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文化娱乐产业以及“网红经济”的不断发展，明星艺人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商业合作越来越频繁，合作形式也趋于多元化，诸如选秀节目、直播带货等新型文化娱乐产业应运而生。与之相伴的，涉文化娱乐行业商事纠纷也日渐增多，文化娱乐行业涉及的法律风险也在扩大，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亟需得到维护。12月17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虹口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虹口法院2018-2021年上半年涉文化娱乐行业商事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对司法实践中涉文化娱乐行业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对规范文化娱乐行业提出对策建议。女艺人合同期内欲退团被判继续履行合同演艺经纪合同属于综合性合同，而非单一的委托合同性质，任意一方通常不享有任意解除权，艺人单方解约的诉请通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履行过程中，如不存在遭受不可抗力，或是经纪公司不存在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法定解除权情形时，艺人单方通常不享有任意解除权，其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请通常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上海虹口法院曾审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上海某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欲打造中国某女子偶像团队项目，被告女艺人经过报名、初试、终试等程序，与原告签署《专属艺人合约》，合约有效期八年或至被告年满 30 周岁之日。此后，原告为被告提供包装、宣传、推介等服务，将被告培养成为拥有一定粉丝数量的艺人。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认为原告通过自己获取经济利益，并不考虑被告演艺事业的发展。双方沟通无果后，被告向原告发送律师函，提出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专属艺人合约》，并在被告的社交平台发布解约声明，原告不同意被告解除《专属艺人合约》，因此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上海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专属艺人合约》为原、被告双方自愿签署，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自双方签订合同至今，原告为被告提供大量的演艺活动机会，进行培养、包装，并支付给被告各项演出收入，现今至合同的履行期届满不到两年，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被告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积极履行合同，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可以进行协商。双方履行合同的基础依然存在，现被告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不享有解除权，其向原告发出解除通知，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故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就合约履行了6年之久，原告为被告的培养、包装、宣传前期投入了大量成本，合约兼具居间、委托、代理、行纪、服务的综合属性，不同于单纯的委托合同关系，被告不享有单方任意解除权。且被告未能证明原告存在根本违约行为或是其他法定解除合同的事由，因此被告不享有合同的解除权。原、被告应当遵守诚实守信原则，继续积极履行签订的合同，擅自解约将面临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男艺人拒归队被判赔20万违约金演艺经纪合同订立时约定的违约金能够有效减少演艺经纪公司遭受的损失，防范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艺人解约而产生的风险。但是部分演艺经纪公司对约定的违约金缺乏计算标准，或是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须依法根据实际损失等进行衡量与调整。上海虹口法院就曾审理一起类相关案件。原告上海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组建男子偶像团体与被告男艺人签订《专属艺人合约书》，合同约定：如果被告接受培训、培养在三年以内的，被告需支付原告违约金 500 万元，接受培训、培养在三至五年以内的，支付违约金 800万元，接受培训、培养超过五年的，支付原告违约金1000万元，上述违约金具有惩罚性质，不论原告损失大小，均不应免除被告的违约责任等。合同履行两年后，被告拒绝归队接受培训、参与演出安排，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考虑到被告的履行能力，原告自愿调整诉请的违约金为100万元。上海虹口法院审理认为，从合约履行情况来看，原告已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被告提供了食宿、训练、演出等场地，为被告提供了数量较多、影响力较大的演出机会，并发放生活补贴及演出报酬等，为此支出了较大的经济成本，因此，原告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情形。案涉合同解除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应当依约支付原告违约金并赔偿损失，违约金具有补偿性与惩罚性，对于违约金的数额，可结合合同履约情况、违约责任的大小及其他客观情况综合考量。法院综合考虑原告的履约情况、前期投入、预期利益等及被告的违约情节、在原告处取得的成绩与收益等，酌情调整违约金为 20 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提出上诉。二审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约定了违约金的数额，但是该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并未明确。在此情况下，法院对违约金的计算方式通常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为履行合同的投入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或调整。来源：周到

#金普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进行中#
明星社区为成功入会八大群体员工发放入会礼品

