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考古学家许宏：三星堆与二里头，到底谁影响了谁？】新发现六座“祭祀坑”、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的消息，让“三星堆”成了全民关注的热词。与此同时，造型怪异的青铜器从何而来、三星堆与二里头谁是“最早的中国”，这些讨论与争议，也在考古之外风声渐起。
3月23日的最新消息显示，专家对三星堆遗址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推断三星堆4号坑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
围绕三星堆和三星堆之外的讨论，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进行了一次对话。
【三星堆不是蜀文化】
■三星堆文化&二里头文化 谁早谁晚？
许宏：三星堆文化要晚于二里头文化。
有四川的学者说，三星堆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约公元前2000年），这是不可能的。
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陶盉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而这类陶盉在二里头遗址中的年代是二里头文化二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时间差，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就是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
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1520年。所以我们说，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但不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
■三星堆能否代表蜀文化
许宏：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还不能说三星堆就是蜀文化。这要从两方面分析：
首先是缺乏文字的直接联系。甲骨文中虽然有关于“蜀”的记载，后世文献记载也说“蜀”参与了灭商联军，但三星堆本身并没有发现任何文字，目前还无法直接证明三星堆文化就是文献中的蜀文化。
第二是认知体系的重大差异。东周时期及以后的蜀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已经出现了像中原文化系统那样的大型墓葬、包括贵族和王的墓葬，还有大量的随葬品。这些是中原文化中王者和贵族本位的象征。但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像东周蜀文化这样的突出显贵个人本位的遗存，仅仅是公共性的祭祀。因此，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不能说三星堆、金沙文化和东周以后的蜀文化一脉相承。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们就是要告诉公众，哪些问题能说得清，为什么对于有些问题还说不清楚，这是一种和治学上的审慎态度。所以，如果说三星堆就是源远流长的蜀文化，那暂时只能看作是当代人对上古史前史的一种建构。
【二里头成就了三星堆】
■三星堆所代表的文明来自何方，它与中原文化、二里头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
许宏：学界公认的是，是外来文化因素的渗入导致成都平原土著文化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文化——三星堆文化，而它形成的最大契机就是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出现。
三星堆文化的早期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这点可以从出土的陶盉、铜牌饰、玉石牙璋等看出来，而三星堆文化的晚期则深受殷墟文化的影响。
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原文化的持续影响，才使三星堆文化由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但其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已相当于殷墟时期。
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面具、金杖、青铜神树则显示，三星堆文化还受到中原以外的文明影响。但这些因素具体从何而来，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还无法判断。
■中原文化如何对三星堆文化产生影响
许宏：从二里头向西向南两个方向都有可能。
二里头向西，从郑洛地区西去进入关中，或者顺着洛河上游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南下进入四川盆地；
二里头向南，从汉水流域进入湖北地区，顺长江流域经过三峡地区再进入四川。这些都有可能。
目前，南北两方向都发现了能够连接中原和三星堆、金沙的文化遗存。至于传播的方式，战争、联姻、结盟、贸易都有可能。
【三星堆消失，是人与神关系的退场】
■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人青铜面具，风格与已经发现的中原地区文物造型迥然不同。三星堆文化有可能来源于南亚、西亚吗？
许宏：作为严谨的学者，我们不能把远距离的文化相似性当做文化传播的证据，但是不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从既往的考古发现看，文化的传播一般是族群之间接力式的、间接式的传播，而不是像张骞通西域那样，远距离直线传播而来。比如，殷墟中虽然出土了马车，但肯定不是从马车的起源地——欧亚大草原西部直接传播过来的。很有可能是和晋陕高原或北方的族群作战过程中，得到制作和使用马车的技术，而晋陕高原或北方的族群可能是和更远的内亚地区的人学来的。
