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祥：強檢舉棋不定 「合法欠租」虛招
本想寫《財政預算案》，但見到周一公布本地染疫個案高達3.4萬多宗，且疫情沒有緩和跡象，相比之下，其他議題已成次要；當務之急，是必須以雷霆手段，盡快遏止疫情擴散。
第5波疫情由1月中旬開始惡化，2月出現大爆發，2月9日首次破千宗（1161），政府專家梁卓偉教授在2月10日已預警，到3月中個案會大增，他估計每日感染人數可能多達約2.8萬。結果教授的推算原來太保守，不用到3月中，2月27日已錄得26026宗，到2月28日更高達34466宗，公立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專家警告在先，但到底過去近兩個月時間，政府做過什麼？
投票以分區為基礎 強檢何不按此行事？
疫情阻遏不了，情况反而急轉直下，確診數字飈升令人觸目驚心。政府表示要做全民強檢，但到執筆之時仍沒有何時開檢的確實日期；有報道指會在3月17日之後，即仍要等兩個多星期，這段時間內新增的染疫個案會有多少？屆時全民檢測找到的感染個案可能多達幾十萬，政府還有什麼地方把他們隔離？
政府曾透露檢測期長達3個星期，效率低得驚人。內地標準是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全員核酸檢測3天內要完成；香港在內地支援下，700多萬人應該5至7天就可以完成。最引起非議的是以身分證號碼作為強檢安排的次序，令人莫名其妙。香港投票以分區為基礎，出示身分證是為了核實身分及記錄已經投票，為何強檢不以此為基礎，按我們熟悉的方法去做？
事實上，現在圍封強檢已積累了大量經驗，全民檢測應該是圍封強檢的「加強版」，全港以分區為檢測單位，限定時間內（例如6天）完成，陰性者可以離開。這些流程操作，政府一向優為之，但這次全民強檢計劃卻翻來覆去，具體細節遲遲都未能敲定，過去的高效和專業「突然失蹤」，到底是何原因？
延租只把問題推遲 商戶說減租更實際
疫情令工商百業凋零，今年預算案「亮點」之一，是財政司長陳茂波破天荒提出以立法方式，禁止業主對經營指定行業的租戶追討欠租，為期3個月，可延長，最長半年。此議本是為了協助企業渡過目前難關，但預算案公布後有若干家連鎖食肆、零售商等宣布暫停營業或縮減服務。它們分店多，跟業主在租務上應有議價能力，而政府不惜以立例禁止業主追租，這些大集團理應可鬆一口氣，放心經營，但它們卻選擇暫時停業或縮減服務，原因相信是經營困難（生意大跌又怕員工染疫），令它們無法撐下去。
事實上，大集團和小商戶接受媒體訪問時，都對財爺的建議反應冷淡，因為幫助非常有限。他們都認為延期交租只是把問題推遲解決，財政壓力仍在；他們都認為減租更實際。業主「無良」，政府介入本應無可厚非，但理論上受惠的經營者卻並不領情，是否反映財爺摸不準商界實際困難，以致措施「不到位」，只是一記虛招？「合法欠租」的建議尚待草擬法例，然後交議會通過，遠水救不了近火，商舖寧願選擇暫停經營甚至結業！
行政長官競選在即 冀認真討論UBI
本地疫情反覆，限聚令時鬆時緊，經營者「今日唔知明日事」，根本無法正常營運。前景不明是營商大忌，現在疫情失控、確診個案急升，香港其實已陷入一場疫症危機，但政府似乎束手無策，社會正瀰漫一片焦慮不安情緒，民眾只能以不斷囤積食物和日用品「自救」。
疫情嚴峻，政府收緊限聚令，多個行業受打擊，各政黨在諮詢期已要求財爺再次「派糖」。陳茂波司長也從善如流，在今年預算案宣布向合資格的18 歲或以上市民發放1萬元電子消費券。這是陳茂波任內第3次派錢──第一次是2020年的現金發放計劃，向年滿18歲的港人每人派1萬元；去年則減半，改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代替現金；今年是第3次。
有評論提出，特區政府是否會把派錢「常規化」，效法澳門，成為每年一度的惠民措施？也有學者批評政府抗疫不力，財爺派錢是否想作為「掩口費」，紓緩市民不滿情緒？不管哪個原因，今時今日特區政府派錢是合適且對民眾直接有利的善政，而派錢跟我早前在《明報》觀點版討論過、有北歐小國開始實驗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類近。下屆行政長官競選即將舉行，我期待候選人會認真討論UBI這一概念。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 全民派錢有積極處
周永新教授在他的《明報》文章中，認為今年派錢只是應對Omicron對市民生活的殺傷力，是因時制宜的變通做法，不代表政府改變理財哲學（註1）。周教授的觀察是對的，我相信特區政府的思維沒有變；相比之下，澳門在「全民共享」理念上比香港更前衛。
澳門政府在2008年開始推出「現金分享計劃」（Wealth Partaking Scheme），至今已是連續第15年派錢，所有持有效或可續期澳門身分證的居民，都可獲發年度現金。至於派發金額，2008年為5000元（澳門元，以每名永久居民計，下同），其後金額不同，2014至2018年，每年派9000元；2019年起，每年派1萬元。
