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11个月侦破命案积案233起
山西公安机关打响清缴命案积案战役
发布时间：2020-12-29 06:10 星期二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超 王志堂
截至11月30日，2020年全省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233起，其中30年以上命案积案9起、20年至29年命案积案101起，抓获命案积案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199人……
这是疫情之下，山西公安今年命案积案攻坚战交出的答卷。而去年，侦破命案积案数为107起。
从107到233，数字的背后蕴含着什么？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山西多地公安机关，就全省命案积案侦破工作进行了探访。
把命案攻坚作为“一把手”工程
“生命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侵犯公民生命权的犯罪是最严重的犯罪。”
“人命关天！命案侦破不了，就是对人民的欠账！”
2018年1月，刘新云履新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后，对全省命案积案侦破工作给予极大关注。
刘新云多次要求，公安机关要把命案侦破摆在工作突出位置，把命案侦破作为牵动全局的大事来抓。各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要担起侦破命案第一责任，不畏艰难，坚决侦破全部现行命案，坚决拿下一批命案积案。
刘新云提出，要始终坚持“高站位、高境界、高标准、高效率、重机制、重能力、重实干、重结果”，把命案积案攻坚作为“一把手”工程紧紧抓在手上，不断完善命案侦破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山西公安大数据抄底战法，综合应用新型技术手段，最大限度还清历史欠账，最大限度回应人民群众期待。
为推动案件侦破取得实效，刘新云亲自部署工作、研究案情、督导推动，带头挑起“一把手”担主责的重任。全省11个地市公安局长带头上案攻坚，强力推动盯办；县、区公安局长任专案组长，确保将各项攻坚措施落地、落细、落到实处。
全面完善基础档案打好攻坚基础
2020年4月23日，山西大同。
伴随专班民警的突然出现，在永济市瓜园内将偷瓜者捅伤致死后潜逃30年的杨某低下了头。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得益于对原有档案清理完善时发现的一条新线索。
4月22日，专班成员在对杨某所在村的老户籍簿册翻查过程中，发现其于1987年拍摄的一张清晰正面免冠黑白照片。
经比对，专班民警迅速锁定，通过大数据抄底，最终确定杨某已掩盖身份信息，藏匿于大同市郊区某居民区。专班民警随即出击将其抓获归案。
全面完善基础档案，补全证据材料是命案积案攻坚的基础。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山西省公安厅出台了《全省公安机关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工作方案》《全省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工作指引》《全省公安机关命案侦破“十个一律”令》等制度机制，采取重点抽查、交叉互检等方式，推动命案积案档案清理工作落实。
同时，山西省公安厅还制定《山西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刑事技术工作指引》，成立省级刑事技术攻坚专班，选派33名专家能手组成11个工作组分赴各市，为一线单位提供实地指导、检验鉴定、分析研判等技术支援，指导支撑做好疑难案件勘验固证和痕迹物证补全补录工作。
各市公安机关则由刑侦部门牵头，组织法制、刑事技术部门分别进行法制审查、刑事技术审查，逐案列出问题清单，明确补证和取证要求，指导盯办各立案单位全面梳理案件信息，查找案卷物证，补全证据材料。
各立案单位分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确保实现案件信息全部录入、案卷物证全部找回、案件材料全部建档保管。刑侦、法制、刑事技术部门协同，主动征求检察机关对案件侦办和证据、程序等方面的意见，按照“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原则，全方位补充完善证据材料，形成完整证据链，全面提高办案质效，确保在逃人员到案后捕得了、诉得出、判得下。
“大数据+新技术”锻造攻坚利器
2009年3月25日，晋中市榆次区一处苗圃发现一具中年男子尸体。
在确定被害人身份信息后，公安机关围绕作案工具来源、被害人社交关系等方面开展工作，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2019年以来，经过对新发现线索进行比对，并前往河南省上蔡县开展工作，终于锁定王某即为犯罪嫌疑人。
经过对王某进行大数据抄底，最终确定了其在广西的藏匿地。专班民警在广西将其抓捕归案。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山西公安大数据平台及多种新型技术手段的使用在全省命案积案侦破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堪称攻坚利器。
山西公安大数据平台充分发挥实战优势，紧紧围绕基本要素和活动轨迹，逐案逐人开展5大类258小项多维度抄底研判，对每名在逃人员制作“全息抄底分析图”并下发主侦单位，以精准的情报产品支撑破案攻坚。
除大数据平台外，山西公安还紧抓刑事技术三项会战，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创新多手段比对研判技战法，强势助力破案攻坚。
