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拆维权##征拆补偿##拆迁案例回放# 【非村民身份能否享受补偿安置？】
上世纪，某市和谐村用集体土地建工业园，根据当时政策，金某等20人都在工业园中购买了地皮并自建了房屋用于经营。2019年2月，省政府作出征收和谐村集体土地的决定。因金某等人非本村村民，不是补偿安置的对象，故金某等人对征收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审查要点】
金某等人与案涉征收决定间有无利害关系，行政复议机关能否受理金某申请，并对案涉行政行为进行实体审查。
【逻辑辨析】
一、政策的效力
1、背景
1987年《土地管理法》发布前，涉及土地现行有效的法律是1950年实施的《土地改革法》，该法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改政策，在发布之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农村合作化才刚刚开始，集体土地的概念在法中并无体现。
改革开放初期，在鼓励解放生产力的大前提下，全国各地都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推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由于当时法制尚不健全，政策就常常成为管理者施政的重要依据，甚至，如施政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管理者才发布政策予以确认。在这一背景下，和谐村以集体土地建设工业园并招商引资也就不足为怪了。
2、效力
政策发布在前，法律颁布在后，依据法无溯及既往的原则，理应认可依政策取得不动产的权利，而当法律颁布后，则须以法律作为保护不动产权的后盾。
本案中，金某“购买”土地的时间恰好是《土地管理法》刚颁布没几年。此时，法律虽已颁布，各地实施的情况并不一致，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尚不健全的时候，在土地管理中，政策仍常作为依据适用。而且，我们也不能将九十年代初的农民假想成对法律有明确认知的“理性人”。对于因政策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形应该从立法本意出发去理解。
二、身份的意义
1、集体土地所有制
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之一是源于土改时没收地主富绅的土地，之二国家将土地转交村集体所有，之三是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村民自发将其所有的土地纳入合作社、公社，带有以土地为资本入股的性质。
因此，村集体将土地承包给本村村民耕种，将土地划拨村民盖房居住，是因为村民对村集体所有的财产有抽象的所有权，所以耕者就食于田，劳者居有定所，是村民应有的待遇。
2、基于身份的补偿
了解了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由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集体土地征收中，补偿安置的对象就只能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
二元的土地所有制，必然会导致个体于土地之权利的等差对待。村民身份，既有现实的功利性，又有历史的必然性，村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以享受集体财产的收益和孳息，其身份不能转让也不能替代。
非村民者，即便占有土地，也只能是在利用范围内，就土地本身的物理性状有限使用，而不能对土地作为资本时的价值主张权利。因此，面对征收，申请人欲以村民同等待遇获得补偿安置，不应得到支持。
三、法律的价值
1、权利“三分法”
按照物权的主体分类，可将物权分为国家的物权、法人的物权和个人的物权，这种“三分法”源于1923年《苏俄民法典》。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吸收了这一理念，在集体土地领域，是集体对土地所有权与个人的土地使用权的并设，这无疑是我国土地立法的特色，同时也是导致争讼的重要缘由。
本案中，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村委会，授予了申请人就土地的使用权，二者就土地间的协议，虽然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仍属于有效的契约。申请人在“购买”宅基地时并无过错，对其构筑房屋之权利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2、独立的地上权
地上权，是指在他人的土地上为建筑的权利。由于在我国土地类法律体系中，“房地一体”是基本原则，因此，地上权往往以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为前提。独立的地上权在法律中并无体现。
但是，教条地理解法条，于本案而言，势必难以界定申请人对其房屋之权利的合法性，因此，将地上权独立界定，才能确认申请人对其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如此，才符合法律保护物权的目的。
3、事实物权
物权法定，是物权法体现法律的具体原则。依据该原则，物权的种类和物权的内容应由法律直接规定，不得由当事人基于自由意志而协商创设或者确定。
而在实际的生活中，渔民非海洋之主，却可浮游于海捕捞鱼虾；牧民非草原之主，却可逐水草而居放牧牛羊。这种捕鱼权、放牧权，是对海洋、草原事实上的使用。
结合本案，虽说我国没有二十年占有时效的规定，但如今要彻底否认申请人对于土地及其于土地上所筑房屋的权利，既显失公平，又不符合权利救济的目的。
因此，要厘清这种事实上占有集体土地的权利性质，不能简单将其认定为非法，并且要赋予其于土地征收后的寻求救济的权利。
【审查意见】
认定金某与省政府的征收决定间有利害关系，明确其申请人身份，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并对案涉征收决定实质审查。
京尹律师提醒：相关法规为被征收人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身边有人在拆迁中权益受到损害时，拆迁户应第一时间寻求法律帮助，把握维权黄金时间，最大化维护自身利益！
上世纪，某市和谐村用集体土地建工业园，根据当时政策，金某等20人都在工业园中购买了地皮并自建了房屋用于经营。2019年2月，省政府作出征收和谐村集体土地的决定。因金某等人非本村村民，不是补偿安置的对象，故金某等人对征收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审查要点】
金某等人与案涉征收决定间有无利害关系，行政复议机关能否受理金某申请，并对案涉行政行为进行实体审查。
【逻辑辨析】
一、政策的效力
1、背景
1987年《土地管理法》发布前，涉及土地现行有效的法律是1950年实施的《土地改革法》，该法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改政策，在发布之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农村合作化才刚刚开始，集体土地的概念在法中并无体现。
