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双碳目标##创新低碳生活##碳中和#
【四川省编好降碳路线图 助推区域碳达峰】
●实现碳达峰一般需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以上；二是基本完成城市化加速期，即城市化率达70%以上；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占比稳步降低，服务业占比达60%以上；四是人均用能5吨标准煤左右；五是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偏高，开始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体系
●城市层面，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人口稳定等地区会较早达峰，而城市化率较低、建设用地扩张快、清洁能源配置条件差的地区会较晚达峰。县区层面，农业型县区主要受到城市化等影响，工业型县区受制造业产能规模和转移、用能结构影响更大，服务业型县区更多需考虑人口增长、用能结构。园区层面，受高碳项目、产业结构、用能结构影响大。达峰后需持续观察，避免将峰值平台期的“小峰”当达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势必对经济、能源、投资、财政、金融、就业、科技、生活等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前提和基础，峰值的早晚和高低将影响碳中和的时间、成本和难易，做好碳达峰是当务之急。
省、市、县等区域是碳排放的基本空间单元，也是落地落实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和重点。积极稳妥、梯次有序推动区域碳达峰，应坚持全国“一盘棋”理念，遵循降碳规律，科学编制区域碳达峰路线图，推动高质量碳达峰。
把准碳达峰的内涵和演化规律
推动全球碳达峰进而实现碳中和，是人类直面气候挑战、呵护地球家园的“必答题”。不同区域在“共同但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推动碳减排，应准确认识和把握碳排放演化规律及降碳趋势。
界定排放边界是制定碳达峰路线图的基本前提。当前，碳达峰概念已广泛用于地方、行业、企业气候行动目标之中。狭义上，“碳”指二氧化碳；广义上，“碳”也涵盖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的其他六种温室气体。我国提出的碳达峰指二氧化碳，而碳中和则是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包括所有温室气体和生态系统碳汇。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我国《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土地利用及其变化与林业(生态系统碳汇)、固体废弃物四大领域。如不考虑碳汇，全国和四川能源活动碳排放占比均超80%，能源无疑是碳达峰的“重头戏”。
碳达峰是区域碳排放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目前，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国家实现碳达峰，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到全球的五分之二。不同国家的碳达峰规律表明，碳达峰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能源转型进程密切相关，自然实现碳达峰只是时间早晚、峰值高低和峰值平台期长短的问题。要实现时间更早、峰值更低、峰值平台期更短的高质量碳达峰，需采取更多人为干预和主动行动。从已达峰国家的经验看，实现碳达峰一般需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以上；二是基本完成城市化加速期，即城市化率达70%以上；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占比稳步降低，服务业占比达60%以上；四是人均用能5吨标准煤左右；五是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偏高，开始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体系。微观区域层面，碳达峰具备更多特殊性。
不同空间单位的碳排放和达峰轨迹差异较大。国家层面，碳排放趋势性较强，基本遵循发达国家碳达峰的规律和特点，预计“十四五”碳排放年均增速在1%左右、“十五五”增速进一步收窄，迈入低增速、低增量阶段。省级层面，因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存在较大差异，碳达峰时序也会不同，预计东部沿海特别是科技发达、服务业占比高、清洁能源配置好的地区可较早达峰。城市层面，碳达峰形势更加复杂，除省级面临的情况外，还受特定政策、行业、企业、项目影响，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人口稳定等地区会较早达峰，而城市化率较低、建设用地扩张快、清洁能源配置条件差的地区会较晚达峰。县区层面，农业型县区主要受到城市化等影响，工业型县区受制造业产能规模和转移、用能结构影响更大，服务业型县区更多需考虑人口增长、用能结构。园区层面，受高碳项目、产业结构、用能结构影响大。达峰后需持续观察，避免将峰值平台期的“小峰”当达峰。
