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华尔街见闻提到，8月6日发布的7月美国#非农# #就业# 报告“非常强劲”，不但就业人数增长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期接近10万人，失业率也降至低于预期，似乎暗示缩减购债Taper降至。
利好数据发布后，华尔街主流投行基本百分百确认了taper在明年一定会进行，对于美联储何时宣布“向着就业和物价双重目标已经取得了实质进一步进展”，分析师们还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也有人指出，这份就业报告的调查在7月中旬进行，当时美国还没有广泛面临新冠Delta变种毒株快速传播的威胁，调查结束后，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雇主才重新实施佩戴口罩规定和其他限制。
因此，美联储不太可能在9月FOMC政策会议之前给出明确的taper开启时间表，毕竟9月会前还有一份8月非农就业报告可供观察。下一关注重点应是8月26至28日美联储举办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预计主席鲍威尔会就“已经准备好taper”事宜给出一定的暗示信号。
以下为华尔街见闻从多方收录的分析师点评精选，在评价数据本身时：
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经济学家Carl Riccadonna认为，这份报告“稳健，但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强劲”，大部分就业增长发生在脆弱的休闲、餐饮与酒店业，很容易被疫情逆转，这一行业之外的私营部门就业增长略低于6月，代表潜在的经济势头稳定，而不是加速增长。
TD Ameritrade首席市场策略师JJ Kinahan称，Delta变种毒株令人处于观望模式，还不足以按下正式taper的开启键，需要观察经济和就业能否以当前速度发展，尽管现在看起来会这样。
道富环球投资顾问的首席策略师Michael Arone称，股市、#美元# 、美债收益率齐涨，说明投资者认为这样的数据可能最终会让美联储采取行动，与经济重新开放相关的板块也闻讯上涨。
Grant Thornton首席经济学家Diane Swonk表示，就业增长的行业构成表明经济取得了一些实质进展，有助于美联储为taper做好准备，但整体就业人数仍比2020年2月疫情前少了570多万。采矿、运输、制造业的就业增势良好，说明油价偏高和一些供应链瓶颈开始得到缓解。
财经媒体CNBC认为，尽管7月各族裔失业率都在下降，非裔和西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仍相对偏高，已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口占比（劳动参与率）基本环比持平，非裔参与率实际上略有下降，说明该族裔失业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7月的强劲数据使美联储处于即将开启taper的正轨之上，但前提是Delta毒株不会在夏末损害经济和就业趋势。
在预测美联储何时会官宣开启taper时：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 Hatzius指出，7月非农就业增幅为去年8月来最高，各项细节均强劲，5月和6月前值共上修逾10万人，各行业的薪资增幅也高于预期，完全符合我们的展望。我们继续预计9月FOMC给出taper开启倒计时的第一个警告，12月正式宣布开启的概率不变在55%，11月便官宣taper的概率仅从20%小幅增加至25%，明年才宣布的概率从25%降至20%。
ING银行外汇策略主管Chris Turner称，数据好于预期增强了taper的依据，鲍威尔更可能在8月杰克逊霍尔年会上“强烈暗示”美联储准备随后几个月开始缩减购债规模。数据也利好美元兑欧元/日元，但不一定会损害风险情绪。除非10年期美债收益率大幅飙升，否则高收益的新兴市场货币将被市场逢跌买入。
Renaissance Macro经济学家Neil Dutta预言，9月FOMC政策声明可能升级措辞，称经济“有望取得进一步实质性进展”，这将导致“最早在 11 月”FOMC宣布已经取得了实质进一步进展。在这种情况下，taper最早可能于今年12 月正式开始。
Cornerstone Macro全球政策研究主管Roberto Perli称，如果9月FOMC前发布的8月非农就业保持利好，美联储可能在9月承认“若劳动力市场良好进展持续，委员会能够在未来几个月里开始taper”，而taper将于今年12月底或明年1月初正式开始。9月就开启taper很难做到，这既违背了7月声明对“未来数次会议讨论taper事宜”的措辞，也与在实际开启taper之前“提前很久充分通知市场”的美联储承诺不符。
华尔街见闻曾提到，如果7月非农就业超过6月的85万人，就业恢复率将达到2013年5月美联储释放taper信号时的水平，美联储有望于8月发出taper信号。鲍威尔上周称，希望在taper开启之前看到几份（a few）强劲的就业数据。
市场反应主要体现了经济形势利好、美联储收紧政策在即：
道指午盘前涨超130点，标普500指数涨0.2%，均创盘中历史最高。就业数据缓解了对经济复苏的担忧，银行、工业、零售、能源股集体上涨。资金重新从成长股轮转至周期股，以及收紧货币政策迫近的可能性，都令高估值的科技股承压，纳指从历史高位回落0.4%。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日内最高上行8.3个基点，自7月23日以来首次突破1.3%，至两周高位。美元指数涨0.6%，涨破92.80至一周新高。现货黄金跌破1800美元关口，日振幅高达46美元或跌超2%，日低甚至跌破1760美元，抹去7月以来全部涨幅，本周跌幅为两个月最深。
利好数据发布后，华尔街主流投行基本百分百确认了taper在明年一定会进行，对于美联储何时宣布“向着就业和物价双重目标已经取得了实质进一步进展”，分析师们还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也有人指出，这份就业报告的调查在7月中旬进行，当时美国还没有广泛面临新冠Delta变种毒株快速传播的威胁，调查结束后，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雇主才重新实施佩戴口罩规定和其他限制。
因此，美联储不太可能在9月FOMC政策会议之前给出明确的taper开启时间表，毕竟9月会前还有一份8月非农就业报告可供观察。下一关注重点应是8月26至28日美联储举办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预计主席鲍威尔会就“已经准备好taper”事宜给出一定的暗示信号。
