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二房东”跑路，阿里、华为等大厂员工受骗，有人凌晨被恐吓退房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社会新闻# 在2021年7月26日，湖北省武汉市，根据极目新闻报道，小陈今年16岁，是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人，在今年7月2日，16岁的他全身赤裸从10楼坠落，出事之后，宿舍内的物品竟然全部消失，目前，小陈的父母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正在四处借钱维持治疗……
据了解，在今年6月份，小陈和同龄朋友小周来到武汉打工，在6月初，两人来到武昌区新河街和平大道450号武汉工人文化宫里的一家名为illusion pro的酒吧，两人开始从事销售工作，可在7月2日，16岁的小陈却被送上了手术台，包括左脚踝关节、肩胛骨、肋骨在内的多处骨折和创伤性脑出血等……
在7月2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陈父在黄梅县老家接到了武汉警方打来的电话，得知儿子从10楼坠落后，他立即带着妻子雷女士和小女儿赶到武汉，陈父立即赶往出警的武昌区公安局徐家棚派出所了解情况。
出警的李警官（化名）告诉陈父，小陈在当天早上9点多被人发现坠落在武昌区徐家棚街道和平大道750号的名邸公馆小区楼下，在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小陈赤裸地躺在单元楼下的泥地上，浑身鲜血已经昏迷。
警方通知救护车赶到现场急救，随后，救护车将小陈送到了中南医院，因为小陈当时的状况十分紧急，出警民警向医院申请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立即安排了紧急手术，根据警方介绍，小陈是在7月2日早上从单位租住的宿舍楼10楼的一间厕所的窗户里坠下，幸运的是，小陈坠落的下方有一片竹林，竹子的缓冲力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以至于小陈没有直接摔落在地上，保住了性命。
在7月23日，记者在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小陈，当时的他正在打着点滴，一根引流管引导着黄色的液体不时流出，右侧的肩部骨折部位也在打着纱布，小陈的家人向记者介绍，小陈的左脚只能保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不能随意地移动。
小陈的母亲雷女士向记者介绍，小陈现在说话也十分困难，他是在7月9日下午从ICU里转出来的，后来偶尔能断断续续地回答一些问题，但也基本上都是他在酒吧工作的一些事，对于自己坠楼的原因和经过，小陈似乎并不知道。
为什么好端端的，会突然坠楼呢？是得罪谁了吗？为了了解情况，雷女士联系了小陈的朋友小周，小周向雷女士表示，在7月1日，他和小陈还是一起正常上班，在7月2日凌晨4点左右，两人下班后回到了宿舍，当时小陈喝了点酒，回到宿舍后就躺床上睡着了，两人和另一名同事睡在一间房里，没过多久，自己也就睡着了，后来还是被民警的敲门声叫醒的。
根据小周透露，在小陈出事的当天下午，当初为自己和小陈办理入职的酒吧经理陈超通知他，让他立即离职并搬出宿舍，工资会在7月26日之前结清。在7月23日晚上，小陈的父母来到小陈的宿舍，他们找遍了房间也没找到小陈的任何物品。
“孩子在坠落时，浑身上下赤裸，只有一双拖鞋掉落在脚边，虽然已经过了20多天了，但是他的行李、身份证件之类的个人物品应该还在，为什么现在不见了？”雷女士向还住在房间里的几名年轻男子打听小陈的消息，对此，几名年轻男子表示，他们都是7月5日之后才来的，对于此前的人和事基本上都不清楚，直到雷女士反复询问，才有人向雷女士透露，自己和小陈、小周都是同事，在出事之后，公司不让大家对外透露两人的相关信息。
记者来到小陈的宿舍，发现在房间的最里面有一间厕所，厕所墙上的窗户离地面约一米高、半米宽，记者站在窗户的边上测量了一下，俯身就可以十分轻易地将半个身体探出窗户外。
由于找不到小陈的个人物品，小陈的父母来到illusion pro酒吧，想联系帮小陈和小周办理入职的经理陈超，但却被告知陈超并不在酒吧，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上班，在陈父的再三要求下，酒吧的前台给了陈父一个电话号码，但陈父多次拨打，接听电话的人均表示不认识陈超。
