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政务#【12位政协委员建良言献良策】1月24日，在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2位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课题，分别从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双减”政策、抢抓“苏阜”对接机遇等方面，积极为阜阳高质量发展建良言、献良策。
落实“双碳”战略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刘昌俊委员（致公党阜阳基层委员会）
“十四五”以来，我市以光伏为重点，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协同化发展，但也面临着风光项目选址困难、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易改变等挑战。建议首先结合我市实际，深入研究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施方案以及重点行业实施方案等，明晰双碳战略的工作路径；其次，注重分类施策，做好光伏上游产业和中游产业配套、拓展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应用场景等，构建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最后，严格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和责任考核，完善“双碳”战略的体制机制。
积极对接苏州 携手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新样板
——凌新委员（九三学社阜阳基层委员会）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苏州与阜阳结对合作帮扶，是加速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探索。如何抓住机遇，推动我市更好更快发展？建议以两地共性产业为基础，加强两地产业分工协作，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共同发展；主动和苏州对标找差，立足自身实际，打造“阜式”服务；吸引更多在苏高校优秀毕业生来阜发展，尤其是安徽籍在苏毕业生，补齐人才短板；围绕我市产业发展需求，引进苏州高校、科研院所到我市设立研发机构，培养重点领域的一流人才队伍，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落实落细“双减”政策 引导教培行业健康发展
——金少杰委员（农工党阜阳市委）
“双减”政策影响下，教培行业该何去何从？一方面，建议启动“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举办教培行业人才专场招聘会等，满足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人才转岗转业需求，助力教培行业人员“转型”；另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向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教育科技开发、教育资源服务等方向转型。
监管上，应严肃查处无证无照等各类未经许可、违法违规培训行为，严厉打击变相通过“家教”“私教”“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形式，开展营利性校外培训。同时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按市场运行规律和教育规律要求管理校外培训机构。
打造种业创新高地 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李庭奇委员(李庭奇委员工作室)
作为农业大市，该如何加强本地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建议建立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库，尽可能让已发现的农业种质资源得到较好保护；加快扩建种子繁育基地，快速提升种子自主繁育和自供能力；引进增设分子育种、生物育种、基因育种设施设备，提升整体育种水平；引进高层次育种领军人才，培育一大批育种专业队伍。另外，加强我市现有育种单位和育种力量与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对接，推动小麦、大豆、甘薯等育种联合攻关，选育出一批节水节肥节药优质高产新品种。
落实村（居）法律顾问
——鲍梅委员（民革阜阳市委）
我市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推行三年多以来，在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服务和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建议加强对村（居）法律顾问律师专业知识培训，提高解决基层纠纷的能力，更好地发挥顾问律师的职能；制定顾问律师服务量化标准，注重正向激励，满足农村法律服务需求；将村（居）法律顾问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村（居）法律顾问经费，提高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力度，壮大村（居）法律顾问队伍，提升服务质效。