这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所以现在很难找到确切的源头。
■三星堆文化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许宏：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比较类似，都没有发现宫室或其他重要建筑被火烧或者被捣毁的迹象，所以各种可能都有。比如一场瘟疫、植被破坏、水源污染等，当然也不排除外敌入侵或战略转移。
三星堆的衰落、金沙（十二桥文化）的崛起的原因，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二里头、郑州商城的此消彼长一样，都不能排除是同一人群的迁徙转移，比如三星堆的中心都邑转移到了成都金沙。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基于历史发展维度的解读：三星堆文化虽然有了国家形态，也进入青铜时代，但它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祭祀山川、巫术气息比较浓厚的原始状态；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注重世俗的祖先崇拜，后来有了宗法制度。宗法关乎政治，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三星堆这种注重人神关系的文化逐渐衰落，比较早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中原文化则崛起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其背后的动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星堆有没有可能来自外星文明？
许宏：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大家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考古发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这很正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考古与考古之外】
■三星堆考古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什么意义？
许宏：如果我们认可华夏族群是从多元到一体的，那么，三星堆考古恰恰提供了一个秦汉帝国一体一统化之前、东亚大陆各族群多元发展的例证，也正是不同族群的相互碰撞，才产生了基于共同文化认同的华夏族群乃至后来的中华民族。
■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有媒体邀请创作盗墓作品的作家对考古进行解读，也引发了“考古娱乐化”的争议。您对此如何看待？
许宏：考古是偏于严肃的科研工作。我们一直极力向公众阐明，考古跟盗墓具有本质的差异。而这次出现这样的安排，确实给人一种违和感。毕竟，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是两码事。
■对于二里头和三星堆，网上充满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给三星堆文化下一个准确定义？
许宏：在马牧河两岸3.5平方公里范围里，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都邑，夯土城圈沿河而建。河的南北两岸已经有了不同的功能分区，河的南岸是祭祀区，大型建筑和居住区则建在河北。人们在广场上或神庙中的祭祀活动充满充满巫术和宗教色彩。可以说，三星堆都邑与二里头都邑的布局都是相当有章法的。它们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都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璀璨明星。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历史演进中，我们的华夏文明如百川汇流，渐成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大江大海。
3月23日的最新消息显示，专家对三星堆遗址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推断三星堆4号坑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
围绕三星堆和三星堆之外的讨论，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进行了一次对话。
【三星堆不是蜀文化】
■三星堆文化&二里头文化 谁早谁晚？
许宏：三星堆文化要晚于二里头文化。
有四川的学者说，三星堆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约公元前2000年），这是不可能的。
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陶盉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而这类陶盉在二里头遗址中的年代是二里头文化二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时间差，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就是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
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1520年。所以我们说，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但不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
■三星堆能否代表蜀文化
许宏：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还不能说三星堆就是蜀文化。这要从两方面分析：
