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两天前我喜欢的油管播主Kimagure Cook出了一条中国产魁蚶的视频 https://t.cn/A6iWWUi1。最近闹得比较大的熊本蛤蜊产地伪造事件，金子san想表达的是产地伪造这事这见怪不怪，但就算是中国进口的，只要能进到日本市场，品质是没问题的。
接着今天又读到一篇文章 https://t.cn/A6iWWUim 作者是东京海洋大学的准教授 勝川俊雄。写的很好，我翻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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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蜊的产地伪造事件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这篇文章将深挖这个事件的背景。事件的起源是来自这篇农水省调查了熊本产的蛤蜊，发现几乎都是外国产的报道。
https://t.cn/A6iWWUiB
蛤蜊等进口产品的相关要求是必须注明原产地。（首相官邸）
包括蛤蜊在内的海产以及其他生鲜食品的商标需要根据ＪＡＳ｢生鮮食品品質表示基準｣、从平成１２年７月开始、针对一般消費者的全部生鮮食品必须标明原産地等信息。
(1) 在国内渔港卸载的海产品
需要注明捕捞的水域名或地域名。
（如果很难标明水域则需要标明渔港名或渔港所在的都道府県名）
(2)进口在国外渔港卸载的海产品
必须标明原产国。
例如进口在北朝鲜捕捞的蛤蜊时需要标明“北朝鲜产”。
进口后为了调整状态或处理吐沙，即使在国内蓄养一段时间，其原产地还是出口国。
农林水产省为了让相关从业者能够遵守该规矩，在全国范围布置了约2000名员工，进行日常的监督以及指导工作，针对蛤蜊则是是特别要求进口商提供相关文件，进行检查。
所以根据相关规定，从中国进口的蛤蜊就算是在日本的沙滩蓄养一段时间，其原产国还是中国。这次是通过DNA调查发现熊本的97%的蛤蜊是来自中国北朝鲜群系。
反反复复的产地伪装事
这样的产地伪造事件在过去20年间重复了无数次。从事水产相关的人士都见怪不怪了。稍微搜索了一下过去新闻的报道、以下是过去主要的产地伪造事件一栏。虽然从平成12年（2000年）开始法律规定要求标明产地，但蛤蜊的产地伪造事件反反复复发生。
Nishimuta（连锁超市）产地伪装／将中国产蛤蜊伪装成熊本产
2004.07.01 宮崎日日新聞朝刊 26页
大量流通的北朝鮮蛤蜊 零售店、标明0 农水省調査
2005.02.17 朝刊 二社
北朝鮮産蛤蜊 进口量暴跌 变身为激增的『中国产』？ 農水省将导入DNA分析判断原产地
2006.08.25 夕刊 2页 ２面
产地伪装：中国、韓国产蛤蜊伪装成「国产」－－大分县
2008.08.15 東京朝刊 25页 総合面
九州水産 蛤蜊的产地伪装 農水省改善指示 将中国产改成「福岡产」
2008.12.12 夕刊 11页
蛤蜊产地伪装：韓国産改成「有明産」 相关业者改善指示
2008.12.13 東京朝刊 28页 総合面
产地伪装：将中国产蛤蜊伪装成国产 捜索相关业者－－千葉県警
2009.04.10 東京朝刊 27页 社会面
无证进口中国产蛤蜊 社長等嫌疑人逮捕 疑似伪造产地／熊本県警
2009.08.12 西部夕刊 9页
天草的从业者伪造蛤蜊产地 熊本県指导改正
2011.03.19 西部朝刊 29页
纠正蛤蜊产地伪造＝该县将韓国产蛤蜊伪装成「熊本産」
2011.11.17 時事通信
「进口→愛知产」蛤蜊产地伪装 常滑市的批发商 【名古屋】
2013.03.19 名古屋夕刊 6頁 ２社会
蛤蜊的産地伪装 千葉县 木更津的业者被要求改善 将中国・韓国产改成熊本产
2013.11.22 ＮＨＫ新闻
鹿島的水产业者 伪造蛤蜊産地 佐贺県取缔纠正
2014.02.22 西部朝刊 35頁
这些都是时间和地点不同的新闻，所以即使政府每年都取缔这个标签问题，但在同样事件在全国各地一直重复发生，并没有改善。
