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 【三千年疫病史，磨砺不屈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对传染病肆虐给人类带来危害的认识，有着一个艰辛的过程。其实有文字记录的3500多年来，疫病的流传成百上千，疫病的种类各式各样，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的历史。
我国有文字明确记载的疫病从商朝开始，甲骨文中有“疾年”的说法，大概就是指疫病流行。春秋战国时期，疾病流行已很多见，赵国和秦国等地多次发生大疫。人们已经认识到“四时皆有疠疫”，疫病是“气不和之疾”，已能辨别出伤寒、疟疾、麻风等传染病。疫病流行，“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逸周书•大聚篇》），抗击传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现。
一般来说，疫病往往是动乱和战争的产物，越是社会混乱时期，疾疫发病率就越高，为害时间越长。相反，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虽然疫病仍会发生，但只要有正确得当的救灾抗疫措施，疫病流行的频率就低，规模有限。东汉末年，大疫一场接一场。桓、灵、献三帝共70年，比较大的疫病流行有16次之多，其中好几次是全国性的大流行。曹植《说疫气》谈到建安22年的大疫时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大小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稳，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病高发期。三国两晋，疫病流行的次数约为35次，每5.8年就有一次疫病。南朝共出现疫病13次，北朝出现11次。这时的疫病常与战争动乱相伴随，政府组织抗击疫病的次数不多，疫病的流行肆无忌惮，人民在无助痛苦中生活。
隋唐五代共有疫病30多次。唐太宗时期，共有6次流行，但由于社会安定，政府救灾防疫措施得当，疫病对社会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一般都是在一二州之中流行。唐朝后期至五代，藩镇割据，战争频起，无有效救治措施，疫病来势汹涌，常出现百姓“流亡迁徙，十室九空”的局面。
两宋疫病前后共有51次，南宋流行的次数超过北宋。在人口最为密集、流动人口较多的首都地区，疫病流行明显增多，南宋有20多次疫病发生在以临安府为中心的浙西地区。人口密度过高，有利于孳生疫病，方便疾病的流行。因此，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卫生预防的意义特别重要。元朝大疫有30多次，出现了一场大疫死90万人的高记录。
明清疫病的流传达到高峰。明朝发生疫病180多次，分布在118年中。明朝共277年，平均每2.34年中有一年疫病流行。清朝共267年，据《清史稿》记载，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而实际清朝流行疫病的年份肯定不止这些。明清时期的大疫病常常跨州跨省流行，对人类生命危害严重。大疫过后，常常出现“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的情况。
一般来说，一种新疫病刚流行时，由于人们认识不足，往往为害深重。明清时期的鼠疫和霍乱，就是其中最为剧烈的两种。明朝开始暴发的鼠疫，只要人一看见死老鼠，马上就会“人死如圻堵”，最后“人见死鼠如见虎”（师道南：《死鼠行》）。鼠疫严重的地区，一户户人家全部死绝，有的地方一条街巷或一个县城死掉一大半，“巷染户绝”，没死的也早就吓跑了。如山西兴县，崇祯间流行“天行瘟疫”，早晨发病，晚上就会死人，甚至在一夜之内，全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人与人之间互相戒惧，“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有专家估计，单万历7年至16年的鼠疫就引起山西、河北500万人的死亡。清朝真性霍乱刚流行时，从陆路、海路两个方向由南至北席卷中国，自云南、广东一直传进京师，“民多骤死，乡村尤甚。其症吐泻转筋，即时毙命，针刺医药百中仅活数人。问疾送验，传染无已，甚有全家俱毙者”（《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随着对霍乱认识的加深，人们防备意识的完备，疫病为害就渐渐失去最初狂野的本性。
面对疫病，我们的祖先没有被吓倒，而是众志成城，树立起必胜的信心，开展了前赴后继的抗疫救灾活动。数千年来，他们同疫魔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上至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下至平民百姓，他们同疫病斗争的精神可歌可泣。
历代政府常常会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救灾措施，率领人民抗击疫病，如减轻经济负担是政府采取的最普通措施。百姓染上疫病，需要医药救治，再按正常年景向国家交纳赋税，实在是力所不及，因此免税之类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内，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3年，3年以后再行交纳。所有放免的租赋贡物，州县必须在乡村要路一一榜示，使老百姓能全部透彻地了解。