首先是缺乏文字的直接联系。甲骨文中虽然有关于“蜀”的记载，后世文献记载也说“蜀”参与了灭商联军，但三星堆本身并没有发现任何文字，目前还无法直接证明三星堆文化就是文献中的蜀文化。
第二是认知体系的重大差异。东周时期及以后的蜀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已经出现了像中原文化系统那样的大型墓葬、包括贵族和王的墓葬，还有大量的随葬品。这些是中原文化中王者和贵族本位的象征。但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像东周蜀文化这样的突出显贵个人本位的遗存，仅仅是公共性的祭祀。因此，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不能说三星堆、金沙文化和东周以后的蜀文化一脉相承。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们就是要告诉公众，哪些问题能说得清，为什么对于有些问题还说不清楚，这是一种和治学上的审慎态度。所以，如果说三星堆就是源远流长的蜀文化，那暂时只能看作是当代人对上古史前史的一种建构。
【二里头成就了三星堆】
■三星堆所代表的文明来自何方，它与中原文化、二里头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
许宏：学界公认的是，是外来文化因素的渗入导致成都平原土著文化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文化——三星堆文化，而它形成的最大契机就是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出现。
三星堆文化的早期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这点可以从出土的陶盉、铜牌饰、玉石牙璋等看出来，而三星堆文化的晚期则深受殷墟文化的影响。
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原文化的持续影响，才使三星堆文化由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但其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已相当于殷墟时期。
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面具、金杖、青铜神树则显示，三星堆文化还受到中原以外的文明影响。但这些因素具体从何而来，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还无法判断。
■中原文化如何对三星堆文化产生影响
许宏：从二里头向西向南两个方向都有可能。
二里头向西，从郑洛地区西去进入关中，或者顺着洛河上游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南下进入四川盆地；
二里头向南，从汉水流域进入湖北地区，顺长江流域经过三峡地区再进入四川。这些都有可能。
目前，南北两方向都发现了能够连接中原和三星堆、金沙的文化遗存。至于传播的方式，战争、联姻、结盟、贸易都有可能。
【三星堆消失，是人与神关系的退场】
■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人青铜面具，风格与已经发现的中原地区文物造型迥然不同。三星堆文化有可能来源于南亚、西亚吗？
许宏：作为严谨的学者，我们不能把远距离的文化相似性当做文化传播的证据，但是不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从既往的考古发现看，文化的传播一般是族群之间接力式的、间接式的传播，而不是像张骞通西域那样，远距离直线传播而来。比如，殷墟中虽然出土了马车，但肯定不是从马车的起源地——欧亚大草原西部直接传播过来的。很有可能是和晋陕高原或北方的族群作战过程中，得到制作和使用马车的技术，而晋陕高原或北方的族群可能是和更远的内亚地区的人学来的。
这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所以现在很难找到确切的源头。
■三星堆文化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许宏：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比较类似，都没有发现宫室或其他重要建筑被火烧或者被捣毁的迹象，所以各种可能都有。比如一场瘟疫、植被破坏、水源污染等，当然也不排除外敌入侵或战略转移。
三星堆的衰落、金沙（十二桥文化）的崛起的原因，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二里头、郑州商城的此消彼长一样，都不能排除是同一人群的迁徙转移，比如三星堆的中心都邑转移到了成都金沙。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基于历史发展维度的解读：三星堆文化虽然有了国家形态，也进入青铜时代，但它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祭祀山川、巫术气息比较浓厚的原始状态；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注重世俗的祖先崇拜，后来有了宗法制度。宗法关乎政治，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三星堆这种注重人神关系的文化逐渐衰落，比较早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中原文化则崛起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其背后的动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星堆有没有可能来自外星文明？
许宏：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大家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考古发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这很正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考古与考古之外】
