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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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书法
/李泽厚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逝世的消息11月3日晨传出后，有关他学术著作与生平回忆的内容也在网上纷纷浮起。以下刊发李泽厚先生关于书法的些许观点以为纪念。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近几年来书法热和美学热同时并兴，平行发展，持续不衰。但两者的联系却又好像看不出。为什么？我不清楚。联系不密切似乎说明用西方美学原理（我国的现代美学来自西方）来解说中国的独有艺术，大概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二热同时兴起，似乎又点明美学与书法有着走向未来的共同基础。
马克思早说过，人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的，而到共产主义，人人可以是艺术家。今天，明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自觉地追求美的规律，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捉笔舞墨，写意抒情。书法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游戏的艺术。从离休退休的老干部到年方几岁的小儿童，如今不都在手握巨笔，率性挥毫么？这大概是历史上尚未曾有的事。

书法如此广大的群众性和前景给美学提出了一大堆问题。美学属于哲学，而哲学，根据现代西方学院派的观念，是分析语言的学问。书法界关于抽象、形象的激烈论辩，倒首先在这一点可以联系上美学—哲学：如不对概念进行分析、厘定，不先搞清“形象”、“抽象”等词汇的多种含义，讨论容易成为语言的浪费，到头来越辩论越糊涂。

何谓“形象”？我想一般是指生活中各种现实存在的或幻想变形的具体物像：山水花鸟、人物故事、体貌动作以及妖魔鬼怪等等。何谓“抽象”？则大概是指非此类具体物象的形体状貌，如线条、色彩、音响等等。足见，“抽象”也者，并非无形体无物质结构之谓。园林里的怪石耸立，寺庙中的香烟缭绕，沙丘风迹，屋漏雨痕……均为有形之物，而与形体全无的思辨抽象不同。思维抽象也有其物质载体的形状符号，书法与它们的不同在于：作为思维抽象的物质形体的符号、记号（从大街上的红绿灯到纸上的数学公式、化学方程……），指示的是一些确定的观念、意义、判断、推理……而书法及其他作为艺术作品的“抽象”却蕴含其全部意义、内容于其自身。就在那线条、旋律、形体、痕迹中，包含着非语言非概念非思辨非符号所能传达、说明、替代、穷尽的某种情感的、观念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意味。

这“意味”经常是那样的朦胧而丰富，宽广而不确定……它们是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形式”不是由于指示某个确定的观念内容而有其意味，也不是由于模拟外在具体物象而有此意味。它的“意味”即在此形式自身的结构、力量、气概、势能和运动的痕迹或遗迹中。书法就正是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

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韩愈），它从而可以是创作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另方面，它又是“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同上），它可以是“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蔡邕《九势》）、“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的宇宙普遍性形式和规律的感受同构。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结构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这远远超出了任何模拟或借助具体物象具体场景人物所可能表现再现的内容、题材和范围。

书法艺术是审美领域内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统一的一种典型代表。它直接地作用于人的整个心灵，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身（从指腕神经到气质性格）心（从情感到思想）的各个方面……

前面所引韩愈的话主要讲的是人的自然化方面，即人的情感和书法艺术应该是对整个大自然的节律秩序的感受呼应和同构。自然的人化则表现为在审美捕捉和艺术物态化这个同构中无意识地积淀着社会性时代性的宽广内容。汉碑晋帖，唐法宋意，明清个性……同样的“忧悲愉佚”，同样的“日月列星”，却又仍然有所不同。它们仍然是积淀着不同社会时代特色的韵味风流。那么，在今天，新的韵味风流，新的书法创造又该是些什么呢？这不正是向书法热和美学热共同提出的问题么？

新时代的书法艺术是否一定要离开汉字去创造呢？曰：唯唯否否。那样的确可以更自由更独立地抒写建构主体感受情绪的同构物，实际上它约略相当于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但是，获得这种自由和独立的代价却是：（一）失去了继续对汉字原有结构中的美的不断发现、发掘、变化和创新；（二）失去书法艺术美的综合性。

如前所说，书法的美本是独立的，并不依存于其作为汉字符号的文字内容和意义；所以，断碑残简，片楮只字，仍然可以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不过，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却总是趋向综合，小说里有诗词，画面中配诗文，诗情又兼画意，戏曲更是如此：集歌、舞、音乐、文学于一炉；即使手工艺品，也以古董为佳，因为除欣赏其技艺外，还可发思古之幽情。

总之，似乎在各种艺术的恰当的彼此交叠中，可以获得更大的审美愉快。书法何不然？挂在厅室里的条幅一般不会是无意义的汉字组合，而总兼有一定的文学的内容或观念的意义。人们不唯观其字，而且赏其文，品其意，而后者交织甚至渗透在前者之中，使这“有意味的形式”一方面获得了更确定的观念意义，另方面又不失其形体结构势能动态的美。两者相得益彰，于是乎玩味流连，乐莫大焉。

原载《中国书法》1986年第1期

从四川《安岳尹氏族谱》、湖南《泉口尹氏族谱》
               看1806年前齿录记载的真伪

一、四川《安岳尹氏族谱》清乾隆年间的序，德二郎入楚年代。

   “而兴儒兴诗等近而溯之乃由和靖而递传由是以观洵名门也兹者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而遂而岳昭穆秩然支派釐然然伯仲叔季昭然有序亲疏远近蔼然可亲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然则尹氏之谱其殆漾于礼文也夫”（乾隆六年1741年辛酉岁夏六月上浣遂邑庠生龚国贵德安氏撰）”。
    如果，1741年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有德二郎公元至元年间入楚记载，就断没有“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一说。