坚持碳达峰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四川2017年已明确“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应锚定既定战略目标，尊重碳达峰规律和差异化特点，统筹高水平发展和高质量达峰。
坚持“一盘棋”，按期碳达峰。靶定碳达峰时间表和峰值目标，推动各行业领域、次区域、重点企业降碳行动衔接，确保目标协同、路径一致、措施有效，助力区域按期实现总体目标，力争作出更大贡献。规避一时一地一企的降碳产生过高成本，造成能源供给危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严防“冒进”。立足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尊重碳排放趋势和降碳规律，以碳排放总量(增量)和强度降低指标为重点，科学设定区域碳达峰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明确降碳重点方向和路径，滚动实施确保路径可行和目标可达，制止不切实际“冒进”“突击”。
坚持差异化，不搞“一刀切”。评估不同区域、行业领域碳排放现状、结构和变化趋势，因地、因时、因事制宜。摸清能源消费增长和结构变化趋势，推动高碳能源较早达峰、稳步下降，逐步提升低碳能源占比。推动传统高碳产业先行达峰，为发展腾挪更多排放空间。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差异化设定城区、近郊县、远郊县降碳目标和减排路径，留给处在开发建设阶段的新城新区新产更多增量、更长过渡时间。
坚持统筹兼顾，促进协同并进。将碳达峰作为赋能传统产业、调整发展方式、培育新兴动能的重大战略机遇，统筹推动降碳与城市营建、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能源转型、环境治理，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协同增效共赢。
坚持多措并举，降低控碳成本。应结合次区域、行业领域、排放企业的碳排放特征，评估不同措施和工具的控碳绩效、减排周期和降碳成本，适时、适度、适力采取不同的降碳措施和工具组合，实现低成本、高效益、高质量碳达峰。
搞清碳达峰的目标和实施路径
一方面，要算清“账”，既算“碳账”，也算“经济账”；既算近期的“账”，避免攀“高峰”、冲“高峰”、造“高峰”，也算“长远账”。另一方面，要明确降碳时间表、重点方向、基本路径和保障措施。同时，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先立后破，评估政策风险，主动防范风险和化解矛盾。
摸清排放基本特征和增长趋势。测算近年来区域及各行业领域碳排放总量强度、变化趋势、结构特征和增减贡献，摸清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的耦合关系及变化。面向2035年甚至更长时期，结合人口规模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产业结构调整态势、重大生产力和项目布局、能源生产供应和配置等，多情景、多模式预测碳排放变化趋势，研判分析可能的排放轨迹和峰值时间、峰值水平。评估分析行业领域、次区域碳排放增减潜力，评估存量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识别增长潜力较大的次区域。
科学构建排放目标和指标体系。根据国家“十四五”和中远期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结合区域发展阶段、人口变化、经济增长、产业特征、能源结构、资源禀赋、项目布局等，科学设定“十四五”“十五五”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碳达峰时间和峰值目标，从能源、产业、建筑、交通、碳汇五大领域构建普适性与特殊性兼具的降碳关联支撑指标体系。差异化分解不同行业领域、次区域碳排放控制阶段目标，推动碳排放增量更多向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城乡民生领域配置，逐步向单位排放经济产出更高的地区和行业领域倾斜。新兴领域、成长产业应更加突出强度和绩效指标，增强目标灵活性。
明确达峰降碳方向和实施路径。统筹结构降碳、工程降碳、管理降碳和生态增汇，将结构性调整作为降碳的主路径，推动空间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和消费结构有序调整和逐步优化，严控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和项目，推动能源生产低碳化、用能终端电气化、能源消费高效化，促进客运“公交化”“轨道化”和货运“公转水”“公转铁”，推动绿色低碳供应链构建和产品全生命周期降碳管理。实施差异化减排行动和措施，建设用地占比较低的次区域应挖掘碳汇潜力。可再生能源禀赋较好的次区域应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步伐。传统制造业较为密集的次区域应提升发展质量和碳效能效水平，服务业占比较高的次区域应加强需求侧和消费侧管理，推广绿色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因地制宜打造多类型试点示范。