■三星堆考古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什么意义？
许宏：如果我们认可华夏族群是从多元到一体的，那么，三星堆考古恰恰提供了一个秦汉帝国一体一统化之前、东亚大陆各族群多元发展的例证，也正是不同族群的相互碰撞，才产生了基于共同文化认同的华夏族群乃至后来的中华民族。
■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有媒体邀请创作盗墓作品的作家对考古进行解读，也引发了“考古娱乐化”的争议。您对此如何看待？
许宏：考古是偏于严肃的科研工作。我们一直极力向公众阐明，考古跟盗墓具有本质的差异。而这次出现这样的安排，确实给人一种违和感。毕竟，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是两码事。
■对于二里头和三星堆，网上充满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给三星堆文化下一个准确定义？
许宏：在马牧河两岸3.5平方公里范围里，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都邑，夯土城圈沿河而建。河的南北两岸已经有了不同的功能分区，河的南岸是祭祀区，大型建筑和居住区则建在河北。人们在广场上或神庙中的祭祀活动充满充满巫术和宗教色彩。可以说，三星堆都邑与二里头都邑的布局都是相当有章法的。它们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都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璀璨明星。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历史演进中，我们的华夏文明如百川汇流，渐成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大江大海。
早上七点起来，没洗漱不吃不喝在书桌前坐了四小时，终于赶完了本周的古文字摹写作业。甲骨文摹写已经进行几周了，已经摸索到些窍门，但因为这周在甲骨文之外又多了《诗经》的摹写，尝试了毛笔和竹简，所以全部的摹写作业总共用了十二小时这么久。
我的摹写向来很慢，比起身边同学大概要用两倍的时间，原因有一些对古文字的尊重，更有一些是贪享放空的、胡思乱想的、不被手机支配的时间。
关于今天的胡思乱想，是源起一条昨天学妹发的朋友圈。
首师大诗歌中心推送了一篇抗疫诗稿。里面有这样一句“君來看，正竹風松節，雪韻梅香。”
学妹不解，她质问诗歌：赞美是隔阂的姿态啊，诗歌不是太喧嚣了吗？诗歌太过喧嚣，良知需要宁静。她说有一点遗憾学了中文，希望来生去学自然科学，学政治和经济，摒弃小我的低级快乐，拖着罪恶的今生尽量创造价值。
想了很久，我只给她评论了一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每到这种时刻，我第一反应还是从现实功用来为诗歌和文学辩护，因为总有很多人对于「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说法是嗤之以鼻的。
如果是这样，那古文字的意义和用处又在哪里呢？记得上学期瑞芳老师给我们放「侯马盟书」那一期「国家宝藏」，我坐在半地下的昏暗的5101教室的第一排，仰着脸看幕布，防止总时不时想掉下来的眼泪。看完之后，坐在旁边的室友跟我说：有一种想为古文字贡献一辈子的冲动。
释读侯马盟书的老先生，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卧病在床，还有的已是耄耋之年仍在奔走。
「侯马盟书还是一片沃土，需要有人去继承，需要有志者、年轻人去开垦耕耘，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未来不管是能有更多人参加古文字的研究，还是我们能用更加先进的科技手段来释读盟书上模糊不清的文字，都是民族之幸、文明之幸。年轻人加油。」
人事有终，但侯马盟书永垂不朽，古文字永垂不朽。这难道是吸引一代一代文字与考古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原因吗？
(胡乱的没有逻辑的想法）
我的摹写向来很慢，比起身边同学大概要用两倍的时间，原因有一些对古文字的尊重，更有一些是贪享放空的、胡思乱想的、不被手机支配的时间。
关于今天的胡思乱想，是源起一条昨天学妹发的朋友圈。
首师大诗歌中心推送了一篇抗疫诗稿。里面有这样一句“君來看，正竹風松節，雪韻梅香。”
学妹不解，她质问诗歌：赞美是隔阂的姿态啊，诗歌不是太喧嚣了吗？诗歌太过喧嚣，良知需要宁静。她说有一点遗憾学了中文，希望来生去学自然科学，学政治和经济，摒弃小我的低级快乐，拖着罪恶的今生尽量创造价值。
想了很久，我只给她评论了一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每到这种时刻，我第一反应还是从现实功用来为诗歌和文学辩护，因为总有很多人对于「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说法是嗤之以鼻的。
如果是这样，那古文字的意义和用处又在哪里呢？记得上学期瑞芳老师给我们放「侯马盟书」那一期「国家宝藏」，我坐在半地下的昏暗的5101教室的第一排，仰着脸看幕布，防止总时不时想掉下来的眼泪。看完之后，坐在旁边的室友跟我说：有一种想为古文字贡献一辈子的冲动。
释读侯马盟书的老先生，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卧病在床，还有的已是耄耋之年仍在奔走。
「侯马盟书还是一片沃土，需要有人去继承，需要有志者、年轻人去开垦耕耘，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未来不管是能有更多人参加古文字的研究，还是我们能用更加先进的科技手段来释读盟书上模糊不清的文字，都是民族之幸、文明之幸。年轻人加油。」
人事有终，但侯马盟书永垂不朽，古文字永垂不朽。这难道是吸引一代一代文字与考古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原因吗？
(胡乱的没有逻辑的想法）
#历史上的今天·逝者#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他是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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