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英雄未曾远去 我们不会忘记
2020年12月15日，临沧市公安局民警张子权牺牲在办案一线。26年前，他的父亲，临沧市镇康县公安局原军弄派出所所长张从顺在抓捕武装毒贩中壮烈牺牲。
张子权牺牲这一年来，他们父子俩遗照并列的画面让很多人泪目，他们牺牲的事迹感动着广大网民，13次登上热搜，28亿人次关注，23场先进事迹报告会、30余万人聆听。“这是我听过的最感人的事迹报告”，网民纷纷留言。
这一年来，张子权母亲彭太珍的头上又添了许多白发。提起小儿子张子权，彭太珍的泪水总在眼眶里打转，仍然无法接受儿子离开的现实。每当傍晚时分，她总会伫立在家门口张望，幻想着儿子微笑着喊“妈，我回来了”，然后低头看看儿子最后一次出差前给她买的那双鞋，去之前子权经常陪她散步的地方走走看看，呢喃自语：“没想到儿子比我早去见老张。”
这一年来，张子权妻子李莲超流下的泪水比有生以来32年的还多，上百次含泪讲述丈夫的故事：“你为国尽忠，我替你尽孝。”无数个夜晚，女儿哭着找爸爸，李莲超看着眼前的女儿，泪水打湿了枕头。李莲超也常常翻看着和子权的聊天记录，女儿画了很多次一家人团聚的画面，她怎么也不会想到爸爸是挂在墙上的，永远也回不来了。
这一年来，张从顺的大儿子张子成、二儿子张子兵带着父亲和三弟的遗愿，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说：“不能丢父亲和三弟的脸，一定要当好人民警察。”张子成主动请战，奔赴边境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守护边关安宁，用脚步丈量祖国边疆。张子兵依然坚守在交通管理的基层一线，每天顶酷暑、冒风雨疏导交通。他们说：“父亲和三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一家四警察、父子两忠烈”，张从顺、张子权父子是人民警察的代表，在万家灯火团圆的背后，在岁月静好的征途，有无数警察家庭像他们一样，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懈奋斗、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奉献牺牲，有的父亲牺牲在缉毒战线、儿子传承遗志接续奋斗，有的扎根强边固防一线数百天未见家人，有的身为父亲却选择直面危险抓捕现场，与穷凶极恶的毒贩殊死搏斗甚至流血牺牲……
“之所以能生活在阳光下，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挡住了黑暗！”无数网民向英雄父子留言向人民警察致敬！
英雄未曾远去
我们不会忘记
“更多的时候是顺理成章，
没有刻意选择这条路，
感觉自己就是要当警察。”
在云南省公安厅2020年清明节
组织拍摄的纪录片《英雄三子》里
当时还不能露面的
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张子权曾说道
从考上警校到当治安警、禁毒警
从参与扫黑除恶到主办涉疫专案
每一次抉择
张子权都踏着父亲的足迹
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从警13年
两次三等功、三次嘉奖
见证着张子权的快速成长和忠诚担当
“这个案子我得跟到底”
“我们等了12天，还是没等到他醒过来，他太累了！”同事唐海峰哽咽着。2020年12月15日晚，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四级警长张子权在跨省侦办专案期间，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36岁。
2020年12月3日上午，因办案需要，张子权和唐海峰经昆明等地抵达安徽萧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他们就与当地警方对接，抓捕涉案人员。
“一定要争分夺秒彻底铲除犯罪窝点！”当晚回到酒店，张子权本可休息，但想到仍有2名涉案人员不知去向，决定继续梳理线索。为侦办这起跨国跨省区重大涉疫案件，他已满负荷工作了26天。
持续两个多小时的案情研判后，张子权突然倒地，脸色发白，慢慢失去意识。唐海峰等人第一时间采取急救，并拨打了120。当晚，张子权被送往医院，第二天又转院进行救治。十多天后，他还是没能挺过来。
2020年11月4日，临沧警方公开查缉中，从一辆由边境驶来的商务车上查获一名可疑的外籍女子，后被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经审讯，警方挖出了一个以田某等为首的跨境犯罪团伙。该女子曾与田某生活多日，还到过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多地。若不能尽快破案，后果不堪设想。
事态紧急！市县两级公安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张子权等人于2020年11月8日连夜赶往孟定镇，审讯主要犯罪嫌疑人，获取犯罪团伙的上下游信息，及时斩断犯罪链条。