构建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区域降碳议事协调和工作推进机制，发挥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带头示范作用。加强碳排放预算管理，制定弹性考核制度，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管理。坚持“核算为主、监测为辅”，构建涵盖行业领域、次区域、重点企业的区域排放监测、核算和发布机制。界定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属性，既防止“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也防范“矫枉过正”“一刀切”。灵活运用价格等经济手段和市场化降碳机制，提升碳资产管理能力。
筑牢民生底线和经济能源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防平时不作为、考核时乱作为，减少因降碳造成的日常生活物资价格大涨，切实减少碳达峰对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负面影响。坚决遏制不合理用能需求，加强储能调峰能力和能源互联网韧性，加强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储备，严防极端天气事件、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等造成的短期用能紧张冲击经济社会秩序。把握好降碳节奏和力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降碳的有序性协同性，坚持实事求是、因业制宜，坚持“疏”“堵”有机结合，避免简单粗暴关停产业链中的高耗能高排放环节，造成产业链供应链“停摆”和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作者单位：四川省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四川省环境保护政策法制研究会)
【四川省编好降碳路线图 助推区域碳达峰】
●实现碳达峰一般需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以上；二是基本完成城市化加速期，即城市化率达70%以上；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占比稳步降低，服务业占比达60%以上；四是人均用能5吨标准煤左右；五是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偏高，开始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体系
●城市层面，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人口稳定等地区会较早达峰，而城市化率较低、建设用地扩张快、清洁能源配置条件差的地区会较晚达峰。县区层面，农业型县区主要受到城市化等影响，工业型县区受制造业产能规模和转移、用能结构影响更大，服务业型县区更多需考虑人口增长、用能结构。园区层面，受高碳项目、产业结构、用能结构影响大。达峰后需持续观察，避免将峰值平台期的“小峰”当达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势必对经济、能源、投资、财政、金融、就业、科技、生活等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前提和基础，峰值的早晚和高低将影响碳中和的时间、成本和难易，做好碳达峰是当务之急。
省、市、县等区域是碳排放的基本空间单元，也是落地落实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和重点。积极稳妥、梯次有序推动区域碳达峰，应坚持全国“一盘棋”理念，遵循降碳规律，科学编制区域碳达峰路线图，推动高质量碳达峰。
把准碳达峰的内涵和演化规律
推动全球碳达峰进而实现碳中和，是人类直面气候挑战、呵护地球家园的“必答题”。不同区域在“共同但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推动碳减排，应准确认识和把握碳排放演化规律及降碳趋势。
界定排放边界是制定碳达峰路线图的基本前提。当前，碳达峰概念已广泛用于地方、行业、企业气候行动目标之中。狭义上，“碳”指二氧化碳；广义上，“碳”也涵盖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的其他六种温室气体。我国提出的碳达峰指二氧化碳，而碳中和则是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包括所有温室气体和生态系统碳汇。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我国《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土地利用及其变化与林业(生态系统碳汇)、固体废弃物四大领域。如不考虑碳汇，全国和四川能源活动碳排放占比均超80%，能源无疑是碳达峰的“重头戏”。