政府编纂颁行简便易用方书，并录于木版石条上，在村坊要路晓示，对疫病防治的作用更为直接有效。宋朝政府大量印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疫病流行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经常采用医药治疗来对抗疫病，政府曾派出医生带了药品到乡村巡视。唐文宗大和六年（832）春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颁诏说：“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册府元龟》卷144《帝王部•弭灾三》）责成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具体实施情况必须向中央汇报。
切断传染源，对病人进行隔离是最切实有效的一种措施。夏商周时期，隔断传染源以防止疫病继续扩大的思想已经产生。秦汉时期，对凡是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一套检查和隔离措施。云梦秦简《封诊式》中，讲述了里典甲向上级报告，发现本里人丙好像是患疠病（即麻风病），于是展开了调查，询问患者本人。接着派医生前去检查，医生根据丙的各种特征进行观察，最后诊断他确是患了麻风病，于是将患疠病的丙送到疠迁所隔离，再进行医治。说明早在秦代时期，对麻风病的诊断有着一套报告、鉴定、隔离的完整制度，并建立起了传染病的隔离医院。全文请看：https://t.cn/A6hZ2V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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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疫病往往是动乱和战争的产物，越是社会混乱时期，疾疫发病率就越高，为害时间越长。相反，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虽然疫病仍会发生，但只要有正确得当的救灾抗疫措施，疫病流行的频率就低，规模有限。东汉末年，大疫一场接一场。桓、灵、献三帝共70年，比较大的疫病流行有16次之多，其中好几次是全国性的大流行。曹植《说疫气》谈到建安22年的大疫时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大小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稳，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病高发期。三国两晋，疫病流行的次数约为35次，每5.8年就有一次疫病。南朝共出现疫病13次，北朝出现11次。这时的疫病常与战争动乱相伴随，政府组织抗击疫病的次数不多，疫病的流行肆无忌惮，人民在无助痛苦中生活。
隋唐五代共有疫病30多次。唐太宗时期，共有6次流行，但由于社会安定，政府救灾防疫措施得当，疫病对社会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一般都是在一二州之中流行。唐朝后期至五代，藩镇割据，战争频起，无有效救治措施，疫病来势汹涌，常出现百姓“流亡迁徙，十室九空”的局面。
两宋疫病前后共有51次，南宋流行的次数超过北宋。在人口最为密集、流动人口较多的首都地区，疫病流行明显增多，南宋有20多次疫病发生在以临安府为中心的浙西地区。人口密度过高，有利于孳生疫病，方便疾病的流行。因此，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卫生预防的意义特别重要。元朝大疫有30多次，出现了一场大疫死90万人的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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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种新疫病刚流行时，由于人们认识不足，往往为害深重。明清时期的鼠疫和霍乱，就是其中最为剧烈的两种。明朝开始暴发的鼠疫，只要人一看见死老鼠，马上就会“人死如圻堵”，最后“人见死鼠如见虎”（师道南：《死鼠行》）。鼠疫严重的地区，一户户人家全部死绝，有的地方一条街巷或一个县城死掉一大半，“巷染户绝”，没死的也早就吓跑了。如山西兴县，崇祯间流行“天行瘟疫”，早晨发病，晚上就会死人，甚至在一夜之内，全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人与人之间互相戒惧，“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有专家估计，单万历7年至16年的鼠疫就引起山西、河北500万人的死亡。清朝真性霍乱刚流行时，从陆路、海路两个方向由南至北席卷中国，自云南、广东一直传进京师，“民多骤死，乡村尤甚。其症吐泻转筋，即时毙命，针刺医药百中仅活数人。问疾送验，传染无已，甚有全家俱毙者”（《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随着对霍乱认识的加深，人们防备意识的完备，疫病为害就渐渐失去最初狂野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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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医美产品真的愈发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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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善基金让贫困老人绽放幸福笑容】9月24日，秋高气爽，在睢县胡堂乡李窑村文化广场，该村每月一次的孝道文化节如期举行。李窑村从2018年开始举办孝道文化节，至今未间断。每一次的节会都是一次盛会，更是一个传播孝善的平台：看节目、饺子宴、洗脚礼、赏书法，让全村600余名村民感受到浓浓的亲情，感受到孝道文化的传承和魅力。
