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会：
有一次，乾隆游圆明园，途中用脚跺了两下轿，随行人员跪下侯旨，但等了好久都不见动静。太监掀开轿帘一看，乾隆满脸怒气，这时和珅拿来一个瓦罐递给乾隆，几分钟后拿出半罐“圣尿”，官员们哭笑不得。
权臣和珅，是靠拍皇帝马屁起家的，他时时事事都讨乾隆欢心。而他由此得到的补偿，便是重权、高官和万贯家产，这些宠信是满朝文武官员都不能比拟的。
圆明园的附属大花园淑春园，就是和珅耍了一个小聪明用一只尿罐换来的，说起来啼笑皆非，一起来看看这则故事~
1784年的一天，乾隆坐轿去圆明园游玩，御轿行至海淀镇时，乾隆就用脚跺了两下轿子，轿夫赶紧停下御轿，将轿缓缓放稳。
随行的一大波官员，以为皇帝要下什么旨意，赶紧跪下侯旨，但等了好一会儿，都不见有什么动静。
乾隆的贴身太监上前掀开轿帘一看，只见乾隆脸色铁青，瞪大双眼，好象生气了。吓得赶紧放下帘子，做了一个吐舌头的动作，却也不知道万岁爷究竟因何而生气，因此一筹莫展。
这时，只见和珅手里拿了一个瓦罐，气喘吁吁从远处跑来，到了轿子前二话没说，就掀开轿帘将瓦罐递了进去，皇帝真的就一把接住了。
过了几分钟，和珅又伸手从轿子里取出了瓦罐，不过这瓦罐里不再是空的，而是装了半罐子的“圣尿”。
见此情景，那些跪地侯旨的官员们才恍然大悟，同时也哭笑不得，为自己的“犯傻”而懊恼不已。
到了圆明园，给皇帝接风的宴会开始了。宴会进行到中途，乾隆讲起了话：
“常言道，君臣是最知心的，可是今天在路上的情况令朕感到悲哀啊！朕让轿子停下来以后，你们都是白C一样跪着等我说话。万一我忽然有病不能说话，你们不是就会让尿把朕憋死吗？”
群臣们正吃得高兴，忽听乾隆这么一说，一个个立马变得像蔫茄子一样，低头不语。乾隆扫了一眼众人，接着又说：
“只有和爱卿，可谓朕的心腹之臣，他明白朕的意，而且会临机应变想办法，为了表彰他的一片忠心，朕要特别奖赏他。”
说着，用手往南一指，问道：“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淑春园。”和珅抢着回答。
“对，那是一座漂亮的花园，朕就把淑春园赏给你了。”
和珅连忙跪下谢恩，他知道他的每一次拍皇帝马屁都会得到一些赏赐，但这回赏赐这么重，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可见，在官场揣摩圣意、领会领导意图，有多重要。
淑春园一到手，和珅心花怒放，他仿颐和园石舫，在园中凿湖，还造了一条石船，又仿御花园瀛台，在湖中堆起一个小岛。
为应对皇帝的随时召见，他就经常住在淑春园内，还把淑春园建造得富丽堂皇，花团锦簇，成为冠绝京城的私人园林。
但是，正当他还做着飞黄腾达的黄粱美梦时，他的大靠山乾隆帝忽然感到当皇帝有点乏味了，当然乾隆也不想在位时长超过祖父康熙，因此就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嘉庆帝。
可能连和珅自己都没想到，乾隆皇帝死了以后，他对淑春园的一系列改造等措施，反倒成为了他谋逆篡位的有力罪证。真可谓，成也淑春园，败也淑春园。
和珅出身于一个没落旗人之家，父母早亡，没有依靠，凡是都要靠自己精心盘算，百思而后行。在意外得乾隆宠信后，很快平步青云，权倾朝野。
那么，和珅为什么能如此得乾隆宠信呢？
其实，和珅本身就有一定才干，只靠阿谀奉承大获乾隆宠信，那是不可思议的。再有就是和珅溜须拍马屁的功夫一流，但同时说明他情商高，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还有，民间还有种说法，和珅首次得乾隆宠信，是因为他长相俊美，像极了乾隆已故宠妃马佳氏，因而令乾隆心头为之一动，竟一把失态地抱住和珅说：“爱妃，你怎么投了一个男儿身？”
史载，和珅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因此有人认为乾隆与和珅之间有不可言说之事，这种说法多见于野史。不过史上皇帝多男宠，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没有确切史料证实，不能妄下结论。
再有，对于一个古代皇帝来说，大臣忠不忠心不在于是否贪W，一个人对金钱极度渴望，跌到了钱眼里，说明他在政Z上是没有野心的，也是令皇帝放心的。
乾隆对和珅宠信到极致，给予他高官厚䘵、无上荣耀、万贯家财，嘉庆抄没和珅家产，发现和珅房屋统统用名贵檀木所造，富丽堂皇堪比圆明园，其中古玩珍奇，比皇宫大内都还多一二倍。
因而，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良盦笔记》记载和珅家产值银二亿六千多万两，《荷香馆琐言》载有数可稽者共一百两，这个天文数字是庚子赔款及利息的十倍，史上大富豪王恺、石崇等巨富也不和珅的十分之一。