碳达峰是区域碳排放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目前，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国家实现碳达峰，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到全球的五分之二。不同国家的碳达峰规律表明，碳达峰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能源转型进程密切相关，自然实现碳达峰只是时间早晚、峰值高低和峰值平台期长短的问题。要实现时间更早、峰值更低、峰值平台期更短的高质量碳达峰，需采取更多人为干预和主动行动。从已达峰国家的经验看，实现碳达峰一般需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以上；二是基本完成城市化加速期，即城市化率达70%以上；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占比稳步降低，服务业占比达60%以上；四是人均用能5吨标准煤左右；五是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偏高，开始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体系。微观区域层面，碳达峰具备更多特殊性。
不同空间单位的碳排放和达峰轨迹差异较大。国家层面，碳排放趋势性较强，基本遵循发达国家碳达峰的规律和特点，预计“十四五”碳排放年均增速在1%左右、“十五五”增速进一步收窄，迈入低增速、低增量阶段。省级层面，因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存在较大差异，碳达峰时序也会不同，预计东部沿海特别是科技发达、服务业占比高、清洁能源配置好的地区可较早达峰。城市层面，碳达峰形势更加复杂，除省级面临的情况外，还受特定政策、行业、企业、项目影响，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人口稳定等地区会较早达峰，而城市化率较低、建设用地扩张快、清洁能源配置条件差的地区会较晚达峰。县区层面，农业型县区主要受到城市化等影响，工业型县区受制造业产能规模和转移、用能结构影响更大，服务业型县区更多需考虑人口增长、用能结构。园区层面，受高碳项目、产业结构、用能结构影响大。达峰后需持续观察，避免将峰值平台期的“小峰”当达峰。
坚持碳达峰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四川2017年已明确“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应锚定既定战略目标，尊重碳达峰规律和差异化特点，统筹高水平发展和高质量达峰。
坚持“一盘棋”，按期碳达峰。靶定碳达峰时间表和峰值目标，推动各行业领域、次区域、重点企业降碳行动衔接，确保目标协同、路径一致、措施有效，助力区域按期实现总体目标，力争作出更大贡献。规避一时一地一企的降碳产生过高成本，造成能源供给危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严防“冒进”。立足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尊重碳排放趋势和降碳规律，以碳排放总量(增量)和强度降低指标为重点，科学设定区域碳达峰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明确降碳重点方向和路径，滚动实施确保路径可行和目标可达，制止不切实际“冒进”“突击”。
坚持差异化，不搞“一刀切”。评估不同区域、行业领域碳排放现状、结构和变化趋势，因地、因时、因事制宜。摸清能源消费增长和结构变化趋势，推动高碳能源较早达峰、稳步下降，逐步提升低碳能源占比。推动传统高碳产业先行达峰，为发展腾挪更多排放空间。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差异化设定城区、近郊县、远郊县降碳目标和减排路径，留给处在开发建设阶段的新城新区新产更多增量、更长过渡时间。
坚持统筹兼顾，促进协同并进。将碳达峰作为赋能传统产业、调整发展方式、培育新兴动能的重大战略机遇，统筹推动降碳与城市营建、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能源转型、环境治理，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协同增效共赢。
坚持多措并举，降低控碳成本。应结合次区域、行业领域、排放企业的碳排放特征，评估不同措施和工具的控碳绩效、减排周期和降碳成本，适时、适度、适力采取不同的降碳措施和工具组合，实现低成本、高效益、高质量碳达峰。
搞清碳达峰的目标和实施路径
一方面，要算清“账”，既算“碳账”，也算“经济账”；既算近期的“账”，避免攀“高峰”、冲“高峰”、造“高峰”，也算“长远账”。另一方面，要明确降碳时间表、重点方向、基本路径和保障措施。同时，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先立后破，评估政策风险，主动防范风险和化解矛盾。
摸清排放基本特征和增长趋势。测算近年来区域及各行业领域碳排放总量强度、变化趋势、结构特征和增减贡献，摸清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的耦合关系及变化。面向2035年甚至更长时期，结合人口规模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产业结构调整态势、重大生产力和项目布局、能源生产供应和配置等，多情景、多模式预测碳排放变化趋势，研判分析可能的排放轨迹和峰值时间、峰值水平。评估分析行业领域、次区域碳排放增减潜力，评估存量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识别增长潜力较大的次区域。
