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药物功效的不同，确立与之相应的服药力法，称之为据药物功效服药法。由于药物功效众多，难以一一尽陈，故仅就药物主要功效举其大要。
发汗药
顾名思义，所谓发汗药，是指具有发汗作用的药物，通过汗出以达驱邪之目的。故服用此类药物，多于食后温服，凭藉肺输精于皮毛之力，载药趋表达邪，同时取药液之温（温能发散）以助药力。服用发汗剂后，要注意温覆取汗。徐大椿于《医学源流论》中即言：“如发散之剂，欲驱凤寒出之于外，必热服而暖覆其体，令药气行于荣卫”。“热气周偏，夹风寒而从汗解。若半温而饮之，仍当凤坐立，或仅寂然安卧，则药留肠胃，不能得汗，风寒无暗消之理，而营气仅为风药所伤矣”。但亦不应汗出太过，当“遍身絷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伤寒论》中所载，大汗后损伤心阳的桂枝甘草汤证、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证，损伤肾阳的真武汤证足资证明，值得借鉴。《伤寒例》曾言：“凡发汗温暖汤药，其方虽言三日服，若病剧不解，当促其问，可半日中尽三服，若与病相阻，即便有新觉，病重者，一日一夜，当日卒观之，如服一剂，病证犹在，故当复作本汤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日当三剂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由此可见，除据药物功效以外，尚需综合考虑其他方面之因素。
攻下药
凡服用攻下之药，当以取利为度，．不得竞逞峻快、大量久服，若大量服用，常致邪未去而正已伤或邪虽去而正不支。泻利之药常有损伤脾胃之虞，故在服用时可酌加护胃之品，或以米汁稀粥服之。泻利之药当中病即止，如仲景大承气汤的“得下，余勿服”，小承气汤的“若更衣者，勿服之”。《千金要方》曾言：“凡服泻药，不过以利为度，慎勿过多，令人下利无度，大损人也”。在服攻下药的次数及时间上，徐大椿曾强调说：“通利之药，欲其化积滞而达之于下也，必空腹顿服”。其机理在于“使药性鼓动，推其垢浊从大便解。若以饮食杂投，则新旧混杂，而药气与食气相乱，则气性不专，而食积愈顽矣”。
和解药
和解药具有和解少阳，调和肝脾与肠胃的功能。服用此类药，首当辨证准确，具有表证或邪已入里者，不得服和解少阳药物；对因肝气郁结所致肝脾不调，木旺克土者，当辅以心理疗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此方能增加疏肝解郁之功效。解药中多为辛香之品，故不应常服久服。阴虚血燥者尤宜慎之，以防耗气动血之弊。
涌吐药
涌吐药具有涌吐痰涎、宿食、毒物的作用，常用于治疗痰厥、食滞、误食毒物等一系列病证。服用涌吐药多为顿服，少有频频服用者。如瓜蒂散，一物瓜蒂汤。由于涌吐剂所治病证病位多偏于上，故在服药速度上不应过快，当徐徐服之，使药停干上部，防其下行。若《儒门事亲》的三圣‘散即言：“徐徐服之，不必尽剂”。服药后，当令病者避其风寒，以防吐后体虚外感；若药后来吐者，可用他法探吐；对药后驱吐难止者，当辅以相应止吐措施。吐后病人脾胃之气较弱，故当食易消化之食物，即如仲景所言“糜粥自养”。又因涌吐剂作用猛烈，故凡年老体弱、产后血虚，婴孺小儿，皆当慎用或忌用。非用不可之时，则当减量，中病即止，切勿一吐再吐，使正气一伤再伤。
清热药
凡具清热凉血、解毒泻火功效，临床上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药物，皆可称之为清热药。由于清热药多性寒味苦，常有损伤脾胃之弊端，故服用此类药物当谨防脾胃之伤，可于饭后或以粥饮送服。《外台秘要》所引崔氏黄连解毒汤方后即言“再服进粥……不必饮酒”，《圣惠方》所载泻肺大黄煎亦言“清粥调下一茶匙”。清热药药液温度当以凉为宜，服用丸散者勿用酒送服。体质虚弱或阳虚者虽患热证，服用苦寒之品亦应减量。此外，清热之剂不得久服，因寒凉之品多凝涩气血，损伤阳气，使血运不畅，淤阻为患，不可不知也。
温里药
温里药具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温经，散寒的作用。温里药的汤液，一般应热服或温服，或于药后啜热稀粥以助温热之力。如《伤寒论》的理中丸作汤法后云：“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服用丸散者，常以温酒或生姜汤等送服。而对阴盛格阳者，恐其拒而不受，则当热药冷服，亦属寒因寒用之反佐法也。须知温热药常可伤津耗液，故阴虚阳盛体质者，当慎用或少服。许寿仁尝言：“阴虚之人津液枯涸，阳气亢盛......，切忌使用温燥药”。
补益药