因田某反侦查意识强，审讯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为此，张子权精心设计审讯提纲。白天走村串寨核查涉案人员活动轨迹，晚上与嫌疑人斗智斗勇，设法撬开他的嘴。
屋外，气温达30多摄氏度。屋内，张子权和同事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们还穿上了纸尿裤，一出来全身都是湿的。”唐海峰回忆。
就在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人员流向等关键案情一一浮出水面时，张子权身体却亮起了“红灯”。11月22日晚，结束审讯后的张子权脸色发白，直冒虚汗。
“这案子一直都是我跟，等结束了再说。”张子权仍然没有休息。12月3日，他和同事辗转多地抵达藏匿有8名涉案人员的萧县。同事说，他像上紧的发条，一心想着案子，没有考虑过身体。
英雄无悔！他用生命向人民践行了承诺：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47名，查获冻结涉案账户20个、涉案资金157万元，捣毁犯罪窝点6个……
“干禁毒必须义无反顾”
2020年12月18日，张子权的骨灰运抵临沧机场，自发赶来的市民早已守候一旁；而在1994年，他的父亲张从顺牺牲在禁毒一线后，成千上万的群众扛着花圈，翻山越岭只为送英雄最后一程。
禁毒英雄的儿子，如今也献出生命，成为英雄。“这孩子身上有他父亲的影子。”禁毒支队副支队长黄涌说。
1994年9月1日，时任临沧市镇康县公安局军弄派出所所长的张从顺，在抓捕贩毒犯罪分子时，因毒贩暴力反抗引爆手榴弹壮烈牺牲。那年，三兄弟当中最小的张子权10岁。他知道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一个劲地哭。
多年后，张家三兄弟相继穿上警服，回到临沧继续守护这片父亲曾奋战过的热土。张子权更是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毅然走上禁毒岗位。
当年，面对“你父亲都牺牲了，要不别干这一行了”的提醒，张子权说：“要是怕死，我就不干这一行了。干禁毒必须义无反顾。”
和当年的父亲一样，张子权在禁毒路上一往无前，无愧于肩上的职责和使命。工作以来，张子权常常要化装侦查，卧底在毒贩身边，有时还得冒险周旋在歹徒的枪口下。抓捕毒贩时，张子权总是冲锋在前。2013年8月，得知有持枪贩毒团伙欲携带毒品入境，张子权主动请缨加入到设卡查缉。当时，见有人堵卡，驾驶轿车的毒贩猛踩油门，急速驶来。
“不许动！我是警察！”这时，张子权果断鸣枪逼停车子，并亮明身份。最终，在同事协助下，他成功制服毒贩，当场搜出一支子弹上膛的枪。
禁毒生涯中，类似于这样的危险场景很多很多，张子权也未退缩过。近年来，他与战友共缴毒27.7吨，参与破获制毒物品案件46起，缴获制毒物品1100余吨。他还参与了边境执勤、抗击疫情等工作。同事说，各项工作他都尽心尽职，毫无怨言。
“抓坏人的爸爸还没回家”
“爸爸，你这次出差好久了，你要什么时候回来？”……5岁多的女儿至今还以为爸爸在外地出差，拿着手机给他发语音。
12月3日出事当天，张子权给妻子李莲超发了一条信息。没想到，这是夫妻俩最后一次联系。“子权此前答应我们，出差回来就带着我和女儿去旅游。”李莲超说。这是张子权和女儿之间的约定。几个月前，他专门给女儿办了身份证，想带她坐飞机去北方滑一次雪。
在张子权家的客厅里，一家三口的合影照几乎挂满了半面墙。由于禁毒工作的特殊性，张子权一年当中有300多天都在出差，平时极少回家。但只要一有空，他就回家陪妻子和女儿。
李莲超很清楚，子权每一次出差都有可能面临危险。怕因一条信息或是一个电话将他暴露在危险中。很多时候，她和女儿在家里默默等待。“最怕听到的一句话是‘我要出差了’。”李莲超说，结婚以来，他几乎一直都在出差，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从不主动联系子权。
妻子产检，他不在身边；女儿生病，他来不及陪伴……生活中，这样的缺席一次接着一次，唯独没缺席的是他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和使命。李莲超刚开始有些抱怨，慢慢就理解了。有时子权回到家，看着他和女儿在沙发上玩耍，李莲超觉得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
这几年，张子权的母亲从乡下搬来了市区，跟二儿子张子兵住在一起。出差回来，张子权总要抽空去陪陪年过七旬的老母亲，给她亲手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2020年清明，张家三兄弟领着母亲来到烈士陵园看望父亲。站在墓前，身着警服的三兄弟举起右手一致敬礼，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缅怀父亲。今年清明节，子权和父亲张从顺一样，也被大家缅怀。
来源：云南发布
2020年12月15日，临沧市公安局民警张子权牺牲在办案一线。26年前，他的父亲，临沧市镇康县公安局原军弄派出所所长张从顺在抓捕武装毒贩中壮烈牺牲。