大力发展托育服务 助力“三孩”政策落地
——董秋实委员（民盟阜阳市委）
我市托育服务发展中存在的“堵点”“痛点”“难点”亟待解决。建议科学规划、分批分期建设公办托育机构，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兴办托育机构；积极发展“托育+幼儿园”一体化模式，减轻单一项目的运营压力，实现资源共享；加强公办、民办托育机构的互动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构建公民办并举、主体多元、性质多样、服务灵活的托育模式。另外，建议我市大中专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校优化专业设置，人社、卫健等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婴幼儿保健、托育技能培训，加强托育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拓宽阜阳“朋友圈” 打造区域“中心城”
——段迎迎委员
高标准提升中心城市能级，突出龙头带动作用，对阜阳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建议发挥“亲戚圈”人力资源优势，推动“接您回家”向“我要回家”升级，优化返乡创业就业支持政策；强化“兄弟圈”区域联动发展，加强与周边地市的规划联动、交通联动；用好“朋友圈”，以合肥、苏州结对帮扶阜阳为契机，积极推进园区之间、县区之间的深层次合作共建；深化“人才圈”，在持续推进“双招双引”的基础上，形成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财引税、招科引技“四招四引”，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积极推进“双碳”目标 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沈红委员（颍上县政协）
落实“双碳”目标，要注重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协同推进。建议加强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将原本产生碳排放的燃烧和微生物分解等废弃物处理过程转化为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可再生资源化过程；启动建设一批“低碳村庄”“零碳村庄”，为区域乡村生态振兴提供“阜阳样板”；为乡村振兴培养一批具备“低碳头脑”的新型职业农民。
抢抓苏阜对接机遇 提升阜阳制造业水平
——陈潜委员（民进阜阳市委）
苏州结对帮扶阜阳，是阜阳凸显区域资源优势、加快产业转移进程、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机遇。建议借苏州帮扶之机，积极推进两地园区之间、县区之间的深层次、多领域合作共建，推动市级共建园区和县区共建园区相互补充、融合发展。健全完善苏阜两地产业链联系对接机制，鼓励引导苏州相关企业通过投资（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阜阳制造业发展。建立阜阳在苏州人才库、协调共享苏州市人才库，主动对接了解意愿、需求等，把招才引智工作做在前面。借鉴苏州市科技创新投入机制，设立科技项目研发费用损失保险项目，促进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最大限度化解科技创新研发的高风险。
推进阜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蒋建森委员（民建阜阳市委）
近年来，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探索起步，个别小区业主也开展了自主探索。如何把加装电梯办成群众满意的好事？建议科学编制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提高办事效率；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加装电梯资金机制，加强监管和使用，做到加装精确、使用精准；对阜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指导政策、申报条件、审批流程进行梳理，利用主流媒体、网站平台和街道、社区宣传阵地做好宣传引导，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营造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高水准推动“万企兴万村”
为阜阳乡村振兴贡献民营企业力量
——梁红群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
民营企业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难点和堵点问题亟待突破。建议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为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明确方向和依据。结合发展实际，探索有阜阳特色的乡村治理路径和实践活动，为民营企业在农村投资经营创造良好环境，促使我市广大农村文明有序富裕和谐发展。引进国内知名大企业参与全域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构建更为稳定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合作多赢格局，使民营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 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
