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保荣院士：愿做一辈子的海洋“防腐卫士”】大海，有着千里波涛滚滚来的雄浑壮阔，有着三万里河东入海的博大胸怀。大海，这片赋予我们无尽遐想的蓝色国土，是他五十余年来一直致力降服的“吃铁老虎”。
他，就是中国海洋腐蚀与防护研究拓荒者、202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侯保荣。
立志防腐攻坚克难
“我就是专心干好海洋腐蚀与防护这一件事。”侯保荣对《中国科学报》说。
1970年3月，年轻的侯保荣带着一身朝气，正式入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开启了他成才报国的峥嵘岁月。
资料少，基础弱，设备缺，来到海洋所，在老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侯保荣加入了这支专门的海洋腐蚀与防护研究队伍。
那时，大家认为海洋环境划分为大气区、潮差区和海水区三个腐蚀区带。潮差区潮水忽高忽低，加上风吹日晒，国人都认为这部分腐蚀最严重。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找出科学答案，团队在陈山码头海边临时构建了一个水池开展实海挂片实验。
“我们的工作环境、条件特别差，吃饭只能在露天，苍蝇‘嗡嗡’的围着人转，一挥手‘呼’的赶走一大群。”侯保荣笑着描述，一幕幕仿佛还在眼前。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复一日的实验得出结论，浪花飞溅区是我国腐蚀防护产业忽视的“大老虎”，它才是海洋钢结构腐蚀最严重的区域，是真正的腐蚀防护“短板”和“痛点”。
深耕防腐 攻克“短板”
摸清海洋环境腐蚀规律后，如何降服浪花飞溅区这个“吃金属的老虎”，成为萦绕在侯保荣心头的一大难题。
侯保荣发现，“在浪花飞溅区采用包覆防腐蚀技术，防腐蚀效果理想。”而该技术在当时的中国尚是空白。
“我就想啊，能否针对我国的腐蚀环境特点，研发针对性的包覆技术呢。”侯保荣带领研发小组，翻阅了大量外籍文献、专利等，每天做计划、每日一沟通，秉持着“一定能成功”的决心，干劲十足。
“浪花飞溅区是造成严重腐蚀的‘罪魁祸首’，既然不能避免潮湿环境和海浪冲击，那就直面这一难题！”侯保荣坚定提出。
当时，润滑脂是有效的防腐方法之一，侯保荣先后运用数十种润滑脂进行实验，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被润滑脂包覆的钢铁表面始终有少量腐蚀。这是为什么呢？侯保荣陷入了思考。
实验、观察、思考、再实验……侯保荣终于揭秘：浪花飞溅区的钢结构表面一直有残留的海水，即使涂抹润滑脂，表面的海水也被一并包裹在里面，是这些残留海水导致了点蚀的发生！
但是，如何在不改变施工环境的前提下，把钢铁表面残余的水分去除呢？他专程请教了高分子专家，并与日本合作，提出在有机大分子极性基团上增加水油置换基团，将金属表面的水分置换出来，在金属表面只留下油性基团，避免腐蚀，这种改性防护脂的防护性能大大提高！
有了这一点突破后，他又集中力量对防护脂配方、缓蚀剂成分同时改进，多层复配，最终形成了由矿脂防蚀膏、矿脂防蚀带、密封缓冲层和防蚀保护罩组成的复层矿脂包覆防腐蚀技术（PTC）。
该技术表面处理简单，施工方便，可带水带锈施工，不但能够隔绝海水，外层的密封缓冲层和玻璃钢防蚀罩还能有效抵御机械损伤和外界冲击，兼具防腐、水下施工、环保等多个优点。
院企合作 打破垄断
侯保荣先后走访了二十多个沿海城市的港口及上百家企业，始终坚持在一线。
“实验室制备只是第一步，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工程必须扩大生产。”侯保荣又指向了新的目标“山头”。
没有正式的中试实验平台，侯保荣就借用合作公司“四面漏风”的废弃大院，加工了简易的生产设备，如此热火朝天的做起实验来。
条件十分艰苦，设备调试困难重重，但侯保荣从未想过放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信念鼓舞着他继续向前。
侯保荣提交了“我国海洋工程设施浪花飞溅区防腐蚀工作极待加强”的院士建议，获得了有关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得到“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支持，由此完成了PTC技术扩大生产的关键一步。