张子权牺牲这一年来，他们父子俩遗照并列的画面让很多人泪目，他们牺牲的事迹感动着广大网民，13次登上热搜，28亿人次关注，23场先进事迹报告会、30余万人聆听。“这是我听过的最感人的事迹报告”，网民纷纷留言。
这一年来，张子权母亲彭太珍的头上又添了许多白发。提起小儿子张子权，彭太珍的泪水总在眼眶里打转，仍然无法接受儿子离开的现实。每当傍晚时分，她总会伫立在家门口张望，幻想着儿子微笑着喊“妈，我回来了”，然后低头看看儿子最后一次出差前给她买的那双鞋，去之前子权经常陪她散步的地方走走看看，呢喃自语：“没想到儿子比我早去见老张。”
这一年来，张子权妻子李莲超流下的泪水比有生以来32年的还多，上百次含泪讲述丈夫的故事：“你为国尽忠，我替你尽孝。”无数个夜晚，女儿哭着找爸爸，李莲超看着眼前的女儿，泪水打湿了枕头。李莲超也常常翻看着和子权的聊天记录，女儿画了很多次一家人团聚的画面，她怎么也不会想到爸爸是挂在墙上的，永远也回不来了。
这一年来，张从顺的大儿子张子成、二儿子张子兵带着父亲和三弟的遗愿，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说：“不能丢父亲和三弟的脸，一定要当好人民警察。”张子成主动请战，奔赴边境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守护边关安宁，用脚步丈量祖国边疆。张子兵依然坚守在交通管理的基层一线，每天顶酷暑、冒风雨疏导交通。他们说：“父亲和三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一家四警察、父子两忠烈”，张从顺、张子权父子是人民警察的代表，在万家灯火团圆的背后，在岁月静好的征途，有无数警察家庭像他们一样，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懈奋斗、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奉献牺牲，有的父亲牺牲在缉毒战线、儿子传承遗志接续奋斗，有的扎根强边固防一线数百天未见家人，有的身为父亲却选择直面危险抓捕现场，与穷凶极恶的毒贩殊死搏斗甚至流血牺牲……
“之所以能生活在阳光下，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挡住了黑暗！”无数网民向英雄父子留言向人民警察致敬！
英雄未曾远去
我们不会忘记
“更多的时候是顺理成章，
没有刻意选择这条路，
感觉自己就是要当警察。”
在云南省公安厅2020年清明节
组织拍摄的纪录片《英雄三子》里
当时还不能露面的
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张子权曾说道
从考上警校到当治安警、禁毒警
从参与扫黑除恶到主办涉疫专案
每一次抉择
张子权都踏着父亲的足迹
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从警13年
两次三等功、三次嘉奖
见证着张子权的快速成长和忠诚担当
“这个案子我得跟到底”
“我们等了12天，还是没等到他醒过来，他太累了！”同事唐海峰哽咽着。2020年12月15日晚，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四级警长张子权在跨省侦办专案期间，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36岁。
2020年12月3日上午，因办案需要，张子权和唐海峰经昆明等地抵达安徽萧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他们就与当地警方对接，抓捕涉案人员。
“一定要争分夺秒彻底铲除犯罪窝点！”当晚回到酒店，张子权本可休息，但想到仍有2名涉案人员不知去向，决定继续梳理线索。为侦办这起跨国跨省区重大涉疫案件，他已满负荷工作了26天。
持续两个多小时的案情研判后，张子权突然倒地，脸色发白，慢慢失去意识。唐海峰等人第一时间采取急救，并拨打了120。当晚，张子权被送往医院，第二天又转院进行救治。十多天后，他还是没能挺过来。
2020年11月4日，临沧警方公开查缉中，从一辆由边境驶来的商务车上查获一名可疑的外籍女子，后被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经审讯，警方挖出了一个以田某等为首的跨境犯罪团伙。该女子曾与田某生活多日，还到过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多地。若不能尽快破案，后果不堪设想。
事态紧急！市县两级公安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张子权等人于2020年11月8日连夜赶往孟定镇，审讯主要犯罪嫌疑人，获取犯罪团伙的上下游信息，及时斩断犯罪链条。
因田某反侦查意识强，审讯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为此，张子权精心设计审讯提纲。白天走村串寨核查涉案人员活动轨迹，晚上与嫌疑人斗智斗勇，设法撬开他的嘴。
屋外，气温达30多摄氏度。屋内，张子权和同事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们还穿上了纸尿裤，一出来全身都是湿的。”唐海峰回忆。
