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这五大税收优惠政策 | 你知道几个？
1、小规模纳税人继续执行1%的增值税税率的政策
2、季度销售额在45万以内免征增值税
3、小型微利企业年利润在100万以内的企业所得税减按2.5%征收
4、年终奖不并入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实施按月单独计税的政策，延至2023年底
5、单位价值500万以内的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可以享受一次性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政策
#财税小知识##绍成财税##每日问答#
1、小规模纳税人继续执行1%的增值税税率的政策
2、季度销售额在45万以内免征增值税
3、小型微利企业年利润在100万以内的企业所得税减按2.5%征收
4、年终奖不并入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实施按月单独计税的政策，延至2023年底
5、单位价值500万以内的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可以享受一次性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政策
#财税小知识##绍成财税##每日问答#
估值体系扭曲时 资深投资者的坚持
来源： 证券市场周刊
就以沃伦·巴菲特为例，这位目前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也曾经在1966年到1975年的整整10年里，取得过仅仅122%的回报率，折合年化收益8.3%(数据参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报)。甚至连查理·芒格自己，在当时都说，账面的业绩简直糟糕透了(The paper record was terrible)。
但是，在1976年到1985年的下一个10年中，巴菲特的综合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5922%。对于那些在1975年的年底，因为过去10年业绩不好而看衰巴菲特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无疑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巴菲特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是以10年为周期，资本市场上的业绩也可能是会骗人的。仅仅凭借短期(其实10年也不算是短期了，可以算是中期，甚至较长的中期)业绩的好坏，就认为某个投资者不行了，或者某种投资方法不行了，而不论这种短期业绩低迷的原因是什么，业绩低迷究竟是由于投资经理损毁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而造成的，还是由于投资经理虽然增加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但是遭遇了市场风格逆风造成的，这样做投资是一定会吃亏的。
估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在中国资本市场，在起始于2019年底、延续到2021年的市场行情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极端案例。在这个案例中，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扭曲幅度之大在历史上都十分罕见。而在这个巨大的定价机制扭曲中，一些坚定的价值投资者也因为坚守自己的投资信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逆风。
在这样巨大的逆风中，市场参与者们一度认为，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取得了优秀投资业绩的价值投资者们，已经无法适应将来的市场风格。但是，大家多半并没有关注他们的短期业绩为何如此不堪，业绩差的原因究竟是价值损毁，还是短期市场风格扭曲。而这样“只看业绩、不管原因”的投资判断方法，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概括来说，发生在2019年下半年到2021年之间的资本市场风格扭曲，主要表现为估值越高的公司表现反而容易越好，估值越低的公司反而表现越差。这种差别不光体现在行业与行业之间，比如银行业估值低表现更差、新能源行业估值高表现更好，同时也体现在同一行业的公司中，比如证券行业中估值越低的大型证券公司，净资产回报率(ROE)更高，反而估值表现更差。
对于这一风格扭曲，从2000年即开始编辑的申万风格指数，非常好的记录下了扭曲的程度有多么剧烈。
以申万低市盈率(PE)指数和高市盈率指数这两个指数的对比为例，这两个指数分别代表了A股市场低市盈率公司和高市盈率公司的表现，两个指数各有300个成分股，可以说代表性比较强。在2000年到2018年的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平均比低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低13.7%。而且，在这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表现比低PE指数好的，只有2008年、2010年、2013年、2015年这4年，4年的平均超额收益仅仅为21.4%，最好的一年，也就是2015年，也只不过达到36.4%。
以上的数据证实，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历史上，估值这个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子，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其实，对于任何价值投资的理论来说，估值从来都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因素：花太多的钱买东西往往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从2019年到2021年10月19日，高PE指数却连续近3年跑赢了低PE指数。在2019年、2020年、2021年(截至10月19日，下同)这3年中，高PE指数分别战胜低PE指数11.5%、48.7%、24.1%，3年累计战胜121.0%。