要让技术手段发挥作用，基础工作还得做扎实。
为此，山西公安明确了现场必复勘、案卷必复核、线索必复查、群众必回访、情报必研判、数据必补全的“六必原则”，应采尽采现场痕迹物证和电子证据，开展积案痕迹物证重新检验鉴定、未知名尸体身源查找比对，实现了命案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物证鉴定等工作由“平面”向“立体”、由“静态”向“动态”、由“单一”向“全面”转变。
如今，以大数据抄底为核心，刑事技术、电子数据、传统手段为支撑的命案积案攻坚核心手段，已成为山西公安大数据条件下的命案积案攻坚利器。
两大机制挤压在逃人员藏匿空间
1993年4月3日，河曲县石城村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张某将其岳父一家7口杀死后畏罪潜逃。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忻州市公安机关再次加强追逃专班力量，全面启动缉捕工作，先后辗转晋、陕、甘、蒙四省(区)22市(旗，县)，行程数万公里，走访群众万余人，排查线索百余条，发放纸质悬赏通告5000余份，同时在抖音、微信等网络媒体广泛发布悬赏通报。
经大数据抄底摸排，最终确定张某在大同市云冈区藏匿。经地毯式摸排及大量走访排查，最终发现其居住地，并将其抓获归案。
命案积案攻坚，嫌疑人最终落网是关键。
为此，山西省公安厅组织开展命案在逃人员缉捕大会战，制定了“一逃一领导，一逃一档案、一逃一方案、一逃一专班”的“四个一”追逃机制，选定一批重点命案在逃人员挂牌督捕，以缉捕命案在逃人员为抓手，助推命案积案攻坚夺取更大胜利。
在大数据抄底及信息比对等技术支持下，山西各地公安机关将本地立案和本地户籍的命案在逃人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宣传发动、悬赏通报、摸排走访等传统手段开展研判缉捕。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在社会层面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力挤压命案在逃人员藏匿空间。
山西省公安厅还启动了“战时动员、战时宣传、战时表彰、战时纪律、战时问责”“五位一体”工作机制，坚持“追一逃、奖一市”，对发挥关键作用的民警立即记功表彰，激发参战民警坚定信心，一批潜逃多年的嫌疑人先后落网。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山西公安以大数据抄底为侦查破案注入强大动力，推动转型智慧侦查，突出科技引领，命案攻坚实现‘智’的飞跃，取得历史最佳战绩。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走‘情报驱动、手段集成、资源融合’的大数据强警之路，山西公安必将真正实现争创全国一流、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刘新云说。
山西公安机关打响清缴命案积案战役
发布时间：2020-12-29 06:10 星期二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超 王志堂
截至11月30日，2020年全省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233起，其中30年以上命案积案9起、20年至29年命案积案101起，抓获命案积案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199人……
这是疫情之下，山西公安今年命案积案攻坚战交出的答卷。而去年，侦破命案积案数为107起。
从107到233，数字的背后蕴含着什么？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山西多地公安机关，就全省命案积案侦破工作进行了探访。
把命案攻坚作为“一把手”工程
“生命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侵犯公民生命权的犯罪是最严重的犯罪。”
“人命关天！命案侦破不了，就是对人民的欠账！”
2018年1月，刘新云履新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后，对全省命案积案侦破工作给予极大关注。
刘新云多次要求，公安机关要把命案侦破摆在工作突出位置，把命案侦破作为牵动全局的大事来抓。各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要担起侦破命案第一责任，不畏艰难，坚决侦破全部现行命案，坚决拿下一批命案积案。
刘新云提出，要始终坚持“高站位、高境界、高标准、高效率、重机制、重能力、重实干、重结果”，把命案积案攻坚作为“一把手”工程紧紧抓在手上，不断完善命案侦破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山西公安大数据抄底战法，综合应用新型技术手段，最大限度还清历史欠账，最大限度回应人民群众期待。
为推动案件侦破取得实效，刘新云亲自部署工作、研究案情、督导推动，带头挑起“一把手”担主责的重任。全省11个地市公安局长带头上案攻坚，强力推动盯办；县、区公安局长任专案组长，确保将各项攻坚措施落地、落细、落到实处。
全面完善基础档案打好攻坚基础
2020年4月23日，山西大同。
伴随专班民警的突然出现，在永济市瓜园内将偷瓜者捅伤致死后潜逃30年的杨某低下了头。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得益于对原有档案清理完善时发现的一条新线索。
4月22日，专班成员在对杨某所在村的老户籍簿册翻查过程中，发现其于1987年拍摄的一张清晰正面免冠黑白照片。
经比对，专班民警迅速锁定，通过大数据抄底，最终确定杨某已掩盖身份信息，藏匿于大同市郊区某居民区。专班民警随即出击将其抓获归案。