以下为华尔街见闻从多方收录的分析师点评精选，在评价数据本身时：
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经济学家Carl Riccadonna认为，这份报告“稳健，但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强劲”，大部分就业增长发生在脆弱的休闲、餐饮与酒店业，很容易被疫情逆转，这一行业之外的私营部门就业增长略低于6月，代表潜在的经济势头稳定，而不是加速增长。
TD Ameritrade首席市场策略师JJ Kinahan称，Delta变种毒株令人处于观望模式，还不足以按下正式taper的开启键，需要观察经济和就业能否以当前速度发展，尽管现在看起来会这样。
道富环球投资顾问的首席策略师Michael Arone称，股市、#美元# 、美债收益率齐涨，说明投资者认为这样的数据可能最终会让美联储采取行动，与经济重新开放相关的板块也闻讯上涨。
Grant Thornton首席经济学家Diane Swonk表示，就业增长的行业构成表明经济取得了一些实质进展，有助于美联储为taper做好准备，但整体就业人数仍比2020年2月疫情前少了570多万。采矿、运输、制造业的就业增势良好，说明油价偏高和一些供应链瓶颈开始得到缓解。
财经媒体CNBC认为，尽管7月各族裔失业率都在下降，非裔和西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仍相对偏高，已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口占比（劳动参与率）基本环比持平，非裔参与率实际上略有下降，说明该族裔失业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7月的强劲数据使美联储处于即将开启taper的正轨之上，但前提是Delta毒株不会在夏末损害经济和就业趋势。
在预测美联储何时会官宣开启taper时：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 Hatzius指出，7月非农就业增幅为去年8月来最高，各项细节均强劲，5月和6月前值共上修逾10万人，各行业的薪资增幅也高于预期，完全符合我们的展望。我们继续预计9月FOMC给出taper开启倒计时的第一个警告，12月正式宣布开启的概率不变在55%，11月便官宣taper的概率仅从20%小幅增加至25%，明年才宣布的概率从25%降至20%。
ING银行外汇策略主管Chris Turner称，数据好于预期增强了taper的依据，鲍威尔更可能在8月杰克逊霍尔年会上“强烈暗示”美联储准备随后几个月开始缩减购债规模。数据也利好美元兑欧元/日元，但不一定会损害风险情绪。除非10年期美债收益率大幅飙升，否则高收益的新兴市场货币将被市场逢跌买入。
Renaissance Macro经济学家Neil Dutta预言，9月FOMC政策声明可能升级措辞，称经济“有望取得进一步实质性进展”，这将导致“最早在 11 月”FOMC宣布已经取得了实质进一步进展。在这种情况下，taper最早可能于今年12 月正式开始。
Cornerstone Macro全球政策研究主管Roberto Perli称，如果9月FOMC前发布的8月非农就业保持利好，美联储可能在9月承认“若劳动力市场良好进展持续，委员会能够在未来几个月里开始taper”，而taper将于今年12月底或明年1月初正式开始。9月就开启taper很难做到，这既违背了7月声明对“未来数次会议讨论taper事宜”的措辞，也与在实际开启taper之前“提前很久充分通知市场”的美联储承诺不符。
华尔街见闻曾提到，如果7月非农就业超过6月的85万人，就业恢复率将达到2013年5月美联储释放taper信号时的水平，美联储有望于8月发出taper信号。鲍威尔上周称，希望在taper开启之前看到几份（a few）强劲的就业数据。
市场反应主要体现了经济形势利好、美联储收紧政策在即：
道指午盘前涨超130点，标普500指数涨0.2%，均创盘中历史最高。就业数据缓解了对经济复苏的担忧，银行、工业、零售、能源股集体上涨。资金重新从成长股轮转至周期股，以及收紧货币政策迫近的可能性，都令高估值的科技股承压，纳指从历史高位回落0.4%。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日内最高上行8.3个基点，自7月23日以来首次突破1.3%，至两周高位。美元指数涨0.6%，涨破92.80至一周新高。现货黄金跌破1800美元关口，日振幅高达46美元或跌超2%，日低甚至跌破1760美元，抹去7月以来全部涨幅，本周跌幅为两个月最深。
陈洪斌：全球再通胀非下半年主旋律 权益市场细分黄金赛道在碳中和
陈洪斌系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资产管理分公司总经理
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洪斌博士近日出席汇泉基金投资策略交流会，做主旨分享时表示，“全球再通胀”是上半年宏观经济的关键词。债券市场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长债利率都出现了先升后降，体现出市场对经济恢复和通胀的看法比较保守，这与美联储存在较大分歧；今年国内货币政策以稳为主，预期下半年利率将维持小幅震荡格局，明年利率可能有上行风险。股票市场总体偏乐观，大盘指数机会较为有限，上证综指未来仍有机会冲击3700点以上的关口，细分机会在于碳中和，这是多年来少见的超级黄金赛道。
此外，陈洪斌博士也分享了对“3060”双碳目标的看法，认为诸如：蔚来、特斯拉等新能源汽车板块的崛起映射出的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开始。未来全球能源格局的主导权，不再取决于地缘政治或化石能源储量的多寡，而是取决于新能源领域的领先优势。在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中，深耕新能源技术创新与应用，加快实现新旧能源转换，将有助于奠定我国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的主导地位。
发言全文整理如下：
全球宏观经济及市场展望
2021年上半年全球宏观经济的主线是“通货膨胀”，主要体现在长债收益率、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大类资产表现三个方面。上半年各主要经济体的长债收益率和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都出现了显著上行，反映出市场对于未来经济预期偏乐观。此外，去年三季度到今年二季度全球大类资产开启了宏观经济顺周期转变过程，2020年表现较差的原油、发达市场指数等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明显涨幅，此前表现较好的资产诸如黄金、上证50、以及部分贵金属均呈现出下跌趋势。