以上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巨大的短期优势，同时造成了两者估值的背离达到历史最高。在2021年10月19日，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高PE指数的市盈率为129.4倍，低PE指数则为6.6倍，两者的比值为19.6，达到从1999年以来的历史最大值。在1999年到2018年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为9.1，最大值发生在2010年，仅为16.5。
由于市盈率容易受到亏损股，或者微利股的干扰，从而导致数据发生异常，因此用市净率(PB)检测两个指数之间的偏差，可能会更加准确。
根据Wind资讯，在2021年10月19日，申万高PE指数的PB为9.9倍，低PE指数的PB仅为0.8倍，两者比值达到12.3，为历史最高水平。而在1999年到2018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仅为2.2，是2021年水平的几近1/6。
在市场风格极度偏爱高估值、抛弃低估值的2019年到2021年里，资本市场也出现了不少顺应潮流的理论，比如被投资者所熟知的“只买贵的不买便宜的”“怕高才是苦命人”等等。而在细分领域，一些低估值板块则在不同阶段被市场所抛弃，比如以银行为代表的A股金融行业、业绩优异的A股小盘股、港股低估值公司等等。
业绩低迷的背后
在这样一个风格扭曲的市场中，对于看重估值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一些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业绩在这几年中也比较不堪，尤其是低估值风格相对于高估值风格表现最差的2020年。
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到，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的超额表现，在2019、2020和2021年，分别是11.5%、48.7%、24.1%。所以，市场估值风格扭曲最为极致的2020年，也就让一些资深价值投资者的短期投资业绩，相对同行来说表现得比较糟糕。
在中国股票市场，中欧基金的曹名长、重阳投资的裘国根和高毅资产的邱国鹭，是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也可以说是一群资历最老的投资者。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21年，曹名长在新华基金、中欧基金两家基金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取得了大约11.5倍的投资回报(把1元变成了12.5元)。裘国根所管理的重阳1期私募基金，从2008年到2021年也为投资者赚取了5.6倍的回报，他的“价值接力”理论也揭示了和沃尔特·施洛斯类似的价值投资秘诀。邱国鹭的投资业绩很难找到长期连续的数据，但是他所创办并担任董事长的高毅资产，是中国最为成功的股票投资机构之一。在邱国鹭所著的《投资中最简单的事》一书中，他也多次表达了对低估值的看重。
结果，这三位中国证券市场上非常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公开的投资业绩无一不在2020年遭遇了巨大的逆风。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曹名长所管理的中欧价值发现基金在2020年的回报率为16.8%，在88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第856。裘国根管理的重阳1期回报率则为11.2%，在12,832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4,836。根据私募排排网的数据，邱国鹭管理的金太阳高毅国鹭1号崇远的同期回报则为7.6%。
要知道，2020年是基金市场的一个大年，许多基金的回报率动辄50%，甚至100%。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在2020年的395个普通股票型基金中，当年投资回报超过50%的就有234个，超过75%的有116个，超过100%的也有30个。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容易赚钱的年份里，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却在回报率上远远输给了同行。
如果说曹名长、裘国根、邱国鹭这三个同样看重估值的人，只有一个在2020年业绩表现不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人的投资水平有了下滑。但是，如果这三个人同时表现不佳，而2020年又是估值体系史无前例的、极度扭曲的一年，当这些现象同时出现时，投资者就必须思考，这种业绩低迷的背后，是不是由于这三个人比其他投资者更加坚持对估值的看重，因此才反而导致了业绩表现更加低迷？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随着曹名长、裘国根所分别倚重的低估值小盘股、低估值能源股的表现略有反弹，他们的投资业绩也开始回升。截至10月19日，中欧价值发现基金的当年回报率为17.9%，在Wind资讯统计的153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294。重阳1期的回报率则为18.2%，在13331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第2394。而可能是由于偏爱的低估值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尚无表现，邱国鹭的业绩仍然不佳。但是如果投资者仔细看银行股的报表，就会发现这些企业的盈利在增加、坏账率在下降、拨备覆盖率在上升。也就是说，它们的价值并不像价格表现得那么不堪。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道理谁都懂，但是在资本市场上，当市场估值风格的扭曲达到极致时，那些最能坚持的松柏，却被投资者以“过去几年业绩不好”的理由所抛弃，实在让人唏嘘。
坚持的底气