科学构建排放目标和指标体系。根据国家“十四五”和中远期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结合区域发展阶段、人口变化、经济增长、产业特征、能源结构、资源禀赋、项目布局等，科学设定“十四五”“十五五”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碳达峰时间和峰值目标，从能源、产业、建筑、交通、碳汇五大领域构建普适性与特殊性兼具的降碳关联支撑指标体系。差异化分解不同行业领域、次区域碳排放控制阶段目标，推动碳排放增量更多向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城乡民生领域配置，逐步向单位排放经济产出更高的地区和行业领域倾斜。新兴领域、成长产业应更加突出强度和绩效指标，增强目标灵活性。
明确达峰降碳方向和实施路径。统筹结构降碳、工程降碳、管理降碳和生态增汇，将结构性调整作为降碳的主路径，推动空间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和消费结构有序调整和逐步优化，严控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和项目，推动能源生产低碳化、用能终端电气化、能源消费高效化，促进客运“公交化”“轨道化”和货运“公转水”“公转铁”，推动绿色低碳供应链构建和产品全生命周期降碳管理。实施差异化减排行动和措施，建设用地占比较低的次区域应挖掘碳汇潜力。可再生能源禀赋较好的次区域应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步伐。传统制造业较为密集的次区域应提升发展质量和碳效能效水平，服务业占比较高的次区域应加强需求侧和消费侧管理，推广绿色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因地制宜打造多类型试点示范。
构建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区域降碳议事协调和工作推进机制，发挥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带头示范作用。加强碳排放预算管理，制定弹性考核制度，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管理。坚持“核算为主、监测为辅”，构建涵盖行业领域、次区域、重点企业的区域排放监测、核算和发布机制。界定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属性，既防止“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也防范“矫枉过正”“一刀切”。灵活运用价格等经济手段和市场化降碳机制，提升碳资产管理能力。
筑牢民生底线和经济能源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防平时不作为、考核时乱作为，减少因降碳造成的日常生活物资价格大涨，切实减少碳达峰对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负面影响。坚决遏制不合理用能需求，加强储能调峰能力和能源互联网韧性，加强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储备，严防极端天气事件、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等造成的短期用能紧张冲击经济社会秩序。把握好降碳节奏和力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降碳的有序性协同性，坚持实事求是、因业制宜，坚持“疏”“堵”有机结合，避免简单粗暴关停产业链中的高耗能高排放环节，造成产业链供应链“停摆”和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作者单位：四川省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四川省环境保护政策法制研究会)
陈皮药食同源，是中国传统道地药材，入方和百药，入膳调百味，入茶增百香。近年来，随着新会陈皮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打造全链条溯源体系，成为保障新会陈皮道地性的“重中之重”。新会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新会区正加快推动防伪追溯管理系统建设，开展产业仓储溯源系统建设，实施种植-加工-仓储-销售等全过程备案和进销存台账管理，实施对新会柑从采摘-加工（柑皮）-仓储线上线下记录溯源，并成为司法证据，为新会陈皮的生产流通全流程安全“保驾护航”。
新会陈皮历史悠久，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新会也被誉为“中国陈皮之乡”。据悉，新会陈皮是用新会柑（属芸香科柑桔属，学名茶枝柑或称大红柑）的果皮经晒干或干燥后的陈年贮存品。据新会陈皮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新会柑”品种独特，是由新会柑农在700余年漫长种植历史中从新会本地种植的茶枝柑筛选出的，是全国罕见的“一果双地标”“皮肉兼用、皮比肉贵”的柑橘品种，也是新会陈皮的唯一原料。