补益药具有补益气血阴阳的功效，临床上常用以治疗虚弱性疾病。补益药多在空腹时服用，以期滋润脏腑，灌溉百脉，使补气血、益阴阳之力得以充分发挥。如补中益气汤的“食远稍热服”，四物汤、当归补血汤的“空心食前”。服用补益药还可根据所补益脏腑不一，在服药时选用一些特殊用“水”，如治脾胃虚弱的参苓白术散用枣汤送下；《审视瑶函》明日地黄汤以淡盐汤送下，治疗混晴障的地黄散则“煮猪肝汁或羊肝汁”调下。夫枣可健脾益胃，盐味成可引药入肾，用猪肝或羊肝煮汁调下，乃引“肝”补“肝”之意。由于选择了这些特殊的服药用“水”，势将增强原方的补益作用。
安神药
安神药有重镇安神和滋养心神之分，主要用于治疗神志不安、不寐等疾患。重镇安神者多质重碍胃，只宜暂用，不便久服，且常于食后服用，如朱砂安神丸。久服含朱砂类药物恐有汞中毒之弊。若以治失眠为主者，应于临卧前服用，如《沈氏尊生书》所载天王补心丹即言：“临卧竹叶灯心汤下”。在服药过程中，应保持精神舒畅，并辅以心理疗法，始能奏效。
开窍药
开窍药具有通关开窍，启闭醒神的功效，用于治疗窍闭神昏的病证。服用开窍药，当首辨闭脱，详闭证之寒热，闭证服之常效若桴鼓，脱证服之则祸不旋踵。闭属寒者当用辛温，闭属热者，应服寒凉。辛凉开窍药常以冷水送服，如《温病条辨》之紫雪丹即言：“冷水调服一，二钱”，辛温开窍药当以温汤服，若苏合香丸之“温酒化服”。但开窍药多辛香走窜，只宜暂用，不能久，服。久服则伤元气、损气血，更因辛香走窜者有碍胎元，故凡妊娠有孕者当慎用少服，胎元不固，胎滑屡坠者，当忌用。体虚年老或小儿气血未充者，亦当减量服用，或于服开窍药时配以扶正之品。若安宫牛黄丸方后即言：“脉虚者，人参汤下；脉实者，银花薄荷汤下”，“大人病重体实者，日再服，甚则日三服，小儿服半丸，不知再服半丸”。由于开窍药多作急救之用，以解一时之急，故可服不拘时。
理气药
理气药具有疏畅气机，调理脏腑功能的作用。服用理气药，当辨证准确，查明气机紊乱之病因，知病之虚实，勿犯虚虚实实之大戒。且理气之品性多辛香偏燥，久易耗气伤阴，故应中病即止，不得久服。阴虚，血热，津亏、血虚者，宜当慎服。《证治汇补·气症·辛香暂用》说：“辛香·之剂，但治初起，郁结之气，借此暂行开发，稍久气郁成热，便以辛凉以折之，最忌香燥助火”。缘于理气药多原则。而《十药神书》的甲字十灰散治呕血、吐血、咯血，则在“食后服下”，《丹溪心法》治疗咳血的咳血丸更言噙化。凡此种种灾难一一而足。但须知：活血化淤者常能迫血妄行，止血者常有留淤之弊，故不可多服久服，服药量亦不可过大。如方名“七厘”“八厘”者即寓此意。
消导药
消导药具有消食导滞、消痞化积之功能。服用消导药，不宜与食同进，当与之间隔一段时间，待脾胃将新纳之物消磨殆尽后再服用，欲其专化未开之食积。如《丹溪心法》所载保和丸即言“食远白汤下”，《兰室秘藏》之失笑丸亦言“食远服”。但对作用较峻或苦寒者，则应食后服之。如《儒门事亲》之木香槟榔丸，即“食后生姜汤送下”，以其方中有行气破气之槟榔、青皮、苦寒之黄连，泻下之大黄、牵牛之故。又消导药虽较泻下药缓和，但终归肖削克之品，故凡脾胃虚弱或积滞日久而损伤正气者，不宜大量或常服，或与健脾益胃之品同服，以期消积而不伤正。在服消导剂同时，可用具健脾胃之粥饮送下，如健脾丸以陈米饮送下即为其例。
祛湿药
祛湿药有芳香化湿、清利水湿、利水渗湿，温化水湿、祛风胜湿几大类别，这类药主要功效在于治疗“水湿”，其性多燥，易耗津损液，故应中病即止，勿令过剂伤正。对阴虚而兼水湿内停者，应注意与滋阴药合服。再者，应据病在何脏何腑确立服药方式，给药时间。对水湿内停的水肿病人，不宜以盐汤送服，药后应忌食生冷之品。如三妙丸治湿热下流，用于治疗气机不畅之证，故服丸散时可用温酒热汤服下，汤剂者当温服或热服，以增行气解郁之力。如金铃子散方后言：“酒调下”，天台乌散“温酒送下”、四麻汤之温服，皆取气得温则行之义也。
理血药
理血药主要分为活血祛淤和止血两大类别，故应据其作用采取不同的服法。活血化淤者，当温服或以温酒送下，取血得热则行之义。如抵挡汤之温服，七厘散“冲烧酒服之”，八厘散“黄酒温服”，古没竭散滚水调服；而服止血药，则少用酒服用，深恐酒有动血之弊。至于食前食后服药，亦应与病位远近相结合。若治肠风脏毒之槐花散，以“清米饮调下二钱，空心食前服”，《证治准绳》的代抵挡丸更明确提出“中焦食远，下焦空心”的服药理同上。
解毒药
此所言解毒药，是指能够解除食物或药物中毒的药物，不包括我们所常言的“清热解毒”，用以治疗外感温热毒邪的解毒之品。由于食物或药物中毒常发病急骤，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可危及生命，所以一旦发觉当立即服药，次数不限，其量欲大，惟此方可迅速解其毒势，挽患者生机。药后吐或利者，不必止呕、止利，此为毒物皆呕利而去之征兆。但是，一般毒物之性热，故药液宜凉，恐助其热。如《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所言：“凡服药、饮汁以解毒者，虽云救急，不可热饮，诸毒病得热更甚，宜凉饮之”。

#正一上清道教[超话]#