不少批評認為，澳門自回歸後開放賭權，政府庫房「水浸」，但社會民生建設卻停滯不前，貧富懸殊十分嚴重，政府於是以派錢方式「紓解民困」，也希望能紓緩民怨。
社會表面上經濟不斷增長，但基層勞工卻分享不到經濟成果，政府可以做什麼？通常的招數都是加稅、增加福利，由政府介入進行財富再分配。以香港情况來說，社會愈來愈富裕，但窮人數目卻不斷增加，不少建議認為政府應調高利得稅率，但多年來都未見行動（反對者指增加利得稅可能導致香港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下降）。
很多「均富」措施都難以推行，唯有派錢是最直接、最簡單，也最令普羅大眾受惠的做法。澳門派錢名之為「現金分享」，正是有「均富」意味。
陳茂波司長在上任之初，對全民派錢的做法是不以為然的，他認為「錢要用得其所，解決深層次問題」；在2018 年公布預算案前夕，他接受電台訪問時說不認同澳門政府的派錢方式，指當年香港盈餘高，但「運用時不能夠短視，不能為取悅社會一部分人，『就大力做一些短期所謂派糖措施』」（註2）。
香港第一次全民派錢是在2011年，時任財爺曾俊華原計劃是向18歲及以上港人派6000元，注入強積金戶口，但遭各政黨猛烈批評，認為應派現金，最後政府俯從民意。
派錢的道理絕不複雜，只是還富於民，預算案發現收多了，就把盈餘一部分退回給民眾，其實十分公道。官僚思維，庫房坐擁大量盈餘，就可開展各項「鴻圖大計」，成就政府的「政績工程」！全民派錢是把主動權交還給民眾，由人民自主支配──而民眾雖然收了錢，卻不一定會多謝政府！兩者相比，當官的自然希望把錢留在庫房。
陳茂波司長雖然不贊成派糖，但他任內派了3次，坊間卻認為這是他任內最大「政績」，其實相當諷刺！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因時制宜，正如UBI，一直以來被視為極端「異見」，但這幾年勞工階層的困窘境况，終於令人明白全民派錢其實也有積極實際的作用。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明報》
本想寫《財政預算案》，但見到周一公布本地染疫個案高達3.4萬多宗，且疫情沒有緩和跡象，相比之下，其他議題已成次要；當務之急，是必須以雷霆手段，盡快遏止疫情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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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令工商百業凋零，今年預算案「亮點」之一，是財政司長陳茂波破天荒提出以立法方式，禁止業主對經營指定行業的租戶追討欠租，為期3個月，可延長，最長半年。此議本是為了協助企業渡過目前難關，但預算案公布後有若干家連鎖食肆、零售商等宣布暫停營業或縮減服務。它們分店多，跟業主在租務上應有議價能力，而政府不惜以立例禁止業主追租，這些大集團理應可鬆一口氣，放心經營，但它們卻選擇暫時停業或縮減服務，原因相信是經營困難（生意大跌又怕員工染疫），令它們無法撐下去。
事實上，大集團和小商戶接受媒體訪問時，都對財爺的建議反應冷淡，因為幫助非常有限。他們都認為延期交租只是把問題推遲解決，財政壓力仍在；他們都認為減租更實際。業主「無良」，政府介入本應無可厚非，但理論上受惠的經營者卻並不領情，是否反映財爺摸不準商界實際困難，以致措施「不到位」，只是一記虛招？「合法欠租」的建議尚待草擬法例，然後交議會通過，遠水救不了近火，商舖寧願選擇暫停經營甚至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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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疫情反覆，限聚令時鬆時緊，經營者「今日唔知明日事」，根本無法正常營運。前景不明是營商大忌，現在疫情失控、確診個案急升，香港其實已陷入一場疫症危機，但政府似乎束手無策，社會正瀰漫一片焦慮不安情緒，民眾只能以不斷囤積食物和日用品「自救」。
疫情嚴峻，政府收緊限聚令，多個行業受打擊，各政黨在諮詢期已要求財爺再次「派糖」。陳茂波司長也從善如流，在今年預算案宣布向合資格的18 歲或以上市民發放1萬元電子消費券。這是陳茂波任內第3次派錢──第一次是2020年的現金發放計劃，向年滿18歲的港人每人派1萬元；去年則減半，改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代替現金；今年是第3次。