数十年的探索，侯保荣与高新技术企业青岛迪恩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立稳定合作，共同研发的包覆技术生产设备从Ⅰ型、Ⅱ型、Ⅲ型，到可以批量稳定生产的Ⅳ型，设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动化生产线，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生产能力最终满足了防腐工程需要。
合作实现了该技术在国内的首次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保障了产品性能达到国家标准GB/T32119-2015要求，产品质量稳定，具有中国计量认证机构（CMA）的合格检测报告。
“是时候真正将PTC包覆防腐技术服务于我们中华大地了！”侯保荣兴奋的表示。
目前，该技术在青岛港液体化工码头已使用近十五年，至今保护状态完好，无任何破损现象，检查内部钢结构无任何腐蚀，光亮如新，预计防护寿命可达30年以上。
就连在我国东北的极寒极恶劣服役环境下，PTC技术也能够有效抵御海冰碰撞，经受住恶劣环境的考验，在冬季结冰期长达5个月之久的丹东华能电厂煤码头，至今成果已顺利应用8年。
目前，PTC技术已经实现了我国全纬度的适用性，扎根我国防腐工程。产品在大连北良港码头、上海洋山深水港LNG码头、杭州湾大桥等近五十项国家重大工程中应用，全部为优良工程。
针对不同工程的特殊性，侯保荣又进行个性化PTC技术升级。利用多片嵌合式防蚀保护罩技术，解决了海上风电超大直径塔筒的现场包覆和陆地预包覆防腐难题，同时还解决了几十座桥梁锚室系统和埋地管道的防护难题，实现了PTC技术在多种场景的应用。
“随着近年来技术产品的逐渐成熟，我们注册了商标（迪恩特R）和防伪标识。基于产品优异的防腐性能和合作方的认可，我们投保商业综合责任险，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额可达RMB 1000万元。”侯保荣与时俱进的迈出了向市场探索的步伐。
矢志不渝 砥砺前行
科研的脚步是不停歇的。
针对海洋大气区异型钢结构的腐蚀防控难题、海工钢筋混凝土的腐蚀防控难题，侯保荣还率团队成功研发出了氧化聚合包覆防腐技术(OTC)、柔韧性钢筋混凝土涂层防腐技术(FCC)等一系列成果，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并实现产业化。
这些成果在110余项重大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也因此，侯保荣被大家称作海洋的“防腐卫士”。
侯保荣常说，PTC技术是众多成果中最偏爱的一朵“浪花”，它承载着侯保荣与浪花飞溅区的不解情缘，这是他进入腐蚀领域的“萌芽”，也见证着他服务于我国多项防腐工程的“开花”“结果”……
对侯保荣来说，2021年是个丰收年。他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还获得了联合国世界腐蚀组织（WCO）首届世界“腐蚀成就奖”，全球仅一人获奖。这不仅是对侯保荣在世界腐蚀防护领域突出贡献的高度总结，更是对侯保荣产学研结合、科研成果应用实际的充分认可。
多年来，侯保荣先后承担国家重大科研计划30余项，出版专著9部，主编论文集10部，发表SCI论文500余篇，授权专利100余项，制定国家和地方标准10余项；主持“我国腐蚀状况及控制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完成我国最全面系统的腐蚀调查，出版170余万字的《中国腐蚀成本》，英文专著The Cost of Corrosion in China全球发行；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山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腐蚀与防护最高工程成就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美国腐蚀工程师协会（NACE）科技成就奖及NACE卓越组织奖等。
工作中的侯保荣，仿佛一台永动机。他始终坚守科研第一线，他三年的出差里程中，仅飞行距离就超过33.3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8圈多。
侯保荣对《中国科学报》表示：“荣誉仅仅是工作的开始，得到的成绩也只代表过去，我会继续奋斗在腐蚀研究的第一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我国防腐事业做出一点贡献！”https://t.cn/A6iS359a