就在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人员流向等关键案情一一浮出水面时，张子权身体却亮起了“红灯”。11月22日晚，结束审讯后的张子权脸色发白，直冒虚汗。
“这案子一直都是我跟，等结束了再说。”张子权仍然没有休息。12月3日，他和同事辗转多地抵达藏匿有8名涉案人员的萧县。同事说，他像上紧的发条，一心想着案子，没有考虑过身体。
英雄无悔！他用生命向人民践行了承诺：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47名，查获冻结涉案账户20个、涉案资金157万元，捣毁犯罪窝点6个……
“干禁毒必须义无反顾”
2020年12月18日，张子权的骨灰运抵临沧机场，自发赶来的市民早已守候一旁；而在1994年，他的父亲张从顺牺牲在禁毒一线后，成千上万的群众扛着花圈，翻山越岭只为送英雄最后一程。
禁毒英雄的儿子，如今也献出生命，成为英雄。“这孩子身上有他父亲的影子。”禁毒支队副支队长黄涌说。
1994年9月1日，时任临沧市镇康县公安局军弄派出所所长的张从顺，在抓捕贩毒犯罪分子时，因毒贩暴力反抗引爆手榴弹壮烈牺牲。那年，三兄弟当中最小的张子权10岁。他知道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一个劲地哭。
多年后，张家三兄弟相继穿上警服，回到临沧继续守护这片父亲曾奋战过的热土。张子权更是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毅然走上禁毒岗位。
当年，面对“你父亲都牺牲了，要不别干这一行了”的提醒，张子权说：“要是怕死，我就不干这一行了。干禁毒必须义无反顾。”
和当年的父亲一样，张子权在禁毒路上一往无前，无愧于肩上的职责和使命。工作以来，张子权常常要化装侦查，卧底在毒贩身边，有时还得冒险周旋在歹徒的枪口下。抓捕毒贩时，张子权总是冲锋在前。2013年8月，得知有持枪贩毒团伙欲携带毒品入境，张子权主动请缨加入到设卡查缉。当时，见有人堵卡，驾驶轿车的毒贩猛踩油门，急速驶来。
“不许动！我是警察！”这时，张子权果断鸣枪逼停车子，并亮明身份。最终，在同事协助下，他成功制服毒贩，当场搜出一支子弹上膛的枪。
禁毒生涯中，类似于这样的危险场景很多很多，张子权也未退缩过。近年来，他与战友共缴毒27.7吨，参与破获制毒物品案件46起，缴获制毒物品1100余吨。他还参与了边境执勤、抗击疫情等工作。同事说，各项工作他都尽心尽职，毫无怨言。
“抓坏人的爸爸还没回家”
“爸爸，你这次出差好久了，你要什么时候回来？”……5岁多的女儿至今还以为爸爸在外地出差，拿着手机给他发语音。
12月3日出事当天，张子权给妻子李莲超发了一条信息。没想到，这是夫妻俩最后一次联系。“子权此前答应我们，出差回来就带着我和女儿去旅游。”李莲超说。这是张子权和女儿之间的约定。几个月前，他专门给女儿办了身份证，想带她坐飞机去北方滑一次雪。
在张子权家的客厅里，一家三口的合影照几乎挂满了半面墙。由于禁毒工作的特殊性，张子权一年当中有300多天都在出差，平时极少回家。但只要一有空，他就回家陪妻子和女儿。
李莲超很清楚，子权每一次出差都有可能面临危险。怕因一条信息或是一个电话将他暴露在危险中。很多时候，她和女儿在家里默默等待。“最怕听到的一句话是‘我要出差了’。”李莲超说，结婚以来，他几乎一直都在出差，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从不主动联系子权。
妻子产检，他不在身边；女儿生病，他来不及陪伴……生活中，这样的缺席一次接着一次，唯独没缺席的是他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和使命。李莲超刚开始有些抱怨，慢慢就理解了。有时子权回到家，看着他和女儿在沙发上玩耍，李莲超觉得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
这几年，张子权的母亲从乡下搬来了市区，跟二儿子张子兵住在一起。出差回来，张子权总要抽空去陪陪年过七旬的老母亲，给她亲手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2020年清明，张家三兄弟领着母亲来到烈士陵园看望父亲。站在墓前，身着警服的三兄弟举起右手一致敬礼，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缅怀父亲。今年清明节，子权和父亲张从顺一样，也被大家缅怀。
来源：云南发布
#经典电影#尽管已经过去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电影！
尽管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影片中哪吒自刎的深沉悲壮，后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再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戏剧高度。