陈父向记者表示，在小陈出事之后，他们只在7月2日、3日见过小陈公司的人，在7月2日当天下午，小陈父母赶到中南医院时，一位自称是宿舍管理员的殷姓男子向小陈父母表示，小陈正在ICU进行抢救。
殷姓男子表示，因为房子是他们公司租的，所以警方打电话通知了他，而他在赶到医院后，交了2900元的急诊费用以及转到重症监护室的4.5万元，并在手术告知单上签了名，陈父告诉记者，在7月3日上午，殷姓男子和一名自称是小陈领导的男子到医院来，打了招呼之后站一会儿就走了。
目前，小陈已经做了3次手术，小陈的父母已经交了超过20万的费用，而医生告诉小陈父母，后续小陈还要做很多次手术，后续费用对于小陈的父母来说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陈父告诉记者，他和妻子雷女士在黄梅县做一点小生意来维持生活，在小陈出事之后，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目前正在四处借钱来维持治疗。
陈父说，他希望小陈的公司能出面和他进行沟通，但是在近日，这家酒吧一直没有人来与他们进行沟通，在7月24日，记者来到这家酒吧，三位自称经理的男子出现，均表示没有听过陈超这个人，一位陈姓经理表示“酒吧不可能让未成年人进入或工作，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说的这两个人百分之百都没有与公司签订过合同。”
那么对于此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据了解，在今年6月份，小陈和同龄朋友小周来到武汉打工，在6月初，两人来到武昌区新河街和平大道450号武汉工人文化宫里的一家名为illusion pro的酒吧，两人开始从事销售工作，可在7月2日，16岁的小陈却被送上了手术台，包括左脚踝关节、肩胛骨、肋骨在内的多处骨折和创伤性脑出血等……
在7月2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陈父在黄梅县老家接到了武汉警方打来的电话，得知儿子从10楼坠落后，他立即带着妻子雷女士和小女儿赶到武汉，陈父立即赶往出警的武昌区公安局徐家棚派出所了解情况。
出警的李警官（化名）告诉陈父，小陈在当天早上9点多被人发现坠落在武昌区徐家棚街道和平大道750号的名邸公馆小区楼下，在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小陈赤裸地躺在单元楼下的泥地上，浑身鲜血已经昏迷。
警方通知救护车赶到现场急救，随后，救护车将小陈送到了中南医院，因为小陈当时的状况十分紧急，出警民警向医院申请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立即安排了紧急手术，根据警方介绍，小陈是在7月2日早上从单位租住的宿舍楼10楼的一间厕所的窗户里坠下，幸运的是，小陈坠落的下方有一片竹林，竹子的缓冲力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以至于小陈没有直接摔落在地上，保住了性命。
在7月23日，记者在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小陈，当时的他正在打着点滴，一根引流管引导着黄色的液体不时流出，右侧的肩部骨折部位也在打着纱布，小陈的家人向记者介绍，小陈的左脚只能保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不能随意地移动。
小陈的母亲雷女士向记者介绍，小陈现在说话也十分困难，他是在7月9日下午从ICU里转出来的，后来偶尔能断断续续地回答一些问题，但也基本上都是他在酒吧工作的一些事，对于自己坠楼的原因和经过，小陈似乎并不知道。
为什么好端端的，会突然坠楼呢？是得罪谁了吗？为了了解情况，雷女士联系了小陈的朋友小周，小周向雷女士表示，在7月1日，他和小陈还是一起正常上班，在7月2日凌晨4点左右，两人下班后回到了宿舍，当时小陈喝了点酒，回到宿舍后就躺床上睡着了，两人和另一名同事睡在一间房里，没过多久，自己也就睡着了，后来还是被民警的敲门声叫醒的。
根据小周透露，在小陈出事的当天下午，当初为自己和小陈办理入职的酒吧经理陈超通知他，让他立即离职并搬出宿舍，工资会在7月26日之前结清。在7月23日晚上，小陈的父母来到小陈的宿舍，他们找遍了房间也没找到小陈的任何物品。
