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炼才能获得感应？揭秘道教获取神通的法门！
神通一词，本来是形容通神的本领，后来引申为一些外显的法术。但神通毕竟只是修道过程当中的副产品，必须要有智慧作为前提条件，才能变化莫测，否则容易落入邪道、魔道。
一、获取神通的法门
开发神通的法门，根据《性命圭旨》贞集《移神内院端拱冥心》记载：
坐到静时，陡然心光发现，内则洞见肺腑，外则自见须眉，智勇踊跃，日赋万言，说妙谈玄，无穷无极，此是心境通也。不出庐舍，预知未来事情，身处室中，又能隔墙见物，此是神境通也。正坐之间，刹时迷闷，混沌不分，少顷心窍豁然大开，地理山河，犹如掌上观纹，此是天眼通也。能闻十方之音，如耳边音，能忆生前之事，如眼前事，此是天耳通也。或昼或夜，入于大定，上见天堂，下见地狱，观透无数劫来，宿命所更，此是宿命通也。神通变化，出入自如，洞鉴十方众生，知他心内隐微之事，他虽意念未起，了了先知，他虽意念未萌，了了先觉，此是他心通也。
总的来说，如果从丹道入手，便当以安静虚无为旨，行三光陆沉之功，耳目口皆收摄于虚无玄关一窍之中。虽是起手功夫，但练之得法，便已能使我心通灵而产生诸如预测、心灵感应等特异功能。若没产生以上功能，要么不得真诀；要么得诀而悟性太差，不能悟透一源之旨。
丹经曰：只要筑基功成、炼己功深，大定之中，先天一气自虚无中而来。此阳乃先天之至阳，谓之一阳生，谓之真铅初显，谓之真阳火，谓之铅遇癸生。但此至阳之气，切不可轻易混过。此乃道气，而非我身中之真气。我之真气乃子气，先天一气为母气。先天初露，则神光发显，自然会有意念开锁、意念致动、意气断物、突破空间障碍等证验。所谓：“神光发显，自然能隔墙见物，预知前世。”这就是先天一气的证验，得此一气，必开神通。
薛道光曰：“丹法七十二品，欲学天仙，唯金丹至道而已。此盖无中生有，天地未判之前，炼混元真一之气，非后天地生五金八石、朱砂、水银、黑铅、白锡、黄丹、雄黄、雌黄、硫黄、砒粉、秋石、草木、灰霜、雪冰滓质煮伏之类，及自身津精气血液，有中生有等物也。唯真一之气，圣人以法追摄，于一个时辰内，结成一粒如黍米，号曰金丹，又曰真铅，又曰阳丹，又曰真一之精，又曰真一之水，又曰水虎，又曰太乙含真气。人得饵之，立跻圣位。此乃无上九极上品天仙之妙道，世人罕得而遇也。”
得此金丹大药，必然天光发现而具神通，人得饵之，立跻圣位，岂虚言哉！正所谓：“神光发显，自然能隔墙见物，预知前世矣。”
若未现神通，说明未得真药；若得真药，必跻圣位证得神通。
二、六种神通的功能
另据《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卷记载，所谓“六通”，即为：
一、目通：能彻视洞达，坐见十方，天上地下，无有障蔽，六合内外，鬼神人物，幽显大小，莫不了然分明，如视掌中。
二、耳通：能洞听天上地下，四面八方，一切音声，元不悉闻。人天禽兽，喧飞蠢动，一切众声闻悉，晓了分明。
三、鼻通：晓百和宝香，分辨气数浓薄差失、纤毫必记，四方上下，异域绝境，香臭之气，闻如面前。
四、舌通：万品众物，合为一食，经舌悉知种类，分别其味。
五、身通：能飞行上下，履冰涉水，经山触石，无望慑碍，分形散体，干变万化，形长充于八极，短入于毫微。
六、心通：神通变化，出入自如，洞鉴十方众生，知他心内隐微之事，他虽意念未起，了了先知，他虽意念未萌，了了先觉。
三、神通只是修道的副产品