值得指出的是，曹名长、邱国鹭和裘国根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在估值扭曲的2019年到2021年之间，极度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也许与他们三个人所处的职业状态是分不开的。
一般来说，机构投资者局限于考核的压力，往往必须看重自己的短期业绩。从实践层面看，很少有机构投资者能够承受6个月，甚至12个月的业绩落后。有不少投资经理抱怨，只要业绩落后于同行1到2个月，销售部门的同事和公司领导，就都会打电话来责怪。这种考核的短期性，也就导致了许多专业投资者在面对股票市场的巨大风格扭曲时，难以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
但是，裘国根和邱国鹭分别都是自己任职公司的董事长和创始人，在考核上受到的压力，自然比一般机构投资者要小得多。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裘国根甚至是重阳投资持股78%的大股东。而对于曹名长来说，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他也是中欧基金的间接股东，这是许多基金经理难以相比的。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状态，加之以对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估值因素的坚持与执着，让这三位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在资本市场风格最为偏离的几年里，以最强大的定力坚持了自己的投资理念。但是，这种坚持也带来了他们业绩上的落后，并且遭到了资本市场的奚落。
在投资的世界里，有人说最贵的一句话就是“这次不一样”。在历史上无数的投资案例中，人们被短期的业绩和利润表现所迷惑，做出了“这次不一样”的判断，认为一直以来的商业和金融规律，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市场。但是，无数次的教训又告诉我们，“这次不一样”的判断看似又有创意又聪明，但往往却是和过去无数次做出的“这次不一样”的判断完全一样，又是一次被短期市场所迷惑的错误而已。
来源： 证券市场周刊
就以沃伦·巴菲特为例，这位目前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也曾经在1966年到1975年的整整10年里，取得过仅仅122%的回报率，折合年化收益8.3%(数据参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报)。甚至连查理·芒格自己，在当时都说，账面的业绩简直糟糕透了(The paper record was terrible)。
但是，在1976年到1985年的下一个10年中，巴菲特的综合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5922%。对于那些在1975年的年底，因为过去10年业绩不好而看衰巴菲特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无疑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巴菲特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是以10年为周期，资本市场上的业绩也可能是会骗人的。仅仅凭借短期(其实10年也不算是短期了，可以算是中期，甚至较长的中期)业绩的好坏，就认为某个投资者不行了，或者某种投资方法不行了，而不论这种短期业绩低迷的原因是什么，业绩低迷究竟是由于投资经理损毁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而造成的，还是由于投资经理虽然增加了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但是遭遇了市场风格逆风造成的，这样做投资是一定会吃亏的。
估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在中国资本市场，在起始于2019年底、延续到2021年的市场行情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极端案例。在这个案例中，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扭曲幅度之大在历史上都十分罕见。而在这个巨大的定价机制扭曲中，一些坚定的价值投资者也因为坚守自己的投资信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逆风。
在这样巨大的逆风中，市场参与者们一度认为，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取得了优秀投资业绩的价值投资者们，已经无法适应将来的市场风格。但是，大家多半并没有关注他们的短期业绩为何如此不堪，业绩差的原因究竟是价值损毁，还是短期市场风格扭曲。而这样“只看业绩、不管原因”的投资判断方法，是过于简单粗暴的。
概括来说，发生在2019年下半年到2021年之间的资本市场风格扭曲，主要表现为估值越高的公司表现反而容易越好，估值越低的公司反而表现越差。这种差别不光体现在行业与行业之间，比如银行业估值低表现更差、新能源行业估值高表现更好，同时也体现在同一行业的公司中，比如证券行业中估值越低的大型证券公司，净资产回报率(ROE)更高，反而估值表现更差。
对于这一风格扭曲，从2000年即开始编辑的申万风格指数，非常好的记录下了扭曲的程度有多么剧烈。
以申万低市盈率(PE)指数和高市盈率指数这两个指数的对比为例，这两个指数分别代表了A股市场低市盈率公司和高市盈率公司的表现，两个指数各有300个成分股，可以说代表性比较强。在2000年到2018年的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平均比低PE指数的年度回报率低13.7%。而且，在这19年中，高PE指数的年度表现比低PE指数好的，只有2008年、2010年、2013年、2015年这4年，4年的平均超额收益仅仅为21.4%，最好的一年，也就是2015年，也只不过达到36.4%。
以上的数据证实，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历史上，估值这个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子，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其实，对于任何价值投资的理论来说，估值从来都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因素：花太多的钱买东西往往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从2019年到2021年10月19日，高PE指数却连续近3年跑赢了低PE指数。在2019年、2020年、2021年(截至10月19日，下同)这3年中，高PE指数分别战胜低PE指数11.5%、48.7%、24.1%，3年累计战胜121.0%。