改革开放初期，在鼓励解放生产力的大前提下，全国各地都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推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由于当时法制尚不健全，政策就常常成为管理者施政的重要依据，甚至，如施政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管理者才发布政策予以确认。在这一背景下，和谐村以集体土地建设工业园并招商引资也就不足为怪了。
2、效力
政策发布在前，法律颁布在后，依据法无溯及既往的原则，理应认可依政策取得不动产的权利，而当法律颁布后，则须以法律作为保护不动产权的后盾。
本案中，金某“购买”土地的时间恰好是《土地管理法》刚颁布没几年。此时，法律虽已颁布，各地实施的情况并不一致，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尚不健全的时候，在土地管理中，政策仍常作为依据适用。而且，我们也不能将九十年代初的农民假想成对法律有明确认知的“理性人”。对于因政策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形应该从立法本意出发去理解。
二、身份的意义
1、集体土地所有制
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之一是源于土改时没收地主富绅的土地，之二国家将土地转交村集体所有，之三是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村民自发将其所有的土地纳入合作社、公社，带有以土地为资本入股的性质。
因此，村集体将土地承包给本村村民耕种，将土地划拨村民盖房居住，是因为村民对村集体所有的财产有抽象的所有权，所以耕者就食于田，劳者居有定所，是村民应有的待遇。
2、基于身份的补偿
了解了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由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集体土地征收中，补偿安置的对象就只能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
二元的土地所有制，必然会导致个体于土地之权利的等差对待。村民身份，既有现实的功利性，又有历史的必然性，村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以享受集体财产的收益和孳息，其身份不能转让也不能替代。
非村民者，即便占有土地，也只能是在利用范围内，就土地本身的物理性状有限使用，而不能对土地作为资本时的价值主张权利。因此，面对征收，申请人欲以村民同等待遇获得补偿安置，不应得到支持。
三、法律的价值
1、权利“三分法”
按照物权的主体分类，可将物权分为国家的物权、法人的物权和个人的物权，这种“三分法”源于1923年《苏俄民法典》。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吸收了这一理念，在集体土地领域，是集体对土地所有权与个人的土地使用权的并设，这无疑是我国土地立法的特色，同时也是导致争讼的重要缘由。
本案中，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村委会，授予了申请人就土地的使用权，二者就土地间的协议，虽然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仍属于有效的契约。申请人在“购买”宅基地时并无过错，对其构筑房屋之权利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2、独立的地上权
地上权，是指在他人的土地上为建筑的权利。由于在我国土地类法律体系中，“房地一体”是基本原则，因此，地上权往往以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为前提。独立的地上权在法律中并无体现。
但是，教条地理解法条，于本案而言，势必难以界定申请人对其房屋之权利的合法性，因此，将地上权独立界定，才能确认申请人对其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如此，才符合法律保护物权的目的。
3、事实物权
物权法定，是物权法体现法律的具体原则。依据该原则，物权的种类和物权的内容应由法律直接规定，不得由当事人基于自由意志而协商创设或者确定。
而在实际的生活中，渔民非海洋之主，却可浮游于海捕捞鱼虾；牧民非草原之主，却可逐水草而居放牧牛羊。这种捕鱼权、放牧权，是对海洋、草原事实上的使用。
结合本案，虽说我国没有二十年占有时效的规定，但如今要彻底否认申请人对于土地及其于土地上所筑房屋的权利，既显失公平，又不符合权利救济的目的。
因此，要厘清这种事实上占有集体土地的权利性质，不能简单将其认定为非法，并且要赋予其于土地征收后的寻求救济的权利。
【审查意见】
认定金某与省政府的征收决定间有利害关系，明确其申请人身份，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并对案涉征收决定实质审查。
京尹律师提醒：相关法规为被征收人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身边有人在拆迁中权益受到损害时，拆迁户应第一时间寻求法律帮助，把握维权黄金时间，最大化维护自身利益！
【尼采哲学做的一个持久尝试是什么 | 作为哲学家的尼采 】（文章选自《作为哲学家的尼采》[美]阿瑟·丹托 著 郝苑 译 ，已上架）
尼采断定这个世界是没有价值的［wertlos］，这并不是说，它在诸多价值系统中拥有某种低等价值，它是某种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或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世界是这样一种东西——无法在逻辑上有意义地说，它的价值微不足道或它具有如此这般的高等价值。价值并不适用于这个世界，就像重量并不适用于数字一样：说数字2是没有重量的，这并不是说它非常轻，而是说，赋予它任何重量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或许就是尼采的观点。
严格地说， 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被明智地认为具备价值，根据这个事实，可以推断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价值。既不存在秩序，又不存在目的；既不存在事物，又不存在事实；不管怎样，不存在任何与我们的信念相符合的东西。因此，我们所有的信念都是虚假的。这（我们在后文中必须确定，尼采有什么理由来支持这个惊人的论断）被尼采视为“虚无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它洞察到，每个信念，每个持以为真［Für-wahr-halten］，都必然是虚假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世界”。最终我们将看到，这就是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拒斥了真理的符合理论。
