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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钱最多的蒋渊如担任县令,出钱第二多的唐文卿做刑名师爷。这五人从此密切配合,三年里狠刮猛捞,三年后因贪污落马。如此“融资”奇迹,生动展现了清朝基层吏治的乌烟瘴气。为什么蒋渊如之流,宁可倾家荡产也要凑钱买个七品县官?另外南昌县每年的稻谷税,知县也可以按“潜规则”从中榨取白银一万八千两。放在晚清年间,只拿这些“灰色收入”的知县,绝对是当时官场上的良心人物。换句话说,在清末做个“良心”知县,每年灰色收入也多达三万两(清朝知县俸禄的十五倍之多)。但清末学者陈康祺,在其代表作《郎潜纪闻》里,大声替清朝官员“喊冤”:因为这些官员一旦多了心眼,一定会“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非要把地皮刮三尺不可。那更盼他们不但要笨,更要懒,最好安心呆在衙门里别出巡。只要他们出巡,别管打什么名义,也必然“折夫马,斥供张,勤馈赆”,这更是玩命的盘剥,清朝开国后的重要反贪制度,就是沿袭明朝的御史制度。清朝御史有“风闻言事”权力,专门负责揭发腐败现象。但也就是专打腐败的“风闻言事”权力,也被清末堕落的御史们发展成了一门生意:卖奏折生意。鸦片战争前,大清也很腐败,但还没有“卖奏折”这个奇葩生意。御史们查到贪污腐败的猛料,写好奏折后却不忙上奏,先跟“揭发对象”谈价钱。光绪年间更进一步,趁着朝中官僚们互相倾轧,御史们也纷纷跟风,拿着充满猛料的“奏折”,跟各位重臣谈价,价码也是水涨船高:《清俾类钞》里记载了清朝官员另一种简单粗暴的“司法腐败”方式:做奇葩司法判决。苦口婆心劝寡妇改嫁,并拍胸脯保证小叔子不会抢她财产。待到寡妇真嫁人了,方知县却顺手牵羊,把寡妇家的千金财产搂进自己腰包。还振振有词解释:既然你都嫁人了,财产也该入官库嘛。本该依法严惩小偷的方知县,却劝受害者要宽容小偷,还要把小偷带到自己家里感化教育。结果有恃无恐的小偷,在受害者家里胡作非为,吓得受害者受不了,只好给方知县送了一大笔钱。从此以后,枣强县只要发生盗窃案,老百姓都不敢报案。说起大清朝的落后,后人常狠踩的一条,就是清王朝的愚昧封闭。但一部在大清朝畅销数十年的禁书,却表示严重不服:《大清缙绅全书》。是清朝光绪初年时,北京海王村一家山西人开的宝名堂书店刻印的图书。内容顾名思义,就是汇集了大清朝当时各级高官的职务履历。理论上说,这部书就是些枯燥的人物官职介绍,本该无人问津,谁知一上市,就创造了销售奇迹。而后,宝名堂又趁热打铁,推出了连载版,每年春夏秋冬季各更新一册。汇集大清朝各级文武官员的最新履历和职务变动,还添加了各要害部分官员的性格脾气喜好。有些官员每季追着买,一追就是十多年,比粉丝追剧还执着。于是一年火过一年,直到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积重难返的大清朝,在腐败里无声的灭亡。
参考资料:《清史稿》《清俾类钞》《郎潜纪闻》《见闻琐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