以上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巨大的短期优势，同时造成了两者估值的背离达到历史最高。在2021年10月19日，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高PE指数的市盈率为129.4倍，低PE指数则为6.6倍，两者的比值为19.6，达到从1999年以来的历史最大值。在1999年到2018年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为9.1，最大值发生在2010年，仅为16.5。
由于市盈率容易受到亏损股，或者微利股的干扰，从而导致数据发生异常，因此用市净率(PB)检测两个指数之间的偏差，可能会更加准确。
根据Wind资讯，在2021年10月19日，申万高PE指数的PB为9.9倍，低PE指数的PB仅为0.8倍，两者比值达到12.3，为历史最高水平。而在1999年到2018的20年中，这两者比值的平均值仅为2.2，是2021年水平的几近1/6。
在市场风格极度偏爱高估值、抛弃低估值的2019年到2021年里，资本市场也出现了不少顺应潮流的理论，比如被投资者所熟知的“只买贵的不买便宜的”“怕高才是苦命人”等等。而在细分领域，一些低估值板块则在不同阶段被市场所抛弃，比如以银行为代表的A股金融行业、业绩优异的A股小盘股、港股低估值公司等等。
业绩低迷的背后
在这样一个风格扭曲的市场中，对于看重估值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一些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业绩在这几年中也比较不堪，尤其是低估值风格相对于高估值风格表现最差的2020年。
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到，高PE指数对低PE指数的超额表现，在2019、2020和2021年，分别是11.5%、48.7%、24.1%。所以，市场估值风格扭曲最为极致的2020年，也就让一些资深价值投资者的短期投资业绩，相对同行来说表现得比较糟糕。
在中国股票市场，中欧基金的曹名长、重阳投资的裘国根和高毅资产的邱国鹭，是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也可以说是一群资历最老的投资者。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21年，曹名长在新华基金、中欧基金两家基金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取得了大约11.5倍的投资回报(把1元变成了12.5元)。裘国根所管理的重阳1期私募基金，从2008年到2021年也为投资者赚取了5.6倍的回报，他的“价值接力”理论也揭示了和沃尔特·施洛斯类似的价值投资秘诀。邱国鹭的投资业绩很难找到长期连续的数据，但是他所创办并担任董事长的高毅资产，是中国最为成功的股票投资机构之一。在邱国鹭所著的《投资中最简单的事》一书中，他也多次表达了对低估值的看重。
结果，这三位中国证券市场上非常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公开的投资业绩无一不在2020年遭遇了巨大的逆风。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曹名长所管理的中欧价值发现基金在2020年的回报率为16.8%，在88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第856。裘国根管理的重阳1期回报率则为11.2%，在12,832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4,836。根据私募排排网的数据，邱国鹭管理的金太阳高毅国鹭1号崇远的同期回报则为7.6%。
要知道，2020年是基金市场的一个大年，许多基金的回报率动辄50%，甚至100%。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在2020年的395个普通股票型基金中，当年投资回报超过50%的就有234个，超过75%的有116个，超过100%的也有30个。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容易赚钱的年份里，三位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者，却在回报率上远远输给了同行。
如果说曹名长、裘国根、邱国鹭这三个同样看重估值的人，只有一个在2020年业绩表现不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人的投资水平有了下滑。但是，如果这三个人同时表现不佳，而2020年又是估值体系史无前例的、极度扭曲的一年，当这些现象同时出现时，投资者就必须思考，这种业绩低迷的背后，是不是由于这三个人比其他投资者更加坚持对估值的看重，因此才反而导致了业绩表现更加低迷？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随着曹名长、裘国根所分别倚重的低估值小盘股、低估值能源股的表现略有反弹，他们的投资业绩也开始回升。截至10月19日，中欧价值发现基金的当年回报率为17.9%，在Wind资讯统计的1533个同类基金中排名294。重阳1期的回报率则为18.2%，在13331个同类私募基金中排名第2394。而可能是由于偏爱的低估值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尚无表现，邱国鹭的业绩仍然不佳。但是如果投资者仔细看银行股的报表，就会发现这些企业的盈利在增加、坏账率在下降、拨备覆盖率在上升。也就是说，它们的价值并不像价格表现得那么不堪。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道理谁都懂，但是在资本市场上，当市场估值风格的扭曲达到极致时，那些最能坚持的松柏，却被投资者以“过去几年业绩不好”的理由所抛弃，实在让人唏嘘。
坚持的底气
值得指出的是，曹名长、邱国鹭和裘国根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在估值扭曲的2019年到2021年之间，极度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也许与他们三个人所处的职业状态是分不开的。