但从今年二季度开始，主要经济体的长债收益率攀高后出现下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从1.7%的高位最低回落至1.2%附近，如图1所示。同时，大宗商品也多数出现了
图片
顶部回调的现象。这一现象将是下半年市场主旋律开始转换的起点，原因在于市场预期与美联储的判断出现了分歧。6月18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将利率走廊向上抬升了五个基点，这透露出美联储对于经济复苏和通胀持续的乐观态度。从经济数据上来看，美国目前就业市场表现较为强劲，消费者信心指数高涨，制造业PMI处于高景气区间，疫情也得到较好的控制，同时PCE、CPI均创2008年以来新高，所有的数据似乎都印证了美联储的判断是对的。但市场预期却与美联储出现较大分歧，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通胀结构上来进行分析。5月美国 CPI上涨主要是因为能源、服装和住宅三个细分项指标的拉动，其他分项均处于下跌区间，如图2所示。美国CPI服装项的月度环
图片
比和同比均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在夏季高峰期过后，服装指标或将走弱。原油由于全球性供需结构问题，出现持续性上涨，后续下跌几率不大。住宅项是美国CPI结构中权重占比最高的一项，5月美国新建住房和成屋销售量分别较年初下滑了22.56%和12.92%，在销量下滑的背景下，美国地产的高价预计难以维持。因此，下半年美国CPI攀升的可持续性存疑。
其次，从美国财政刺激的效果来看。2020年3月和12月，以及今年3月的三次纾困计划对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率有较大的拉动作用，但都是一次性的、脉冲型的，相关指标在纾困计划实施当月和次月冲高后，均出现快速回落，如图3所示。个人财富的积累是不可能仅依靠国家救济补贴
图片
来实现的，美国财政救济更侧重于解决应急性问题，并不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持续性增长动力，从长期来看对劳动生产率有负面影响。
再次，是解读大宗商品的涨价逻辑。市场普遍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同步复苏和各国央行放水。但通过对此前120年中，全球主要的70多次通胀进行分析，我们看到真正由央行超发货币而造成通货膨胀是非常罕见的。大部分通胀时期均出现了商品供给突然中断的情形，造成了严重的产出缺口，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一战、二战、冷战、中东战争等战争因素。进入本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是主旋律，由战争因素导致的产出缺口难以再现。且从长期来看，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很难持续，人类未来所要面对的应当是通货紧缩问题。
此轮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也是由于出现了严重的供需结构性问题。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需求国，如欧盟、中国和美国，疫情恢复速度较快，疫苗普及率较高，而巴西、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亚、印度等主要生产国的疫情尚未得到良好控制，导致供给量出现断崖式下跌，如图4所示。在需求国复苏强劲的同时，供给国生产能力却陷入困境，供需错配造成了大宗商品价格短期急速上涨。这与经济复苏下由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逻辑是不同的，后续这一涨价逻辑能否持续，需关注供给国的疫情控制情况。
图片
最后，从美联储去年量化宽松政策效果来看。去年3月美联储开始量化宽松后，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了3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财政部一般账户余额增加了1.4万亿美元，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账户增加了1.6万亿美元，实际上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规模极小，如图5所示。并且在疫情期间，企业通过增加贷款来扩张资产负债表的动力不足，量化宽松政策的意义更多在于解决疫情引发的流动性挤兑问题，提振市场信心。此外，上一轮美国量化宽松是通过危机之后4-5年的时间，逐步向实体经济渗透流动性来刺激经济，而本轮美国一次性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长期效果仍待验证。
详情链接：https://t.cn/A6fTIkU0
陈洪斌系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资产管理分公司总经理
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洪斌博士近日出席汇泉基金投资策略交流会，做主旨分享时表示，“全球再通胀”是上半年宏观经济的关键词。债券市场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长债利率都出现了先升后降，体现出市场对经济恢复和通胀的看法比较保守，这与美联储存在较大分歧；今年国内货币政策以稳为主，预期下半年利率将维持小幅震荡格局，明年利率可能有上行风险。股票市场总体偏乐观，大盘指数机会较为有限，上证综指未来仍有机会冲击3700点以上的关口，细分机会在于碳中和，这是多年来少见的超级黄金赛道。
此外，陈洪斌博士也分享了对“3060”双碳目标的看法，认为诸如：蔚来、特斯拉等新能源汽车板块的崛起映射出的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开始。未来全球能源格局的主导权，不再取决于地缘政治或化石能源储量的多寡，而是取决于新能源领域的领先优势。在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中，深耕新能源技术创新与应用，加快实现新旧能源转换，将有助于奠定我国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的主导地位。