大道被演化为人们崇拜的尊神，始于道教创立之初。张陵于东汉时开创正一天师道，自称“太清玄元”，得太上老君之真传。《神仙传》说：“张道陵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这位来自天境的“柱下史”，就是先秦思想家老子，史载老子尝为周柱下史。《老子想尔注》亦曰：“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三天内解经》也说：“幽冥之中生乎空洞，空洞之中生乎太无，太无变化玄气、元气、始气，三气混沌，相因而化，生玄妙玉女，玉女生后，混气凝结，化生老子。从玄妙玉女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号为老子。老子者，老君也。”(9)这样一来，本为哲人的老子便被道教神化成为道教的教主。

　　此外，早期正一道还吸收了巴蜀地区的民间信仰及少数民族的三官崇拜。《三天内解经》记载东汉永寿三年(157年)张道陵在蜀郡，“与汉帝朝臣以白马血为盟，丹书铁券为信，与天、地、水三官、太岁将军，共约永用三天正法。”(10)此外，经中还载有道德丈人、太上丈人、天帝君、九老仙都君、九气丈人、新出老君、五帝、西王母、上元夫人、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等天师道的天真神明。在另一种早期天师道的《正一法文经章官品》中亦列有名目繁多的天地各方神君，如九水丈人、天昌君、天纲君、安气君、赤沙君、天玄君 、青龙君、官席君、九地君、四明君、毕女君、破市大将军、破狱大将军、解患大将军、太阴君、玉女君、诛殃君、五谷君、万福君、行厨君、金仓君、注变君、北海君、太平君、百舌君，明星玉女、天皇君、朱雀君等，他们均各有主司，或主收邪治鬼、治病祛痛，或主祈雨求晴、利市安宅，其范围几乎包括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早期道教的神系其组成的成份已相当复杂，但尚缺乏系统性与条理性。　

随着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一些新兴的道派如上清派、灵宝派相继出现，又出现一大批道教新神，如元始天尊，灵宝元尊、元始元王、太乙元君、北帝、天真大神、妙行真人、三十二天帝、五斗星君、五天魔王、长生大君、无英公子、白元尊神 、太一司命等。但各派所奉神真不同，其来源亦异，故多不相关，略无统序。如灵宝派所奉第一尊神元始天尊，即援引上古的神话——盘古开天壁地，加以改造而塑的新神。题名葛洪《枕中书》说：“昔二仪未分，溟 鸿 ，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11)这里已把盘古演变成了道教尊神元始天王。至于道教神系中的三十二天帝，则有取于佛教。中国古代是讲九天的，而道教授引佛教的“三界说”，谓“四梵三界三十二天”，所供奉的三十二天帝，这些皆明显摸似于佛教。

时至唐代，经过南北朝道教各派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确定了道教最高尊神三清至圣的地位，即玉清境元始天尊、上清境灵宝天尊、太清境道德天尊(太上老君)，道教神系亦步入了新的格局。他们或以师徒的关系出现，或以大道的显化降迹，构建了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这是道教神系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因为诸真万神遍布的宇宙之中，终于有了统领群仙众真的至高大神。道教内的诸宗诸派，无论其派内的神灵来自何处，其构成与面貌如何复杂，但都必须服从三清尊神，敬奉三清尊神。从此，道教的信仰集中于对三清尊神的崇拜，这对于道教的发展与壮大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两宋时期是道教神系得以完善、定型之际，其后变化不大，并流传至今。从《上清灵宝大法》、《灵宝领教济度金书》、《道门定制》、《道法会元》、《法海遗珠》等道书中，不仅收集，整理了近千年来道教神真谱系，并受佛教密宗的影响，造就了一大批新的神真，从而丰富了道教的神系。两宋以来的神仙谱系，可以概括为十个层次。最高层是三清、六御(或四御)；第二层是诸天帝，如九天上帝、五灵五老天君、三十二天帝等；第三层是日月星辰，如五斗星君、二十八宿星君等；第四层是三宫大帝、三元真君、四圣元帅等；第五层是历代传经授法祖师，如玄中大法师、灵宝三师、三天大法师等；第六层是自然之神，如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等；第七层是山川之神，如五岳大帝、十洲仙官、诸海龙王、百种水神等；第八层是罗丰鬼神，如丰都大帝、扶桑大帝、溟冷大神、地狱主者等；第九层是各种执法功曹、直符使者、金童玉女、香官役使等；第十层是城隍土地、六丁六甲、太岁司命等。这是一个相当庞大但又严然有序的道教神系，其数量多得难以计算，所谓“三境高尊，万天上帝”，十方上圣，历代师真，“因经科而立教化，垂有作出法录以度人。九品三乘，递相通贯；六书八体，互以发明。传于天中，为万圣指归之路；降乎人间，开群生修进之门。”

