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太宰治人间失格有何感受#
今天刚看完《人间失格》。
看之前看了很多人的感受,大部分都是悲伤、丧之类的。然后亲自去看了书,感觉也是如此。
但是最后的后记让我眼前一亮。
最后的后记应该写的是太宰治在去办事时碰到书中京桥酒吧的老板娘,记录了与她谈话时内容,这应该是作者的一种手法吧。
虽然不知道作者采用这种手法表达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在我读起来,后记缺让我在为小叶悲伤时得到了一点欣慰。
这是前文叶藏住在京桥小酒吧时的内容。
叶藏一生在胆小孤独中度过,也没有人真正懂得他的内心,他是那么渺小那么无助。就尘埃一般最后被他人遗忘,但是在后记中,小酒吧的老板娘却又与太宰治谈起了他。并且还称他是一个好孩子。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如果小叶知道了这件事,我觉得他一定会很欣慰吧。知道其实在其他人的心目中,他也不差。
小叶的故事也有人倾听了,即使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倾述内心的人。
叶藏就像太宰治,太宰治就像叶藏,太宰治虚构出一个叶藏,他同情着叶藏。
“他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
今天刚看完《人间失格》。
看之前看了很多人的感受,大部分都是悲伤、丧之类的。然后亲自去看了书,感觉也是如此。
但是最后的后记让我眼前一亮。
最后的后记应该写的是太宰治在去办事时碰到书中京桥酒吧的老板娘,记录了与她谈话时内容,这应该是作者的一种手法吧。
虽然不知道作者采用这种手法表达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在我读起来,后记缺让我在为小叶悲伤时得到了一点欣慰。
这是前文叶藏住在京桥小酒吧时的内容。
叶藏一生在胆小孤独中度过,也没有人真正懂得他的内心,他是那么渺小那么无助。就尘埃一般最后被他人遗忘,但是在后记中,小酒吧的老板娘却又与太宰治谈起了他。并且还称他是一个好孩子。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如果小叶知道了这件事,我觉得他一定会很欣慰吧。知道其实在其他人的心目中,他也不差。
小叶的故事也有人倾听了,即使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倾述内心的人。
叶藏就像太宰治,太宰治就像叶藏,太宰治虚构出一个叶藏,他同情着叶藏。
“他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
一、忙是人生的滋养剂
一个人如果怕做事,偷懒,如何会有成就?人之会起烦恼心、不安,都是因为不懂得用功、时间太多所致,所以忙是人生的滋养剂。
忙,是多数人的生活形态,只是每个人所忙的事情不一样。有的人为国家忙,有的人为社会忙,有的为家庭忙,有的人为自己忙。忙,是整个人类所不能少的生活。人要不忙,除非他让金钱去替自己忙;再要不忙,两手一摊,双脚一伸,跟死神打交道,就不会忙了。
“忙”,也有不同的层次:
1、气定神闲的忙。
同样是忙,有的人忙得一团纷乱,忙得很辛苦;有智慧的人,按部就班,忙得气定神闲。所谓“人忙心不忙”,有的人懂得交办,有的人懂得授权,有的人懂得分工,有的人懂得指挥。很多复杂的事物,经过能干的人化繁就简、提纲挈领,虽然事情多,但一点也不觉得忙。因此,懂得忙中偷闲的人,就是再忙也有安闲的时刻,不至于忙得讨厌生活、讨厌忙,他反而喜爱忙,从忙的当中只觉得人生很充实。这样的忙,人生会活得很有意义。
2、心浮气躁的忙。
有的人不会忙,做事没有条理,不分轻重,不分先后,乱忙一气,忙得自己心浮气躁。我们看苍蝇、蚊子投窗想要寻找出路,它猛撞玻璃,不知道旁边有空隙可以钻出。我们再看成群的蚂蚁忙着奔来跑去,但它们有分工、有讯号、有指挥,忙得有条理。有的人跟瞎撞的蚊蝇一样,口口声声说忙,只是乱忙。人要懂得分轻重缓急去做事,举重若轻,才不至于忙得心浮气躁。
3、开开心心的忙。
忙是生活的意义,忙是生命的动力,忙的人生是骄傲的人生。你看,工商大亨哪个不忙?官员领导们有谁说他不忙?忙带来生活的充实,带来生命的意义,带来事业的成就,带来财富的增加。人要忙,而且要忙得欢喜,忙得快乐。假如一个人不肯忙,表示他的生命已经没有光彩了。忙是有用,不忙就没有用;没有用的人生,谁会在乎他的存在呢?所以,人要开开心心地忙,为充实生活而忙。
4、不甘不愿的忙。
有的人忙得心不甘情不愿,那是最苦的人生。忙得不甘愿的人,必然是他没有从忙中得到快乐,没有体会到身心寄托的地方就是忙——不忙做什么呢?当然,有人会说:“为谁作嫁为谁忙?”因为他不懂人生为什么要忙,当然不甘愿帮人家的忙。其实世间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干的活,你帮人家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不愿意忙的人应转化观念:一切为人忙的事,对自己都有益,例如可以升官,可以升级,可以得奖,甚至可以放慰劳假。假如你能想到一切的忙与自己的未来都有关系有帮助,懂得忙就是营养、忙就是力量、忙就是成就,你可能反而会问:“人生为什么不要忙呢?”