一般来说，机构投资者局限于考核的压力，往往必须看重自己的短期业绩。从实践层面看，很少有机构投资者能够承受6个月，甚至12个月的业绩落后。有不少投资经理抱怨，只要业绩落后于同行1到2个月，销售部门的同事和公司领导，就都会打电话来责怪。这种考核的短期性，也就导致了许多专业投资者在面对股票市场的巨大风格扭曲时，难以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
但是，裘国根和邱国鹭分别都是自己任职公司的董事长和创始人，在考核上受到的压力，自然比一般机构投资者要小得多。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裘国根甚至是重阳投资持股78%的大股东。而对于曹名长来说，根据企查查显示的数据，他也是中欧基金的间接股东，这是许多基金经理难以相比的。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状态，加之以对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估值因素的坚持与执着，让这三位资深的价值投资者，在资本市场风格最为偏离的几年里，以最强大的定力坚持了自己的投资理念。但是，这种坚持也带来了他们业绩上的落后，并且遭到了资本市场的奚落。
在投资的世界里，有人说最贵的一句话就是“这次不一样”。在历史上无数的投资案例中，人们被短期的业绩和利润表现所迷惑，做出了“这次不一样”的判断，认为一直以来的商业和金融规律，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市场。但是，无数次的教训又告诉我们，“这次不一样”的判断看似又有创意又聪明，但往往却是和过去无数次做出的“这次不一样”的判断完全一样，又是一次被短期市场所迷惑的错误而已。
医药股又要巨震？医保目录谈判即将开启，'大砍价'跑不了，影响有多大？
冠脉支架国家集采价格的大跳水曾引发社会热议，新一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引发的谈判竞价即将进入倒计时。
11月1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发布《关于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专家评审结果查询的公告》(简称《公告》)，提示专家评审阶段的工作结束，竞价谈判工作即将按照程序组织开展。
按照国家药监局此前公布的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时间表来看，11月份为医保谈判和竞价阶段，12月医保谈判结果将正式公布。
国信证券预计11月中下旬开始一对一具体谈判；由于涉及品种、厂商较多，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1-2周，有望在11月底或12月初公布调整结果，预计2021年起正式执行，业内人士指出，专家审评阶段结束直接意味着降价竞争大幕即将拉开，备受产业链关注的谈判议价工作将进一步考验企业价格策略和市场决心。
冠脉支架集采余波未了
11月5日，国家组织的冠脉支架集采落地，首年意向采购总量占2019年所有材质支架合计采购量的65%。在中选价格上来看，相比起终端挂网价格，降幅基本在90%-96%之间，远低于市场预期价格。
受消息影响，11月5日至今申万医药生物指数累计下跌4.56%，市值蒸发3970亿元。对此，西南证券医药生物首席分析师杜向阳对e·公·司表示，这次冠脉支架集采的中选价还是超过预期的。中选企业好于未中选，但相比集采前应该是没有受益企业。
经历大幅降价的冠脉支架，质量如何？杜向阳认为，质量应该可以保证，首先这个最低价还是高于大部分支架的成本的，企业需要继续控成本和控费用，产品能做到微利。质量保证除了不会亏本的因素外，还有政策，集采支架出了问题，企业后续将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质量肯定会保证。
就未来冠脉支架行业发展，杜向阳认为，冠脉金属支架行业非常成熟，所以后续量应该还是会持续增长，企业在支架品种上的创新会比较谨慎，但如果出革命性的新一代支架产品，未来还是很有看点，所以支架的微小创新会减弱，大创新可能龙头企业会布局。
冠脉支架集采对医药行业的冲击已经显现，最新一轮竞价则是国家医保目录调整。
依据《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医保目录调整全过程分为准备阶段、申报阶段、专家评审、谈判和竞价、公布结果等5个阶段。
11月11日国家医保局《公告》指出，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进行了多轮评审，目前专家评审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各申报企业可登陆'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系统'查询评审结果；同时，下一步将按照工作程序组织开展谈判等相关工作。
事实上，今年9月18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已经公布《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共有751个药品通过形式审查，对应708个产品进入名单，静待通过专家审评从而获得'面谈'资格。
751个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符合七大条件：
1.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用药。
2.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的药品。
3.纳入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鼓励仿制药品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且于2020年8月17日(含，下同)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药品。
4.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
5.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17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