有評論提出，特區政府是否會把派錢「常規化」，效法澳門，成為每年一度的惠民措施？也有學者批評政府抗疫不力，財爺派錢是否想作為「掩口費」，紓緩市民不滿情緒？不管哪個原因，今時今日特區政府派錢是合適且對民眾直接有利的善政，而派錢跟我早前在《明報》觀點版討論過、有北歐小國開始實驗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類近。下屆行政長官競選即將舉行，我期待候選人會認真討論UBI這一概念。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 全民派錢有積極處
周永新教授在他的《明報》文章中，認為今年派錢只是應對Omicron對市民生活的殺傷力，是因時制宜的變通做法，不代表政府改變理財哲學（註1）。周教授的觀察是對的，我相信特區政府的思維沒有變；相比之下，澳門在「全民共享」理念上比香港更前衛。
澳門政府在2008年開始推出「現金分享計劃」（Wealth Partaking Scheme），至今已是連續第15年派錢，所有持有效或可續期澳門身分證的居民，都可獲發年度現金。至於派發金額，2008年為5000元（澳門元，以每名永久居民計，下同），其後金額不同，2014至2018年，每年派9000元；2019年起，每年派1萬元。
不少批評認為，澳門自回歸後開放賭權，政府庫房「水浸」，但社會民生建設卻停滯不前，貧富懸殊十分嚴重，政府於是以派錢方式「紓解民困」，也希望能紓緩民怨。
社會表面上經濟不斷增長，但基層勞工卻分享不到經濟成果，政府可以做什麼？通常的招數都是加稅、增加福利，由政府介入進行財富再分配。以香港情况來說，社會愈來愈富裕，但窮人數目卻不斷增加，不少建議認為政府應調高利得稅率，但多年來都未見行動（反對者指增加利得稅可能導致香港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下降）。
很多「均富」措施都難以推行，唯有派錢是最直接、最簡單，也最令普羅大眾受惠的做法。澳門派錢名之為「現金分享」，正是有「均富」意味。
陳茂波司長在上任之初，對全民派錢的做法是不以為然的，他認為「錢要用得其所，解決深層次問題」；在2018 年公布預算案前夕，他接受電台訪問時說不認同澳門政府的派錢方式，指當年香港盈餘高，但「運用時不能夠短視，不能為取悅社會一部分人，『就大力做一些短期所謂派糖措施』」（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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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錢的道理絕不複雜，只是還富於民，預算案發現收多了，就把盈餘一部分退回給民眾，其實十分公道。官僚思維，庫房坐擁大量盈餘，就可開展各項「鴻圖大計」，成就政府的「政績工程」！全民派錢是把主動權交還給民眾，由人民自主支配──而民眾雖然收了錢，卻不一定會多謝政府！兩者相比，當官的自然希望把錢留在庫房。
陳茂波司長雖然不贊成派糖，但他任內派了3次，坊間卻認為這是他任內最大「政績」，其實相當諷刺！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因時制宜，正如UBI，一直以來被視為極端「異見」，但這幾年勞工階層的困窘境况，終於令人明白全民派錢其實也有積極實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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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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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老.板.非.要.和.我.谈.恋.爱
作者：几.处.留.白
简介：在被无良继父卷走所有钱，还欠了一屁股网贷之后，贫穷的男大学生楚鹤眠接了份想不到的兼职：给一富二代大少爷做保姆。
实在缺钱的不得了的楚鹤眠不得不答应了下来，没办法，老板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啊。
就是大少爷太难伺候了，脾气大，嘴巴毒，毛病还多，楚鹤眠敢怒不敢言，每天被贺砚修奴役的像条狗一样，累死累活。
就这大少爷还只能勉强满意，动不动就挑刺。
楚鹤眠性格乖软，能忍就忍。
到没想到把大少爷惯成了生活不能自理，死皮赖脸的要跟他在一起。
-“贺少爷，到点了，您十点钟有考试，该起床了。”
-“起不来，要眠眠亲亲抱抱才行~”
富二代会撒娇极客工×人妻好脾气平凡授
↪️图源堆糖，侵删歉
小说版权归作者所有，请多多支持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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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杀死了寻亲男孩# ？】
