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从1889 年的夏天开始，萧伯纳再次唤醒了成为一个剧作家的想法。从1889 年到1893 年，在他生活中占主导文化影响的是亨利克·易卜生，这并不是巧合。这位在当时十分具有争议的挪威剧作家，还有英国人对他日益增长的关注，将萧伯纳那段时期在职业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串联在了一起。

在这几年中，他写出了他主要的评论文章《易卜生主义精华》并与许多在评论上反对易卜生的人展开争论，比如保守派的戏剧评论家克莱门特·斯科特（萧伯纳形容他为“《每日电讯报》的感伤主义者”，并在《荡子》中把他戏拟为卡斯伯森），时髦的剧作家悉尼·格伦迪，还有诗人和小说家罗伯特·布坎南（他在一篇激烈的文章中将易卜生形容为“装了一条木腿的左拉”）。

到了1893 年，新的“易卜生主义时尚邪教”——这是萧伯纳后来取的称呼——成了《荡子》中揶揄和讥讽的一个对象，剧中的第二幕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位于伦敦的“易卜生俱乐部”中。珍妮特·阿彻奇和弗洛伦斯·法尔，两位新兴的迷人女星，在这个时期进入了这位费边社唐璜的领空——他与前者相识于1889年夏天，与后者相识于次年夏天——她俩都直接参与了将易卜生引入英国的戏剧演出。

后来成为《易卜生主义精华》的这部作品，首次面世是1890 年7月18 日，在圣詹姆斯餐厅，一场面向费边社成员的两个小时演讲中，安妮·贝赞特担任了这次会议的主席。爱德华·皮斯把这一次演讲描述为“费边社演讲的最高水准”，“其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是压倒性的。有一些发言者‘简短地谈论了’这个演讲，但是他们就像是一场清唱剧后的辩论那样，显得格格不入”。这个演讲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政治冲击，并不是所有社会主义者圈子里的人都像费边社的一些成员那样，对它有着积极的反响。易卜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宣称，而他的一些表现高尚理想主义者的陷落的剧作，对一些强硬的、不愿意接受政治现实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带有隐晦的寓意。《易卜生主义精华》在次年经过修订和扩充后出版，这是在《群鬼》公演并引起了强烈的抗议之后，因此萧伯纳也能够在该版本中记录并评论此事。

1962 年 2 月 24 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结束后的酒会上，胡适突发心脏病，摔倒在地，抢救无效，当晚离世。胡适生前，中西文化论战在台湾激战正酣，但他的逝世，两派突然达成共识，均肯定胡适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赞扬其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上的贡献，以及为自由民主奋战至死的精神。

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 60 年，对胡适褒或贬的声音都不绝于耳，只不过一会儿是贬多于褒，一会儿是褒多于贬。但是，褒或贬都需建立在事实和了解之上，相比通过电视剧（如《觉醒年代》）认识胡适，不如多读点书，或许更能接近一个真实的胡适。

关于胡适的作品和研究汗牛充栋，考虑到版权和读者等原因，我们选取了《易卜生主义》https://t.cn/A66hGc3b和《<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https://t.cn/A66hGc3G两篇文章刊发，以表纪念。

#精彩书摘#

在一篇1927年的文章中，萧伯纳描述了自己如何创造剧作中的女性角色：“我总是设想一个女人就是和我自己完全一样的人，这个把戏就是这样完成的。”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解释说——以同样的风趣回避了一些问题，以及他剧作中的大量复杂的证据——他总是从“一个女人其实仅仅是一个穿着衬裙的男人，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个男人就是一个没有穿衬裙的女人”这个设想出发的。

在《服装世界》期刊，丘顿·布拉宾太太对萧伯纳做的采访中，萧伯纳将他关于男女相同的理论——在概念上废除性别差异——运用在了女性的服装上，他如此建议道：“一个女人就跟男人一样是有着两条腿的生物；让她也像男人一样穿衣吧。

萧伯纳在早期的剧作如《浪荡子》、《华伦太太的职业》以及《武器与人》中，还有在1891年的《易卜生主义精华》中对维多利亚时代有女人味的女人这一概念进行了抨击，并从根基上削弱了性别的刻板印象。

——《萧伯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