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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时，孙中山正在海外为革命筹措资金。作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不仅为西方报刊所关注，其形象也发生着变化，更多是具有革命英雄的含义。1911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从起义第一线汉口发回报道《中国起义快速发展，人民共同崛起以共和国取代满洲帝国》，报道武昌、汉口、汉阳等地起义的情况，强调“外国人受到保护，叛军组织严密、资金充足，北京方面正加紧陆军和海军的力量来阻止起义高涨”，并预言“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孙中山医生，如果计划没有失败，将被选为总统。”1911年11月17日的《泰晤士报》报道了一则1911年11月16日来自上海的新闻，其中提及国都可能设在南京，孙中山将出任总统。1911年11月24日，在国内一再致电催促的情况下，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回国，12月25日抵达上海。当天的《纽约时报》对此进行报道，“上海，12月25日——中国改革家孙中山先生今天上午抵达这里，他的名字与拟议中的共和国总统职位有关。”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西方报刊及国内的西文报刊迅速对此做出报道，并发表对中国局势的意见。1月3日，《纽约时报》登载了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新闻。报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就职典礼的过程；第二部分呈现了孙中山的就职发言，即孙中山宣布将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从行政、军队、财政等方面加强管理；推进他的中国资源开发计划，并与外国保持友好关系；呼吁国民团结、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同时，新组建的内阁也被《纽约时报》所关注。1912年1月6日，《北华捷报》上发表题为《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被十七省代表推选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北华捷报》也有报道对孙中山的治理环境表示出忧虑，如1912年1月27日《南京日复一日》一文指出，“但是，根据日常经验，我们不可能相信孙中山有一只自由的手。他被一大群学生和将军包围着，他们干涉每一个决定，互相争吵。”《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莫理循也在第一时间关注该事件。1912年1月5日，莫理循在给《泰晤士报》新闻部主任布拉姆的信中，谈及“民国临时政府已经在南京建立，孙中山任大总统。”莫理循关注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后，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孙本人当选后立即致电袁世凯，表示他是临时接受职务，时机一到即行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同时，莫理循在信中细致分析了孙中山当选后所组建的内阁情况。《大陆报》记者丁格尔则这样评价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称：“孙逸仙，这个来自全世界最保守国度的革命者，这个从人类最刻毒、最残忍的迫害的阴影中逃脱的逃犯，他保留着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神奇的秘密组织的那种内在精神，如今，通过南京临时政府会议公告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北方的袁世凯进行和谈。1912年初，谈判各方意见多变，难以促成妥协。在华英文报刊十分关注孙中山在议和过程中的态度以及和谈进展情况。其中，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的政治意见尤为在华西人所重视。孙中山于1912年1月18日电告伍廷芳，要求由唐绍仪向袁世凯转告五条要约，其中包括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等内容。此最后通牒式的五条办法立即引起在华西人的关注。1912年1月21日，《泰晤士报》刊登《中国的总理大臣和孙中山》的文章，开篇便指出“局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文章认为，“孙中山的合理态度和承诺原本在北京受到赞扬，孙中山与袁世凯就王位让位和共和政府的建立达成谅解，皇太后、庆亲王和前摄政王刚同意退位，孙中山就违背了他的许诺。他显然被说服了，认为袁世凯对独裁权力感兴趣。”同年2月10日，《北华捷报》还刊登了该报记者于2月4日对孙中山进行的采访新闻，报道孙中山所阐明的议和意见，即其打算立即辞职，支持袁世凯，若袁世凯立即宣布自己是共和党人，便将向南京议会推荐袁世凯参加选举。关于共和党对未来的计划，孙中山则建议在皇帝退位后，临时政府应继续执政一年，在此期间可能会选出一个代表大会，并可能任命一个新政府。1912年2月23日、2月25日《泰晤士报》还发表多篇新闻，涉及民初定都之争，即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而袁世凯不同意前往南京，后发生北京兵变的情况。1912年3月，《泰晤士报》刊登了路透社记者于3月3日在南京与孙文访谈的文章《孙文的信心》。根据路透社记者的报道，孙文表示对北京、天津兵变事态的高度关注，“但对袁世凯的良好声望却仍有绝对的信心”。除了表示相信袁世凯有能力控制局面，孙中山也强调了南方军民对共和政体的拥护。

在华西人也关注了孙中山及临时政府需接受立法机关在法律上的制约情况。1912年1月27日，《泰晤士报》刊登题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孙文》的文章，报道了1月25日国民会议的结果，即南京共和派于今日发布正式声明，反驳了孙文为支持袁世凯而提议辞去总统任职的说法。《泰晤士报》认为，“今日的声明证实了一些普遍流传的假设，即临时参议院才要对在最后时刻突然向袁世凯大开条件一事负起责任，并且也是在实际上胁迫孙文的一方。”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咨文，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４月１日下午，孙中山到参议院行解职礼。1912年4月2日，《泰晤士报》刊发了前一天从上海传来的电文《孙文辞职》。电文报道了4月1日临时参议院会议上，孙文和临时政府已辞去其职务并交岀其印章的情况。电文概括了孙中山的辞任发言，即其认为南北妥协后，他有责任隐退，并将管理国家的重担交托在更有能力的人手中。《泰晤士报》文章认为孙中山在任期间，“一直展现了个人的极大尊严”，并给予孙中山的辞任很高的评价，“他功成身退，身为一个男人和一个爱国者，他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尊崇。”同时，文章还介绍了孙中山辞职后的计划，“孙文想要将其时间和精力投注在中国的各地旅行之上，并致力于对民众进行共和政府观念与原则的开化与推广。”美国传教士、远东问题专家布朗对孙中山辞职的选择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孙中山先生流亡国外15载，始终关心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他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教化了他的亿万同胞。在其历经磨难回归祖国之日，却能够视名利如粪土主动让贤，此种胸襟深深慑服了许多野心勃勃的革命派领袖们。”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于8月24日乘火车专列自天津抵达北京，这一事件也被西方媒体所关注。1912年8月31日，《北华捷报》刊登了题为《孙中山在北京》的新闻，报道了孙中山向政治团体发表讲话的主要内容，即“他个人希望看到袁世凯被任命为总统，并表示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这一目标。他打算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宣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开发国家经济资源，特别是铁路的必要性上。孙中山补充说，他可能有几年不打算进入活跃的政治舞台，但他会敦促听众消除党派分歧，致力于新政府的建设。”这一新闻还关注了孙中山在颐和园受到接待、参加宴会等情况，还报道了26日孙中山与袁世凯磋商的结果，即两人后来都宣布，他们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20世纪前期，西方人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认识，紧密贴合辛亥革命的发展历程，对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出任总统等重要革命发展阶段及影响，都进行了细致的报道、评论，为了解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对从新的角度认识辛亥革命历史和其中的历史人物、复杂的历史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外国记者、作家具有一定的个人倾向性，如单向度积极评价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的行为，将议和阻碍归咎于孙中山“违背诺言”等问题，需要客观辨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