“新会陈皮具有明显的地域独特性，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一特定区域，以新会柑果皮为加工原料，经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等炮制流程，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下陈化三年以上的，才能被称作‘新会陈皮’。”据介绍，新会柑品质独特，由于新会地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濒临南海，光热水充沛，境内西江、潭江交汇，这里湿盆地小气候与海洋性季风气候结合，形成新会独特的干湿、冷热季节变化，使得新会柑果皮较厚，油胞粒大、油室饱满，用新会柑的果皮制成的新会陈皮品质更加独特。
此外，新会区高度重视新会柑种质保护和改良工作，打造了新会柑种质资源保护与良种苗木繁育中心，作为新会茶枝柑种质资源保存和无病苗木繁育基地，通过新会茶枝柑无病苗木培育，有效保障“新会种（zhǒng）”、促进“新会种（zhòng）”，从源头保障新会柑的优良品质和道地性。2021年，新会全区新会柑种植面积约10万亩，新会柑鲜果产量约12.5万吨，产出新会柑皮约7000吨，陈皮产业企业集群超1000家。
目前正值新会大红柑采摘旺季，在柑园内，除了忙碌摘果的柑农以外，还有一位“特派监工”，他不仅现场监管着柑果采摘工作，其随身佩戴的录像设备，还会把果园的景象实时传送至十几公里外的公司总部。
据汇藏陈皮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连仲介绍，通过采用摄像记录并实时传输的方式记录柑果采摘全过程，相关视频会进行存档归类，购买新会陈皮的客户可以看到果园的“现场直播”，也可以随时查看录像，“在源头，保证公司的每一片新会陈皮都是新会产。”
随着新会陈皮品牌知名度、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新会陈皮生产经营主体将新会陈皮“道地性”保障放在自身发展的首要位置，在打造自身优质品牌的同时，也致力于提供新会陈皮溯源、仓储、交易等特色服务。
泓达堂陈皮茶业有限公司通过开发溯源系统，建立溯源数据库，为每款产品贴上专属溯源码作为其专属“身份证”的方式，贯穿于种植、生产、加工、运输整个过程，实现了新会陈皮从田间到仓储流通的全过程数字化追溯。当消费者对新会陈皮进行溯源查询时，可从种植溯源清楚掌握到种植基地的土壤性质、树龄、种植方法等信息，实现生产环节可追溯，形成最原始的“身份信息”。专业监查人员对鲜果运输工程进行记录，运输上锁，从采摘鲜柑到运输，独立密码锁锁车，有效保证产品从果园到工厂不被“串货”。随后在加工环节由专人解锁卸货，由质检开锁，卸货过磅，再进行加工、仓储过程溯源记录，后期检查、翻晒等均可通过溯源码追踪动态信息。
泓达堂陈皮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廖长成表示，消费者们可通过识别陈皮产品的“身份证”，了解产品产地、加工方式、检测结果等系列信息，以此传递质量信任，实现陈皮产品从种植溯源、加工溯源、仓储追踪三大板块全流程精准溯源，为道地新会陈皮再上一道“安全锁”，真正实现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江门丽宫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会区第一家以新会陈皮产品为主营业务的在新三板挂牌公司，该企业成功打造了“侨宝”品牌，重视源头农产品质量，与新会区各镇（街）有关柑农、柑桔专业合作社建立合作，组建丽宫产业联盟，鼓励柑农规范种植新会柑，并做好种植溯源记录。近期，丽宫发布了新会陈皮酿化仓储交易平台Plus版，打造集陈皮仓储、溯源、交易、产业链金融以一体的陈皮交易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数字化、平台统一发货、统一提供仓储服务及可视化金融服务等。
陈皮村则通过成立新会柑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160户柑农、超16500亩柑园从选种育苗开始，进行系统化、标准化的绿色种植，并与广东省粮食所研发生物防虫技术与大数据仓储系统，提升陈化品质的同时降低陈化损耗率，还将推动“溯源+新会陈皮产品”，让产区、土壤、树龄、品类、年份等信息查询变得触手可及，同时深耕陈皮标准，打造出“陈皮村·吴村长”品牌。
随着新会陈皮品牌的不断增值，市场上也出现了个别生产经营主体用其它地方的陈皮假冒新会陈皮进行销售，不按新会陈皮的陈化、仓储等保存标准要求进行生产，假冒陈皮陈化年份进行销售等问题。为此，除了加强企业自律外，政企也联合搭建起一张“防控网”，成为新会陈皮保“真”的重要力量。