最早蛤蜊的产地伪造问题引起大众关注的是2005年。当时进口蛤蜊占整体需求的60%，而其中的60%则来自于北朝鲜。但是当时没有任何店铺会把蛤蜊标明来自北朝鲜，所以毫无疑问都在伪造产地。当时北朝鲜承认了绑架人质事件，世间的舆论都在批评北朝鲜，如果标明北朝鲜肯定就没法卖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北朝鲜产伪装成中国产的。
从2007年末至2008年又发生了中国产冷冻饺子造成的中毒事件、消费者开始回避中国产的食品，业者们从2008年开始将中国产伪装成国产的。这时候开始出现各种将中国产、韓国产的蛤蜊伪造成熊本产或愛知产的新闻报道。
每次发生产地伪造事件，日本政府一直采取的是杀鸡儆猴的方式，处理一小部分的从业者。并在2005年的政府网站上宣传「在全国布置了約２千名的职员、进行日常的的监视和指导、将彻底监督相关业者的进口文件，确认业者标明蛤蜊产地时的根据」，但具体效果如何，随后的这些年已经证明了没鸟用。
所以蛤蜊的产地伪装问题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因为这背后有结构性的问题。就算政府处罚伪装产地的相关业者，拼命宣传“今后我们将尽力避免同样问题发生”也不管用。只要结构性的问题还在，这事情只会反复发生，不会得到解决。
蛤蜊资源的暴跌
国产蛤蜊的渔获量从1960年代至1980年代一直稳定维持在12～16万吨。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直线下滑、2020年只有4305吨。和巅峰期相比还不到3%的渔获量，基本可以说是毁灭了。所以一般消费者不可能在超市里随意买到国产蛤蜊。只要有这点认知，就能理解市面上便宜的蛤蜊基本都是外国产的。
在日本全国蛤蜊消失的原因仍然是个迷、还没真正搞清楚。滩涂的破坏无疑造成了影响，但在没有填埋滩涂的地区也发生了断崖式的暴跌。可能和渔业捕捞、水质的恶化、魟鱼的捕食也可能有关系、一般人的无证捕捞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蛤蜊渔获量（農水省 漁業・養殖業生産統計年報）见图1
蓄养的伤害
将国外的生物放生到自然环境是十分危险的行为。已经有不少案例是国人将宠物放生到野外，对当地的生态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可能引入原本在日本不存在的病毒或细菌，类似的生物将对本地的原生物种造成巨大的负担。近年来的蛤蜊资源暴跌可能和外来种也有关系。进口的蛤蜊如果没有全部回收，一旦造成局部入侵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压根就不应该将外国产的蛤蜊撒到日本的沿岸，就算是蓄养也应该严格管理不能让外国产蛤蜊流入自然界。
对廉价的外国产海产品的过度依存
日本一直以来都没有保护好国产资源。能捕捞多少就捕捞多少，捞不到了就进口国外的替代。日本鳗、鲭鱼、远东多线鱼等、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了无数次。我们的餐桌早已依赖外国产的食材，但消费者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个事实，并且平时还尽量回避外国产的食品。所以才造成了这一系列的产地伪装事件。
産地伪装也对国产水产业带来危害。如果将国外便宜进口的鱼类伪装产地，就算国内的渔获量减少，国产的价格也不会提升。渔业经营将变得更加困难，将无法进行限制渔获量，改善沿岸环境等恢复资源的措施。最终只能恶性循环，面对越来越少的资源，能捞多少就捞多少，造成无法弥补的结果。
毫无透明性的流通环节
就如产地伪造成了常态化，日本的水产流通业是有一堆毛病。相关的手法在以下这篇新闻里有详细的报道。根据相关业者的证言，文件的伪造已是日常操作。https://t.cn/A6iWWU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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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水产业者在2019年的采访中表明“将中国产的撒入沙滩后就可以当作国产的出货”