尼采代表这种极端的虚无主义做出了诸多毫无约束的论断，在我们能够负责地提出“是否存在任何支持它们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明显需要做出大量的澄清。
在第一章中，我仅仅想要强调，尼采的虚无主义是在哪一方面几乎无关于这个术语的普通政治内涵，尼采在心中想到的“虚无主义”是一种彻底幻灭的世界观，它就像尼采所能想象到的那样敌视人类的诸多抱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这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或不同于我们的任何东西拥有它自己的目标，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信仰或期望完全无动于衷。承认与接受这种否定性的事实，不应当将我们导向“一种拒绝，一种否定，一种追求虚无的意志”。
相反，尼采觉得，人们认识到的一个令人陶醉的事实恰恰是，这个世界缺乏形式与意义，倘若这个事实助长了任何东西，那也应该是“对这个如其所是的世界的狄奥尼索斯式的肯定［Ja-sagen］，没有例外、没有豁免、没有扣除”。尼采认为，为了能够接受与肯定这样的观点，就需要大量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放弃诸多通过宗教与哲学而让人感到舒适的希望与期待。对于他觉得自己能够采纳而我们也应当采纳的态度，尼采提供了热爱命运的准则——热爱一个人的命运，不辩解或不防备地接受最为彻底的哲学观念批判和科学观念批判的诸多结果，将它们视为虚构，视为人类安全需求的产物；接下来则努力在一个对这些需求无动于衷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不仅要肯定一个人自身与普遍的人类在宇宙中是不重要的，而且要肯定作为整体的生命与自然在宇宙中是不重要的。
这种虚无主义（我将在随后的章节中更为详细地阐述它）在永恒复归这个晦涩的学说中达到了它的顶峰（或许只有尼采才相信是这样的），永恒复归这一学说所持有的观点是，这个世界以无限而又精确的方式重复自身，我们如今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相同处境已经发生过无数次。这些处境将精确地按照它们总是发生的方式与它们如今正在发生的方式再次发生，永无止境。尼采对于他自己发现了这个学说感到极大的自豪，但这种自豪又并非完全可以轻易得到理解，他认为，这个学说不仅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真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便这不那么可信），对于那种认为世界拥有或能够拥有目标、目的或最终状态的观点，它是唯一的真正替代者。倘若世界的每个状态（就此而言，我们可能谈论的任何事物都像尼采对世界所做的论断那样显得没有结构）都无限重复发生，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状态是最终的状态，就事物的本质而言，既不可能有进步，也不可能有倒退，而始终是相同的事物在重复。因此，尼采鼓励人们去接受并真正去热爱的命运，由于宇宙整体（in toto）的这种无目的重复而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加困难：
让我们通过它最可怕的形式来思考这种想法：尽管存在是不重要的，它没有意义或目标，但存在将不可避免地重复发生，它不会终结于虚无之中，此即永恒复归。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永恒！
尼采的哲学所做的一个持久尝试是，弄清支持虚无主义的诸多理由与虚无主义的诸多后果，而我在此已经简要地勾勒了这个学说。我已经做出的论断是，在尼采的某些主要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系统性的相互关联：虚无主义伴随着热爱命运，热爱命运伴随着永恒复归，而正如我将以恰当的进程表明的，永恒复归伴随着超人（Übermensch）学说，在某种暂定性的范围内为这个论断做出的辩护，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悬而未决的是对这个论断的某些进一步的支持与对诸多陈述的某些改进。尼采对其他哲学的批判，依赖于一个心理学的论题，即每种被人们曾经提出的形而上学体系，最终都是由于人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中发现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在这个立场上，心灵或许会“让自身有所寄托与有所消遣”。每个体系都相应地提供了一种在该体系中有可能对诸多事物做出的慰藉性解释。
尼采确信，所有这样的观点都是虚假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展示它们的不可行性，确定人们认为它们是切实可行的原因，然后继续追问， 在完全承认了每种可能的宗教确信与形而上学确信并不具备可行性之后，人们如何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导源于尼采的心理学-哲学分析的图景是，人类不断试图将秩序与结构强加于一个无序而又无意义的宇宙之上，以便于保持他们对于自己的尊严与重要地位的感受。他们的偏见恰恰是，在某些方面与某种程度上，必定有一种理由来支持这个图景的全部内容，而在尼采提出的关于事物的正确（倘若人们在这里可以谈论正确性的话）看法中——他将事物视为“变化、生成、多样、敌对、矛盾与战争”——不可能存在任何真实性。
于是，对我们来说，就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合理的、有序的、永恒的或友善的宇宙。尼采相信，我们的整个思维模式构基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宇宙”这一假设；因此，按照事物如其所是的方式制定一种适合事物虚无性的思维方式，这很难称得上是简单的：这需要在逻辑学、科学、道德与哲学自身之中进行整体性的革命。
尼采寻求实现的至少是这种革命的开端，但我将以尼采哲学的诊断性部分作为出发点，这种萌芽在他最早的重要作品中就已经被发现了，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中，它体现为在阿波罗主义与狄奥尼索斯主义之间的著名区分。由于迄今为止，人类的思想都要求拥有形式与结构，因此，它始终是阿波罗式的。但实在（reality）是没有形式的与狄奥尼索斯式的，对尼采而言，问题就是，人们能否成功获取一门可用来表述狄奥尼索斯思想的狄奥尼索斯式的语言。
尼采断定这个世界是没有价值的［wertlos］，这并不是说，它在诸多价值系统中拥有某种低等价值，它是某种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或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世界是这样一种东西——无法在逻辑上有意义地说，它的价值微不足道或它具有如此这般的高等价值。价值并不适用于这个世界，就像重量并不适用于数字一样：说数字2是没有重量的，这并不是说它非常轻，而是说，赋予它任何重量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或许就是尼采的观点。