2020年7月，《江门市新会陈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从道地性、品牌等方面对新会陈皮进行立法保护，对“新会陈皮”“新会柑”的定义进行了明晰，明确规定了“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产品的使用规范，并要求“产地范围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应当逐步建立统一的新会柑种植和新会陈皮生产、仓储、流通的全过程质量可追溯体系。”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会区已检查新会陈皮及衍生品生产经营企业528家次，处理投诉举报301宗，立案查处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冒用地理标志、虚假宣传等违法案件9宗。12月16日，新会区相关部门重点对陈皮村、新会陈皮古道广场、新宝堂、丽宫、柑邑、柑沁园等22家生产经营企业进行了检查，未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此外，新会区积极开展岭南中药材商标品牌保护专项抽查，今年以来，委托第三方对流通环节75批次新会陈皮的购样、抽样、检测，所有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新会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在新会陈皮生产、仓储环节皆要求新会柑（陈皮）相关经营单位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正确标识产品产地，建立并执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查制度。下一步将加快建立并执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查制度设计防伪追溯管理系统，打造更加完善的新会陈皮质量溯源体系和产业仓储溯源系统建设，相关数据作为司法证据，充分保障柑农、企业和消费者权益。
在加强行业自律方面，新会陈皮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也积极发挥牵头引领作用。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新会陈皮品牌，协会通过定期下乡、走访企业，针对企业经营、产品溯源、产品质量等方式进行例行检查，同时配合区相关部门对新会柑、新会陈皮等产品的质量安全抽查工作，特殊情况配合公安部门进行陈皮产地、年份鉴别，协助有关开展有关监管工作。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协会计划筹备陈皮鉴定师培训等工作，由企业派人员参与，共同储备行业专业鉴别人员，提升新会陈皮鉴别水平。陈皮鉴定师还将同时作为企业陈皮产品质量担保人，作为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一部分。
新会陈皮历史悠久，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新会也被誉为“中国陈皮之乡”。据悉，新会陈皮是用新会柑（属芸香科柑桔属，学名茶枝柑或称大红柑）的果皮经晒干或干燥后的陈年贮存品。据新会陈皮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新会柑”品种独特，是由新会柑农在700余年漫长种植历史中从新会本地种植的茶枝柑筛选出的，是全国罕见的“一果双地标”“皮肉兼用、皮比肉贵”的柑橘品种，也是新会陈皮的唯一原料。
“新会陈皮具有明显的地域独特性，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一特定区域，以新会柑果皮为加工原料，经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等炮制流程，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下陈化三年以上的，才能被称作‘新会陈皮’。”据介绍，新会柑品质独特，由于新会地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濒临南海，光热水充沛，境内西江、潭江交汇，这里湿盆地小气候与海洋性季风气候结合，形成新会独特的干湿、冷热季节变化，使得新会柑果皮较厚，油胞粒大、油室饱满，用新会柑的果皮制成的新会陈皮品质更加独特。
此外，新会区高度重视新会柑种质保护和改良工作，打造了新会柑种质资源保护与良种苗木繁育中心，作为新会茶枝柑种质资源保存和无病苗木繁育基地，通过新会茶枝柑无病苗木培育，有效保障“新会种（zhǒng）”、促进“新会种（zhòng）”，从源头保障新会柑的优良品质和道地性。2021年，新会全区新会柑种植面积约10万亩，新会柑鲜果产量约12.5万吨，产出新会柑皮约7000吨，陈皮产业企业集群超1000家。
目前正值新会大红柑采摘旺季，在柑园内，除了忙碌摘果的柑农以外，还有一位“特派监工”，他不仅现场监管着柑果采摘工作，其随身佩戴的录像设备，还会把果园的景象实时传送至十几公里外的公司总部。
据汇藏陈皮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连仲介绍，通过采用摄像记录并实时传输的方式记录柑果采摘全过程，相关视频会进行存档归类，购买新会陈皮的客户可以看到果园的“现场直播”，也可以随时查看录像，“在源头，保证公司的每一片新会陈皮都是新会产。”
随着新会陈皮品牌知名度、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新会陈皮生产经营主体将新会陈皮“道地性”保障放在自身发展的首要位置，在打造自身优质品牌的同时，也致力于提供新会陈皮溯源、仓储、交易等特色服务。
泓达堂陈皮茶业有限公司通过开发溯源系统，建立溯源数据库，为每款产品贴上专属溯源码作为其专属“身份证”的方式，贯穿于种植、生产、加工、运输整个过程，实现了新会陈皮从田间到仓储流通的全过程数字化追溯。当消费者对新会陈皮进行溯源查询时，可从种植溯源清楚掌握到种植基地的土壤性质、树龄、种植方法等信息，实现生产环节可追溯，形成最原始的“身份信息”。专业监查人员对鲜果运输工程进行记录，运输上锁，从采摘鲜柑到运输，独立密码锁锁车，有效保证产品从果园到工厂不被“串货”。随后在加工环节由专人解锁卸货，由质检开锁，卸货过磅，再进行加工、仓储过程溯源记录，后期检查、翻晒等均可通过溯源码追踪动态信息。