自今年开展“八大群体”入会工作以来，结合社区实际情况，大力推进货车司机、家政服务员和保安员、快递员等八大群体入会工作，我们依托辖区内规模较大的物业公司、保安公司、物流公司，开展适应这类群体的服务工作和工会活动；社区开展“八大群体”人员登记入会工作，做好常态化动态化登记和管理。在今后的工作中，明星社区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八大群体”入会，做好“八大群体”工会会员帮扶、维权等工作。近日，明星社区为成功入会“八大群体”工会会员发放会员礼品，使员工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并叮嘱他们工作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遇到麻烦就来找工会。

【红会口罩流向迷局：捐赠方与受赠方存交集？捐赠方不是公示那家？】1月30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披露的一份捐赠物资使用情况表引发关注。物资急缺的协和医院只分到3000个口罩（型号不明），而1.8万个KN95口罩却流向了被媒体称为“莆田系医院”的武汉仁爱医院。

围绕着湖北省红十字会、捐赠方北京森根比亚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根比亚）、接收方武汉仁爱医院，有很多目前仍未说明的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首先是三方的关系急需回应：武汉仁爱医院和森根比亚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交集；武汉仁爱医院与湖北省红十字会仁爱基金也有交集，医院称自身是后者的技术协作单位。
此外，在一份有关武汉仁爱医院院长介绍这批口罩使用情况的视频中，口罩外包装箱上显示为“致盛集团捐赠物资”，而不是公示的捐赠方森根比亚。据新京报报道，仁爱医院人士也曾称这批口罩并非来自森根比亚。

根据湖北省红十字会更正说明和此前公布的表格，森根比亚捐赠了3.6万个KN95口罩。对于这批口罩，湖北省红十字会向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发放了1.8万个、向武汉仁爱医院发放1.8万个。
发放给武汉仁爱医院的1.8万个口罩引起了一些网友的质疑。1月3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曾以患者身份在线咨询武汉仁爱医院咨询预约挂号中心，当记者表示有咳嗽和发烧迹象时，对方表示医院不看发热门诊。

根据武汉仁爱医院官网1月30日信息，武汉市拟征用25家民营医疗机构作为第四批发热病人定点收治医院，而武汉仁爱医院名列其中。此外，武汉市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官网也发文提到了此事，该文件落款时间为1月26日。“我们是第四批被征用的发热门诊医院。”根据梨视频，武汉仁爱医院工作人员对外表示，该院现在已经有了发热门诊。但对于是否已经接诊，上述工作人员称暂时还没接到通知。在仁爱医院被划到第四批名单的当天，湖北省红十字会决定将口罩划拨给仁爱医院。

据湖北省红十字会1月31日下午就此回应称：“2020年1月26日，一家爱心企业向湖北省红十字会捐赠3.6万个KN95口罩。经向卫生健康部门了解，该型号产品不能用于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一线医护人员防护，但可用于普通防护。当时，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武汉仁爱医院向省红十字会发来紧急求助信息，申请紧急救助，提出也参与了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在该医院也有很多发热群众候诊就医，急需防护用品。经沟通，本着人道救急的客观需求和当时的物资现状，捐赠给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1.8万个口罩、武汉仁爱医院1.8万个口罩。”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注意到，就相关事项，1月31日，武汉仁爱医院官方微博发文称：疫情当前，无关乎公立、私立，除了妇产科全部科室暂停，“全天24小时接送孕产妇”。该文下方还配了一张截图。根据截图的说法，此次1.6万个N95口罩（目前湖北省红十字会更正为1.8万个KN95口罩），是“协和嫌不达标不要的口罩”。就此次事件，记者也曾经联系协和医院方面，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

武汉仁爱医院官网介绍，该院是经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一所以妇科、产科、口腔科为重点专科基础，集医疗、预防保健、科研为一体的二级综合医院。
启信宝显示，武汉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大股东为陈丽香，出资比例为50%，另外两名股东分别为自然人陈志松和林志虎，持股比例分别为30%和20%。
武汉诚嘉医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在描述自身发展历程时，首先就提到了武汉仁爱医院。而湖北日报报道，武汉诚嘉集团董事长陈志松是莆田人。
2019年7月8日，武汉仁爱医院有限公司大股东陈丽香被北京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成为被执行人，申请人正是影视演员林心如。

