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三坚一起读书#
本来不喜欢明，一是觉得不够古，二是觉得太黑暗，故虽对文史兴趣浓厚却从未动过读《明朝那些事儿》的念头。
不过张三坚现在在听此书，手机套餐又正好有喜马拉雅的优惠，就花4.99买了个会员，今天开始用其做晚饭后散步的陪伴。
什么东西又踩了什么雷而不得不删去？不管别人信不信，我是坚信那就是你的。明天三八节，会不会发一篇感恩母亲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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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征婚[超话]#【1261】出生年份：1996
身高：160
体重：100
学历：本科
职业：在编老师
籍贯：长清
居住地：槐荫
兴趣爱好：对文史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自我介绍：比较温和，比较理性，有点拖延症，有点事业心，但还是顺其自然吧。外冷内热，熟了话比较多。
择偶要求：最好175+，有稳定工作，济南人或省内留济，可以一起贷款买房，互相理解，有共同话题。对的人，条件好像都不是条件了。
身高：160
体重：100
学历：本科
职业：在编老师
籍贯：长清
居住地：槐荫
兴趣爱好：对文史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自我介绍：比较温和，比较理性，有点拖延症，有点事业心，但还是顺其自然吧。外冷内热，熟了话比较多。
择偶要求：最好175+，有稳定工作，济南人或省内留济，可以一起贷款买房，互相理解，有共同话题。对的人，条件好像都不是条件了。
胡懋仁｜史学，关注当下，还是研究过去
胡懋仁 昆仑策网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中华读书报》上，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是谈历史学方面的。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领域，但对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在这里，我先想到一句人们常听到的话，叫“文史哲不分家”。那么就想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查的结果是，有两个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都说是古代的思想家吴黑子说的。还说吴黑子大名吴洪博。然后再查吴黑子。查到的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一位侦查员，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再查就都是现代人了，与说“文史哲不分家”的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查吴洪博，也没有查到这个所谓古代思想家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有这个名字。什么时代的人，生卒年等，还有平时有什么著作，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完全都没有能查到。这下可能就不那么好办了。
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其实本身应该就包括着文史哲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这一层意思。对它们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这三个领域还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可能也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人看到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甚至是很本质的。因此才会说出“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来。
《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跟“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中涉及到史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一位历史学的研究生到山区考察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精彩，很出色，该研究生把报告作为她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有答辩委员向她提问，你写的这种是历史学吗?那位研究生犹豫了一阵子，没有回答。
说到历史，或者史学，人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当代的事。这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研究历史，都要翻阅故纸堆，那才是在做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研究文学与研究文学史、研究史学与研究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与研究哲学史都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且在文史哲这三个领域之间，似乎应该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当代文学，这与史学有关吗?这与哲学有关吗?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又跟史学以及文学有什么相干?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设在史官。关于史官，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大臣崔杼，因国君齐庄公与崔的妻子私通，被崔杼当场发现。于是崔杼利用手里的权势，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把这件事当场记录了下来，“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太史杀掉了。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记录下了这件事，也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继续记录这件事，崔杼没有再杀，而是放过了他。此时，南史氏听到太史及其弟弟接连因为记录崔杼弑君一事而被杀，就赶了过来，要接着在竹简上记录这件事。因看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没有被杀，而且还是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了下来，这才放了心。
这里，暂时不评价太史及其弟弟们的公正、秉直和刚强的精神，这里只是要说，当时的史官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过去的事，而是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关注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要由史官们来做?这可能与中国历来的所谓历史感是有点关系的。中国人，特别是古代的先贤们，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而对于历史，必须记载真实。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在最近的时间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地忠于历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描写这个事件，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错讹，甚至变形。这样的记录就不准确了，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就失去了可信性。
司马迁写《史记》，历史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赞扬。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评价之高，也可见在这里，也涉及到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史记》是文史不分家。然而，后人们也有所质疑，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些生动的细节，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那么详细的历史。在先秦时候，有孔子写的《春秋》，更有左丘明写的《左传》。《左传》的描述还要更详细一点，而《春秋》也不过就是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写的要更详细得多，这些细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那么我们只能判断，他写的那些细节应该都是先辈通过口传口述而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口传口述的过程中，总会有遗漏、错讹、变形，从而不会那么绝对准确。至于在《史记》里，是不是也有司马迁自己杜撰的情节，我们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前文提到的那位史学研究生，在后来成为高校的教师后，对于她当年的调查报告到底是不是属于历史学，她现在的回答很确定，就是那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东西。这或许是针对她在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些问题有关吧？但是，这样的调研报告拿到今天来进行研究，其史学的作用与效能就会大得多。因为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献，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现实意义已经比当初刚刚完成这篇报告的时候已经有所减退。而其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不断地提升。