6.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17日期间，根据临床试验结果向国家药监部门补充申请并获得批准，适应症、功能主治等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
7.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5个(含)以上省级最新版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其中，主要活性成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除外。
大幅降价无可避免
近年来，医保谈判的压价现象愈发明显。事实上，医保谈判的惨烈状况丝毫不亚于带量采购。
回顾今年医保谈判的降价幅度，可谓'越演越烈'，从降价的趋势来看，高达60%。
2017年，44个拟谈判药品中，36个药品谈判成功，谈判成功药品平均降幅达44%。
2018年10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阿扎胞苷等17种抗癌药平均降幅达56.7%，最高降幅达71%，为阿斯利康的奥希替尼。
2019年11月，国家医保局表示参与谈判的150个药品中，97个药品谈判成功。其中70个为新增药品，平均降幅为60.7%；27个为续约品种，价格平均降幅为26.4%。
业内普遍认为，综合分析上一轮医保谈判的定价经验和支付情况，细分领域的创新药企业，如果想通过本轮医保谈判获得医保支付资格，必须要做好降价50%的准备。
国信证券认为，重点产品的降价幅度将是市场近期的重要情绪指标，建议关注拥有创新技术和核心竞争力的细分领域龙头以及不受医保控费影响的相关标的。
创新药竞争激烈
面对即将到来的医保谈判竞价，行业最为关注的当属2020年8月17日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创新药品。
新产品进入医保是业界永恒关注的热点。在《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中，自2015年1月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新药共有171个，囊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呼吸等诸多适应症领域，这其中有159个独家产品。
备受行业瞩目的无疑是涵盖罗氏、阿斯利康、施贵宝、默沙东、君实、百济神州以及恒瑞的PD-1单抗产品。去年，仅有信达生物一家成功进入2019年医保目录，其PD-1抗体药物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达伯舒)从7838元(10ml:100mg/瓶)降至2843元(10ml:100mg/瓶)，降价幅度高达63.73%。
信达生物的新药在获准进入医保目录之后，市场销售增长可观。2020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信达生物核心产品PD-1免疫抑制剂达伯舒6个月销售额达9.209亿元，同比增长177.7%。默沙东、君实、百济神州以及恒瑞的PD-1本次医保谈判中或将展开激烈角逐。
截至目前，由于专家评审结果尚未公布，仅以形式审查的药品名单为准。符合'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17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条件的药品中，恒瑞制药有6款药物入围，正大天晴和翰森制药均有4款药物入围。
西南证券杜向阳团队指出，医保控费的大背景下，药品均面临着降价风险，仅有疗效好、临床稀缺的创新品种具有较强的定价能力，从目前布局的研发管线来看，具有雄厚的研发实力的龙头企业和获得资本市场青睐的新兴创新药企可能在未来药物市场中胜出。建议重点关注CXO、创新药等领域。
国盛证券认为，年底前较为重要的两个事件是11月初的冠脉支架集采和12月初的医保谈判结果。支架集采已经落地，下一步是创新药医保谈判(如PD-1)。或会有一些情绪扰动，但确实长线布局医药的重要机会。
冠脉支架国家集采价格的大跳水曾引发社会热议，新一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引发的谈判竞价即将进入倒计时。
11月1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发布《关于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专家评审结果查询的公告》(简称《公告》)，提示专家评审阶段的工作结束，竞价谈判工作即将按照程序组织开展。
按照国家药监局此前公布的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时间表来看，11月份为医保谈判和竞价阶段，12月医保谈判结果将正式公布。
国信证券预计11月中下旬开始一对一具体谈判；由于涉及品种、厂商较多，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1-2周，有望在11月底或12月初公布调整结果，预计2021年起正式执行，业内人士指出，专家审评阶段结束直接意味着降价竞争大幕即将拉开，备受产业链关注的谈判议价工作将进一步考验企业价格策略和市场决心。
冠脉支架集采余波未了
11月5日，国家组织的冠脉支架集采落地，首年意向采购总量占2019年所有材质支架合计采购量的65%。在中选价格上来看，相比起终端挂网价格，降幅基本在90%-96%之间，远低于市场预期价格。
受消息影响，11月5日至今申万医药生物指数累计下跌4.56%，市值蒸发3970亿元。对此，西南证券医药生物首席分析师杜向阳对e·公·司表示，这次冠脉支架集采的中选价还是超过预期的。中选企业好于未中选，但相比集采前应该是没有受益企业。
经历大幅降价的冠脉支架，质量如何？杜向阳认为，质量应该可以保证，首先这个最低价还是高于大部分支架的成本的，企业需要继续控成本和控费用，产品能做到微利。质量保证除了不会亏本的因素外，还有政策，集采支架出了问题，企业后续将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质量肯定会保证。
就未来冠脉支架行业发展，杜向阳认为，冠脉金属支架行业非常成熟，所以后续量应该还是会持续增长，企业在支架品种上的创新会比较谨慎，但如果出革命性的新一代支架产品，未来还是很有看点，所以支架的微小创新会减弱，大创新可能龙头企业会布局。
冠脉支架集采对医药行业的冲击已经显现，最新一轮竞价则是国家医保目录调整。