Q：通过蓄养就当作熊本产的？
A: “是可以这么理解” “不伪装的话就没人买，说白了只有白痴才会按规矩行事”
伪装成“熊本产”的蛤蜊将出货给全国的批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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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日本市场上大多数都是标记了国产的中国产蛤蜊。说实在的，没有批发商会购买标记了中国产的蛤蜊。这些进口要么变成库存，要么伪装产地，面对这二选一的问题时，只要政府机构的监督一松懈，相关业者肯定选择后者。事实上这已经是个只有白痴才不会造假的行业。当劣币驱逐良币成为了现实，产地伪装已经常态化，稀少的国产资源也无法体现其价值。
啥都不知道的消费者
只要是稍微了解水产业，就会知道国产的蛤蜊是多么稀有、不可能在超市里轻易的买得到。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得消费者，这次事件有如晴天霹雳。不能指望水产业有自清洁能力，那么对于消费者该如何是好？
首选希望大家能理解得是、不光是蛤蜊，日本的渔业生产一直在下降，接下来很难提供又便宜质量又好的水产品。想要好东西就务必需要付出更多的价格。现在日本食材的价格设定太便宜，不正常，所以造成了资源减少，生产者减少，日本的水产业正在慢慢瓦解的现状。而且只有消费者才掌握了阻止这个势头的关键，你们不能指望买到便宜的国产蛤蜊才行。
皆大欢喜的产地伪造
在这里讨论一下蛤蜊产地伪造的结构性的问题所在。消费者希望买到便宜的国产蛤蜊、但又不想买中国产蛤蜊。大型连锁店利用其规模优势，希望给消费者提供便宜的国产蛤蜊。但是由于国産的渔获量太少，业者只能进口来自中国的替代品，因为零售店拒绝中国产的蛤蜊，业者只能伪造产地出货。事实上，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个皆大欢喜的产业链。
想要低价购买国产蛤蜊的不切实际的消费者
利用其购买力，满足消费者意愿的大型连锁店
就算伪造产地也能出货的水产业者
因为渔业不赚钱，将渔场出租用于洗产地试图延命的渔协
消费者虽然是受害者，但只要站在大型连锁店和水产业者的立场上，不切实际的消费者才是这恶循环的源头。
就算是伪造了产地，这么多年也没发生品质投诉问题，所以说绝大部分消费者是不知道国产和中国产的区别。消费者只是为了国产这个标签买单，大型连锁店的业绩蒸蒸日上，将渔场出租的渔业也有收入。只要无视标签不正确这一点，大家都能幸福过日子。
是否能杜绝产地伪造？
真的要追究蛤蜊的产地问题，消费者只能做出以下其中一个选择。
① 假装一切没发生，继续生活在虚假的世界，吃打着国产标签的廉价外国产蛤蜊
② 彻底纠正这个问题，充分理解现在只有外国产蛤蜊这个选项，再考虑要不要吃蛤蜊
如果没有了产地伪造，大型连锁店里就只有中国产的蛤蜊了。就算有国产蛤蜊卖，那也不会便宜。消費者的满足度会下降，也会有人不买中国产的蛤蜊吧。最终蛤蜊的消费会一时下降，对于连锁店和相关业者都会是损失。另外出租渔场的需求也会消失，渔协也将失去收入来源。
但即使如此，笔者也认为应该彻底纠正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年超市里的蛤蜊应该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产的，如果对这些蛤蜊都没有不满，那标明了中国产的蛤蜊也应该不会有品质问题。消费者会逐渐认识中国产蛤蜊的价值，同时如果国产的蛤蜊能够体现价值的话，也会有益于本土渔业，最终保护到国产资源。
如果把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放置着不管，还是继续惩罚一些相关的业者，蛤蜊的产地伪装问题还是延续下去的。如果要真的想要杜绝这个问题，只能是建立一套无法造假的透明的流通环节，同时也务必要让消费者认识到现在除了中国产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了。