以上所述为道教神真体系的基本状况。那么，在认同三清至尊的根本信仰下，神霄派的神系又是什么面貌呢?与其它道教派别的神系相比较，又有什么特征呢?通过下面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这些情况。

四气所伤论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欬，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阴阳应象论篇》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欬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王启玄注云：风中于表，则内应于肝，肝气乘脾，故洞泄或飧泄。夏暑已甚，秋热复收，两热相攻，则为痎疟。秋湿既胜，冬水复旺，水湿相得，肺气又衰，故乘肺而为欬嗽。其发为痿厥者，盖湿气内攻于脏腑则欬逆，外散于筋脉则痿弱也。厥，谓逆气也，冬寒且凝，春阳气发，寒不为释，阳怫于中，寒怫相持，故为温病。《伤寒论》引《素问》后篇八句。成无己注云：当春之时，风气大行，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以春适旺，风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夏肝衰，然后始动。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夏以阳气外盛，风不能外发，故攻内而为飧泄。当秋之时，湿气大行，秋伤于湿，湿则干于肺，肺以秋适旺，湿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冬肺衰，然后湿始动也。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冬以阳气内固，湿气不能下行，故上逆而为欬嗽。当夏之时，暑气大行，夏伤于暑，夏以阴为主内，暑虽入之，势未能动，及秋阴出而阳为内主，然后暑动搏阴而为痎疟。当冬之时，寒气大行，冬伤于寒，冬以阳为主内，寒虽入之，势未能动，及春阳出而阴为内主，然后寒动搏阳而为温病。王海藏曰：木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在天为风，当春之时，发为温令，反为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过矣。水既太过，金肃愈严，是所胜者乘之而妄行也。所胜者乘之，则木虚明矣。木气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胜者侮之。是以土来木之分，变而为飧泄也。所以病发于夏者，以木绝于夏，而土旺于夏，湿本有下行之体故也。不病于春者，以春时风虽有伤，木实当权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湿土也，君火持权，不与之子，暑湿之令不行也。湿令不行，则土亏矣。所胜妄行，木气太过，少阳旺也。所生者受病，则肺金不足。所不胜者侮之，故水得以来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为相火，水入于土，则水火相干。水火相干，则阴阳交争，故为寒热，兼木气，终见三焦，是少阳相火合也。少阳在湿土之分，故为寒热。肺金不足，洒淅寒热，此皆往来未定之气也，故为痎疟。不发于夏，而发于秋者，以湿热在酉之分，方得其权故也。秋者，清肃之气，收敛下行之体也。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也。秋令不及，所胜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于肺，故肺气逆而为欬。所不胜者侮之，木气上行，与火同德，动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肾水亏也。长夏已亢，三焦之气盛也。命门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肾水上行，与脾土湿热相合为疾。因欬而动，于脾之湿，是以欬嗽，有声有涎，不发于秋，而发于冬者，以其六，阴之极肃杀，始得其气故也。冬伤于寒者，是冬行春令也。当寒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已亏，则所胜妄行，土有余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胜者侮之，火太过也。