孝道文化节仅是我市创新孝善养老模式、助力贫困老人脱贫的一个缩影。
自开展孝善基金养老工作以来，截至目前，柘城县已收缴65岁以上老人孝善基金2亿元，县财政和社会爱心人士筹集2200万元，惠及10969户16205名65岁以上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今年以来，夏邑全县完成孝善基金缴纳6114.8万元，涉及贫困户20266户33531人……
在扶贫工作中，农村贫困老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应该怎样帮扶这些老人？我市给出了答案。
为解决这一症结，我市按照“子女尽孝、社会善助、政府引导、家庭为主、村民自治”的原则，积极推广“子女自愿交纳赡养费+财政补贴+帮扶单位资助+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助”的孝善敬老模式，把精准扶贫与孝善文化有机结合，建立健全正面激励、道德约束、示范带动、舆论监督，引导子女主动承担赡养老人义务，让农村贫困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贫困老人的幸福生活
“李大爷，这个您拿好，这是您这个季度的养老金1650元。”国庆节前夕，虞城县稍岗镇韦店集村干部将养老金送到村民李金相手中。
李金相老人今年61岁，是2014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三个女儿。2018年年初听说村里成立孝善基金会，三个女儿每个季度各自将500元赡养费缴纳到村孝善基金会，加上政府配套补贴的150元，李金相老人每个季度能拿到1650元的养老金。“这政策真好，政府不光帮我们脱贫，还让儿女更孝顺了。”李金相老人满脸幸福的笑容。
去年以来，我市倡导各县（市、区）在所有行政村成立扶贫孝善基金会，设立孝善基金。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60岁以上（含60岁）老人，由其子女为老人缴纳赡养费，具体金额由子女自愿。赡养费先缴纳给村扶贫孝善基金会。根据子女缴纳的金额，政府补贴缴纳额的10%，最高每月补贴不超过50元，然后由村扶贫孝善基金会按季度将赡养费连同补贴资金一并发放给60岁及以上贫困老人。
2018年5月22日，我市在睢县召开了孝善敬老工作观摩推进会，对农村全面实施孝善敬老工作进行部署，全面建立村级孝善理事会，采取子女自筹、政府补贴、社会爱心捐助“三结合”的办法募集孝善基金，确保全市65岁以上贫困老人每月都能领到养老金，有效保障了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助力脱贫攻坚。
“孝善基金成立的初衷，是引导子女履行赡养义务，让独居贫困老人重新融入家庭。”市扶贫办主任刘彦华介绍，目前全市已有164个乡（镇）、2894个行政村推进孝善敬老工作，成立了孝善理事会2774个，子女缴纳孝善基金2.2亿元，政府配套补贴资金2060万元，收到社会捐助资金306万元，受益老人达6.4万余名。
虞城县刘店乡毕营村前卢楼村贫困老人张时珍激动地说，他有两个女儿，听说孝善基金会成立后，她们立马就拿出了1500元。
“俺两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家里条件也不好，听说缴纳赡养费，两个儿媳妇一点都没犹豫，在全村率先交了第一个月200元的孝善基金。”柘城县惠济乡金桥村68岁的老人邱建海说。
我市在推进孝善基金收缴工作中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让孝善文化走得更远。
柘城县的孝善基金面向全县农村65岁以上贫困老人（病残老人放宽到60岁以上），其孝善款按每个子女每月不低于100元的标准，由其子女自主缴纳，统一上缴至乡镇孝善养老基金账户，县、乡两级财政按照缴纳孝善基金总额的10%进行补助，县、乡两级财政各承担50%。各村从村集体经济收入和惠民资金中提取部分资金，用于支付孝善养老补助。
孝善基金促乡风文明
10月12日，在宁陵县柳河镇张庄村文化广场，一个“光荣榜”占据了一整面宣传栏，时不时吸引村民围观。走上前去，可以看到榜上详细列举了该村每名老人有多少子女、子女姓甚名谁、每个子女每月交纳了多少赡养费、政府补贴了多少赡养费，都在上面标注得清清楚楚。
这个“光荣榜”也是孝善基金公开栏。自2018年起，宁陵县积极推进“子女自愿交纳赡养费＋财政补贴＋社会帮扶”的养老基金模式，通过正面激励、道德约束、示范带动，引导子女赡养老人尽孝心。
“光荣榜可管用了，有的子女开始不交赡养费，听说到时会张榜公布，立即就补上了。现在大家都变自觉了，积极性也很高，村里的村风民风比以前好多了。”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广潮说，孝善基金的运转不仅能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还对那些不孝顺的子女形成道德压力，促使他们尽到赡养义务。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市重点面向贫困村60周岁以上贫困群众建档立卡，大力开展孝善敬老活动，通过加强孝善宣传教育、成立孝善理事会、设立孝善基金等措施，在全市农村形成家庭孝心养老、社会善心敬老的良好风尚。同时，对孝善敬老先进个人、优秀孝善敬老理事会、积极支持孝善敬老的社会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进行表彰宣传，定期组织开展“孝善之星”评选活动，凝聚孝善敬老正能量，引领乡风文明。
“孝善基金只是一个前期引导机制，目的是带动农村子女对老人尽孝，不能因为老人是贫困户由政府帮扶，子女就不管不问。”虞城县稍岗镇镇长杨保华介绍，如果贫困老人的子女每月拿出500元孝善基金，加上政府补贴，一年就是6600元，既达到了脱贫标准，又能让老人感受家庭的温暖。
目前，我市通过实施孝善基金，落实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解决了贫困老人稳定脱贫问题，搭建了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各界关心贫困老人脱贫的平台，有效解决了把贫困老人推向政府养老的非正常现象，形成人人争赡养、户户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孝善文化助养老脱贫