“孩子在坠落时，浑身上下赤裸，只有一双拖鞋掉落在脚边，虽然已经过了20多天了，但是他的行李、身份证件之类的个人物品应该还在，为什么现在不见了？”雷女士向还住在房间里的几名年轻男子打听小陈的消息，对此，几名年轻男子表示，他们都是7月5日之后才来的，对于此前的人和事基本上都不清楚，直到雷女士反复询问，才有人向雷女士透露，自己和小陈、小周都是同事，在出事之后，公司不让大家对外透露两人的相关信息。
记者来到小陈的宿舍，发现在房间的最里面有一间厕所，厕所墙上的窗户离地面约一米高、半米宽，记者站在窗户的边上测量了一下，俯身就可以十分轻易地将半个身体探出窗户外。
由于找不到小陈的个人物品，小陈的父母来到illusion pro酒吧，想联系帮小陈和小周办理入职的经理陈超，但却被告知陈超并不在酒吧，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上班，在陈父的再三要求下，酒吧的前台给了陈父一个电话号码，但陈父多次拨打，接听电话的人均表示不认识陈超。
陈父向记者表示，在小陈出事之后，他们只在7月2日、3日见过小陈公司的人，在7月2日当天下午，小陈父母赶到中南医院时，一位自称是宿舍管理员的殷姓男子向小陈父母表示，小陈正在ICU进行抢救。
殷姓男子表示，因为房子是他们公司租的，所以警方打电话通知了他，而他在赶到医院后，交了2900元的急诊费用以及转到重症监护室的4.5万元，并在手术告知单上签了名，陈父告诉记者，在7月3日上午，殷姓男子和一名自称是小陈领导的男子到医院来，打了招呼之后站一会儿就走了。
目前，小陈已经做了3次手术，小陈的父母已经交了超过20万的费用，而医生告诉小陈父母，后续小陈还要做很多次手术，后续费用对于小陈的父母来说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陈父告诉记者，他和妻子雷女士在黄梅县做一点小生意来维持生活，在小陈出事之后，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目前正在四处借钱来维持治疗。
陈父说，他希望小陈的公司能出面和他进行沟通，但是在近日，这家酒吧一直没有人来与他们进行沟通，在7月24日，记者来到这家酒吧，三位自称经理的男子出现，均表示没有听过陈超这个人，一位陈姓经理表示“酒吧不可能让未成年人进入或工作，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说的这两个人百分之百都没有与公司签订过合同。”
那么对于此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独家|网红交警谭乔的心事：压力大确诊抑郁，自嘲“最可怜的名人”】《谭谈交通》停播三年后，因为节目片段在网上的爆红，昔日的交警谭乔再次回归到公众视野。过去十多年，凭借诙谐、平民化的主持风格，谭乔成为成都家喻户晓的名人。但现在，他自嘲是“最可怜的名人”。从警半生，在集体中，他没有得到期望中的认可，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年近五十，确诊中度抑郁后，他意识到，自己苦苦等待的东西早在十几年前就注定会失去。
成为“谭警官”之前，谭乔的确扮演过不少角色。他卖过草纸、养过猪，当过传菜生、也刷过腻子。收到父亲来信的那年，他23岁，在贵阳邮电局当修理工。“成都招考一百名交警，你不是想当交警吗。”父亲在信上写。交警收入不高，但是个“干部”，体面，荣耀。1995年的夏天，谭乔从贵阳回到成都。
谭乔身上的市井底色，让他成为集体中不安分的那一个。上世纪90年代，交警执法，一套动作都有严格规定：伸手，车子靠边；敬礼，出示驾照；根据规定，进行处罚；罚单开好了，请签字。“多余的动作和多余的话都不能有”。可谭乔就是忍不住多说几句，“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违法。”
有一次，谭乔在路口执勤，拦下了一个没有系安全带的司机，司机死活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那时候没有执法记录仪，没有证据留存。谭乔只能学对方“耍赖”，把对方的驾照本往兜里一塞。司机闹到没辙，交了罚款。数个月后，这人专门找到谭乔道谢，说自己前不久在一起高速追尾事件中捡回一条命，全靠安全带。
这次经历让谭乔兴奋，“如果多说一点话有用，那么我愿意多说几次”。之后，他的“废话”越说越多。尽管按规定，这不该是一个交警应该有的举动。 “言多必失”，同事为此没少费唇舌——“你少说一点就没事了”。