发言全文整理如下：
全球宏观经济及市场展望
2021年上半年全球宏观经济的主线是“通货膨胀”，主要体现在长债收益率、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大类资产表现三个方面。上半年各主要经济体的长债收益率和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都出现了显著上行，反映出市场对于未来经济预期偏乐观。此外，去年三季度到今年二季度全球大类资产开启了宏观经济顺周期转变过程，2020年表现较差的原油、发达市场指数等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明显涨幅，此前表现较好的资产诸如黄金、上证50、以及部分贵金属均呈现出下跌趋势。
但从今年二季度开始，主要经济体的长债收益率攀高后出现下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从1.7%的高位最低回落至1.2%附近，如图1所示。同时，大宗商品也多数出现了
图片
顶部回调的现象。这一现象将是下半年市场主旋律开始转换的起点，原因在于市场预期与美联储的判断出现了分歧。6月18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将利率走廊向上抬升了五个基点，这透露出美联储对于经济复苏和通胀持续的乐观态度。从经济数据上来看，美国目前就业市场表现较为强劲，消费者信心指数高涨，制造业PMI处于高景气区间，疫情也得到较好的控制，同时PCE、CPI均创2008年以来新高，所有的数据似乎都印证了美联储的判断是对的。但市场预期却与美联储出现较大分歧，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通胀结构上来进行分析。5月美国 CPI上涨主要是因为能源、服装和住宅三个细分项指标的拉动，其他分项均处于下跌区间，如图2所示。美国CPI服装项的月度环
图片
比和同比均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在夏季高峰期过后，服装指标或将走弱。原油由于全球性供需结构问题，出现持续性上涨，后续下跌几率不大。住宅项是美国CPI结构中权重占比最高的一项，5月美国新建住房和成屋销售量分别较年初下滑了22.56%和12.92%，在销量下滑的背景下，美国地产的高价预计难以维持。因此，下半年美国CPI攀升的可持续性存疑。
其次，从美国财政刺激的效果来看。2020年3月和12月，以及今年3月的三次纾困计划对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率有较大的拉动作用，但都是一次性的、脉冲型的，相关指标在纾困计划实施当月和次月冲高后，均出现快速回落，如图3所示。个人财富的积累是不可能仅依靠国家救济补贴
图片
来实现的，美国财政救济更侧重于解决应急性问题，并不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持续性增长动力，从长期来看对劳动生产率有负面影响。
再次，是解读大宗商品的涨价逻辑。市场普遍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同步复苏和各国央行放水。但通过对此前120年中，全球主要的70多次通胀进行分析，我们看到真正由央行超发货币而造成通货膨胀是非常罕见的。大部分通胀时期均出现了商品供给突然中断的情形，造成了严重的产出缺口，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一战、二战、冷战、中东战争等战争因素。进入本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是主旋律，由战争因素导致的产出缺口难以再现。且从长期来看，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很难持续，人类未来所要面对的应当是通货紧缩问题。
此轮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也是由于出现了严重的供需结构性问题。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需求国，如欧盟、中国和美国，疫情恢复速度较快，疫苗普及率较高，而巴西、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亚、印度等主要生产国的疫情尚未得到良好控制，导致供给量出现断崖式下跌，如图4所示。在需求国复苏强劲的同时，供给国生产能力却陷入困境，供需错配造成了大宗商品价格短期急速上涨。这与经济复苏下由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逻辑是不同的，后续这一涨价逻辑能否持续，需关注供给国的疫情控制情况。
图片
最后，从美联储去年量化宽松政策效果来看。去年3月美联储开始量化宽松后，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了3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财政部一般账户余额增加了1.4万亿美元，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账户增加了1.6万亿美元，实际上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规模极小，如图5所示。并且在疫情期间，企业通过增加贷款来扩张资产负债表的动力不足，量化宽松政策的意义更多在于解决疫情引发的流动性挤兑问题，提振市场信心。此外，上一轮美国量化宽松是通过危机之后4-5年的时间，逐步向实体经济渗透流动性来刺激经济，而本轮美国一次性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长期效果仍待验证。
详情链接：https://t.cn/A6fTIkU0
邵宇、陈达飞丨滞胀接力：货币是始作俑者，石油是最后一棒
来源：澎湃新闻
本文为“拆解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系列之第五篇，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从1951年到1979年，美联储经历了三位主席：马丁、伯恩斯和米勒。马丁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米勒最短，伯恩斯的任期贯穿于70年代的大滞胀。