火土合德，湿热相助，故为温病。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于春，腠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室劳伤。辛苦之人，阳气泄于外，肾水亏于内。当春之月，时强木长，无以滋生化之原，故为温病耳。夫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辞理皆顺，时字伤令字也。独秋伤于湿，说作令字伤时字，读者不可疑也。此四说皆母所亢，而害其所承之子也。若说秋字伤湿字，其文与上三句相通，其理与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与法通，不必拘于方正也。或谓春伤于风，是人为风所伤，非也。若是则止当头痛恶风，自汗，何以言夏为飧泄哉？今言春伤于风，即是时伤令也明矣。
    愚按：此四伤，诸家注释皆不得经旨者。盖由推求太过故也。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之谓欤。但只轻轻平易说去，则经旨自明，而无穿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其伤于人，人岂能于未发病之前，预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注释者，苟误因病始知病原之理，则于此四伤，不劳余力，自迎刃而解矣。夫洞泄也，痎疟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照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者，及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邪。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脉法，虽或预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诊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伤暑为痎疟，冬伤寒为温病，意亦类此。但秋伤湿，上逆为咳嗽，为痿厥，其因病知原，则与三者同。其令行于时，则与三者异。夫春之风，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时之令也。湿乃长夏之令，何于秋言之。盖春、夏、冬每一时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时而行也。若长夏则寄旺于六月之一月耳，秋虽亦有三月，然长夏之湿令，每侵过于秋而行，故曰秋伤于湿。（秋令为燥，然秋之三月前，近于长夏，其不及则为湿所胜，其太过则同于火化，其平气则又不伤人。此经所以于伤人，止言风、暑、湿、寒而不言燥也。或问余曰：五运六气七篇所叙，燥之为病甚多，何哉？余曰：运气七篇，与《素问》诸篇，自是两书，作于二人之手，其立意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为七篇参入《素问》之中，本非《素问》元文也。余今所推之义，乃是《素问》本旨，当自作意看。）请陈四气所伤所病之义。夫风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发，而至夏，邪既不散，则必为疾。其所以为洞泄者，风，盖天地浩荡之气，飞扬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肠胃之职，其能从容传化泌别而得其常乎？故水谷不及分别而并趍下以泄出也。其为飧泄亦类此义。（说者谓春伤风，为内通肝，洞泄飧泄，为木乘土，又谓不发于春，为邪逆木旺。发于夏，为木衰邪动。窃谓风既通肝，则正当木班之时，木极盛，土极衰矣。理宜乘旺而即发于春，不宜反过时而发于夏也。且夏火司权，母能滋子，何故不发于土衰极之时，而反发于土受滋之时乎？其说不通，难以凭据。）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发，而至秋，又伤于风与寒，故为痎疟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发，而至春，其身中之阳，虽始为寒邪所恋，不得顺其渐升之性，然亦必欲应时而出，故发为温病也。若夫秋伤湿，其令行于时之义，上文已论之矣。前篇所谓上逆而咳，发为痿厥，不言过时，似是当时即发者，但即与风、暑、寒三者并言，则此岂得独为即发者乎？然经无明文，终亦不敢比同后篇，便断然以为冬发病也。虽然湿本长夏之令，侵过于秋耳，纵使即发，亦近于过时而发者矣。此当只以秋发病为论，湿从下受，故干肺为咳，谓之上逆。