨了近两倍——1253万元。与此同时，大象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仅2019年，就有14人因云南野象肇事而死亡。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状是，一方面，来自人类的干扰从未止息，新的耕地还在继续嵌入亚洲象本已所剩无几的栖息地；另一方面，大象苦于现有环境满足不了它们的生存和种群发展需求，也在持续向外扩散。这些因素都会让人和象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进一步加剧人与大象的冲突。”张立说。
最近张立接受了很多采访。每一次，他都会强调一个数据：近20年间，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面积缩小了40%以上。“不管你分析大象迁移有哪些原因，都不能忽略这个最残酷的事实！”
橡胶、茶叶等产业，是大象栖息地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但棘手的是，这些产业对当地人来讲，无疑就是命根子。
当越来越多的原始森林被开发为橡胶园和茶园，饿着肚子的大象就不得不走出家门，奔向农民的果园和庄稼地。
而这一次，它们走得更远了：一路“象”北500多公里，行程震惊全国。
国家公园能不能成为大象新家？
日前，在人们的围堵和食诱下，象群开始向西南方向掉头。
在此之前的5月31日，专家组第一次成功摸索出了引导象群的经验。他们选择了青玉米、菠萝、香蕉这些香气浓郁的食物，布置在预设道路上，同时对通向市区和乡镇的道路进行封堵，终于让大象“走上正途”。
理想的前景是，随着一线工作组的经验积累，这样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象群能在人们的引导下，通过较为安全的道路，走到适宜栖居的地方。
但这又回到了老问题：适宜栖居的地方在哪里？苍茫大地，何处是家？
在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多位专家都提到，应当专门为亚洲象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
近年来，国内先后在12个省份开展了三江源、祁连山、神农架、武夷山、钱江源、南山、普达措、海南热带雨林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张立告诉《中国科学报》，早在2016年左右，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已经在规划亚洲象国家公园，他本人担任该国家公园的规划评审专家组组长。但他能明显感到，人们担心，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公园会给地方经济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亚洲象生存的地方，人口非常密集。相比之下，祁连山、三江源等国家公园试点，人口要稀少很多，这是最大的区别。”在曾研究亚洲象种群遗传的《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看来，要想实现亚洲象国家公园这个理想，还是横亘着不少阻碍。“建设国家公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人迁走。这可不是件轻飘飘的事儿。”
在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生活着一群特殊的老百姓。他们是20年前从千里之外的昭通市大山包乡搬迁来的，搬家的原因是那里建立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从2011年起，野生亚洲象开始进驻江城县，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损失，还曾出现人员伤亡。
“如果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类似这样的村镇可能还面临着搬迁。”何长欢说，“要避免‘生态移民，一移再移’的情况，从一开始就要非常严谨地开展有预见性的长期规划。”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发表的论文《亚洲象国家公园探索与思考》中，理想中的亚洲象国家公园被描述为：各类自然保护地有机整合，片区之间的连通性得以增强；亚洲象栖息环境和社区居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人象空间的重叠度逐步降低，通过资源合理利用反哺亚洲象保护；高效、协调的跨行政区域管理体制基本建立，跨境合作得到强化……
不管亚洲象国家公园的愿景是否遥远，有些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
张立建议，由于近年来橡胶价格持续走低，已经不再是当地群众的首要致富路径，可以考虑通过林权流转等途径，实现一定程度的“退胶还象”，同时为老百姓找到更好的替代生计。此外，一些区域虽然没有大象居住，但却是它们重要的迁徙廊道，接下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生态修复，恢复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改变栖息地高度破碎化的现状。
张立曾做过一个研究——生活在勐养子保护区里的村民，希望在保护区里的采伐集体林种上更有经济价值的橡胶和茶叶。虽然这部分保护区的面积只占9.67%，但经他们测算，如果改种经济作物，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就会下降大约40%。
“这40%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可能是采集大红菌、竹笋等优质林下农产品获得的收入。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热带雨林提供的巨大碳汇。如果未来全国的碳交易市场成型，就可以将这些保护区的生态价值变现，通过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反哺当地经济。”张立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见详文：https://t.cn/A6VQ8RjN（综合中国科学报）
网上的声音渐渐从惊奇、调侃变得趋于理性。前段时间还笑言“昆明欢迎你”的网友们，也开始担忧“接下来该怎么办？”“它们还能回家吗？”
“野生动物对人类、人类对野生动物，都有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安全距离。”亚洲象研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对《中国科学报》说，他最担心的是，这种安全距离正在一次又一次被打破。
“一方面，中国的生态保护工作初见成效，亚洲象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有所恢复；另一方面，栖息地的破坏和碎片化，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张立说，“这是问题的根源。”
繁衍生息、“人丁”渐旺，却发现已经找不到家了——这绝不是亚洲象一种动物面临的烦恼。
大象和人，都想有个家
研究亚洲象20多年来，张立见证过太多人象冲突的悲剧，给他的研究生做饭的一位野象谷老板娘，就是死在了大象的脚下。
“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这本著作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伊懋可得出了如此结论。