如此，惊呆了嘉庆，在大臣弹劾和珅数不胜数的罪名后，将和珅赐死，他的儿子该贬的贬，该软禁的软禁。终究，和珅贪婪一生，归于一场泡影。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正所谓，贪欲无度，牢狱自筑。
每个人都应：明道德以固本，重修养以安魂，知廉耻以净心，去贪欲以守节#故事会#
有一次，乾隆游圆明园，途中用脚跺了两下轿，随行人员跪下侯旨，但等了好久都不见动静。太监掀开轿帘一看，乾隆满脸怒气，这时和珅拿来一个瓦罐递给乾隆，几分钟后拿出半罐“圣尿”，官员们哭笑不得。
权臣和珅，是靠拍皇帝马屁起家的，他时时事事都讨乾隆欢心。而他由此得到的补偿，便是重权、高官和万贯家产，这些宠信是满朝文武官员都不能比拟的。
圆明园的附属大花园淑春园，就是和珅耍了一个小聪明用一只尿罐换来的，说起来啼笑皆非，一起来看看这则故事~
1784年的一天，乾隆坐轿去圆明园游玩，御轿行至海淀镇时，乾隆就用脚跺了两下轿子，轿夫赶紧停下御轿，将轿缓缓放稳。
随行的一大波官员，以为皇帝要下什么旨意，赶紧跪下侯旨，但等了好一会儿，都不见有什么动静。
乾隆的贴身太监上前掀开轿帘一看，只见乾隆脸色铁青，瞪大双眼，好象生气了。吓得赶紧放下帘子，做了一个吐舌头的动作，却也不知道万岁爷究竟因何而生气，因此一筹莫展。
这时，只见和珅手里拿了一个瓦罐，气喘吁吁从远处跑来，到了轿子前二话没说，就掀开轿帘将瓦罐递了进去，皇帝真的就一把接住了。
过了几分钟，和珅又伸手从轿子里取出了瓦罐，不过这瓦罐里不再是空的，而是装了半罐子的“圣尿”。
见此情景，那些跪地侯旨的官员们才恍然大悟，同时也哭笑不得，为自己的“犯傻”而懊恼不已。
到了圆明园，给皇帝接风的宴会开始了。宴会进行到中途，乾隆讲起了话：
“常言道，君臣是最知心的，可是今天在路上的情况令朕感到悲哀啊！朕让轿子停下来以后，你们都是白C一样跪着等我说话。万一我忽然有病不能说话，你们不是就会让尿把朕憋死吗？”
群臣们正吃得高兴，忽听乾隆这么一说，一个个立马变得像蔫茄子一样，低头不语。乾隆扫了一眼众人，接着又说：
“只有和爱卿，可谓朕的心腹之臣，他明白朕的意，而且会临机应变想办法，为了表彰他的一片忠心，朕要特别奖赏他。”
说着，用手往南一指，问道：“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淑春园。”和珅抢着回答。
“对，那是一座漂亮的花园，朕就把淑春园赏给你了。”
和珅连忙跪下谢恩，他知道他的每一次拍皇帝马屁都会得到一些赏赐，但这回赏赐这么重，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可见，在官场揣摩圣意、领会领导意图，有多重要。
淑春园一到手，和珅心花怒放，他仿颐和园石舫，在园中凿湖，还造了一条石船，又仿御花园瀛台，在湖中堆起一个小岛。
为应对皇帝的随时召见，他就经常住在淑春园内，还把淑春园建造得富丽堂皇，花团锦簇，成为冠绝京城的私人园林。
但是，正当他还做着飞黄腾达的黄粱美梦时，他的大靠山乾隆帝忽然感到当皇帝有点乏味了，当然乾隆也不想在位时长超过祖父康熙，因此就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嘉庆帝。
可能连和珅自己都没想到，乾隆皇帝死了以后，他对淑春园的一系列改造等措施，反倒成为了他谋逆篡位的有力罪证。真可谓，成也淑春园，败也淑春园。
和珅出身于一个没落旗人之家，父母早亡，没有依靠，凡是都要靠自己精心盘算，百思而后行。在意外得乾隆宠信后，很快平步青云，权倾朝野。
那么，和珅为什么能如此得乾隆宠信呢？
其实，和珅本身就有一定才干，只靠阿谀奉承大获乾隆宠信，那是不可思议的。再有就是和珅溜须拍马屁的功夫一流，但同时说明他情商高，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还有，民间还有种说法，和珅首次得乾隆宠信，是因为他长相俊美，像极了乾隆已故宠妃马佳氏，因而令乾隆心头为之一动，竟一把失态地抱住和珅说：“爱妃，你怎么投了一个男儿身？”
史载，和珅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因此有人认为乾隆与和珅之间有不可言说之事，这种说法多见于野史。不过史上皇帝多男宠，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没有确切史料证实，不能妄下结论。
再有，对于一个古代皇帝来说，大臣忠不忠心不在于是否贪W，一个人对金钱极度渴望，跌到了钱眼里，说明他在政Z上是没有野心的，也是令皇帝放心的。
乾隆对和珅宠信到极致，给予他高官厚䘵、无上荣耀、万贯家财，嘉庆抄没和珅家产，发现和珅房屋统统用名贵檀木所造，富丽堂皇堪比圆明园，其中古玩珍奇，比皇宫大内都还多一二倍。
因而，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良盦笔记》记载和珅家产值银二亿六千多万两，《荷香馆琐言》载有数可稽者共一百两，这个天文数字是庚子赔款及利息的十倍，史上大富豪王恺、石崇等巨富也不和珅的十分之一。