集体内部开找问题大会，谭乔少不了是要被喊上的那个，十几个人会议室坐成一排，别人被提到的问题大多是迟到早退，说到谭乔时，大多时候是“不让人放心”。后来很多次开会，谭乔大多是被点名站着听完的。他很少再想关于前途的事，“一个天天在会上挨批评的人，哪里有什么前途呢”。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始实施，次年，成都电视台和交管局希望做一档节目，向市民宣传。在谭乔之前，制片人高云见过不少候选者，形象好、气质佳、业务熟练的有不少，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交管局里有人想到那个会演小品的谭乔。几乎是试镜一结束，他就被选中了。摄像机的提示灯一亮起，段子、贯口、改编歌他信手拈来。节目凭借新颖、有趣的风格，迅速打响了名头。
白色捷达车在路上跑的时候，车窗里呼呼灌风，谭乔握着方向盘，眼观四方，摄像在副驾支起相机，他们追电动车、三轮车，也拦引擎轰鸣的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通常，谭乔会对载人摩托，超重的拉货三轮更加关注，他觉得，这些生活艰苦的更需要关注，“这一个人如果在路上倒下了，一个家庭可就垮了”。
《谭谈交通》口碑和传播度一路飘高。很多人告诉他：“我天天守着看”。谭乔很受鼓舞——“只要有人愿意看，就说明我们可能在他的心中植入一颗安全的种子。”
2007年，成都市举办“十佳交警”评选活动，谭乔却没有在候选人名单里看到自己的名字。那时他已被调任交管局宣传处，候选人多为一线执勤人员，但他看重这份来自集体的肯定。据他说，后来一封从重庆寄来的市民来信改变了结果，信上说，“我想代表我们全家给谭警官投6票，可怎么没有谭乔？”谭乔后来当选了，心里这道坎却怎么都过不去。
2018年，谭乔受邀去大学进行交通安全知识方面的讲座，课间，他打开了直播，和粉丝互动。当天，他被举报，理由是穿警服直播。他觉得憋屈，几天后的凌晨三点，他从床上爬起来，再次打开了直播，这次镜头对准了家里的墙壁，他没有露面。但这次也被录了屏，传到了单位。
谭乔觉得再也受不了了。他想离开，急于摆脱现在的困境。休息一段时间后，在单位反复劝说下，谭乔回到办公室，做一些简单的内勤工作。回去上班的第一天，因为觉得遭受了冷言讥讽，他和同事发生了口角，差点动手打起来。
在妻子眼里，一向很有分寸感的谭乔，开始经常在外面喝到酩酊大醉。母亲意识到情况不对，把他带到了医院。医生诊断后担心是精神分裂的前兆，建议他们住院治疗。“你才有神经病呢！”谭乔逃出了医院。此后不久，他被确诊中度抑郁。
谭乔一直想要追寻集体的认可，这份渴望贯穿过去的二十多年。今年上半年，他驾车经过成都市主干道，两次路遇电子指示牌，上面闪烁着关于成都某交警获得全国荣誉奖章的贺词，连续两次，谭乔都把上面的字样逐字念给同行的人听，“全国性的奖章，这些殊荣就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谭乔羡慕他。
《谭谈交通》停播后，随着治疗进行到后半程，谭乔的病情有所好转，偶尔服用助眠类药物。日子空了下来，他却一点闲不下来——他忍不住去翻看原来录制的那些视频，13年的影像资料，3000多条，几个T的容量，都备份在硬盘里，塞在房间角落。
一些视频片段被谭乔传上网络，其中一个用拖车运送木材的中年男人，引起了网上的热烈讨论。那是2011年，他在录制《谭谈交通》时拦下的一位大爷，大爷父母双亡，妻儿早逝，只有患智力障碍的弟弟和一条老狗陪着他，但他乐观地说：“往前看。”这则节目片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网络上走红，片中的大爷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活着》主人公“福贵”。
再回看的时候，谭乔有些自责，那时已经是节目后期，他和被执法者的交流变得有些流程化，“为什么我当时没多问两句呢”，“我当时真的在关心他吗？”
谭乔想要寻找福贵。在当年拦下福贵的观音桥附近，以及目的地华阳街道一带，他的找寻间断地持续了几年，始终一无所获。希望在今年4月传来，有网友告诉他，福贵在天府新区一带的木材厂出现过。追着这条线索一路打听，终于在四川东部的一座城市见到了福贵。
漫长的10年过去了，福贵成了家，女儿已经5岁。“好幸福啊”谭乔又一次忍不住感慨，他想到了妻子和已经一岁的女儿。“曾经的30年，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梦想或说是一种诉求，我是不是太执着在里边了？”