——张向阳委员（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对标沪苏浙等先发地区，我市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建议用市场化思维健全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体系，大力营造“活商、亲商、安商、便商”的浓厚氛围。推进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融合建设城市“智慧大脑”，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技术支撑。坚持“企业在哪里，服务就推进到哪里”，在市场经营主体密集场所建立营商服务中心，实现“办事不出园”，同时推进政务服务事项从“即办”向“秒办”转变，实现审批流程最简化、办理结果秒达，切实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
落实“双碳”战略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刘昌俊委员（致公党阜阳基层委员会）
“十四五”以来，我市以光伏为重点，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协同化发展，但也面临着风光项目选址困难、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易改变等挑战。建议首先结合我市实际，深入研究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施方案以及重点行业实施方案等，明晰双碳战略的工作路径；其次，注重分类施策，做好光伏上游产业和中游产业配套、拓展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应用场景等，构建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最后，严格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和责任考核，完善“双碳”战略的体制机制。
积极对接苏州 携手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新样板
——凌新委员（九三学社阜阳基层委员会）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苏州与阜阳结对合作帮扶，是加速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探索。如何抓住机遇，推动我市更好更快发展？建议以两地共性产业为基础，加强两地产业分工协作，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共同发展；主动和苏州对标找差，立足自身实际，打造“阜式”服务；吸引更多在苏高校优秀毕业生来阜发展，尤其是安徽籍在苏毕业生，补齐人才短板；围绕我市产业发展需求，引进苏州高校、科研院所到我市设立研发机构，培养重点领域的一流人才队伍，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落实落细“双减”政策 引导教培行业健康发展
——金少杰委员（农工党阜阳市委）
“双减”政策影响下，教培行业该何去何从？一方面，建议启动“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举办教培行业人才专场招聘会等，满足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人才转岗转业需求，助力教培行业人员“转型”；另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向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教育科技开发、教育资源服务等方向转型。
监管上，应严肃查处无证无照等各类未经许可、违法违规培训行为，严厉打击变相通过“家教”“私教”“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形式，开展营利性校外培训。同时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按市场运行规律和教育规律要求管理校外培训机构。
打造种业创新高地 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李庭奇委员(李庭奇委员工作室)
作为农业大市，该如何加强本地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建议建立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库，尽可能让已发现的农业种质资源得到较好保护；加快扩建种子繁育基地，快速提升种子自主繁育和自供能力；引进增设分子育种、生物育种、基因育种设施设备，提升整体育种水平；引进高层次育种领军人才，培育一大批育种专业队伍。另外，加强我市现有育种单位和育种力量与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对接，推动小麦、大豆、甘薯等育种联合攻关，选育出一批节水节肥节药优质高产新品种。