四十年里，那个自由叛逆、充满悲剧色彩的小哪吒，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没有一个孩子不曾为他大闹东海而快意，为他剜肉剔骨、断绝亲情而震撼落泪，也为他骑鹿远去而感到落寞孤独。
他还成为了摇滚精神的象征。在《哪吒闹海》上映20年后，5个“北漂”年轻人将电影里第432号镜头的一帧画面作为乐队LOGO——他们将自刎的哪吒印在衣服上，印在旗帜上，南征北战，高喊着：
“即便是苦痛，也无法阻止我们仰起的头颅。”
1978年夏，《哪吒闹海》摄制组在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成立。
这部片子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的献礼片，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按时完成高质量的创作，影厂不惜举全厂之力投入到剧组当中：
“参加这部影片创作的有三位导演，一位总美术设计师和四位美术设计师，15位原画设计师，27位动画人员，三位绘景师，三位摄影师，一位作曲家，两位剪辑师，一位录音师，一位拟音师，众多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及一位制片主任，一位剧务。”
三位导演分别为：王树忱、严定宪和阿达（徐景达）。
严定宪是原画师出身。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就是由他从静态的漫画造型，一帧一帧落实到动画里去的。
王树忱和阿达是影厂的“三剑客”之二。其中王树忱不仅是《哪吒闹海》的导演，还是编剧。
早在1958年，王树忱就带着《哪吒闹海》的剧本跑去苏谈合作。
对故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派《冰雪女王》的导演列夫·阿塔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哪吒闹海》。双方计划在中国取景，在美术片厂进行绘制，要搞一部中国风+技术的鸿篇巨制。
为此，阿塔曼诺夫特地来考察，看山看水看名画，还上了当年的《大众电影》杂志。
他表示要把京剧艺术融入到动画人物的表演中——3年后，这一艺术构想在《大闹天宫》里倒是实现了。
眼看着合作要成了，双方在钱的问题上却没谈拢：“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师来，多出钱；他们呢，相反，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
然后在剧本上也开始扯皮，曾经不能理解中国人的神话传说，“认为讲迷信啊，斯了又活了，活了又斯了”。
身为辽宁汉子、又有着近十年美术片从业经验的王树忱咽不下这口气，“还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
最后干脆一个电话请示到美影厂厂长特伟那里，谈不拢，不谈了。
于是王树忱带着“哪吒”打道回国，默默等待机会。
文艺工作者们的春天到了。沉寂数年的美影厂重新恢复了美术片的创作，《哪吒闹海》正好赶上了这一时机。
自觉虚度了十年光阴的动画人们铆足了劲，想把《哪吒闹海》做成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
在哪吒的故事背景中，“人、神、鬼、兽同台表演；关、海、洞、天景色齐全”，适合用宽银幕来呈现。
最终，他们首次尝试用2.35:1的宽幅来制作动画电影。三位导演满怀雄心壮志，他们一致决定：
《哪吒闹海》的艺术特色，必须是奇、绝、壮、美。
所谓奇，就是故事离奇。为此，王树忱在剧本上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动。
《哪吒闹海》电影开篇，四海龙王兴风作浪，搅得陈塘关不得安宁，这为日后哪吒闹海埋下了合理性。
但其实在原著中，哪吒的闹海有点蛮不讲理。
在《封神演义》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里，哪吒因天气炎热，到海边用混天绫蘸水洗澡，不想这宝贝法力无边撼动了龙宫。
龙王差夜叉李艮来问，哪吒仗着自己是“灵珠子应运下世”，口气十分嚣张：“你这畜生是什么东西，也配说话？”
等到火拼起来，哪吒一动怒就打斯了夜叉，抽了敖丙龙筋，却道“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
这要放在现代，妥妥的就是一恶少二代啊。
在《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哪吒应天命扶周灭商就已经是正义之身。哪怕是沙了人，也是为了“磨炼本性”、“完成劫数”，一切都可用天数来解释。反正古人吃这一套。
但若想让现代的观众接受这样一个浑身戾气、恃强凌弱的哪吒，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王树忱化用民间传说中，龙王贪得无厌、索要童男童女的桥段，反过来将哪吒塑造成天真无邪又正义凛然的少年英雄。
便是后来哪吒自刎，也是忍不了妖龙再作恶，忍不了百姓再受难，忍不了亲生爹爹要沙自己，是他自己的主动牺牲。