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雪蕉公的“世德流源总叙”矛盾的德二郎人楚年代。

    “世德源流总叙，“谱之有序者何？序始祖所自出与，宗派所由分，且综全谱之义例，悉揭于一叙中也。吾族何祖？祖德二也。族何宗？宗子贵子受也。尹氏衍系繁矣，何以祖？德二曰始迁祖也。别子之义也。元至元间，公自豫章迁衡，明初占籍清化八甲，编名贵二，今横冲塘其遗址焉。我子孙世世守之，勿替其宗。子贵子受者何先是？德二祖生友博，博生正元两叶，皆单嬗。元公有子六人，唯贵受二公守楚，祧是吾族分房大宗也。继别之义然也，贵为宗，而大荣、大山皆贵所递传者也。受为宗，而大祖、大龙、大孟、大章、大贵，皆受所派衍者也。各公之裔与徙者，后先踵相接，惟山公龙公孟公章公，嗣居清化，祖公嗣隶长乐，世耕且读，迄于今十八代，谊尚未衰也，恩尚未薄也。易世而后，欲其恩益明谊益美者，是重赖乎。谱之作也，夫谱之义通乎？史史有纲目，谱亦类然，祖纲而宗目也，大宗纲而小宗又目也。遵欧氏式，序以五世者纲，于此举目于此张，棼绪无淩节也。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用是垂诸，奕禩可按籍稽也。而其则，古称先著为规训，皆所以教孝教弟，靳吾宗之日登于古也，若夫上溯前代，不乏伟人，何弗一纪述耶，曰杜板援也，诎铺张也。”（嗣孙定辙雪蕉氏敬述1806年）”
     既然“元至元间（1296年前），公自豫章迁衡”，又何来“（1806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如果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怎么会有这些矛盾的说法？

    综合四川《安岳尹氏族谱》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最早的序（叙）所留下的信息，这两个时间段，还没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根据湖南《泉口尹氏族谱》三修“续谱总叙”：“吾族自德二郎肇基数传后，衍派实繁；而徙蜀徙粤，旧帙不无散佚。嘉庆丙寅（1806年）先父雪蕉公念笃恩谊，毅然任此创举，一时族长。。。等人，同心称职，以成事今披而读焉”。“削所宜削，增所宜增，无敢狥至传序、记赞所以导扬先德，或仍其旧，或编夫新；无没善亦无滥厕，而其自元而明，以迄今”。（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安敔）。
是三修时的“削所宜削，增所宜增”，造成了雪蕉公“世德源流总叙”，充满了矛盾，面目全非。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所以，这些矛盾的出现，产生于1844年以后。

四、代距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

德二公到正元公，大概是1266年到1349年，代距是42岁\代。
正元公到定达公，是1349年到1745年，代距是31岁\代
定达公到文禄公，是1745年到1917年，代距是29岁\代。
平均代距：1266年到1917年，代距是31岁\代。
也就是说，这个平均代距，已经远远大于尹氏族人的平均代距。

五、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是1806年首创的族谱

首创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时，潭产公和靖公之后裔，就已经否认了德二公非和靖公世系，“吾烏知两地之非出一源哉”。（尹氏族谱叙）他称雪蕉公支系为“君族”，并非“吾族”，可知两地尹氏是不同源的，即雪蕉公支系不是和靖公世系。直接否定了四川《安岳尹氏族谱》的和靖公后裔之说。
既然雪蕉公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前，而不是1306年前），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他怎么不直接说始迁祖入楚五百多年呢？（1296年前元至元年间）
四百多年来，泉口尹氏“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已经是族谱记载了，何来1806年族谱首创之说？

六、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没有打开本支系字辈的秘密

     派字辈的人是德友，正子，德友是尹正的儿子。必添仲仕，德友是次子（仲），（孔子曰：学而优则仕。仕途即官道）就是说德友家必出做官的人。
世大宗良承，尹氏三飞湖南鼎三田，与泉口尹氏族谱序（叙）记载相同。
兴国定安仁，尹正公奉旨复征黎寇有功，在湖南安仁授锦衣卫千户的事迹，与字辈完全相同。
一经启文运，雄飞公位下，彦德公慰岳军，受岳穆授“一经堂”，与尹正公世系字辈不谋而合。
离开了字辈，何从寻根问祖？
德二，名洪德，正好说明了与德友的父子关系，更能证明德二是正公后裔的依据是：
尹正-荣--能仲-伯恭
尹正-华-咸恭（得一）-伯圭
尹正-华-洪德（德二）-友伯（博）
尹正四世孙，名均有“伯（博）”，这正是老尹家取名的秘密。
父子联“德”，兄弟同“伯（博）”这也是老尹家以前取名的秘诀。

续谱，不能改动老谱，这是对前人的尊重，也是信息的传承。如果发现族谱里出现了混乱的信息传递，这部族谱的真实性就会遭到质疑。正元公以后的生年齿录记载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续谱，发现了以前的族谱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去修改它。用现在的几修序（叙）去说明存在的问题，让后人们的智慧去甄别和鉴别，保留原始信息就好。
让不断的真实信息涌现出来，厚积薄发，自自然然就会展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https://t.cn/RxHkm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