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第一大省，站在“零增长”的门口】
广东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根据《2021年广东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2684.0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万人。这当中绝大部分来自于自然增长。2021年广东出生率达9.35‰，出生人口规模破百万，助推其人口自然增长维持在57.19万人的水平。排除掉自然增长的部分，广东机械增长的人口仅为2.81万人。换句话说，广东纯粹倚靠流动带来的人口，已站在“零增长”的门口。
作为我国的人口流入大省，广东怎么了？也许可以从曾经的跨省流入人口来源地分析一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17年，广东省外流入人口中有10.89%来自湖北，属于广东流动人口来源地第三大省。而来自《湖北省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最新数据，2021年末湖北全省常住人口5830万人，增量近55万人。从细分指标来看，去年湖北出生人口仅40.4万人，自然增长量还减少了5.09万人。在此种情况下，湖北人口的增长局面全部依赖于60.1万净流入人口，这也是湖北自2000年以来人口机械增长最多的年份。
此消彼长之间，关于省际人口流动的变化逐一显现。
去年，广东省统计局前党委书记、局长杨新洪撰文指出，根据“七人普”数据，广东人户分离人口明显增加。不仅全省人户分离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35.28%暴增至2020年48.12%，且就具体城市来看，除东莞、深圳两地出现了小幅度的回调外，全省城市人户分离人口占比出现了全方位上升。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除东莞、深圳外，中山也首次成为了本市户籍人口和省外流动人口“倒挂”的城市，以1.01倍的比例刚好跨过平衡线。
在杨新洪看来，省外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有效地推动了广东常住人口总量的上升。“七人普”数据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中，外省流入人口（半年以上）达2962.21万人，比2010年增加812.34万人，年均增长3.26%。然而，广东依靠流动人口带来的红利似乎已经出现减弱的趋势。
去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量维持在60万人，增长势头仍存，但增量明显下滑——这不仅是近40年来广东人口增长最少的一年，且是多年稳居全国各省人口增量首位后，首次被浙江以增长72万人反超。具体来看，广东的人口增量大部分来自于自然增长。2021年广东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为9.35‰和4.52‰。与之相比，同样作为沿海经济大省的浙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仅为6.90‰和1.00‰，而江苏自然增长率仅有-1.1‰。通过机械增长这一指标进一步观察——人口机械增长是指排除掉人口自然增长部分的人口增长，能够直接反映净流入人口的规模。
2021年，广东机械增长的人口仅为2.81万人。拉长时间线，广东人口机械增长缩水并非“一日之寒”。自2011年达到251.18万的高点后，广东机械增长人口就在波动中下降，到2019年，该数值已跌至48.62万人，达到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近年来，广东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增长两条曲线不断靠近，到2019年，广东自2006年以来机械增长人数多年来首次低于自然增长人数。
湖北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形。去年，湖北人口的增加均来自人口流入。细分指标来看，去年湖北出生人口仅40.4万人，自然增长率更是“破零”（-0.88‰），减少5.09万人。在此种情况下，湖北人口的增长局面全部依赖于60.1万净流入人口。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湖北自2000年以来人口机械增长最多的年份。在20余年来，湖北仅有5年处于人口净流入的状态，而在人口净流出的规模上，2000年一年就净流出314万人，成为流出最多的年份；次之是2020年，净流出规模达155.3万人。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等人曾对近年来全国人口流动趋势进行研究，若参照物理学中中心的计算方法，将不同省份流入人口数量的差异均衡到一个地理坐标上，那么，自2000年开始，省际流入人口重心曾出现过从向东到向西回头的趋势。
其中，自2010年开始，“由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中部地区的崛起，吸引了部分省际迁移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从分省数据来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市的人口流入占比出现下降趋势，而包括湖北在内的不少中西部省市人口流入占比则有所上升。
外界看来，两省人口的变化与省际流入人口重心的迁移关系紧密。在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看来，外来务工人员的回迁可能是广东流入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根据眼下情况推断，广东大概率还将持续面对流入人口缩水，并且是在反复中流失。
这一方面源于广东在人才吸引力上的“比较优势”趋于弱化。据彭澎分析，对于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广东不断推高的生活成本愈加难以负荷，而在距离家乡更近的二、三线城市则出现了可以与广东匹敌的工作机会。即便两地的就业市场仍存在差异，面对更低的生活成本下，他们在选择工作机会时，可能更倾向于退而求其次。更深层原因，则是近年来从沿海到内陆的产业梯度转移，正在逐步带动起更大范围、更广层次的变化。https://t.cn/A66fSpyj（作者：城市进化论）
广东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根据《2021年广东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2684.0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万人。这当中绝大部分来自于自然增长。2021年广东出生率达9.35‰，出生人口规模破百万，助推其人口自然增长维持在57.19万人的水平。排除掉自然增长的部分，广东机械增长的人口仅为2.81万人。换句话说，广东纯粹倚靠流动带来的人口，已站在“零增长”的门口。
作为我国的人口流入大省，广东怎么了？也许可以从曾经的跨省流入人口来源地分析一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17年，广东省外流入人口中有10.89%来自湖北，属于广东流动人口来源地第三大省。而来自《湖北省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最新数据，2021年末湖北全省常住人口5830万人，增量近55万人。从细分指标来看，去年湖北出生人口仅40.4万人，自然增长量还减少了5.09万人。在此种情况下，湖北人口的增长局面全部依赖于60.1万净流入人口，这也是湖北自2000年以来人口机械增长最多的年份。