他，就是中国海洋腐蚀与防护研究拓荒者、202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侯保荣。
立志防腐攻坚克难
“我就是专心干好海洋腐蚀与防护这一件事。”侯保荣对《中国科学报》说。
1970年3月，年轻的侯保荣带着一身朝气，正式入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开启了他成才报国的峥嵘岁月。
资料少，基础弱，设备缺，来到海洋所，在老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侯保荣加入了这支专门的海洋腐蚀与防护研究队伍。
那时，大家认为海洋环境划分为大气区、潮差区和海水区三个腐蚀区带。潮差区潮水忽高忽低，加上风吹日晒，国人都认为这部分腐蚀最严重。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找出科学答案，团队在陈山码头海边临时构建了一个水池开展实海挂片实验。
“我们的工作环境、条件特别差，吃饭只能在露天，苍蝇‘嗡嗡’的围着人转，一挥手‘呼’的赶走一大群。”侯保荣笑着描述，一幕幕仿佛还在眼前。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复一日的实验得出结论，浪花飞溅区是我国腐蚀防护产业忽视的“大老虎”，它才是海洋钢结构腐蚀最严重的区域，是真正的腐蚀防护“短板”和“痛点”。
深耕防腐 攻克“短板”
摸清海洋环境腐蚀规律后，如何降服浪花飞溅区这个“吃金属的老虎”，成为萦绕在侯保荣心头的一大难题。
侯保荣发现，“在浪花飞溅区采用包覆防腐蚀技术，防腐蚀效果理想。”而该技术在当时的中国尚是空白。
“我就想啊，能否针对我国的腐蚀环境特点，研发针对性的包覆技术呢。”侯保荣带领研发小组，翻阅了大量外籍文献、专利等，每天做计划、每日一沟通，秉持着“一定能成功”的决心，干劲十足。
“浪花飞溅区是造成严重腐蚀的‘罪魁祸首’，既然不能避免潮湿环境和海浪冲击，那就直面这一难题！”侯保荣坚定提出。
当时，润滑脂是有效的防腐方法之一，侯保荣先后运用数十种润滑脂进行实验，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被润滑脂包覆的钢铁表面始终有少量腐蚀。这是为什么呢？侯保荣陷入了思考。
实验、观察、思考、再实验……侯保荣终于揭秘：浪花飞溅区的钢结构表面一直有残留的海水，即使涂抹润滑脂，表面的海水也被一并包裹在里面，是这些残留海水导致了点蚀的发生！
但是，如何在不改变施工环境的前提下，把钢铁表面残余的水分去除呢？他专程请教了高分子专家，并与日本合作，提出在有机大分子极性基团上增加水油置换基团，将金属表面的水分置换出来，在金属表面只留下油性基团，避免腐蚀，这种改性防护脂的防护性能大大提高！
有了这一点突破后，他又集中力量对防护脂配方、缓蚀剂成分同时改进，多层复配，最终形成了由矿脂防蚀膏、矿脂防蚀带、密封缓冲层和防蚀保护罩组成的复层矿脂包覆防腐蚀技术（PTC）。
该技术表面处理简单，施工方便，可带水带锈施工，不但能够隔绝海水，外层的密封缓冲层和玻璃钢防蚀罩还能有效抵御机械损伤和外界冲击，兼具防腐、水下施工、环保等多个优点。
院企合作 打破垄断
侯保荣先后走访了二十多个沿海城市的港口及上百家企业，始终坚持在一线。
“实验室制备只是第一步，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工程必须扩大生产。”侯保荣又指向了新的目标“山头”。
没有正式的中试实验平台，侯保荣就借用合作公司“四面漏风”的废弃大院，加工了简易的生产设备，如此热火朝天的做起实验来。
条件十分艰苦，设备调试困难重重，但侯保荣从未想过放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信念鼓舞着他继续向前。
侯保荣提交了“我国海洋工程设施浪花飞溅区防腐蚀工作极待加强”的院士建议，获得了有关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得到“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支持，由此完成了PTC技术扩大生产的关键一步。
数十年的探索，侯保荣与高新技术企业青岛迪恩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立稳定合作，共同研发的包覆技术生产设备从Ⅰ型、Ⅱ型、Ⅲ型，到可以批量稳定生产的Ⅳ型，设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动化生产线，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生产能力最终满足了防腐工程需要。