落实村（居）法律顾问
——鲍梅委员（民革阜阳市委）
我市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推行三年多以来，在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服务和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建议加强对村（居）法律顾问律师专业知识培训，提高解决基层纠纷的能力，更好地发挥顾问律师的职能；制定顾问律师服务量化标准，注重正向激励，满足农村法律服务需求；将村（居）法律顾问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村（居）法律顾问经费，提高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力度，壮大村（居）法律顾问队伍，提升服务质效。
大力发展托育服务 助力“三孩”政策落地
——董秋实委员（民盟阜阳市委）
我市托育服务发展中存在的“堵点”“痛点”“难点”亟待解决。建议科学规划、分批分期建设公办托育机构，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兴办托育机构；积极发展“托育+幼儿园”一体化模式，减轻单一项目的运营压力，实现资源共享；加强公办、民办托育机构的互动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构建公民办并举、主体多元、性质多样、服务灵活的托育模式。另外，建议我市大中专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校优化专业设置，人社、卫健等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婴幼儿保健、托育技能培训，加强托育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拓宽阜阳“朋友圈” 打造区域“中心城”
——段迎迎委员
高标准提升中心城市能级，突出龙头带动作用，对阜阳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建议发挥“亲戚圈”人力资源优势，推动“接您回家”向“我要回家”升级，优化返乡创业就业支持政策；强化“兄弟圈”区域联动发展，加强与周边地市的规划联动、交通联动；用好“朋友圈”，以合肥、苏州结对帮扶阜阳为契机，积极推进园区之间、县区之间的深层次合作共建；深化“人才圈”，在持续推进“双招双引”的基础上，形成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财引税、招科引技“四招四引”，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积极推进“双碳”目标 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沈红委员（颍上县政协）
落实“双碳”目标，要注重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协同推进。建议加强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将原本产生碳排放的燃烧和微生物分解等废弃物处理过程转化为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可再生资源化过程；启动建设一批“低碳村庄”“零碳村庄”，为区域乡村生态振兴提供“阜阳样板”；为乡村振兴培养一批具备“低碳头脑”的新型职业农民。
抢抓苏阜对接机遇 提升阜阳制造业水平
——陈潜委员（民进阜阳市委）
苏州结对帮扶阜阳，是阜阳凸显区域资源优势、加快产业转移进程、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机遇。建议借苏州帮扶之机，积极推进两地园区之间、县区之间的深层次、多领域合作共建，推动市级共建园区和县区共建园区相互补充、融合发展。健全完善苏阜两地产业链联系对接机制，鼓励引导苏州相关企业通过投资（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阜阳制造业发展。建立阜阳在苏州人才库、协调共享苏州市人才库，主动对接了解意愿、需求等，把招才引智工作做在前面。借鉴苏州市科技创新投入机制，设立科技项目研发费用损失保险项目，促进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最大限度化解科技创新研发的高风险。
推进阜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蒋建森委员（民建阜阳市委）
近年来，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探索起步，个别小区业主也开展了自主探索。如何把加装电梯办成群众满意的好事？建议科学编制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提高办事效率；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加装电梯资金机制，加强监管和使用，做到加装精确、使用精准；对阜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指导政策、申报条件、审批流程进行梳理，利用主流媒体、网站平台和街道、社区宣传阵地做好宣传引导，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营造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高水准推动“万企兴万村”