严格地说， 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被明智地认为具备价值，根据这个事实，可以推断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价值。既不存在秩序，又不存在目的；既不存在事物，又不存在事实；不管怎样，不存在任何与我们的信念相符合的东西。因此，我们所有的信念都是虚假的。这（我们在后文中必须确定，尼采有什么理由来支持这个惊人的论断）被尼采视为“虚无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它洞察到，每个信念，每个持以为真［Für-wahr-halten］，都必然是虚假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世界”。最终我们将看到，这就是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拒斥了真理的符合理论。
尼采代表这种极端的虚无主义做出了诸多毫无约束的论断，在我们能够负责地提出“是否存在任何支持它们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明显需要做出大量的澄清。
在第一章中，我仅仅想要强调，尼采的虚无主义是在哪一方面几乎无关于这个术语的普通政治内涵，尼采在心中想到的“虚无主义”是一种彻底幻灭的世界观，它就像尼采所能想象到的那样敌视人类的诸多抱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这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或不同于我们的任何东西拥有它自己的目标，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信仰或期望完全无动于衷。承认与接受这种否定性的事实，不应当将我们导向“一种拒绝，一种否定，一种追求虚无的意志”。
相反，尼采觉得，人们认识到的一个令人陶醉的事实恰恰是，这个世界缺乏形式与意义，倘若这个事实助长了任何东西，那也应该是“对这个如其所是的世界的狄奥尼索斯式的肯定［Ja-sagen］，没有例外、没有豁免、没有扣除”。尼采认为，为了能够接受与肯定这样的观点，就需要大量的勇气，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放弃诸多通过宗教与哲学而让人感到舒适的希望与期待。对于他觉得自己能够采纳而我们也应当采纳的态度，尼采提供了热爱命运的准则——热爱一个人的命运，不辩解或不防备地接受最为彻底的哲学观念批判和科学观念批判的诸多结果，将它们视为虚构，视为人类安全需求的产物；接下来则努力在一个对这些需求无动于衷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不仅要肯定一个人自身与普遍的人类在宇宙中是不重要的，而且要肯定作为整体的生命与自然在宇宙中是不重要的。
这种虚无主义（我将在随后的章节中更为详细地阐述它）在永恒复归这个晦涩的学说中达到了它的顶峰（或许只有尼采才相信是这样的），永恒复归这一学说所持有的观点是，这个世界以无限而又精确的方式重复自身，我们如今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相同处境已经发生过无数次。这些处境将精确地按照它们总是发生的方式与它们如今正在发生的方式再次发生，永无止境。尼采对于他自己发现了这个学说感到极大的自豪，但这种自豪又并非完全可以轻易得到理解，他认为，这个学说不仅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真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便这不那么可信），对于那种认为世界拥有或能够拥有目标、目的或最终状态的观点，它是唯一的真正替代者。倘若世界的每个状态（就此而言，我们可能谈论的任何事物都像尼采对世界所做的论断那样显得没有结构）都无限重复发生，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状态是最终的状态，就事物的本质而言，既不可能有进步，也不可能有倒退，而始终是相同的事物在重复。因此，尼采鼓励人们去接受并真正去热爱的命运，由于宇宙整体（in toto）的这种无目的重复而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加困难：
让我们通过它最可怕的形式来思考这种想法：尽管存在是不重要的，它没有意义或目标，但存在将不可避免地重复发生，它不会终结于虚无之中，此即永恒复归。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永恒！
尼采的哲学所做的一个持久尝试是，弄清支持虚无主义的诸多理由与虚无主义的诸多后果，而我在此已经简要地勾勒了这个学说。我已经做出的论断是，在尼采的某些主要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系统性的相互关联：虚无主义伴随着热爱命运，热爱命运伴随着永恒复归，而正如我将以恰当的进程表明的，永恒复归伴随着超人（Übermensch）学说，在某种暂定性的范围内为这个论断做出的辩护，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悬而未决的是对这个论断的某些进一步的支持与对诸多陈述的某些改进。尼采对其他哲学的批判，依赖于一个心理学的论题，即每种被人们曾经提出的形而上学体系，最终都是由于人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中发现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在这个立场上，心灵或许会“让自身有所寄托与有所消遣”。每个体系都相应地提供了一种在该体系中有可能对诸多事物做出的慰藉性解释。
尼采确信，所有这样的观点都是虚假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展示它们的不可行性，确定人们认为它们是切实可行的原因，然后继续追问， 在完全承认了每种可能的宗教确信与形而上学确信并不具备可行性之后，人们如何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导源于尼采的心理学-哲学分析的图景是，人类不断试图将秩序与结构强加于一个无序而又无意义的宇宙之上，以便于保持他们对于自己的尊严与重要地位的感受。他们的偏见恰恰是，在某些方面与某种程度上，必定有一种理由来支持这个图景的全部内容，而在尼采提出的关于事物的正确（倘若人们在这里可以谈论正确性的话）看法中——他将事物视为“变化、生成、多样、敌对、矛盾与战争”——不可能存在任何真实性。
于是，对我们来说，就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合理的、有序的、永恒的或友善的宇宙。尼采相信，我们的整个思维模式构基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宇宙”这一假设；因此，按照事物如其所是的方式制定一种适合事物虚无性的思维方式，这很难称得上是简单的：这需要在逻辑学、科学、道德与哲学自身之中进行整体性的革命。