接着今天又读到一篇文章 https://t.cn/A6iWWUim 作者是东京海洋大学的准教授 勝川俊雄。写的很好，我翻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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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蜊的产地伪造事件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这篇文章将深挖这个事件的背景。事件的起源是来自这篇农水省调查了熊本产的蛤蜊，发现几乎都是外国产的报道。
https://t.cn/A6iWWUiB
蛤蜊等进口产品的相关要求是必须注明原产地。（首相官邸）
包括蛤蜊在内的海产以及其他生鲜食品的商标需要根据ＪＡＳ｢生鮮食品品質表示基準｣、从平成１２年７月开始、针对一般消費者的全部生鮮食品必须标明原産地等信息。
(1) 在国内渔港卸载的海产品
需要注明捕捞的水域名或地域名。
（如果很难标明水域则需要标明渔港名或渔港所在的都道府県名）
(2)进口在国外渔港卸载的海产品
必须标明原产国。
例如进口在北朝鲜捕捞的蛤蜊时需要标明“北朝鲜产”。
进口后为了调整状态或处理吐沙，即使在国内蓄养一段时间，其原产地还是出口国。
农林水产省为了让相关从业者能够遵守该规矩，在全国范围布置了约2000名员工，进行日常的监督以及指导工作，针对蛤蜊则是是特别要求进口商提供相关文件，进行检查。
所以根据相关规定，从中国进口的蛤蜊就算是在日本的沙滩蓄养一段时间，其原产国还是中国。这次是通过DNA调查发现熊本的97%的蛤蜊是来自中国北朝鲜群系。
反反复复的产地伪装事
这样的产地伪造事件在过去20年间重复了无数次。从事水产相关的人士都见怪不怪了。稍微搜索了一下过去新闻的报道、以下是过去主要的产地伪造事件一栏。虽然从平成12年（2000年）开始法律规定要求标明产地，但蛤蜊的产地伪造事件反反复复发生。
Nishimuta（连锁超市）产地伪装／将中国产蛤蜊伪装成熊本产
2004.07.01 宮崎日日新聞朝刊 26页
大量流通的北朝鮮蛤蜊 零售店、标明0 农水省調査
2005.02.17 朝刊 二社
北朝鮮産蛤蜊 进口量暴跌 变身为激增的『中国产』？ 農水省将导入DNA分析判断原产地
2006.08.25 夕刊 2页 ２面
产地伪装：中国、韓国产蛤蜊伪装成「国产」－－大分县
2008.08.15 東京朝刊 25页 総合面
九州水産 蛤蜊的产地伪装 農水省改善指示 将中国产改成「福岡产」
2008.12.12 夕刊 11页
蛤蜊产地伪装：韓国産改成「有明産」 相关业者改善指示
2008.12.13 東京朝刊 28页 総合面
产地伪装：将中国产蛤蜊伪装成国产 捜索相关业者－－千葉県警
2009.04.10 東京朝刊 27页 社会面
无证进口中国产蛤蜊 社長等嫌疑人逮捕 疑似伪造产地／熊本県警
2009.08.12 西部夕刊 9页
天草的从业者伪造蛤蜊产地 熊本県指导改正
2011.03.19 西部朝刊 29页
纠正蛤蜊产地伪造＝该县将韓国产蛤蜊伪装成「熊本産」
2011.11.17 時事通信
「进口→愛知产」蛤蜊产地伪装 常滑市的批发商 【名古屋】
2013.03.19 名古屋夕刊 6頁 ２社会
蛤蜊的産地伪装 千葉县 木更津的业者被要求改善 将中国・韓国产改成熊本产
2013.11.22 ＮＨＫ新闻
鹿島的水产业者 伪造蛤蜊産地 佐贺県取缔纠正
2014.02.22 西部朝刊 35頁
这些都是时间和地点不同的新闻，所以即使政府每年都取缔这个标签问题，但在同样事件在全国各地一直重复发生，并没有改善。
最早蛤蜊的产地伪造问题引起大众关注的是2005年。当时进口蛤蜊占整体需求的60%，而其中的60%则来自于北朝鲜。但是当时没有任何店铺会把蛤蜊标明来自北朝鲜，所以毫无疑问都在伪造产地。当时北朝鲜承认了绑架人质事件，世间的舆论都在批评北朝鲜，如果标明北朝鲜肯定就没法卖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北朝鲜产伪装成中国产的。