马丁被认为是美联储现代性的奠基者（黑泽尔，2017）。他采用“逆风而行”的操作规则，注重央行和政策的可信度，以短期利率为工具，以稳定物价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与真实票据原则不同，马丁的焦点从资产价格转移到了商品价格，其思想的守旧之处，是认为物价有涨必有跌，防通胀的同时，也是在防通缩。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美国CPI同比增长围绕2%小幅波动，只在1957-1958年间略超3%。
马丁任期的前十五年，可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期。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将战后激进主义思潮推上顶峰，为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成为政府的首要事项。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
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在任期的最后5年，马丁承受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明显增强，“协议”之后建立的原则一步一步地被突破，收紧货币政策的决定一次一次地遭到总统与国会的反对。即使在美联储内部，马丁也很难争取到支持者。
1965年，马丁担心越南战争会增加政府赤字，政府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信用膨胀，所以希望提前加息，预防通胀。在10月FOMC会议上，马丁的加息提议并未获得多数票，直到11月，才以4:3微弱优势提高了贴现率，并一直保持到1967年二季度。
1966年初，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而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提案的过程中，马丁一次一次地做出妥协，推迟加息。到11月份，整体与核心CPI增速分别达到了3.8%和3.6%。经济短暂的走弱之后，1967年8月，约翰逊终于向国会提交了增税10%的提案，美联储再一次延迟加息。年底开始，通胀抬头，至1970年初超过6%。
1968年末，随着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并维持到了1969年。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2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4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图1）。这就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
图1：从大缓和到大滞胀数据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的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
经验上，“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通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当时经济决策的依据。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换取工资-物价控制对稳定物价的支持。
1971年8月，在关闭黄金窗口的同时，尼克松也实施了工资和物价管制，即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是为其90天的工资-物价冻结，第二阶段是建立生活成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设定的年物价增长率为2.5%，薪酬委员会设定的年工资增长率为5.5%，其中3%的差距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并且，覆盖面广泛，执行严格。如此，伯恩斯也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新经济政策在抗通胀方面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被忽视的是货币增速的下行在1969年底就开始，究其原因，包括：马丁任期的最后两年收紧了货币政策；“Q条例”下的金融脱媒；利差和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资金外流。当时M1增速的目标区间是4.5%-6.5%，但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却一直运行在4.5%以下，低点仅2.86%。货币数量对物价的传导有12-18个月左右的时滞，1970-1972年开始的反通胀（disinflation）不仅仅是工资-物价管制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
M1增速不达预期，导致伯恩斯与白宫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1970年秋国会选举失利后，尼克松政府更急切地期待货币政策的扩张。1970年开始，FOMC稳步下调利率，到1972年，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分别下降了1.5和6个百分点。到1972年，M1和M2增速分别达到了8.4%和12.8%，为60年代以来的峰值。伯恩斯仍然反对加息，毕竟通胀只是略超过3%。政府物价管制也逐步放松。
1973年初，通胀再次抬头。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不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详情链接：https://t.cn/A6fz6gY6
来源：澎湃新闻
本文为“拆解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系列之第五篇，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从1951年到1979年，美联储经历了三位主席：马丁、伯恩斯和米勒。马丁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米勒最短，伯恩斯的任期贯穿于70年代的大滞胀。