为阜阳乡村振兴贡献民营企业力量
——梁红群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
民营企业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难点和堵点问题亟待突破。建议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为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明确方向和依据。结合发展实际，探索有阜阳特色的乡村治理路径和实践活动，为民营企业在农村投资经营创造良好环境，促使我市广大农村文明有序富裕和谐发展。引进国内知名大企业参与全域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构建更为稳定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合作多赢格局，使民营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 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
——张向阳委员（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对标沪苏浙等先发地区，我市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建议用市场化思维健全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体系，大力营造“活商、亲商、安商、便商”的浓厚氛围。推进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融合建设城市“智慧大脑”，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技术支撑。坚持“企业在哪里，服务就推进到哪里”，在市场经营主体密集场所建立营商服务中心，实现“办事不出园”，同时推进政务服务事项从“即办”向“秒办”转变，实现审批流程最简化、办理结果秒达，切实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
御墨龍箋書福字，近臣分載福還家（上）[春遊家族]
雍正帝（1678-1735）御筆「福」
鏡心 宮廷手繪雲龍紋庫絹
1730年作
尺寸：194×113cm
此作應為雍正帝書賜巡視兩淮鹽政噶爾泰者。噶爾泰（清雍正-乾隆），滿洲正藍旗人，雍正元年任巡鹽御史，雍正五年八月以巡視兩淮鹽政署理江南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
每到年關辭舊迎新之際，「貼福迎新」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節日風俗中一項重要活動。早在清代，從臘月至正月間，皇帝「書福」、「賜福」的活動已經成為一樁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儀式了。可以說，一個「福」字，凝聚著帝國統治者與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之間的心念與願力。
康熙時期，宮中有書「福」的禮儀。每年農歷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二日這四天中，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封印，各部院衙門不再辦公，大小官吏們開始放年假。二十三日，在坤寧宮舉行完祭灶儀式之後，宮內正式進入了過年的節奏。除夕前一二日，皇帝在乾清宮西暖閣御書「福」字。御書的第一個「福」字，要掛在乾清宮正殿，其餘張貼於內苑諸宮殿，以及頒賜后妃、近侍等。至於賜「福」字給王公大臣，在康熙時尚未成定例，只是偶一為之，如康熙六年冬，大臣蔣廷錫丁憂在家，康熙帝親書金箋「福」字以賜。康熙四十三年除夕前一日，又賜翰林編修查慎行御書大「福」字。
所以乾隆帝曾在《丁巳嘉平月朔開筆再疊辛亥詩韻》注中說：「嘉平賜福之事，皇祖（康熙）時從未舉行，皇考（雍正）創辦成例，予御極以來，敬循家法，歲歲遵行，奉為典則。」可見賜福之事成為成例，是在雍正皇帝在位時確立的，並且有了極為詳備的禮儀制度。乾隆帝有詩雲：「何處生春早，春生書福中。迎年應臘朔，施惠守家風。」清宮的大年是在「書福」儀式中開始的。
《國朝宮史續編》載：「每歲十二月初一日，皇帝御重華宮，懋勤殿首領太監陳龍箋、大筆、墨海於重華宮，祗候皇帝以‘賜福蒼生’筆書福字十餘幅懸貼各宮。」可知書福地點在重華宮，」乾隆十七年（1752）之後，又增加了一項儀式，即開筆書福之前，皇帝必須先到闡福寺上香，然後返回重華宮東側的漱芳齋書福。闡福寺在今北海公園五龍亭北，重宇三層，皇帝必須親自登樓，以取「闡揚福德之義」。乾隆帝每年都親力親為，一直到83歲才改乘小轎登樓，可見他祈福的虔誠之心。還有一說在建福宮書福，禮親王昭槤的《嘯亭雜錄·賜福字》曾提到：「定制，列聖於嘉平朔謁闡福寺歸，御建福宮，開筆書福字箋，以迓新禧，凡內廷王公、大臣皆遍賜之。」為了彰顯對書福頒賜典禮的重視，清代帝王非常注重禮儀細節。嘉平朔日（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領太監陳金龍箋、大筆、墨海於重華宮祗候，皇帝書福時必須焚香致敬，桌案上置一朱漆雕雲龍盤，其中放古銅八吉祥爐、古銅香盤。皇帝手握「賜福蒼生」筆，先在爐上熏熱，然後濡染揮翰，誠心地寫下福字，之後懸貼各宮。此後各地將軍、督撫的請福折陸續奏到，皇帝一一頒賜。