从2007年末至2008年又发生了中国产冷冻饺子造成的中毒事件、消费者开始回避中国产的食品，业者们从2008年开始将中国产伪装成国产的。这时候开始出现各种将中国产、韓国产的蛤蜊伪造成熊本产或愛知产的新闻报道。
每次发生产地伪造事件，日本政府一直采取的是杀鸡儆猴的方式，处理一小部分的从业者。并在2005年的政府网站上宣传「在全国布置了約２千名的职员、进行日常的的监视和指导、将彻底监督相关业者的进口文件，确认业者标明蛤蜊产地时的根据」，但具体效果如何，随后的这些年已经证明了没鸟用。
所以蛤蜊的产地伪装问题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因为这背后有结构性的问题。就算政府处罚伪装产地的相关业者，拼命宣传“今后我们将尽力避免同样问题发生”也不管用。只要结构性的问题还在，这事情只会反复发生，不会得到解决。
蛤蜊资源的暴跌
国产蛤蜊的渔获量从1960年代至1980年代一直稳定维持在12～16万吨。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直线下滑、2020年只有4305吨。和巅峰期相比还不到3%的渔获量，基本可以说是毁灭了。所以一般消费者不可能在超市里随意买到国产蛤蜊。只要有这点认知，就能理解市面上便宜的蛤蜊基本都是外国产的。
在日本全国蛤蜊消失的原因仍然是个迷、还没真正搞清楚。滩涂的破坏无疑造成了影响，但在没有填埋滩涂的地区也发生了断崖式的暴跌。可能和渔业捕捞、水质的恶化、魟鱼的捕食也可能有关系、一般人的无证捕捞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蛤蜊渔获量（農水省 漁業・養殖業生産統計年報）见图1
蓄养的伤害
将国外的生物放生到自然环境是十分危险的行为。已经有不少案例是国人将宠物放生到野外，对当地的生态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可能引入原本在日本不存在的病毒或细菌，类似的生物将对本地的原生物种造成巨大的负担。近年来的蛤蜊资源暴跌可能和外来种也有关系。进口的蛤蜊如果没有全部回收，一旦造成局部入侵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压根就不应该将外国产的蛤蜊撒到日本的沿岸，就算是蓄养也应该严格管理不能让外国产蛤蜊流入自然界。
对廉价的外国产海产品的过度依存
日本一直以来都没有保护好国产资源。能捕捞多少就捕捞多少，捞不到了就进口国外的替代。日本鳗、鲭鱼、远东多线鱼等、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了无数次。我们的餐桌早已依赖外国产的食材，但消费者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个事实，并且平时还尽量回避外国产的食品。所以才造成了这一系列的产地伪装事件。
産地伪装也对国产水产业带来危害。如果将国外便宜进口的鱼类伪装产地，就算国内的渔获量减少，国产的价格也不会提升。渔业经营将变得更加困难，将无法进行限制渔获量，改善沿岸环境等恢复资源的措施。最终只能恶性循环，面对越来越少的资源，能捞多少就捞多少，造成无法弥补的结果。
毫无透明性的流通环节
就如产地伪造成了常态化，日本的水产流通业是有一堆毛病。相关的手法在以下这篇新闻里有详细的报道。根据相关业者的证言，文件的伪造已是日常操作。https://t.cn/A6iWWU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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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水产业者在2019年的采访中表明“将中国产的撒入沙滩后就可以当作国产的出货”
Q：通过蓄养就当作熊本产的？
A: “是可以这么理解” “不伪装的话就没人买，说白了只有白痴才会按规矩行事”