尼采寻求实现的至少是这种革命的开端，但我将以尼采哲学的诊断性部分作为出发点，这种萌芽在他最早的重要作品中就已经被发现了，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中，它体现为在阿波罗主义与狄奥尼索斯主义之间的著名区分。由于迄今为止，人类的思想都要求拥有形式与结构，因此，它始终是阿波罗式的。但实在（reality）是没有形式的与狄奥尼索斯式的，对尼采而言，问题就是，人们能否成功获取一门可用来表述狄奥尼索斯思想的狄奥尼索斯式的语言。
【专家谈丨张卫平：#汇聚金融力量助力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创新驱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我国发展的战略支撑。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了科技创新，便抓住了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的“牛鼻子”。为了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为金融支持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牢固的树立金融支持科技和产业创新，就是谋未来、谋发展的理念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产业链安全重要性急剧上升的历史背景下，金融支持科技、产业发展这个“老题目”才有了“新使命”。陕西金融业要不断地促进，从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再到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
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努力破除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坚持创新发展，形成了从发展理念到发展战略，再到行动落实的完整链条。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和阶段特征，决定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依靠前沿创新领域的发展，更需要将创新扩散在整个经济体系、各个行业发展中。“十三五”时期，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从2.06%增长到2.23%，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近一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29位升至第14位，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动力。为此，必须坚持创新在陕西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发展新优势，这样才能在危机中孕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二）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向科技创新要方法
相比于英国、日本、以色列等国的成功，在科技创新方面，美国模式相对较多原创，我国直接融资体系是借鉴美国经验发展而来，也是支持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当前推动创新驱动背景下，健全支持科创的直接和间接融资体系迫在眉睫。近年来，随着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力度不断加大，科技企业金融可获得性明显提升，信用贷款推广和资本市场改革有效降低企业融资、上市门槛，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战略方向主动寻求科研院校合作，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但科技金融是一个系统性工作，涉及产业、科技、金融、财税多个领域，也涉及金融各个子行业，须要各方进一步共建良好市场制度和生态环境。
“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十三五”时期，国产航母、国产大飞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等一批国之重器相继诞生，5G通信、超级计算等产业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正是坚持自力更生、创新攻关结出的硕果。要把握好历史大变局的趋势和机遇，找准发展领域、发展重点、发展路径、发展方法，向科技创新要方法、要答案，历来是重要而关键的选择。据了解，全国169个高新区生产总值达12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多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启动；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领办、创办1.15万家企业，新增18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等。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创新已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就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下，我国仍存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领域被“卡脖子”的风险。因此，在“十四五”时期，就需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更好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把创新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亟须构建能够广泛覆盖创新风险、产业循环风险的现代金融生态体系和创新环境，用好科技“第一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以市场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促进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