根据武汉仁爱医院与林心如肖像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显示，仁爱医院在其主办的涉案公众号中使用了林心如的肖像，且该公众号内有营销和推广内容，无证据证明上述行为未获得林心如授权，一、二审法院认定仁爱医院构成侵权并承担侵权责任。
事实上，这家民营医院颇爱借公众人物“蹭流量”，除了林心如以外，伊能静、贾乃亮、李小璐、苗圃等明星，都跟武汉仁爱医院打过官司。不仅如此，2016年起，武汉仁爱医院先后因未及时报送传染病疫情、发布违法广告等原因多次遭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仁爱医院与湖北省红十字会也有交集。在仁爱医院的官网上，还表示自身为湖北省红十字会仁爱基金长期技术协作单位。

而对于湖北省红十字会将1.8万个口罩划拨给武汉仁爱医院一事，一位了解森根比亚此次捐赠行为的知情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捐赠时不了解口罩捐赠后的去向，公司进行捐赠是为了支援前线的医务人员，上周3.6万个口罩从上海发往湖北省红十字会，不清楚红十字会那边怎么分配。

围绕1.8万个KN95口罩流向武汉仁爱医院，质疑还不仅于此。1月31日，按照红星新闻报道，此次捐赠方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存在一定交集，有网友称此次捐赠是“左手倒右手，只是为了避税”。
此外，网络上流传了一张武汉仁爱医院与森根比亚的关系图。那么，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有没有关系？就启信宝的资料来看，两家公司可以在两个层面产生一定交集。

第一层，是湖北九州通高投养老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作）同时参股了未名企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企鹅）与武汉真爱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真爱）两家公司，它们背后的股权关系分别连接着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第二层，是自然人殷涛在未名企鹅、武汉真爱担任董监高，同时他也在九州通集团多个子公司担任要职。

如果我们把九州通高投比做支点，一端的森根比亚与未名企鹅之间建立联系需要经历五层关系，另一端的武汉仁爱医院与武汉真爱建立联系之间有三层关系。换句话说，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的交集需要经历八层关系。那么，上述关系图谱是否证明森根比亚与武汉仁爱医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中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夏孙明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公司法，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根据上述关系判断，武汉仁爱医院和森根比亚的关联关系无法确认”。至于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捐赠通来产生税务优惠，夏孙明表示，这确实是很多企业或者基金组织的常用手段。

更加蹊跷的是，根据梨视频资料显示，武汉仁爱医院此次接受捐赠的1.8万个口罩，包装上有写有“致盛集团捐赠物资”以及“武汉加油”的字样。致盛集团有何来历？在启信宝搜索“致盛集团”，前三位搜索结果是“上海致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武汉致盛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致盛集团有限公司”。目前能查到的情况是：上海致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均为张润斌。而官网资料显示，上海致盛集团创立于1988年，目前是一家以产业园管理、文创领域、产业投资和物业服务四大板块为核心的大型专业化产业园运营管理综合服务商。武汉致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均为林彬煌。启信宝显示，其同时也是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位于第三个搜索结果的“致盛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地址在香港的企业。

据新京报报道，武汉仁爱医院院长办公室一位李先生表示，该医院获赠口罩并非来自森根比亚，而是致盛集团。那么，北京森根比亚、致盛集团和武汉仁爱医院究竟有何关系？上述李先生则向新京报表示，“跟领导核实过了，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网上消息纯属无中生有。”

1月31日，记者多次拨打上述三家“致盛集团”工商注册电话，均无人接听；记者也拨打了武汉仁爱医院办公电话、湖北省红十字会办公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或忙线状态。就相关问题，1月31日晚间，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表示，下一步将责成慈善机构每3天发布一次接受捐赠的情况，如捐赠物品使用的去向，也要求他们在网上公布接受什么地方捐赠的什么物资，把物资分配到了什么地方，广泛接受社会的监督。#总台记者探访武汉红十字会# #湖北回应红十字会物资供应问题#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