道教对于神通并不推崇，《玄门日诵晚课经三皈依》云：“志心皈命礼，无上经宝，当愿众生，深明经藏，神通莫测。”神通必须要有智慧作为前提条件，才能变化莫测，否则容易落入邪道、魔道。
老君爷在世一生不显神通，至今玄门当中谁人不敬？
神通是有，但这比不上智慧，比不上你的人格本身。倘若想以神通求财，敢问一句，当世之上，哪些大老板有神通了？所以古人有言:“只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道教修行的终极追求，乃是得道的智慧。道生一二三，三生万物，因此，得道的智慧，其用途也是无限的，这样一种用途无限的智慧，再对比六神通，诸如天耳通，不过就是听得远，除此之外，便更无用处。可以说，神通的用处，与大道相比，实在是萤虫之光与日月争辉。得道的基础是智慧，智慧和知识不同。
知识就是，你知道自己手机按哪里可以开机关机，这是知识；智慧，是人对天地宇宙万事万物的把握和领会，得道多少，就看智慧有多少，智慧有多少，就看对于天地宇宙万事万物的把握和领会有多少。
所以，智慧的用途是很广的，而这个实践智慧的过程，就是道的体现。
综上所述。修行的确可以让人开神通，但神通只是修道的副产品，不是目标。
不管是入世法还是出世法，都没有不劳而获的。道教是务实的宗教，要用“修行”这一手段，将命运进行改造。道教有种种的法门，适合于各种根性的众生。众生依之修持，必能成就大道。
转自嗣汉天师府
神通一词，本来是形容通神的本领，后来引申为一些外显的法术。但神通毕竟只是修道过程当中的副产品，必须要有智慧作为前提条件，才能变化莫测，否则容易落入邪道、魔道。
一、获取神通的法门
开发神通的法门，根据《性命圭旨》贞集《移神内院端拱冥心》记载：
坐到静时，陡然心光发现，内则洞见肺腑，外则自见须眉，智勇踊跃，日赋万言，说妙谈玄，无穷无极，此是心境通也。不出庐舍，预知未来事情，身处室中，又能隔墙见物，此是神境通也。正坐之间，刹时迷闷，混沌不分，少顷心窍豁然大开，地理山河，犹如掌上观纹，此是天眼通也。能闻十方之音，如耳边音，能忆生前之事，如眼前事，此是天耳通也。或昼或夜，入于大定，上见天堂，下见地狱，观透无数劫来，宿命所更，此是宿命通也。神通变化，出入自如，洞鉴十方众生，知他心内隐微之事，他虽意念未起，了了先知，他虽意念未萌，了了先觉，此是他心通也。
总的来说，如果从丹道入手，便当以安静虚无为旨，行三光陆沉之功，耳目口皆收摄于虚无玄关一窍之中。虽是起手功夫，但练之得法，便已能使我心通灵而产生诸如预测、心灵感应等特异功能。若没产生以上功能，要么不得真诀；要么得诀而悟性太差，不能悟透一源之旨。
丹经曰：只要筑基功成、炼己功深，大定之中，先天一气自虚无中而来。此阳乃先天之至阳，谓之一阳生，谓之真铅初显，谓之真阳火，谓之铅遇癸生。但此至阳之气，切不可轻易混过。此乃道气，而非我身中之真气。我之真气乃子气，先天一气为母气。先天初露，则神光发显，自然会有意念开锁、意念致动、意气断物、突破空间障碍等证验。所谓：“神光发显，自然能隔墙见物，预知前世。”这就是先天一气的证验，得此一气，必开神通。
薛道光曰：“丹法七十二品，欲学天仙，唯金丹至道而已。此盖无中生有，天地未判之前，炼混元真一之气，非后天地生五金八石、朱砂、水银、黑铅、白锡、黄丹、雄黄、雌黄、硫黄、砒粉、秋石、草木、灰霜、雪冰滓质煮伏之类，及自身津精气血液，有中生有等物也。唯真一之气，圣人以法追摄，于一个时辰内，结成一粒如黍米，号曰金丹，又曰真铅，又曰阳丹，又曰真一之精，又曰真一之水，又曰水虎，又曰太乙含真气。人得饵之，立跻圣位。此乃无上九极上品天仙之妙道，世人罕得而遇也。”