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回望“十三五”，中央围绕实体经济发展作了多次重要部署，无论是强调“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还是提出“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始终不变的核心逻辑就是“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十三五”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第一，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从2016年的1.01%稳步提升至2019年的1.45%，助推“中国制造”大步迈向中高端。正是依托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深入实施，国产品牌发力创新，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过去，是注重数量，如今是关注质量和体验；曾经是贴牌代工，现在是创立品牌；以前是大订单、闷头生产，现在是柔性制造、个性定制、工厂与市场精准对接。
目前，陕西一些实体行业还处于供应链下游甚至外包位置，远离产业链核心。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坚持自立自强，构建可靠可控的强大产业链。在继续千方百计保住产业链完整性的基础上，要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另外，还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筑牢实体经济根基。今后，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坚持创新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能继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动力。
（四）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配置，大力发展非公经济
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推动县域经济向都市化发展，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要强化人力资本配置。解决劳动力短缺和质量不高的问题，加强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人力资本形成机制建设，建立统一人力资本市场，优化各类人力资本的配置和再配置，尤其是高端技术人才和企业家的市场化配置，要突出资本配置。
改革投资和税收体制，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比例，优化资本配置。要加强陕西数据要素的配置。充分发挥数据对其他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使大数据成为推动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本质是商品和服务以数字化形式进行交易。目前，企业的规模优势正在被数字化优势取代，数字化正在转变甚至颠覆传统企业的发展模式。必须瞄准数字经济和产业发展趋势，改革和破除制约其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推动新基础设施建设，使陕西尽快成为“一带一路”上数字经济和产业的聚集区，成为引领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五）要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
加快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在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工商资本下乡、科技成果下乡转化、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经济发展的内在潜能。打破垄断，推进能源、电力、通信、金融、交通等基础领域市场化准入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法治化转型。加大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和规模。强化陕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带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开放。同时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消费领域的改革，扩大公共消费规模，规范公共消费行为，促进教育、医疗等领域公共服务消费的均等化和可获得性。
要构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促进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不仅能够大大加快陕西科技事业发展，提高经济实力，而且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科技界亟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科学技术和经济金融交叉融合将产生巨大力量，但其分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界别，目前相互之间沟通和了解不够，亟须加强交流对话机制，加强相互了解。二者的融合是推动产业发展，做好了事半功倍。
（六）要扩大改革开放力度，尽快建立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要最大程度上的探索国际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本自由、运输自由和人员执业自由，支持在西安设立“中国内陆自由贸易港”。统筹西安陆港、空港、海关特殊监管区、口岸“四大平台”建设，推进中欧班列“长安号”开展国际邮政信件和包裹运输业务，打造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支持开放要素向大西安汇集。在办好丝博会、欧亚经济论坛、杨凌农高会的基础上，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活动落户西安。
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等组织在西安设立领事馆及办事机构。支持西安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国际商事争端管理中心、国际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法律查明中心及律师学院等，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律师联盟分支机构。发挥第五航权功能，支持西安—咸阳共建临空经济示范区，开展空铁、公铁、海铁联运试点示范。加快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等人文交流基地建设。