如此，惊呆了嘉庆，在大臣弹劾和珅数不胜数的罪名后，将和珅赐死，他的儿子该贬的贬，该软禁的软禁。终究，和珅贪婪一生，归于一场泡影。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正所谓，贪欲无度，牢狱自筑。
每个人都应：明道德以固本，重修养以安魂，知廉耻以净心，去贪欲以守节#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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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乾隆游圆明园，途中用脚跺了两下轿，随行人员跪下侯旨，但等了好久都不见动静。太监掀开轿帘一看，乾隆满脸怒气，这时和珅拿来一个瓦罐递给乾隆，几分钟后拿出半罐“圣尿”，官员们哭笑不得。
权臣和珅，是靠拍皇帝马屁起家的，他时时事事都讨乾隆欢心。而他由此得到的补偿，便是重权、高官和万贯家产，这些宠信是满朝文武官员都不能比拟的。
圆明园的附属大花园淑春园，就是和珅耍了一个小聪明用一只尿罐换来的，说起来啼笑皆非，一起来看看这则故事~
1784年的一天，乾隆坐轿去圆明园游玩，御轿行至海淀镇时，乾隆就用脚跺了两下轿子，轿夫赶紧停下御轿，将轿缓缓放稳。
随行的一大波官员，以为皇帝要下什么旨意，赶紧跪下侯旨，但等了好一会儿，都不见有什么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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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分钟，和珅又伸手从轿子里取出了瓦罐，不过这瓦罐里不再是空的，而是装了半罐子的“圣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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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连忙跪下谢恩，他知道他的每一次拍皇帝马屁都会得到一些赏赐，但这回赏赐这么重，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可见，在官场揣摩圣意、领会领导意图，有多重要。
淑春园一到手，和珅心花怒放，他仿颐和园石舫，在园中凿湖，还造了一条石船，又仿御花园瀛台，在湖中堆起一个小岛。
为应对皇帝的随时召见，他就经常住在淑春园内，还把淑春园建造得富丽堂皇，花团锦簇，成为冠绝京城的私人园林。
但是，正当他还做着飞黄腾达的黄粱美梦时，他的大靠山乾隆帝忽然感到当皇帝有点乏味了，当然乾隆也不想在位时长超过祖父康熙，因此就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嘉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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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出身于一个没落旗人之家，父母早亡，没有依靠，凡是都要靠自己精心盘算，百思而后行。在意外得乾隆宠信后，很快平步青云，权倾朝野。
那么，和珅为什么能如此得乾隆宠信呢？
其实，和珅本身就有一定才干，只靠阿谀奉承大获乾隆宠信，那是不可思议的。再有就是和珅溜须拍马屁的功夫一流，但同时说明他情商高，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还有，民间还有种说法，和珅首次得乾隆宠信，是因为他长相俊美，像极了乾隆已故宠妃马佳氏，因而令乾隆心头为之一动，竟一把失态地抱住和珅说：“爱妃，你怎么投了一个男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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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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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惊呆了嘉庆，在大臣弹劾和珅数不胜数的罪名后，将和珅赐死，他的儿子该贬的贬，该软禁的软禁。终究，和珅贪婪一生，归于一场泡影。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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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附属大花园淑春园，就是和珅耍了一个小聪明用一只尿罐换来的，说起来啼笑皆非，一起来看看这则故事~