这一幕戏是全片的最高潮。
李靖因“天命难违”，挥剑欲砍哪吒，却因哪吒一声“爹爹”而心有不忍，手中宝剑应声落地。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几乎与此同时，乐器合奏的配乐响起，十二个全景、四个中景、六个近景的轮番切换将戏剧张力推向极致，越来越快，就在观众情绪抵达高潮的那一刻，哪吒反手挥剑自纹，音乐、画面戛然而止。
片刻停顿，我们只能看到哪吒的背影静止，剑在手中滑动了一下。哪吒睁眼，泪水滑落，染血的长剑坠向地面。不知多少人在这一刻流下眼泪。
背向观众自纹，这经典的影史一幕是原画师常光希设计的。
但在当时，他的创作如履薄冰。考虑到动画片的受众主要是孩子，导演要求不能太暴力、太血腥。
“反正这一剑总是要下去的，问题是怎么下。”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让哪吒背过身去下剑，但又担心画面张力不太够。
原画组组长林文肖——也是后来动画片《舒克和贝塔》的导演跟他建议，让哪吒的头发竖起来后慢慢飘落，象征生命在哪吒的身体里消失。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在剪辑的加成下，戏剧张力、表现力、感染力都很到位。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是童年最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观影体验。
曾这样评价：多少年后，哪吒长袖飘飘，白衣若雪，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横剑自刎的一幕仍历历在目，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此后的中国动画片再也没有，也无法再现了。
《哪吒闹海》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从绘制、拍摄到剪辑的所有工作，一共画了五万八千多张原画，摄制了宽银幕和4:3普通银幕两种规格，可想而知整个团队有多拼。
所有人都自觉加班。在全片进行到精剪阶段，剪辑师肖淮海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拿的都是固定薪酬，能做到如此，当真是“用爱发电”。
但不疯魔不成活。这种对每一个细节都极致把握的态度，才让《哪吒闹海》成为了影史上大放异彩的经典。
拿一个细节举例。敖丙被哪吒抽了龙筋，龙王敖广气咻咻地去找李靖说道。这里有一场戏是李靖抚琴。
为了让李靖的神情、姿态甚至弹琴的指法都和音乐完美结合，曲子谱好后，主创团队请来专业琴师现场演奏。
琴师在中间抚琴，六位原画师呈扇形围成一圈，多角度速写记录下每个音节的指法。同时摄影师也将琴师演奏时的神态捕捉下来。
这本来只是一处和情节推进没什么关系的细节，他们却以十足的匠心来雕琢。
这做的哪里是动画，分明就是艺术品啊。
类似的惊喜比比皆是。
比如电影开场，随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个大字浮现，一段青铜编钟音色的配乐响起，马上就把人拉入到中国古典神话的缥缈意境里。
对于出生在80、90年代，看着这部动画电影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震撼的，是少年哪吒对父权的激烈反抗和对自由的决然追求。只是这样的哪吒，在自刎那刻便死去了，纵然莲花复生，但那不再是哪吒。
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其他影视剧作品中，哪吒复活后被天庭招安的后续演绎，《哪吒闹海》的结尾处理才显得难能可贵。
快意复仇后的哪吒和家将、昔日伙伴一一告别，骑一匹梅花鹿逍遥远去，没有了血缘的羁绊，无来处无归途，自由自在，唯有此心，耿耿相随。
而那个仗义执言、一身反骨的少年英雄，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
哪吒——这个由师父太乙真人起的名字，曾经被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化为己用。他们在一首名为《闹海》的歌里唱道：
忧郁的孩子们别怕，守护着你们的是哪吒，谁要是再来害人定不饶他。
闹海哪吒 - 他在时间门外
尽管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哪吒闹海》依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影片中哪吒自刎的深沉悲壮，后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再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戏剧高度。
四十年里，那个自由叛逆、充满悲剧色彩的小哪吒，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没有一个孩子不曾为他大闹东海而快意，为他剜肉剔骨、断绝亲情而震撼落泪，也为他骑鹿远去而感到落寞孤独。