伪装成“熊本产”的蛤蜊将出货给全国的批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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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日本市场上大多数都是标记了国产的中国产蛤蜊。说实在的，没有批发商会购买标记了中国产的蛤蜊。这些进口要么变成库存，要么伪装产地，面对这二选一的问题时，只要政府机构的监督一松懈，相关业者肯定选择后者。事实上这已经是个只有白痴才不会造假的行业。当劣币驱逐良币成为了现实，产地伪装已经常态化，稀少的国产资源也无法体现其价值。
啥都不知道的消费者
只要是稍微了解水产业，就会知道国产的蛤蜊是多么稀有、不可能在超市里轻易的买得到。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得消费者，这次事件有如晴天霹雳。不能指望水产业有自清洁能力，那么对于消费者该如何是好？
首选希望大家能理解得是、不光是蛤蜊，日本的渔业生产一直在下降，接下来很难提供又便宜质量又好的水产品。想要好东西就务必需要付出更多的价格。现在日本食材的价格设定太便宜，不正常，所以造成了资源减少，生产者减少，日本的水产业正在慢慢瓦解的现状。而且只有消费者才掌握了阻止这个势头的关键，你们不能指望买到便宜的国产蛤蜊才行。
皆大欢喜的产地伪造
在这里讨论一下蛤蜊产地伪造的结构性的问题所在。消费者希望买到便宜的国产蛤蜊、但又不想买中国产蛤蜊。大型连锁店利用其规模优势，希望给消费者提供便宜的国产蛤蜊。但是由于国産的渔获量太少，业者只能进口来自中国的替代品，因为零售店拒绝中国产的蛤蜊，业者只能伪造产地出货。事实上，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个皆大欢喜的产业链。
想要低价购买国产蛤蜊的不切实际的消费者
利用其购买力，满足消费者意愿的大型连锁店
就算伪造产地也能出货的水产业者
因为渔业不赚钱，将渔场出租用于洗产地试图延命的渔协
消费者虽然是受害者，但只要站在大型连锁店和水产业者的立场上，不切实际的消费者才是这恶循环的源头。
就算是伪造了产地，这么多年也没发生品质投诉问题，所以说绝大部分消费者是不知道国产和中国产的区别。消费者只是为了国产这个标签买单，大型连锁店的业绩蒸蒸日上，将渔场出租的渔业也有收入。只要无视标签不正确这一点，大家都能幸福过日子。
是否能杜绝产地伪造？
真的要追究蛤蜊的产地问题，消费者只能做出以下其中一个选择。
① 假装一切没发生，继续生活在虚假的世界，吃打着国产标签的廉价外国产蛤蜊
② 彻底纠正这个问题，充分理解现在只有外国产蛤蜊这个选项，再考虑要不要吃蛤蜊
如果没有了产地伪造，大型连锁店里就只有中国产的蛤蜊了。就算有国产蛤蜊卖，那也不会便宜。消費者的满足度会下降，也会有人不买中国产的蛤蜊吧。最终蛤蜊的消费会一时下降，对于连锁店和相关业者都会是损失。另外出租渔场的需求也会消失，渔协也将失去收入来源。
但即使如此，笔者也认为应该彻底纠正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年超市里的蛤蜊应该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产的，如果对这些蛤蜊都没有不满，那标明了中国产的蛤蜊也应该不会有品质问题。消费者会逐渐认识中国产蛤蜊的价值，同时如果国产的蛤蜊能够体现价值的话，也会有益于本土渔业，最终保护到国产资源。
如果把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放置着不管，还是继续惩罚一些相关的业者，蛤蜊的产地伪装问题还是延续下去的。如果要真的想要杜绝这个问题，只能是建立一套无法造假的透明的流通环节，同时也务必要让消费者认识到现在除了中国产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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