此消彼长之间，关于省际人口流动的变化逐一显现。
去年，广东省统计局前党委书记、局长杨新洪撰文指出，根据“七人普”数据，广东人户分离人口明显增加。不仅全省人户分离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35.28%暴增至2020年48.12%，且就具体城市来看，除东莞、深圳两地出现了小幅度的回调外，全省城市人户分离人口占比出现了全方位上升。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除东莞、深圳外，中山也首次成为了本市户籍人口和省外流动人口“倒挂”的城市，以1.01倍的比例刚好跨过平衡线。
在杨新洪看来，省外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有效地推动了广东常住人口总量的上升。“七人普”数据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中，外省流入人口（半年以上）达2962.21万人，比2010年增加812.34万人，年均增长3.26%。然而，广东依靠流动人口带来的红利似乎已经出现减弱的趋势。
去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量维持在60万人，增长势头仍存，但增量明显下滑——这不仅是近40年来广东人口增长最少的一年，且是多年稳居全国各省人口增量首位后，首次被浙江以增长72万人反超。具体来看，广东的人口增量大部分来自于自然增长。2021年广东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为9.35‰和4.52‰。与之相比，同样作为沿海经济大省的浙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仅为6.90‰和1.00‰，而江苏自然增长率仅有-1.1‰。通过机械增长这一指标进一步观察——人口机械增长是指排除掉人口自然增长部分的人口增长，能够直接反映净流入人口的规模。
2021年，广东机械增长的人口仅为2.81万人。拉长时间线，广东人口机械增长缩水并非“一日之寒”。自2011年达到251.18万的高点后，广东机械增长人口就在波动中下降，到2019年，该数值已跌至48.62万人，达到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近年来，广东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增长两条曲线不断靠近，到2019年，广东自2006年以来机械增长人数多年来首次低于自然增长人数。
湖北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形。去年，湖北人口的增加均来自人口流入。细分指标来看，去年湖北出生人口仅40.4万人，自然增长率更是“破零”（-0.88‰），减少5.09万人。在此种情况下，湖北人口的增长局面全部依赖于60.1万净流入人口。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湖北自2000年以来人口机械增长最多的年份。在20余年来，湖北仅有5年处于人口净流入的状态，而在人口净流出的规模上，2000年一年就净流出314万人，成为流出最多的年份；次之是2020年，净流出规模达155.3万人。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等人曾对近年来全国人口流动趋势进行研究，若参照物理学中中心的计算方法，将不同省份流入人口数量的差异均衡到一个地理坐标上，那么，自2000年开始，省际流入人口重心曾出现过从向东到向西回头的趋势。
其中，自2010年开始，“由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中部地区的崛起，吸引了部分省际迁移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从分省数据来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市的人口流入占比出现下降趋势，而包括湖北在内的不少中西部省市人口流入占比则有所上升。
外界看来，两省人口的变化与省际流入人口重心的迁移关系紧密。在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看来，外来务工人员的回迁可能是广东流入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根据眼下情况推断，广东大概率还将持续面对流入人口缩水，并且是在反复中流失。
这一方面源于广东在人才吸引力上的“比较优势”趋于弱化。据彭澎分析，对于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广东不断推高的生活成本愈加难以负荷，而在距离家乡更近的二、三线城市则出现了可以与广东匹敌的工作机会。即便两地的就业市场仍存在差异，面对更低的生活成本下，他们在选择工作机会时，可能更倾向于退而求其次。更深层原因，则是近年来从沿海到内陆的产业梯度转移，正在逐步带动起更大范围、更广层次的变化。https://t.cn/A66fSpyj（作者：城市进化论）
【首席连线】李奇霖：从2月金融数据看居民购房的需求和压力
首席嘉宾：李奇霖（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首席记者：张菁（CCEF研究院 宏观研究员）
首席连线：李老师您好，我是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研究员张菁。从总量上看，2月新增社融1.19万亿，远低于市场预期。从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居民户中长期贷款出现了自统计以来首次的负增长，减少459亿，其中主要是由房贷构成，一方面印证了居民购房需求疲软，另一方面是否反映居民本身还本付息的压力已经过高呢？
李奇霖：2月份的金融数据最值得市场关注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居民中长期贷款竟然下降了459亿。自从有此项数据统计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负增，过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居家隔离，都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更何况2月份的时点还是在地产刺激政策出台之后，所以这里面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的信心还是没有完全修复。虽然有一些春节的季节性因素在里面，因为一般来讲春节的时候，房贷都会往下走一点，但负值之前确实是没有出现过的。
我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房企频繁的负面舆情，割裂了居民部门的对开发商的信任，这是过去房地产调控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新情况，因为过去的预售模式是先付款后交房，之所以快周转比较顺畅，主要是因为购房者对品牌房企的信任，但现在随着头部房企的负面舆情不断发酵，甚至有一些中小开发商逃路的现象增多，这就导致购房者对预售回款的模式越发的不信任，信心被削弱。第二个就是春节的返乡置业需求，应该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因为返乡置业一般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需求，关键就在于疫情的影响冲击了生产、生活服务业，再加上刚刚讲到的疫情返乡困难，所以导致了很多购房者，一方面回不去无法返乡置业；另一方面就是疫情对生产、生活服务业的影响，导致部分居民部门的首付可能不足，收入预期也不够稳定，也就不得不推迟买房的计划。第三个就是目前的房地产税迟迟没有落地，导致居民部门形成了一个长期观望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疫情的反复也导致了很多居民部门形成了超额储蓄，花不出去，因此会有一些提前还贷。提前还贷同时又不借贷，那自然而然居民中长期贷款的额度会有所下降。