“俺村是贫困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提供就业岗位和渠道是我村主要的帮扶措施之一。工作中也出现了新问题，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成了普遍现象，婆媳、妯娌、邻里之间不和谐的现象逐渐凸显。”睢县胡堂乡李窑村党支部书记李克成说，为营造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乡风民风，从去年上半年开始，河南孝文化传播中心、胡堂乡党委、乡政府和该村“两委”达成共识，举办孝道文化大讲堂，成立李窑村孝道文化协会，每月农历廿六举办孝道文化活动。
近年来，我市通过建立组织强保障、调查摸底建档案、创新机制促落实，让孝善基金在广大乡村全面推广，让孝善文化全面开花结果。
通过市、县两级成立孝善敬老工作领导小组，我市积极整合资源，推进孝善敬老工作顺利实施。村级成立孝善理事会，由3—5人组成，推荐村中威信高、办事公道、为人正派的党员，群众中的乡贤等担任会长，具体负责村孝善敬老基金的筹集、发放和管理等。目前，我市已成立村级孝善理事会2774个。
为做到精准识别，我市对全市60周岁以上建档立卡贫困老人进行摸底排查，分类建立台账，全面掌握老人基本信息、经济收入、劳动能力、子女供养、住房情况等现状。对子女有赡养能力的，发出通告让子女将父母接入安全住房；对无儿无女的老人，采取集中居住的方式改善生活条件。同时，每个县（市、区）选取基础较好的村先行试点，认真总结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然后全面实施。
“孝善基金主要来源是老人子女上交的赡养费、社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捐款、财政或村集体经济收入补助等。”刘彦华介绍，为规范管理保长效，我市制定孝善敬老基金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基金监督机制，保障基金运作规范、有序、安全。村级建立“三公开”“四公示”制度，做到公开透明、阳光操作。
如今，我市各县（市、区）行政村通过广播喇叭、宣传栏等媒介，多层次、全方位宣传孝善养老基金的意义和作用，让广大老人的子女自觉参与；邀请孝文化宣讲专家不定期举办孝文化讲座，在广大村民和贫困户子女中扩大孝老爱老影响力；广泛开展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和“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儿女”等先进典型选树活动；设立孝善光荣榜，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事迹，倡导孝老爱亲、向上向善的文明风尚，孝善文化正深深扎根商丘大地，为贫困老人的幸福生活撑起一片蔚蓝天空。
孝道文化节仅是我市创新孝善养老模式、助力贫困老人脱贫的一个缩影。
自开展孝善基金养老工作以来，截至目前，柘城县已收缴65岁以上老人孝善基金2亿元，县财政和社会爱心人士筹集2200万元，惠及10969户16205名65岁以上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今年以来，夏邑全县完成孝善基金缴纳6114.8万元，涉及贫困户20266户335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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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老人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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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相老人今年61岁，是2014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三个女儿。2018年年初听说村里成立孝善基金会，三个女儿每个季度各自将500元赡养费缴纳到村孝善基金会，加上政府配套补贴的150元，李金相老人每个季度能拿到1650元的养老金。“这政策真好，政府不光帮我们脱贫，还让儿女更孝顺了。”李金相老人满脸幸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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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2日，我市在睢县召开了孝善敬老工作观摩推进会，对农村全面实施孝善敬老工作进行部署，全面建立村级孝善理事会，采取子女自筹、政府补贴、社会爱心捐助“三结合”的办法募集孝善基金，确保全市65岁以上贫困老人每月都能领到养老金，有效保障了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助力脱贫攻坚。
“孝善基金成立的初衷，是引导子女履行赡养义务，让独居贫困老人重新融入家庭。”市扶贫办主任刘彦华介绍，目前全市已有164个乡（镇）、2894个行政村推进孝善敬老工作，成立了孝善理事会2774个，子女缴纳孝善基金2.2亿元，政府配套补贴资金2060万元，收到社会捐助资金306万元，受益老人达6.4万余名。