泓达堂陈皮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廖长成表示，消费者们可通过识别陈皮产品的“身份证”，了解产品产地、加工方式、检测结果等系列信息，以此传递质量信任，实现陈皮产品从种植溯源、加工溯源、仓储追踪三大板块全流程精准溯源，为道地新会陈皮再上一道“安全锁”，真正实现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江门丽宫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会区第一家以新会陈皮产品为主营业务的在新三板挂牌公司，该企业成功打造了“侨宝”品牌，重视源头农产品质量，与新会区各镇（街）有关柑农、柑桔专业合作社建立合作，组建丽宫产业联盟，鼓励柑农规范种植新会柑，并做好种植溯源记录。近期，丽宫发布了新会陈皮酿化仓储交易平台Plus版，打造集陈皮仓储、溯源、交易、产业链金融以一体的陈皮交易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数字化、平台统一发货、统一提供仓储服务及可视化金融服务等。
陈皮村则通过成立新会柑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160户柑农、超16500亩柑园从选种育苗开始，进行系统化、标准化的绿色种植，并与广东省粮食所研发生物防虫技术与大数据仓储系统，提升陈化品质的同时降低陈化损耗率，还将推动“溯源+新会陈皮产品”，让产区、土壤、树龄、品类、年份等信息查询变得触手可及，同时深耕陈皮标准，打造出“陈皮村·吴村长”品牌。
随着新会陈皮品牌的不断增值，市场上也出现了个别生产经营主体用其它地方的陈皮假冒新会陈皮进行销售，不按新会陈皮的陈化、仓储等保存标准要求进行生产，假冒陈皮陈化年份进行销售等问题。为此，除了加强企业自律外，政企也联合搭建起一张“防控网”，成为新会陈皮保“真”的重要力量。
2020年7月，《江门市新会陈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从道地性、品牌等方面对新会陈皮进行立法保护，对“新会陈皮”“新会柑”的定义进行了明晰，明确规定了“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产品的使用规范，并要求“产地范围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应当逐步建立统一的新会柑种植和新会陈皮生产、仓储、流通的全过程质量可追溯体系。”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会区已检查新会陈皮及衍生品生产经营企业528家次，处理投诉举报301宗，立案查处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冒用地理标志、虚假宣传等违法案件9宗。12月16日，新会区相关部门重点对陈皮村、新会陈皮古道广场、新宝堂、丽宫、柑邑、柑沁园等22家生产经营企业进行了检查，未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此外，新会区积极开展岭南中药材商标品牌保护专项抽查，今年以来，委托第三方对流通环节75批次新会陈皮的购样、抽样、检测，所有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新会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在新会陈皮生产、仓储环节皆要求新会柑（陈皮）相关经营单位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正确标识产品产地，建立并执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查制度。下一步将加快建立并执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查制度设计防伪追溯管理系统，打造更加完善的新会陈皮质量溯源体系和产业仓储溯源系统建设，相关数据作为司法证据，充分保障柑农、企业和消费者权益。
在加强行业自律方面，新会陈皮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也积极发挥牵头引领作用。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新会陈皮品牌，协会通过定期下乡、走访企业，针对企业经营、产品溯源、产品质量等方式进行例行检查，同时配合区相关部门对新会柑、新会陈皮等产品的质量安全抽查工作，特殊情况配合公安部门进行陈皮产地、年份鉴别，协助有关开展有关监管工作。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协会计划筹备陈皮鉴定师培训等工作，由企业派人员参与，共同储备行业专业鉴别人员，提升新会陈皮鉴别水平。陈皮鉴定师还将同时作为企业陈皮产品质量担保人，作为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一部分。
#碳达峰 碳中和##节能减排##双碳目标#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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