马丁被认为是美联储现代性的奠基者（黑泽尔，2017）。他采用“逆风而行”的操作规则，注重央行和政策的可信度，以短期利率为工具，以稳定物价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与真实票据原则不同，马丁的焦点从资产价格转移到了商品价格，其思想的守旧之处，是认为物价有涨必有跌，防通胀的同时，也是在防通缩。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美国CPI同比增长围绕2%小幅波动，只在1957-1958年间略超3%。
马丁任期的前十五年，可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期。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将战后激进主义思潮推上顶峰，为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成为政府的首要事项。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
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在任期的最后5年，马丁承受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明显增强，“协议”之后建立的原则一步一步地被突破，收紧货币政策的决定一次一次地遭到总统与国会的反对。即使在美联储内部，马丁也很难争取到支持者。
1965年，马丁担心越南战争会增加政府赤字，政府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信用膨胀，所以希望提前加息，预防通胀。在10月FOMC会议上，马丁的加息提议并未获得多数票，直到11月，才以4:3微弱优势提高了贴现率，并一直保持到1967年二季度。
1966年初，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而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提案的过程中，马丁一次一次地做出妥协，推迟加息。到11月份，整体与核心CPI增速分别达到了3.8%和3.6%。经济短暂的走弱之后，1967年8月，约翰逊终于向国会提交了增税10%的提案，美联储再一次延迟加息。年底开始，通胀抬头，至1970年初超过6%。
1968年末，随着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并维持到了1969年。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2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4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图1）。这就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
图1：从大缓和到大滞胀数据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的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
经验上，“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通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当时经济决策的依据。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换取工资-物价控制对稳定物价的支持。
1971年8月，在关闭黄金窗口的同时，尼克松也实施了工资和物价管制，即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是为其90天的工资-物价冻结，第二阶段是建立生活成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设定的年物价增长率为2.5%，薪酬委员会设定的年工资增长率为5.5%，其中3%的差距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并且，覆盖面广泛，执行严格。如此，伯恩斯也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新经济政策在抗通胀方面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被忽视的是货币增速的下行在1969年底就开始，究其原因，包括：马丁任期的最后两年收紧了货币政策；“Q条例”下的金融脱媒；利差和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资金外流。当时M1增速的目标区间是4.5%-6.5%，但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却一直运行在4.5%以下，低点仅2.86%。货币数量对物价的传导有12-18个月左右的时滞，1970-1972年开始的反通胀（disinflation）不仅仅是工资-物价管制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
M1增速不达预期，导致伯恩斯与白宫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1970年秋国会选举失利后，尼克松政府更急切地期待货币政策的扩张。1970年开始，FOMC稳步下调利率，到1972年，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分别下降了1.5和6个百分点。到1972年，M1和M2增速分别达到了8.4%和12.8%，为60年代以来的峰值。伯恩斯仍然反对加息，毕竟通胀只是略超过3%。政府物价管制也逐步放松。
1973年初，通胀再次抬头。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不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详情链接：https://t.cn/A6fz6gY6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