刚出生就被亲生父亲卖掉，换成娶妻的彩礼钱。4岁时，养父母因爆炸事故去世。小学6年，因校园霸凌转了5次学。上初中，被男老师猥亵，产生轻生念头。15岁，找到亲生父母，却没有一方愿意接纳他。随后，因媒体报道其向父母索要房产而遭到网暴……1月24日，这位命途多舛的大男孩在三亚的海边结束了自己“被嫌弃的一生”。
在遗书中，他畅想自己下辈子不再是个“野孩子”，而是能够在爸爸妈妈的怀抱中长大，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痛惜这位大男孩悲惨遭遇的同时，很多人愤怒声讨新京报此前关于向亲生父母索要房产的报道，认为是这篇报道引发了对他的网暴，最终将孩子逼上了绝路。
新京报杀人，这是非常严重且严肃的指控，不能光凭直觉来做“网络判决”。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思考，也介绍一些新闻采编领域的基本常识。（以下分析将脱离上述具体案例）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京报，以及其它几家影响力很大的媒体是有原罪的，因为他们天天造热点、博眼球，唯恐天下不乱……拟标题、发微博的时候，总是把那些容易引战的内容挑出来。
这种指责在很多案例中得到了验证，在事实层面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在定性层面，这里存在一个因果倒置的问题：并不是媒体的报道造成了社会对立，而是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立情绪反映在了媒体上。不是媒体挑起了网暴，而是喜欢网暴的受众塑造了媒体。
在没有微信、微博、抖音的时代，媒体（包括影视作品）是人们了解社会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那时，媒体的新闻报道也承载着教化社会、引领道德风气的功能。在这个阶段，一位报纸编辑在拟写标题的时候，会把报社认为重要的信息提出来，会把报社认为正确的导向在标题中反映出来，尽管读者可能不喜欢看，但报社并不太在乎。
后来，社交网络成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电视台、报社这些生产新闻的官媒也不得不参与市场竞争，和自媒体们以及同行们争夺公众有限的注意力。在这个阶段，所有的官媒都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他们必须将新闻包装成最广泛的受众喜欢的样子，才有机会获得更多传播。
令人遗憾的是，最广泛的公众其实是喜欢通过网络暴力来彰显他们道德感的。在每一条社会热点新闻中挑出他们认为有错的一方、不道德的一方，通过评论、私信、打电话，甚至上门的方式来倾泻他们的愤怒，他们把这称之为“正义感”，只有在事实反转之后才称之为“网络暴力”。
私信咒骂让刘鑫去死算不算网络暴力？在评论区骂王力宏是人渣算不算网络暴力？那几百万人一起骂霍尊算不算网暴呢？
有人会辩解说，都怪媒体不把事情一次性报道清楚，是无良媒体误导大家才导致骂错了人。这种辩解有一半道理是对的，但另一半责任是参与辱骂攻击的人推卸不掉的：网暴就是网暴，正义的辱骂也是网暴，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
还有一个媒体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问题。对于正在进展之中的新闻事件，涉及到多个利益冲突方的新闻事件，媒体应该如何去报道？
当前流行的做法有几种，第一种是不做采访调查，纯靠网络公开信息整合来整合报道，或者事实部分全靠网络公开信息，再采访一些熟悉的专家做点评。这完全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浪费记者证的行为。第二种是只采访，不调查、不核实，纯粹以一方当事人的言论来写报道。这种做法是违背职业操守的，也是层出不穷的反转新闻背后的根本原因之一。按照新闻伦理的要求，对于单方面的陈述，要尽力找到另一方来求证，让另一方有回应的机会。
作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明白先入为主的传播效应，不平衡的信息发出去之后会形成偏见，这种偏见的纠正是极为困难的。而且，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看到第一篇报道之后去做出网暴行为的人经常看不到后续的第二篇报道，又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接受。新闻的平衡应该尽力在每一次报道中呈现。如果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没成功，那不怪你，如果记者都没尝试过去采访另一方，那就是违背了职业操守。