他还成为了摇滚精神的象征。在《哪吒闹海》上映20年后，5个“北漂”年轻人将电影里第432号镜头的一帧画面作为乐队LOGO——他们将自刎的哪吒印在衣服上，印在旗帜上，南征北战，高喊着：
“即便是苦痛，也无法阻止我们仰起的头颅。”
1978年夏，《哪吒闹海》摄制组在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成立。
这部片子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的献礼片，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按时完成高质量的创作，影厂不惜举全厂之力投入到剧组当中：
“参加这部影片创作的有三位导演，一位总美术设计师和四位美术设计师，15位原画设计师，27位动画人员，三位绘景师，三位摄影师，一位作曲家，两位剪辑师，一位录音师，一位拟音师，众多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以及一位制片主任，一位剧务。”
三位导演分别为：王树忱、严定宪和阿达（徐景达）。
严定宪是原画师出身。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就是由他从静态的漫画造型，一帧一帧落实到动画里去的。
王树忱和阿达是影厂的“三剑客”之二。其中王树忱不仅是《哪吒闹海》的导演，还是编剧。
早在1958年，王树忱就带着《哪吒闹海》的剧本跑去苏谈合作。
对故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派《冰雪女王》的导演列夫·阿塔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哪吒闹海》。双方计划在中国取景，在美术片厂进行绘制，要搞一部中国风+技术的鸿篇巨制。
为此，阿塔曼诺夫特地来考察，看山看水看名画，还上了当年的《大众电影》杂志。
他表示要把京剧艺术融入到动画人物的表演中——3年后，这一艺术构想在《大闹天宫》里倒是实现了。
眼看着合作要成了，双方在钱的问题上却没谈拢：“我们要他们派导演，派好的原画师来，多出钱；他们呢，相反，少出钱，要我们出力气。”
然后在剧本上也开始扯皮，曾经不能理解中国人的神话传说，“认为讲迷信啊，斯了又活了，活了又斯了”。
身为辽宁汉子、又有着近十年美术片从业经验的王树忱咽不下这口气，“还要听他的，一副老大哥腔调，把我们看作小老弟”。
最后干脆一个电话请示到美影厂厂长特伟那里，谈不拢，不谈了。
于是王树忱带着“哪吒”打道回国，默默等待机会。
文艺工作者们的春天到了。沉寂数年的美影厂重新恢复了美术片的创作，《哪吒闹海》正好赶上了这一时机。
自觉虚度了十年光阴的动画人们铆足了劲，想把《哪吒闹海》做成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
在哪吒的故事背景中，“人、神、鬼、兽同台表演；关、海、洞、天景色齐全”，适合用宽银幕来呈现。
最终，他们首次尝试用2.35:1的宽幅来制作动画电影。三位导演满怀雄心壮志，他们一致决定：
《哪吒闹海》的艺术特色，必须是奇、绝、壮、美。
所谓奇，就是故事离奇。为此，王树忱在剧本上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动。
《哪吒闹海》电影开篇，四海龙王兴风作浪，搅得陈塘关不得安宁，这为日后哪吒闹海埋下了合理性。
但其实在原著中，哪吒的闹海有点蛮不讲理。
在《封神演义》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里，哪吒因天气炎热，到海边用混天绫蘸水洗澡，不想这宝贝法力无边撼动了龙宫。
龙王差夜叉李艮来问，哪吒仗着自己是“灵珠子应运下世”，口气十分嚣张：“你这畜生是什么东西，也配说话？”
等到火拼起来，哪吒一动怒就打斯了夜叉，抽了敖丙龙筋，却道“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
这要放在现代，妥妥的就是一恶少二代啊。
在《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哪吒应天命扶周灭商就已经是正义之身。哪怕是沙了人，也是为了“磨炼本性”、“完成劫数”，一切都可用天数来解释。反正古人吃这一套。
但若想让现代的观众接受这样一个浑身戾气、恃强凌弱的哪吒，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王树忱化用民间传说中，龙王贪得无厌、索要童男童女的桥段，反过来将哪吒塑造成天真无邪又正义凛然的少年英雄。
便是后来哪吒自刎，也是忍不了妖龙再作恶，忍不了百姓再受难，忍不了亲生爹爹要沙自己，是他自己的主动牺牲。
这一幕戏是全片的最高潮。
李靖因“天命难违”，挥剑欲砍哪吒，却因哪吒一声“爹爹”而心有不忍，手中宝剑应声落地。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几乎与此同时，乐器合奏的配乐响起，十二个全景、四个中景、六个近景的轮番切换将戏剧张力推向极致，越来越快，就在观众情绪抵达高潮的那一刻，哪吒反手挥剑自纹，音乐、画面戛然而止。