依据《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医保目录调整全过程分为准备阶段、申报阶段、专家评审、谈判和竞价、公布结果等5个阶段。
11月11日国家医保局《公告》指出，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进行了多轮评审，目前专家评审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各申报企业可登陆'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系统'查询评审结果；同时，下一步将按照工作程序组织开展谈判等相关工作。
事实上，今年9月18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已经公布《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共有751个药品通过形式审查，对应708个产品进入名单，静待通过专家审评从而获得'面谈'资格。
751个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符合七大条件：
1.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用药。
2.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的药品。
3.纳入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鼓励仿制药品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且于2020年8月17日(含，下同)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药品。
4.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
5.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17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
6.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17日期间，根据临床试验结果向国家药监部门补充申请并获得批准，适应症、功能主治等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
7.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5个(含)以上省级最新版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其中，主要活性成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除外。
大幅降价无可避免
近年来，医保谈判的压价现象愈发明显。事实上，医保谈判的惨烈状况丝毫不亚于带量采购。
回顾今年医保谈判的降价幅度，可谓'越演越烈'，从降价的趋势来看，高达60%。
2017年，44个拟谈判药品中，36个药品谈判成功，谈判成功药品平均降幅达44%。
2018年10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阿扎胞苷等17种抗癌药平均降幅达56.7%，最高降幅达71%，为阿斯利康的奥希替尼。
2019年11月，国家医保局表示参与谈判的150个药品中，97个药品谈判成功。其中70个为新增药品，平均降幅为60.7%；27个为续约品种，价格平均降幅为26.4%。
业内普遍认为，综合分析上一轮医保谈判的定价经验和支付情况，细分领域的创新药企业，如果想通过本轮医保谈判获得医保支付资格，必须要做好降价50%的准备。
国信证券认为，重点产品的降价幅度将是市场近期的重要情绪指标，建议关注拥有创新技术和核心竞争力的细分领域龙头以及不受医保控费影响的相关标的。
创新药竞争激烈
面对即将到来的医保谈判竞价，行业最为关注的当属2020年8月17日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创新药品。
新产品进入医保是业界永恒关注的热点。在《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中，自2015年1月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新药共有171个，囊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呼吸等诸多适应症领域，这其中有159个独家产品。
备受行业瞩目的无疑是涵盖罗氏、阿斯利康、施贵宝、默沙东、君实、百济神州以及恒瑞的PD-1单抗产品。去年，仅有信达生物一家成功进入2019年医保目录，其PD-1抗体药物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达伯舒)从7838元(10ml:100mg/瓶)降至2843元(10ml:100mg/瓶)，降价幅度高达63.73%。
信达生物的新药在获准进入医保目录之后，市场销售增长可观。2020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信达生物核心产品PD-1免疫抑制剂达伯舒6个月销售额达9.209亿元，同比增长177.7%。默沙东、君实、百济神州以及恒瑞的PD-1本次医保谈判中或将展开激烈角逐。
截至目前，由于专家评审结果尚未公布，仅以形式审查的药品名单为准。符合'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17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条件的药品中，恒瑞制药有6款药物入围，正大天晴和翰森制药均有4款药物入围。
西南证券杜向阳团队指出，医保控费的大背景下，药品均面临着降价风险，仅有疗效好、临床稀缺的创新品种具有较强的定价能力，从目前布局的研发管线来看，具有雄厚的研发实力的龙头企业和获得资本市场青睐的新兴创新药企可能在未来药物市场中胜出。建议重点关注CXO、创新药等领域。
国盛证券认为，年底前较为重要的两个事件是11月初的冠脉支架集采和12月初的医保谈判结果。支架集采已经落地，下一步是创新药医保谈判(如PD-1)。或会有一些情绪扰动，但确实长线布局医药的重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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