（作者系陕西省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小企业协会专家顾问团专家、交通银行陕西省分行高级审计师）https://t.cn/A6iYlKfo
（一）要牢固的树立金融支持科技和产业创新，就是谋未来、谋发展的理念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产业链安全重要性急剧上升的历史背景下，金融支持科技、产业发展这个“老题目”才有了“新使命”。陕西金融业要不断地促进，从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再到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
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努力破除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坚持创新发展，形成了从发展理念到发展战略，再到行动落实的完整链条。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和阶段特征，决定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依靠前沿创新领域的发展，更需要将创新扩散在整个经济体系、各个行业发展中。“十三五”时期，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从2.06%增长到2.23%，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近一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29位升至第14位，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动力。为此，必须坚持创新在陕西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发展新优势，这样才能在危机中孕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二）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向科技创新要方法
相比于英国、日本、以色列等国的成功，在科技创新方面，美国模式相对较多原创，我国直接融资体系是借鉴美国经验发展而来，也是支持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当前推动创新驱动背景下，健全支持科创的直接和间接融资体系迫在眉睫。近年来，随着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力度不断加大，科技企业金融可获得性明显提升，信用贷款推广和资本市场改革有效降低企业融资、上市门槛，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战略方向主动寻求科研院校合作，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但科技金融是一个系统性工作，涉及产业、科技、金融、财税多个领域，也涉及金融各个子行业，须要各方进一步共建良好市场制度和生态环境。
“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十三五”时期，国产航母、国产大飞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等一批国之重器相继诞生，5G通信、超级计算等产业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正是坚持自力更生、创新攻关结出的硕果。要把握好历史大变局的趋势和机遇，找准发展领域、发展重点、发展路径、发展方法，向科技创新要方法、要答案，历来是重要而关键的选择。据了解，全国169个高新区生产总值达12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多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启动；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领办、创办1.15万家企业，新增18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等。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创新已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就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下，我国仍存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领域被“卡脖子”的风险。因此，在“十四五”时期，就需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更好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把创新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亟须构建能够广泛覆盖创新风险、产业循环风险的现代金融生态体系和创新环境，用好科技“第一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以市场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促进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
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回望“十三五”，中央围绕实体经济发展作了多次重要部署，无论是强调“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还是提出“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始终不变的核心逻辑就是“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十三五”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第一，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从2016年的1.01%稳步提升至2019年的1.45%，助推“中国制造”大步迈向中高端。正是依托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深入实施，国产品牌发力创新，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过去，是注重数量，如今是关注质量和体验；曾经是贴牌代工，现在是创立品牌；以前是大订单、闷头生产，现在是柔性制造、个性定制、工厂与市场精准对接。