他想起2018年，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朋友带他去了沙漠旅行。那是一个完全依凭兴趣集结起来的群体，他和伙伴们分享各自的吃食。谭乔想到了小时候春游，家里条件紧张，他手里攥着母亲准备的白面馒头，眼里巴巴望着的却是别人的酥皮面包。
幼年谭乔自学生时代就没什么朋友、是总不被看好的，如果被老师表扬，能高兴一个星期。他那时候七八岁，好想吃酥皮面包啊，“能交换吗”，“能一起吃吗”，他总是拦住同学们问。几十年过去，谭乔快五十岁了，沙漠里，他问自己，“这么多年了，自己和儿时有什么区别呢？”
三年后，再回忆那个时刻——他手掌半张开，抓着并不存在的“馒头”和“面包”悬在胸前，眼眶泛红，泪水灌满了他的眼。#洞见计划# https://t.cn/A6V9nXPt
成为“谭警官”之前，谭乔的确扮演过不少角色。他卖过草纸、养过猪，当过传菜生、也刷过腻子。收到父亲来信的那年，他23岁，在贵阳邮电局当修理工。“成都招考一百名交警，你不是想当交警吗。”父亲在信上写。交警收入不高，但是个“干部”，体面，荣耀。1995年的夏天，谭乔从贵阳回到成都。
谭乔身上的市井底色，让他成为集体中不安分的那一个。上世纪90年代，交警执法，一套动作都有严格规定：伸手，车子靠边；敬礼，出示驾照；根据规定，进行处罚；罚单开好了，请签字。“多余的动作和多余的话都不能有”。可谭乔就是忍不住多说几句，“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违法。”
有一次，谭乔在路口执勤，拦下了一个没有系安全带的司机，司机死活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那时候没有执法记录仪，没有证据留存。谭乔只能学对方“耍赖”，把对方的驾照本往兜里一塞。司机闹到没辙，交了罚款。数个月后，这人专门找到谭乔道谢，说自己前不久在一起高速追尾事件中捡回一条命，全靠安全带。
这次经历让谭乔兴奋，“如果多说一点话有用，那么我愿意多说几次”。之后，他的“废话”越说越多。尽管按规定，这不该是一个交警应该有的举动。 “言多必失”，同事为此没少费唇舌——“你少说一点就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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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始实施，次年，成都电视台和交管局希望做一档节目，向市民宣传。在谭乔之前，制片人高云见过不少候选者，形象好、气质佳、业务熟练的有不少，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交管局里有人想到那个会演小品的谭乔。几乎是试镜一结束，他就被选中了。摄像机的提示灯一亮起，段子、贯口、改编歌他信手拈来。节目凭借新颖、有趣的风格，迅速打响了名头。
白色捷达车在路上跑的时候，车窗里呼呼灌风，谭乔握着方向盘，眼观四方，摄像在副驾支起相机，他们追电动车、三轮车，也拦引擎轰鸣的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通常，谭乔会对载人摩托，超重的拉货三轮更加关注，他觉得，这些生活艰苦的更需要关注，“这一个人如果在路上倒下了，一个家庭可就垮了”。
《谭谈交通》口碑和传播度一路飘高。很多人告诉他：“我天天守着看”。谭乔很受鼓舞——“只要有人愿意看，就说明我们可能在他的心中植入一颗安全的种子。”
2007年，成都市举办“十佳交警”评选活动，谭乔却没有在候选人名单里看到自己的名字。那时他已被调任交管局宣传处，候选人多为一线执勤人员，但他看重这份来自集体的肯定。据他说，后来一封从重庆寄来的市民来信改变了结果，信上说，“我想代表我们全家给谭警官投6票，可怎么没有谭乔？”谭乔后来当选了，心里这道坎却怎么都过不去。
2018年，谭乔受邀去大学进行交通安全知识方面的讲座，课间，他打开了直播，和粉丝互动。当天，他被举报，理由是穿警服直播。他觉得憋屈，几天后的凌晨三点，他从床上爬起来，再次打开了直播，这次镜头对准了家里的墙壁，他没有露面。但这次也被录了屏，传到了单位。
谭乔觉得再也受不了了。他想离开，急于摆脱现在的困境。休息一段时间后，在单位反复劝说下，谭乔回到办公室，做一些简单的内勤工作。回去上班的第一天，因为觉得遭受了冷言讥讽，他和同事发生了口角，差点动手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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