全面完善基础档案，补全证据材料是命案积案攻坚的基础。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山西省公安厅出台了《全省公安机关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工作方案》《全省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工作指引》《全省公安机关命案侦破“十个一律”令》等制度机制，采取重点抽查、交叉互检等方式，推动命案积案档案清理工作落实。
同时，山西省公安厅还制定《山西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刑事技术工作指引》，成立省级刑事技术攻坚专班，选派33名专家能手组成11个工作组分赴各市，为一线单位提供实地指导、检验鉴定、分析研判等技术支援，指导支撑做好疑难案件勘验固证和痕迹物证补全补录工作。
各市公安机关则由刑侦部门牵头，组织法制、刑事技术部门分别进行法制审查、刑事技术审查，逐案列出问题清单，明确补证和取证要求，指导盯办各立案单位全面梳理案件信息，查找案卷物证，补全证据材料。
各立案单位分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确保实现案件信息全部录入、案卷物证全部找回、案件材料全部建档保管。刑侦、法制、刑事技术部门协同，主动征求检察机关对案件侦办和证据、程序等方面的意见，按照“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原则，全方位补充完善证据材料，形成完整证据链，全面提高办案质效，确保在逃人员到案后捕得了、诉得出、判得下。
“大数据+新技术”锻造攻坚利器
2009年3月25日，晋中市榆次区一处苗圃发现一具中年男子尸体。
在确定被害人身份信息后，公安机关围绕作案工具来源、被害人社交关系等方面开展工作，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2019年以来，经过对新发现线索进行比对，并前往河南省上蔡县开展工作，终于锁定王某即为犯罪嫌疑人。
经过对王某进行大数据抄底，最终确定了其在广西的藏匿地。专班民警在广西将其抓捕归案。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山西公安大数据平台及多种新型技术手段的使用在全省命案积案侦破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堪称攻坚利器。
山西公安大数据平台充分发挥实战优势，紧紧围绕基本要素和活动轨迹，逐案逐人开展5大类258小项多维度抄底研判，对每名在逃人员制作“全息抄底分析图”并下发主侦单位，以精准的情报产品支撑破案攻坚。
除大数据平台外，山西公安还紧抓刑事技术三项会战，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创新多手段比对研判技战法，强势助力破案攻坚。
要让技术手段发挥作用，基础工作还得做扎实。
为此，山西公安明确了现场必复勘、案卷必复核、线索必复查、群众必回访、情报必研判、数据必补全的“六必原则”，应采尽采现场痕迹物证和电子证据，开展积案痕迹物证重新检验鉴定、未知名尸体身源查找比对，实现了命案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物证鉴定等工作由“平面”向“立体”、由“静态”向“动态”、由“单一”向“全面”转变。
如今，以大数据抄底为核心，刑事技术、电子数据、传统手段为支撑的命案积案攻坚核心手段，已成为山西公安大数据条件下的命案积案攻坚利器。
两大机制挤压在逃人员藏匿空间
1993年4月3日，河曲县石城村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张某将其岳父一家7口杀死后畏罪潜逃。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忻州市公安机关再次加强追逃专班力量，全面启动缉捕工作，先后辗转晋、陕、甘、蒙四省(区)22市(旗，县)，行程数万公里，走访群众万余人，排查线索百余条，发放纸质悬赏通告5000余份，同时在抖音、微信等网络媒体广泛发布悬赏通报。
经大数据抄底摸排，最终确定张某在大同市云冈区藏匿。经地毯式摸排及大量走访排查，最终发现其居住地，并将其抓获归案。
命案积案攻坚，嫌疑人最终落网是关键。
为此，山西省公安厅组织开展命案在逃人员缉捕大会战，制定了“一逃一领导，一逃一档案、一逃一方案、一逃一专班”的“四个一”追逃机制，选定一批重点命案在逃人员挂牌督捕，以缉捕命案在逃人员为抓手，助推命案积案攻坚夺取更大胜利。
在大数据抄底及信息比对等技术支持下，山西各地公安机关将本地立案和本地户籍的命案在逃人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宣传发动、悬赏通报、摸排走访等传统手段开展研判缉捕。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在社会层面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力挤压命案在逃人员藏匿空间。
山西省公安厅还启动了“战时动员、战时宣传、战时表彰、战时纪律、战时问责”“五位一体”工作机制，坚持“追一逃、奖一市”，对发挥关键作用的民警立即记功表彰，激发参战民警坚定信心，一批潜逃多年的嫌疑人先后落网。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山西公安以大数据抄底为侦查破案注入强大动力，推动转型智慧侦查，突出科技引领，命案攻坚实现‘智’的飞跃，取得历史最佳战绩。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走‘情报驱动、手段集成、资源融合’的大数据强警之路，山西公安必将真正实现争创全国一流、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刘新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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