目前，陕西一些实体行业还处于供应链下游甚至外包位置，远离产业链核心。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坚持自立自强，构建可靠可控的强大产业链。在继续千方百计保住产业链完整性的基础上，要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另外，还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筑牢实体经济根基。今后，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坚持创新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能继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动力。
（四）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配置，大力发展非公经济
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推动县域经济向都市化发展，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要强化人力资本配置。解决劳动力短缺和质量不高的问题，加强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人力资本形成机制建设，建立统一人力资本市场，优化各类人力资本的配置和再配置，尤其是高端技术人才和企业家的市场化配置，要突出资本配置。
改革投资和税收体制，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比例，优化资本配置。要加强陕西数据要素的配置。充分发挥数据对其他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使大数据成为推动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本质是商品和服务以数字化形式进行交易。目前，企业的规模优势正在被数字化优势取代，数字化正在转变甚至颠覆传统企业的发展模式。必须瞄准数字经济和产业发展趋势，改革和破除制约其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推动新基础设施建设，使陕西尽快成为“一带一路”上数字经济和产业的聚集区，成为引领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五）要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
加快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在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工商资本下乡、科技成果下乡转化、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经济发展的内在潜能。打破垄断，推进能源、电力、通信、金融、交通等基础领域市场化准入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法治化转型。加大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和规模。强化陕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带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开放。同时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消费领域的改革，扩大公共消费规模，规范公共消费行为，促进教育、医疗等领域公共服务消费的均等化和可获得性。
要构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促进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不仅能够大大加快陕西科技事业发展，提高经济实力，而且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科技界亟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科学技术和经济金融交叉融合将产生巨大力量，但其分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界别，目前相互之间沟通和了解不够，亟须加强交流对话机制，加强相互了解。二者的融合是推动产业发展，做好了事半功倍。
（六）要扩大改革开放力度，尽快建立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要最大程度上的探索国际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本自由、运输自由和人员执业自由，支持在西安设立“中国内陆自由贸易港”。统筹西安陆港、空港、海关特殊监管区、口岸“四大平台”建设，推进中欧班列“长安号”开展国际邮政信件和包裹运输业务，打造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支持开放要素向大西安汇集。在办好丝博会、欧亚经济论坛、杨凌农高会的基础上，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活动落户西安。
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等组织在西安设立领事馆及办事机构。支持西安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国际商事争端管理中心、国际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法律查明中心及律师学院等，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律师联盟分支机构。发挥第五航权功能，支持西安—咸阳共建临空经济示范区，开展空铁、公铁、海铁联运试点示范。加快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等人文交流基地建设。
（作者系陕西省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小企业协会专家顾问团专家、交通银行陕西省分行高级审计师）https://t.cn/A6iYlK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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