从这几点原因来看，目前房地产政策对需求的刺激影响还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需求的基础受到了动摇，所以政策的推出对其改善效果自然比较弱，这个就是我个人对居民中长期贷款的一个理解。
首席嘉宾：李奇霖（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首席记者：张菁（CCEF研究院 宏观研究员）
首席连线：李老师您好，我是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研究员张菁。从总量上看，2月新增社融1.19万亿，远低于市场预期。从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居民户中长期贷款出现了自统计以来首次的负增长，减少459亿，其中主要是由房贷构成，一方面印证了居民购房需求疲软，另一方面是否反映居民本身还本付息的压力已经过高呢？
李奇霖：2月份的金融数据最值得市场关注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居民中长期贷款竟然下降了459亿。自从有此项数据统计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负增，过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居家隔离，都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更何况2月份的时点还是在地产刺激政策出台之后，所以这里面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的信心还是没有完全修复。虽然有一些春节的季节性因素在里面，因为一般来讲春节的时候，房贷都会往下走一点，但负值之前确实是没有出现过的。
我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房企频繁的负面舆情，割裂了居民部门的对开发商的信任，这是过去房地产调控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新情况，因为过去的预售模式是先付款后交房，之所以快周转比较顺畅，主要是因为购房者对品牌房企的信任，但现在随着头部房企的负面舆情不断发酵，甚至有一些中小开发商逃路的现象增多，这就导致购房者对预售回款的模式越发的不信任，信心被削弱。第二个就是春节的返乡置业需求，应该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因为返乡置业一般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需求，关键就在于疫情的影响冲击了生产、生活服务业，再加上刚刚讲到的疫情返乡困难，所以导致了很多购房者，一方面回不去无法返乡置业；另一方面就是疫情对生产、生活服务业的影响，导致部分居民部门的首付可能不足，收入预期也不够稳定，也就不得不推迟买房的计划。第三个就是目前的房地产税迟迟没有落地，导致居民部门形成了一个长期观望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疫情的反复也导致了很多居民部门形成了超额储蓄，花不出去，因此会有一些提前还贷。提前还贷同时又不借贷，那自然而然居民中长期贷款的额度会有所下降。
从这几点原因来看，目前房地产政策对需求的刺激影响还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需求的基础受到了动摇，所以政策的推出对其改善效果自然比较弱，这个就是我个人对居民中长期贷款的一个理解。
#经济# 《从贫穷走向繁荣——解释中国增长奇迹的A-C理论及其国际适用性》
陈昌盛 杨光普 李承健 著
用新框架讲述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动人故事
内容简介：
本书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A-C理论），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在过去几十年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为什么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从贫穷走向繁荣。A-C理论建立在“经济可进入性”与“政治治理黏合度”两个核心概念上，强调黏合型政治治理与进入开放型经济制度的有效结合是推动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基础条件。其中，黏合型政治治理是指能够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有效达成社会共识、推动集体行动的政治治理形态，反之则为冲突型政治治理……
作者简介：
陈昌盛，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杨光普，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李承健，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https://t.cn/A66ccIm4
陈昌盛 杨光普 李承健 著
用新框架讲述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动人故事
内容简介：
本书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A-C理论），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在过去几十年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为什么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从贫穷走向繁荣。A-C理论建立在“经济可进入性”与“政治治理黏合度”两个核心概念上，强调黏合型政治治理与进入开放型经济制度的有效结合是推动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基础条件。其中，黏合型政治治理是指能够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有效达成社会共识、推动集体行动的政治治理形态，反之则为冲突型政治治理……
作者简介：
陈昌盛，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杨光普，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李承健，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https://t.cn/A66ccI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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