二、贫富贵贱
我们活在人间,必须有一些资粮。世间有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意思是日常生活要有起码的条件。可惜人们错把追求物质当作了人生的目的,发展出计较与比较之后的贫富差别,比如“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宁吃少年苦,不受老来贫”、“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难倒英雄汉”,这些都是来自民间深刻的感叹。贫与富自有其因果来由,以下四点说明:
1、富足来自知足。
知足第一富,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正是安贫乐道的典范。一个人拥有再多,如果内心不知满足,那种精神上的贫穷更加可怜!所以,人的富足并不是看在金钱数字上的多少,而是看一个人知足与否。
2、尊贵来自谦卑。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由于水性谦下,总是往低处流,所以世间万物都受到流水默默的哺育。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冰川所蕴育的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怒江、长江、黄河、湄公河等七大河流,供给了印、中、尼、泰等数十亿人民的水源。山顶上冰雪的高贵,恰是来自谦下的流水。有德的君子,他的尊贵,正是他的谦下利民而不自以为崇高。
3、贫穷来自吝啬。
什么是真正的穷人?欲望无穷是一种心的贫穷。人的心田不是用来生长欲望的,而是用来生长菩提慧命以圆满人生。其实,任何人出生,这宇宙间的财富都有他的一份,所谓“一枝草,一点露”。而要取得财富,必须先把手掌放开。如果你始终紧握着手里的旧物,又如何能取得新的资源呢?想要圆满人生,首先要有“同体共生”的认识,能“喜舍”才是真正的富有。
4、卑贱来自傲慢。
傲慢就是自大,就是以己之长辱他之短。佛经云:“若骄慢生,则长养一切杂染之法。心不谦下,由此则生死轮转,受无穷苦。”凡夫不知宿命,故常骄慢,因为骄慢,所以不畏造恶受果报、不愿悔过,也不精进于修行万善。
所以,人之富是知满足,人之贵是能谦下,人之贫是不知舍,人之卑贱是因为骄慢自大。
三、夫妻之道有三等
感情的交流,以公理正义为原则;语言的沟通,以体谅包容为雅量;人我的相处,以不违情理为自然;金钱的运用,以量入量出为正常。
夫妻之间应该怎样相处?夫妇之道有三等,你是哪一个等的呢?有以下六点参考:
上等的丈夫会想到太太忙于工作,还要忙于家务,必定辛苦,下班回到家里,他会体恤太太的辛劳,协助太太操持家事。
中等的丈夫,不会帮忙做家事,回到家里,虽然喝茶看报纸,但至少嘴巴还会赞美太太,感谢太太的付出。如此,太太再怎么辛苦,也能甘之如饴。
下等的丈夫,回到家里,就是一副自己最辛苦、自以为对家庭付出最多的姿态。要么嫌太太菜煮得不好,要么嫌太太不会打扮,看不顺眼,东嫌西嫌,气势凌人。
上等的太太,治家整洁,贤惠有礼。俗语说:“家有良妻,如国有良相。”一位贤良妻子能开源节流,将家打理得妥当,维护环境整洁,态度温敬柔软,周到体贴,行仪慈孝和顺,让先生无后顾之忧。
中等的太太,慰问、赞美丈夫的辛劳。莎士比亚说:“一个好妻子,除了处理家务外,还兼有慈母、良伴、恋人三种身份。”所以,治家能力差一点的太太,至少要能多说好话,要常常慰问、赞美丈夫的辛劳与付出。
下等的太太,不但不善于治家,丈夫辛苦一天回到家时她还会喋喋不休,要么嫌弃他的职业赚钱太少,要么埋怨住得不好、穿得不暖,如此只会让丈夫觉得家如监狱。
很多失败的婚姻都是因为不能谅解对方的辛劳,不能体会对方的付出。所以,夫妇之道从互相欣赏、互相体谅开始,遇到困难险阻时能互助斩荆、共离困境,婚姻才能美满。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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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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