凡是正经做过记者的人都能明白，采访对象面对媒体撒谎是很常见的。尤其是事情涉及到多方利益冲突的时候，往往会有一方在撒谎，甚至是各方都在撒谎。强势方会撒谎，弱势方也可能撒谎，这是社会的常态。网民分不清可以理解，但记者应该心里有数，应该有所警惕。
对采访对象所说的话，要进行核实，要求其出示相应的客观证据、介绍相关的证人以便交叉求证，这是新闻伦理的基本要求。哪怕对方看起来是弱势群体，也不能放弃核实求证的原则。有时候，采访对象处于困境之中，没法提供证据，记者也可以把这些话写出来，但有必要注明当前尚无证据证实。不能默认所谓权威机构说的就一定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也不能默认弱势的受害者所说的就一定是真相。https://t.cn/A6Jk3uMU（作者：@项栋梁 ）
刚出生就被亲生父亲卖掉，换成娶妻的彩礼钱。4岁时，养父母因爆炸事故去世。小学6年，因校园霸凌转了5次学。上初中，被男老师猥亵，产生轻生念头。15岁，找到亲生父母，却没有一方愿意接纳他。随后，因媒体报道其向父母索要房产而遭到网暴……1月24日，这位命途多舛的大男孩在三亚的海边结束了自己“被嫌弃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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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新京报，以及其它几家影响力很大的媒体是有原罪的，因为他们天天造热点、博眼球，唯恐天下不乱……拟标题、发微博的时候，总是把那些容易引战的内容挑出来。
这种指责在很多案例中得到了验证，在事实层面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在定性层面，这里存在一个因果倒置的问题：并不是媒体的报道造成了社会对立，而是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立情绪反映在了媒体上。不是媒体挑起了网暴，而是喜欢网暴的受众塑造了媒体。
在没有微信、微博、抖音的时代，媒体（包括影视作品）是人们了解社会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那时，媒体的新闻报道也承载着教化社会、引领道德风气的功能。在这个阶段，一位报纸编辑在拟写标题的时候，会把报社认为重要的信息提出来，会把报社认为正确的导向在标题中反映出来，尽管读者可能不喜欢看，但报社并不太在乎。
后来，社交网络成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电视台、报社这些生产新闻的官媒也不得不参与市场竞争，和自媒体们以及同行们争夺公众有限的注意力。在这个阶段，所有的官媒都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他们必须将新闻包装成最广泛的受众喜欢的样子，才有机会获得更多传播。
令人遗憾的是，最广泛的公众其实是喜欢通过网络暴力来彰显他们道德感的。在每一条社会热点新闻中挑出他们认为有错的一方、不道德的一方，通过评论、私信、打电话，甚至上门的方式来倾泻他们的愤怒，他们把这称之为“正义感”，只有在事实反转之后才称之为“网络暴力”。
私信咒骂让刘鑫去死算不算网络暴力？在评论区骂王力宏是人渣算不算网络暴力？那几百万人一起骂霍尊算不算网暴呢？
有人会辩解说，都怪媒体不把事情一次性报道清楚，是无良媒体误导大家才导致骂错了人。这种辩解有一半道理是对的，但另一半责任是参与辱骂攻击的人推卸不掉的：网暴就是网暴，正义的辱骂也是网暴，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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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流行的做法有几种，第一种是不做采访调查，纯靠网络公开信息整合来整合报道，或者事实部分全靠网络公开信息，再采访一些熟悉的专家做点评。这完全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浪费记者证的行为。第二种是只采访，不调查、不核实，纯粹以一方当事人的言论来写报道。这种做法是违背职业操守的，也是层出不穷的反转新闻背后的根本原因之一。按照新闻伦理的要求，对于单方面的陈述，要尽力找到另一方来求证，让另一方有回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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