片刻停顿，我们只能看到哪吒的背影静止，剑在手中滑动了一下。哪吒睁眼，泪水滑落，染血的长剑坠向地面。不知多少人在这一刻流下眼泪。
背向观众自纹，这经典的影史一幕是原画师常光希设计的。
但在当时，他的创作如履薄冰。考虑到动画片的受众主要是孩子，导演要求不能太暴力、太血腥。
“反正这一剑总是要下去的，问题是怎么下。”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让哪吒背过身去下剑，但又担心画面张力不太够。
原画组组长林文肖——也是后来动画片《舒克和贝塔》的导演跟他建议，让哪吒的头发竖起来后慢慢飘落，象征生命在哪吒的身体里消失。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在剪辑的加成下，戏剧张力、表现力、感染力都很到位。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是童年最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观影体验。
曾这样评价：多少年后，哪吒长袖飘飘，白衣若雪，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横剑自刎的一幕仍历历在目，这种深沉的悲壮意境，此后的中国动画片再也没有，也无法再现了。
《哪吒闹海》前后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从绘制、拍摄到剪辑的所有工作，一共画了五万八千多张原画，摄制了宽银幕和4:3普通银幕两种规格，可想而知整个团队有多拼。
所有人都自觉加班。在全片进行到精剪阶段，剪辑师肖淮海连着一个星期没有回家。那可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拿的都是固定薪酬，能做到如此，当真是“用爱发电”。
但不疯魔不成活。这种对每一个细节都极致把握的态度，才让《哪吒闹海》成为了影史上大放异彩的经典。
拿一个细节举例。敖丙被哪吒抽了龙筋，龙王敖广气咻咻地去找李靖说道。这里有一场戏是李靖抚琴。
为了让李靖的神情、姿态甚至弹琴的指法都和音乐完美结合，曲子谱好后，主创团队请来专业琴师现场演奏。
琴师在中间抚琴，六位原画师呈扇形围成一圈，多角度速写记录下每个音节的指法。同时摄影师也将琴师演奏时的神态捕捉下来。
这本来只是一处和情节推进没什么关系的细节，他们却以十足的匠心来雕琢。
这做的哪里是动画，分明就是艺术品啊。
类似的惊喜比比皆是。
比如电影开场，随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个大字浮现，一段青铜编钟音色的配乐响起，马上就把人拉入到中国古典神话的缥缈意境里。
对于出生在80、90年代，看着这部动画电影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震撼的，是少年哪吒对父权的激烈反抗和对自由的决然追求。只是这样的哪吒，在自刎那刻便死去了，纵然莲花复生，但那不再是哪吒。
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其他影视剧作品中，哪吒复活后被天庭招安的后续演绎，《哪吒闹海》的结尾处理才显得难能可贵。
快意复仇后的哪吒和家将、昔日伙伴一一告别，骑一匹梅花鹿逍遥远去，没有了血缘的羁绊，无来处无归途，自由自在，唯有此心，耿耿相随。
而那个仗义执言、一身反骨的少年英雄，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守护神。
哪吒——这个由师父太乙真人起的名字，曾经被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化为己用。他们在一首名为《闹海》的歌里唱道：
忧郁的孩子们别怕，守护着你们的是哪吒，谁要是再来害人定不饶他。
闹海哪吒 - 他在时间门外
【#年轻人还应该做理想主义者吗#理想主义者梁卫星，依然没有与现实和解】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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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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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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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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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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