合作实现了该技术在国内的首次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保障了产品性能达到国家标准GB/T32119-2015要求，产品质量稳定，具有中国计量认证机构（CMA）的合格检测报告。
“是时候真正将PTC包覆防腐技术服务于我们中华大地了！”侯保荣兴奋的表示。
目前，该技术在青岛港液体化工码头已使用近十五年，至今保护状态完好，无任何破损现象，检查内部钢结构无任何腐蚀，光亮如新，预计防护寿命可达30年以上。
就连在我国东北的极寒极恶劣服役环境下，PTC技术也能够有效抵御海冰碰撞，经受住恶劣环境的考验，在冬季结冰期长达5个月之久的丹东华能电厂煤码头，至今成果已顺利应用8年。
目前，PTC技术已经实现了我国全纬度的适用性，扎根我国防腐工程。产品在大连北良港码头、上海洋山深水港LNG码头、杭州湾大桥等近五十项国家重大工程中应用，全部为优良工程。
针对不同工程的特殊性，侯保荣又进行个性化PTC技术升级。利用多片嵌合式防蚀保护罩技术，解决了海上风电超大直径塔筒的现场包覆和陆地预包覆防腐难题，同时还解决了几十座桥梁锚室系统和埋地管道的防护难题，实现了PTC技术在多种场景的应用。
“随着近年来技术产品的逐渐成熟，我们注册了商标（迪恩特R）和防伪标识。基于产品优异的防腐性能和合作方的认可，我们投保商业综合责任险，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额可达RMB 1000万元。”侯保荣与时俱进的迈出了向市场探索的步伐。
矢志不渝 砥砺前行
科研的脚步是不停歇的。
针对海洋大气区异型钢结构的腐蚀防控难题、海工钢筋混凝土的腐蚀防控难题，侯保荣还率团队成功研发出了氧化聚合包覆防腐技术(OTC)、柔韧性钢筋混凝土涂层防腐技术(FCC)等一系列成果，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并实现产业化。
这些成果在110余项重大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也因此，侯保荣被大家称作海洋的“防腐卫士”。
侯保荣常说，PTC技术是众多成果中最偏爱的一朵“浪花”，它承载着侯保荣与浪花飞溅区的不解情缘，这是他进入腐蚀领域的“萌芽”，也见证着他服务于我国多项防腐工程的“开花”“结果”……
对侯保荣来说，2021年是个丰收年。他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还获得了联合国世界腐蚀组织（WCO）首届世界“腐蚀成就奖”，全球仅一人获奖。这不仅是对侯保荣在世界腐蚀防护领域突出贡献的高度总结，更是对侯保荣产学研结合、科研成果应用实际的充分认可。
多年来，侯保荣先后承担国家重大科研计划30余项，出版专著9部，主编论文集10部，发表SCI论文500余篇，授权专利100余项，制定国家和地方标准10余项；主持“我国腐蚀状况及控制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完成我国最全面系统的腐蚀调查，出版170余万字的《中国腐蚀成本》，英文专著The Cost of Corrosion in China全球发行；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山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腐蚀与防护最高工程成就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美国腐蚀工程师协会（NACE）科技成就奖及NACE卓越组织奖等。
工作中的侯保荣，仿佛一台永动机。他始终坚守科研第一线，他三年的出差里程中，仅飞行距离就超过33.3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8圈多。
侯保荣对《中国科学报》表示：“荣誉仅仅是工作的开始，得到的成绩也只代表过去，我会继续奋斗在腐蚀研究的第一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我国防腐事业做出一点贡献！”https://t.cn/A6iS359a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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