我也做过一段口述史的事，只做过一次。被我采访的人们所谈到的事情，其中有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是对他们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事件。但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现在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胡懋仁 昆仑策网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中华读书报》上，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是谈历史学方面的。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领域，但对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在这里，我先想到一句人们常听到的话，叫“文史哲不分家”。那么就想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查的结果是，有两个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都说是古代的思想家吴黑子说的。还说吴黑子大名吴洪博。然后再查吴黑子。查到的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一位侦查员，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再查就都是现代人了，与说“文史哲不分家”的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查吴洪博，也没有查到这个所谓古代思想家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有这个名字。什么时代的人，生卒年等，还有平时有什么著作，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完全都没有能查到。这下可能就不那么好办了。
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其实本身应该就包括着文史哲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这一层意思。对它们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这三个领域还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可能也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人看到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甚至是很本质的。因此才会说出“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来。
《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跟“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中涉及到史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一位历史学的研究生到山区考察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精彩，很出色，该研究生把报告作为她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有答辩委员向她提问，你写的这种是历史学吗?那位研究生犹豫了一阵子，没有回答。
说到历史，或者史学，人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当代的事。这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研究历史，都要翻阅故纸堆，那才是在做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研究文学与研究文学史、研究史学与研究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与研究哲学史都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且在文史哲这三个领域之间，似乎应该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当代文学，这与史学有关吗?这与哲学有关吗?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又跟史学以及文学有什么相干?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设在史官。关于史官，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大臣崔杼，因国君齐庄公与崔的妻子私通，被崔杼当场发现。于是崔杼利用手里的权势，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把这件事当场记录了下来，“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太史杀掉了。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记录下了这件事，也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继续记录这件事，崔杼没有再杀，而是放过了他。此时，南史氏听到太史及其弟弟接连因为记录崔杼弑君一事而被杀，就赶了过来，要接着在竹简上记录这件事。因看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没有被杀，而且还是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了下来，这才放了心。
这里，暂时不评价太史及其弟弟们的公正、秉直和刚强的精神，这里只是要说，当时的史官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过去的事，而是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关注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要由史官们来做?这可能与中国历来的所谓历史感是有点关系的。中国人，特别是古代的先贤们，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而对于历史，必须记载真实。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在最近的时间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地忠于历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描写这个事件，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错讹，甚至变形。这样的记录就不准确了，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就失去了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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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那么我们只能判断，他写的那些细节应该都是先辈通过口传口述而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口传口述的过程中，总会有遗漏、错讹、变形，从而不会那么绝对准确。至于在《史记》里，是不是也有司马迁自己杜撰的情节，我们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前文提到的那位史学研究生，在后来成为高校的教师后，对于她当年的调查报告到底是不是属于历史学，她现在的回答很确定，就是那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东西。这或许是针对她在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些问题有关吧？但是，这样的调研报告拿到今天来进行研究，其史学的作用与效能就会大得多。因为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献，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现实意义已经比当初刚刚完成这篇报告的时候已经有所减退。而其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不断地提升。
我也做过一段口述史的事，只做过一次。被我采访的人们所谈到的事情，其中有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是对他们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事件。但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现在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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