早在数千年前，大象还游荡在今天的河北地界，即便后来环境变化，它们也能适应大半个中国的气候。河南修水电站时，曾经挖掘出亚洲象的遗骸。河南的简称“豫”，字形里就藏着一头“象”。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步步进逼，大象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退却，最后只剩下云南省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零星栖息地，种群数量一度跌至150头，可以说是“退无可退”。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强，国内亚洲象的数量缓慢回升到300头左右，但依然处于濒危状态。但就是这么少得可怜的亚洲象，依然能引发激烈的人象冲突。2010年，保险公司估算了西双版纳100多头大象给当地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437万；2017年又涨了近两倍——1253万元。与此同时，大象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仅2019年，就有14人因云南野象肇事而死亡。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状是，一方面，来自人类的干扰从未止息，新的耕地还在继续嵌入亚洲象本已所剩无几的栖息地；另一方面，大象苦于现有环境满足不了它们的生存和种群发展需求，也在持续向外扩散。这些因素都会让人和象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进一步加剧人与大象的冲突。”张立说。
最近张立接受了很多采访。每一次，他都会强调一个数据：近20年间，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面积缩小了40%以上。“不管你分析大象迁移有哪些原因，都不能忽略这个最残酷的事实！”
橡胶、茶叶等产业，是大象栖息地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但棘手的是，这些产业对当地人来讲，无疑就是命根子。
当越来越多的原始森林被开发为橡胶园和茶园，饿着肚子的大象就不得不走出家门，奔向农民的果园和庄稼地。
而这一次，它们走得更远了：一路“象”北500多公里，行程震惊全国。
国家公园能不能成为大象新家？
日前，在人们的围堵和食诱下，象群开始向西南方向掉头。
在此之前的5月31日，专家组第一次成功摸索出了引导象群的经验。他们选择了青玉米、菠萝、香蕉这些香气浓郁的食物，布置在预设道路上，同时对通向市区和乡镇的道路进行封堵，终于让大象“走上正途”。
理想的前景是，随着一线工作组的经验积累，这样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象群能在人们的引导下，通过较为安全的道路，走到适宜栖居的地方。
但这又回到了老问题：适宜栖居的地方在哪里？苍茫大地，何处是家？
在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多位专家都提到，应当专门为亚洲象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
近年来，国内先后在12个省份开展了三江源、祁连山、神农架、武夷山、钱江源、南山、普达措、海南热带雨林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张立告诉《中国科学报》，早在2016年左右，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已经在规划亚洲象国家公园，他本人担任该国家公园的规划评审专家组组长。但他能明显感到，人们担心，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公园会给地方经济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亚洲象生存的地方，人口非常密集。相比之下，祁连山、三江源等国家公园试点，人口要稀少很多，这是最大的区别。”在曾研究亚洲象种群遗传的《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看来，要想实现亚洲象国家公园这个理想，还是横亘着不少阻碍。“建设国家公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人迁走。这可不是件轻飘飘的事儿。”
在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生活着一群特殊的老百姓。他们是20年前从千里之外的昭通市大山包乡搬迁来的，搬家的原因是那里建立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从2011年起，野生亚洲象开始进驻江城县，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损失，还曾出现人员伤亡。
“如果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类似这样的村镇可能还面临着搬迁。”何长欢说，“要避免‘生态移民，一移再移’的情况，从一开始就要非常严谨地开展有预见性的长期规划。”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发表的论文《亚洲象国家公园探索与思考》中，理想中的亚洲象国家公园被描述为：各类自然保护地有机整合，片区之间的连通性得以增强；亚洲象栖息环境和社区居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人象空间的重叠度逐步降低，通过资源合理利用反哺亚洲象保护；高效、协调的跨行政区域管理体制基本建立，跨境合作得到强化……
不管亚洲象国家公园的愿景是否遥远，有些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
张立建议，由于近年来橡胶价格持续走低，已经不再是当地群众的首要致富路径，可以考虑通过林权流转等途径，实现一定程度的“退胶还象”，同时为老百姓找到更好的替代生计。此外，一些区域虽然没有大象居住，但却是它们重要的迁徙廊道，接下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生态修复，恢复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改变栖息地高度破碎化的现状。
张立曾做过一个研究——生活在勐养子保护区里的村民，希望在保护区里的采伐集体林种上更有经济价值的橡胶和茶叶。虽然这部分保护区的面积只占9.67%，但经他们测算，如果改种经济作物，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就会下降大约40%。
“这40%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可能是采集大红菌、竹笋等优质林下农产品获得的收入。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热带雨林提供的巨大碳汇。如果未来全国的碳交易市场成型，就可以将这些保护区的生态价值变现，通过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反哺当地经济。”张立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见详文：https://t.cn/A6VQ8RjN（综合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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