夫肺为诸气之主，今既有病，则气不外运，又湿滞经络，故四肢痿弱无力，而或厥冷也。后篇所谓冬生咳嗽，既言过时，则与前篇之义颇不同矣。夫湿气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气大行，肺恶寒而或受伤，故湿气得以乘虚上侵于肺，发为咳嗽也。观者以此意求之经旨，其或著乎，或者见《素问》于病温痎疟等，间以必言之，遂视为一定不易之辞，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问》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盖不可胶为一定故也。（往往有泥于必之一字，遂谓冬伤寒，必当得病于春，其冬伤寒而即病者，反置而不论。若此者，可不谓之弃本逐末乎。） 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如曰热厥，因醉饮入房而得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如此之类，岂一一皆然哉！读者当活法勿拘执也。夫王启玄之注，虽未免泥于必字，及未得经旨，然却不至太远也。若成无己之说，则似太远矣，然犹未至于甚也。至王海藏立论，则推求过极，欲异于人，殊不知反穿凿缀缉，乖悖经旨。有不可胜言者，此先儒所谓如大军游骑出大远而无所归矣。姑扶成无己、王海藏之说，辨其甚者一二。夫无己谓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窃谓则当二字，决然之辞也。春伤风，遇夏之阳气外盛而不能外发，故攻内为飧泄，此或若可通矣。经曰：木发无时，倘风不伤于春，而伤于他时，不遇夏之阳气外盛，将外发乎？将内攻乎？况风属阳，与夏同气，果欲外出，则当随其散越之势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风善行数变，其为病非一，岂独能为四肢之疾乎？所谓雨淫腹疾之义，其不通亦如此。至若夏伤暑，秋为痎疟者，盖因暑疾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夏秋感风，故疾作耳。观《素问·疟论》，可见其与夏阴主内，秋阳内主，暑动搏阴，何相干哉？冬伤寒，春为温病者，盖因寒毒中人肌肤，阳受所郁，至春天地之阳气外发，其人身受郁之阳，亦不能不出，故病作也。（韩祗和谓：冬时感寒郁阳，至春时再有感而后发。余谓此止可论温病之有恶寒者耳。其不恶寒者，则亦不为再感，而后发也。故仲景曰，太阳病不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伤寒论》，可见其与冬阳主内，春阴内主，寒动搏阳何相干哉？乃若海藏，则又以春伤风，夏伤暑，冬伤寒，为时伤令。秋伤湿，为令伤时，故于春伤风。谓春行冬令，而温为寒折，于夏伤暑，谓暑者季夏，季夏者湿土，君火持权，不与子而暑湿令不行。于秋伤湿，谓秋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于冬伤寒，谓冬行春令，火胜水亏。大寒之令，复行于春，阳气外泄，肾水内亏者病。又谓温病为湿热相助而成。又谓四时伤，皆母亢而害所承之子，吁！何支离破碎，徒费辞如此乎？夫经中所言伤风伤暑之类甚多，皆是以人受风暑等所伤为义，未尝有时伤令，令伤时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则《疟论》所谓夏伤于暑，秋伤于风，与先伤于风，后伤于寒等语，其时伤令欤，令伤时欤，吾固知其不能不屈于此也。且暑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为季夏为湿土，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则成冬温病矣。安得为春温病乎？其谓大寒之令复行于春，温病方作，设使大寒之令不复行于春，其温病当作者遂不作乎？况今之春为温病者，比比皆是，未尝见其必由大寒复行于春而后成也。经曰：亢则害，承乃制，其义谓已亢极，则胜已者来制。如火亢极则水来制之，经所谓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之类，皆是胜已者为承。今以亢为母，承为子，将求胜于经欤。抑未达欤，又如以制物者为所胜，受制者为所不胜，与经所谓气有余，则制已所胜而侮所不胜，及传之于其所胜，死于其所不胜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时伤令，令伤时之说，委曲衍说者，固不暇患辨也。呜呼！予非好斥前人之非，盖为其有害大义，晦蚀经旨，以误后人，故不敢谀顺而嘿嘿耳。然而僭逾之罪，固已自知其不得辞矣。但未知观者，以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