得此金丹大药，必然天光发现而具神通，人得饵之，立跻圣位，岂虚言哉！正所谓：“神光发显，自然能隔墙见物，预知前世矣。”
若未现神通，说明未得真药；若得真药，必跻圣位证得神通。
二、六种神通的功能
另据《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卷记载，所谓“六通”，即为：
一、目通：能彻视洞达，坐见十方，天上地下，无有障蔽，六合内外，鬼神人物，幽显大小，莫不了然分明，如视掌中。
二、耳通：能洞听天上地下，四面八方，一切音声，元不悉闻。人天禽兽，喧飞蠢动，一切众声闻悉，晓了分明。
三、鼻通：晓百和宝香，分辨气数浓薄差失、纤毫必记，四方上下，异域绝境，香臭之气，闻如面前。
四、舌通：万品众物，合为一食，经舌悉知种类，分别其味。
五、身通：能飞行上下，履冰涉水，经山触石，无望慑碍，分形散体，干变万化，形长充于八极，短入于毫微。
六、心通：神通变化，出入自如，洞鉴十方众生，知他心内隐微之事，他虽意念未起，了了先知，他虽意念未萌，了了先觉。
三、神通只是修道的副产品
道教对于神通并不推崇，《玄门日诵晚课经三皈依》云：“志心皈命礼，无上经宝，当愿众生，深明经藏，神通莫测。”神通必须要有智慧作为前提条件，才能变化莫测，否则容易落入邪道、魔道。
老君爷在世一生不显神通，至今玄门当中谁人不敬？
神通是有，但这比不上智慧，比不上你的人格本身。倘若想以神通求财，敢问一句，当世之上，哪些大老板有神通了？所以古人有言:“只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道教修行的终极追求，乃是得道的智慧。道生一二三，三生万物，因此，得道的智慧，其用途也是无限的，这样一种用途无限的智慧，再对比六神通，诸如天耳通，不过就是听得远，除此之外，便更无用处。可以说，神通的用处，与大道相比，实在是萤虫之光与日月争辉。得道的基础是智慧，智慧和知识不同。
知识就是，你知道自己手机按哪里可以开机关机，这是知识；智慧，是人对天地宇宙万事万物的把握和领会，得道多少，就看智慧有多少，智慧有多少，就看对于天地宇宙万事万物的把握和领会有多少。
所以，智慧的用途是很广的，而这个实践智慧的过程，就是道的体现。
综上所述。修行的确可以让人开神通，但神通只是修道的副产品，不是目标。
不管是入世法还是出世法，都没有不劳而获的。道教是务实的宗教，要用“修行”这一手段，将命运进行改造。道教有种种的法门，适合于各种根性的众生。众生依之修持，必能成就大道。
转自嗣汉天师府
《一人之下》最能体现道士风采的小道长武当王也，又称也总，慵懒洒脱，万事不过心，却又心系苍生。但言谈间又不乏自己的小脾气，既有着一股出尘的“仙味”又不乏一身入世的“人味”
他天生聪慧、看人通透，其富商出身和天赋总能让他轻而易举的应付一切麻烦，可代价就是寻常的人生对他而言没有丝毫的挑战性。
直到他遇见了张楚岚，让飘在空中的他，体会了一把什么叫脚踏实地
他天生聪慧、看人通透，其富商出身和天赋总能让他轻而易举的应付一切麻烦，可代价就是寻常的人生对他而言没有丝毫的挑战性。
直到他遇见了张楚岚，让飘在空中的他，体会了一把什么叫脚踏实地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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