虞城县刘店乡毕营村前卢楼村贫困老人张时珍激动地说，他有两个女儿，听说孝善基金会成立后，她们立马就拿出了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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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在推进孝善基金收缴工作中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让孝善文化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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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在宁陵县柳河镇张庄村文化广场，一个“光荣榜”占据了一整面宣传栏，时不时吸引村民围观。走上前去，可以看到榜上详细列举了该村每名老人有多少子女、子女姓甚名谁、每个子女每月交纳了多少赡养费、政府补贴了多少赡养费，都在上面标注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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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可管用了，有的子女开始不交赡养费，听说到时会张榜公布，立即就补上了。现在大家都变自觉了，积极性也很高，村里的村风民风比以前好多了。”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广潮说，孝善基金的运转不仅能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还对那些不孝顺的子女形成道德压力，促使他们尽到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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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善基金只是一个前期引导机制，目的是带动农村子女对老人尽孝，不能因为老人是贫困户由政府帮扶，子女就不管不问。”虞城县稍岗镇镇长杨保华介绍，如果贫困老人的子女每月拿出500元孝善基金，加上政府补贴，一年就是6600元，既达到了脱贫标准，又能让老人感受家庭的温暖。
目前，我市通过实施孝善基金，落实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解决了贫困老人稳定脱贫问题，搭建了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各界关心贫困老人脱贫的平台，有效解决了把贫困老人推向政府养老的非正常现象，形成人人争赡养、户户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孝善文化助养老脱贫
“俺村是贫困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提供就业岗位和渠道是我村主要的帮扶措施之一。工作中也出现了新问题，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成了普遍现象，婆媳、妯娌、邻里之间不和谐的现象逐渐凸显。”睢县胡堂乡李窑村党支部书记李克成说，为营造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乡风民风，从去年上半年开始，河南孝文化传播中心、胡堂乡党委、乡政府和该村“两委”达成共识，举办孝道文化大讲堂，成立李窑村孝道文化协会，每月农历廿六举办孝道文化活动。
近年来，我市通过建立组织强保障、调查摸底建档案、创新机制促落实，让孝善基金在广大乡村全面推广，让孝善文化全面开花结果。
通过市、县两级成立孝善敬老工作领导小组，我市积极整合资源，推进孝善敬老工作顺利实施。村级成立孝善理事会，由3—5人组成，推荐村中威信高、办事公道、为人正派的党员，群众中的乡贤等担任会长，具体负责村孝善敬老基金的筹集、发放和管理等。目前，我市已成立村级孝善理事会2774个。
为做到精准识别，我市对全市60周岁以上建档立卡贫困老人进行摸底排查，分类建立台账，全面掌握老人基本信息、经济收入、劳动能力、子女供养、住房情况等现状。对子女有赡养能力的，发出通告让子女将父母接入安全住房；对无儿无女的老人，采取集中居住的方式改善生活条件。同时，每个县（市、区）选取基础较好的村先行试点，认真总结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然后全面实施。
“孝善基金主要来源是老人子女上交的赡养费、社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捐款、财政或村集体经济收入补助等。”刘彦华介绍，为规范管理保长效，我市制定孝善敬老基金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基金监督机制，保障基金运作规范、有序、安全。村级建立“三公开”“四公示”制度，做到公开透明、阳光操作。
如今，我市各县（市、区）行政村通过广播喇叭、宣传栏等媒介，多层次、全方位宣传孝善养老基金的意义和作用，让广大老人的子女自觉参与；邀请孝文化宣讲专家不定期举办孝文化讲座，在广大村民和贫困户子女中扩大孝老爱老影响力；广泛开展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和“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儿女”等先进典型选树活动；设立孝善光荣榜，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事迹，倡导孝老爱亲、向上向善的文明风尚，孝善文化正深深扎根商丘大地，为贫困老人的幸福生活撑起一片蔚蓝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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