1784年的一天，乾隆坐轿去圆明园游玩，御轿行至海淀镇时，乾隆就用脚跺了两下轿子，轿夫赶紧停下御轿，将轿缓缓放稳。
随行的一大波官员，以为皇帝要下什么旨意，赶紧跪下侯旨，但等了好一会儿，都不见有什么动静。
乾隆的贴身太监上前掀开轿帘一看，只见乾隆脸色铁青，瞪大双眼，好象生气了。吓得赶紧放下帘子，做了一个吐舌头的动作，却也不知道万岁爷究竟因何而生气，因此一筹莫展。
这时，只见和珅手里拿了一个瓦罐，气喘吁吁从远处跑来，到了轿子前二话没说，就掀开轿帘将瓦罐递了进去，皇帝真的就一把接住了。
过了几分钟，和珅又伸手从轿子里取出了瓦罐，不过这瓦罐里不再是空的，而是装了半罐子的“圣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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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春园一到手，和珅心花怒放，他仿颐和园石舫，在园中凿湖，还造了一条石船，又仿御花园瀛台，在湖中堆起一个小岛。
为应对皇帝的随时召见，他就经常住在淑春园内，还把淑春园建造得富丽堂皇，花团锦簇，成为冠绝京城的私人园林。
但是，正当他还做着飞黄腾达的黄粱美梦时，他的大靠山乾隆帝忽然感到当皇帝有点乏味了，当然乾隆也不想在位时长超过祖父康熙，因此就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嘉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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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出身于一个没落旗人之家，父母早亡，没有依靠，凡是都要靠自己精心盘算，百思而后行。在意外得乾隆宠信后，很快平步青云，权倾朝野。
那么，和珅为什么能如此得乾隆宠信呢？
其实，和珅本身就有一定才干，只靠阿谀奉承大获乾隆宠信，那是不可思议的。再有就是和珅溜须拍马屁的功夫一流，但同时说明他情商高，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还有，民间还有种说法，和珅首次得乾隆宠信，是因为他长相俊美，像极了乾隆已故宠妃马佳氏，因而令乾隆心头为之一动，竟一把失态地抱住和珅说：“爱妃，你怎么投了一个男儿身？”
史载，和珅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因此有人认为乾隆与和珅之间有不可言说之事，这种说法多见于野史。不过史上皇帝多男宠，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没有确切史料证实，不能妄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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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惊呆了嘉庆，在大臣弹劾和珅数不胜数的罪名后，将和珅赐死，他的儿子该贬的贬，该软禁的软禁。终究，和珅贪婪一生，归于一场泡影。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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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应：明道德以固本，重修养以安魂，知廉耻以净心，去贪欲以守节#故事会#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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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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