十五、十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衛至重華宮賜福。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召諸王大臣、內廷翰林等至乾清宮賜福，須先由奏事處擬定名單，皇帝欽定若干人後，酌定班次，下內閣通傳，受賜大臣按班次到乾清門祗候。領「福」之時，王公大臣們依次在台階下肅立，宮殿監預傳各首領太監集庭內執事。皇帝御筆賜福時，懋勤殿首領太監具高案筆墨，受賜王公、大臣依次跪在御案之前，仰瞻皇帝親揮宸翰，並伏地叩頭謝恩。待墨跡乾後，太監二人雙手恭捧而行，受賜大臣也隨之而出（《國朝宮史》卷五《典禮》）。如有餘，全部封存於乾清宮，以待來年冬天特賜軍機大臣、御前大臣數人，稱之為「賜余福」。不過，作為皇帝的恩典，各王公大臣願意得到賞賜的很多，臘月所寫的往往不夠用，雍正皇帝會在來年的正月上旬再寫一批，在元宵節前後頒賜大臣。
嘉平書福儀式中最重要的用具，當屬御用「賜福蒼生」筆，蘊含御賜福字，福歸天下之意，乾隆帝曾稱其「最為吉祥法物」。此筆管髹黑漆，鐫刻「賜福蒼生」四個填金字。每年皇帝書福，必敬用此筆書第一福字，欽承天子手澤，懸掛於乾清宮正殿，以求新年好福氣。道光年間曾任軍機大臣的英和評說：「此筆亦棕制純粹，異於他毫，所書福字無定數，惟珍重不多書爾。」這件寶物僅在書福頒賜時御用一次，用畢即珍藏於紫檀寶匣之中以待來年使用。這件貯筆的寶匣也非常珍貴，其上鐫刻乾隆帝御銘：「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子孫保之，萬禩千春。」按制，當時賞賜臣下的福字，都使用上好的絹紙，其上敷丹砂，繪有金雲龍的圖案，多由南方省份進獻。
本幅雍正帝御筆福字即為清宮原裝裱，「福」字書寫在手繪金雲龍圖案的朱砂絹上，「福」字裝以手繪五彩祥雲紋庫絹，中上畫「眉壽」大印，絹周邊畫五爪飛龍共九條，規制極高。在五彩雲紋的右下角，曾有頒賜字跡，惜被後人刮除，僅依稀可辯者為「雍正八年元旦，賜巡視兩淮□□內閣侍讀學士加□□爾泰」，可知此「福」字書於雍正八年（1730），頒賜的對象當為時任巡視兩淮鹽政的大臣噶爾泰。
雍正帝（1678-1735）御筆「福」
鏡心 宮廷手繪雲龍紋庫絹
1730年作
尺寸：194×113cm
此作應為雍正帝書賜巡視兩淮鹽政噶爾泰者。噶爾泰（清雍正-乾隆），滿洲正藍旗人，雍正元年任巡鹽御史，雍正五年八月以巡視兩淮鹽政署理江南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
每到年關辭舊迎新之際，「貼福迎新」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節日風俗中一項重要活動。早在清代，從臘月至正月間，皇帝「書福」、「賜福」的活動已經成為一樁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儀式了。可以說，一個「福」字，凝聚著帝國統治者與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之間的心念與願力。
康熙時期，宮中有書「福」的禮儀。每年農歷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二日這四天中，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封印，各部院衙門不再辦公，大小官吏們開始放年假。二十三日，在坤寧宮舉行完祭灶儀式之後，宮內正式進入了過年的節奏。除夕前一二日，皇帝在乾清宮西暖閣御書「福」字。御書的第一個「福」字，要掛在乾清宮正殿，其餘張貼於內苑諸宮殿，以及頒賜后妃、近侍等。至於賜「福」字給王公大臣，在康熙時尚未成定例，只是偶一為之，如康熙六年冬，大臣蔣廷錫丁憂在家，康熙帝親書金箋「福」字以賜。康熙四十三年除夕前一日，又賜翰林編修查慎行御書大「福」字。
所以乾隆帝曾在《丁巳嘉平月朔開筆再疊辛亥詩韻》注中說：「嘉平賜福之事，皇祖（康熙）時從未舉行，皇考（雍正）創辦成例，予御極以來，敬循家法，歲歲遵行，奉為典則。」可見賜福之事成為成例，是在雍正皇帝在位時確立的，並且有了極為詳備的禮儀制度。乾隆帝有詩雲：「何處生春早，春生書福中。迎年應臘朔，施惠守家風。」清宮的大年是在「書福」儀式中開始的。
《國朝宮史續編》載：「每歲十二月初一日，皇帝御重華宮，懋勤殿首領太監陳龍箋、大筆、墨海於重華宮，祗候皇帝以‘賜福蒼生’筆書福字十餘幅懸貼各宮。」可知書福地點在重華宮，」乾隆十七年（1752）之後，又增加了一項儀式，即開筆書福之前，皇帝必須先到闡福寺上香，然後返回重華宮東側的漱芳齋書福。闡福寺在今北海公園五龍亭北，重宇三層，皇帝必須親自登樓，以取「闡揚福德之義」。乾隆帝每年都親力親為，一直到83歲才改乘小轎登樓，可見他祈福的虔誠之心。還有一說在建福宮書福，禮親王昭槤的《嘯亭雜錄·賜福字》曾提到：「定制，列聖於嘉平朔謁闡福寺歸，御建福宮，開筆書福字箋，以迓新禧，凡內廷王公、大臣皆遍賜之。」為了彰顯對書福頒賜典禮的重視，清代帝王非常注重禮儀細節。嘉平朔日（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領太監陳金龍箋、大筆、墨海於重華宮祗候，皇帝書福時必須焚香致敬，桌案上置一朱漆雕雲龍盤，其中放古銅八吉祥爐、古銅香盤。皇帝手握「賜福蒼生」筆，先在爐上熏熱，然後濡染揮翰，誠心地寫下福字，之後懸貼各宮。此後各地將軍、督撫的請福折陸續奏到，皇帝一一頒賜。十五、十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衛至重華宮賜福。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召諸王大臣、內廷翰林等至乾清宮賜福，須先由奏事處擬定名單，皇帝欽定若干人後，酌定班次，下內閣通傳，受賜大臣按班次到乾清門祗候。領「福」之時，王公大臣們依次在台階下肅立，宮殿監預傳各首領太監集庭內執事。皇帝御筆賜福時，懋勤殿首領太監具高案筆墨，受賜王公、大臣依次跪在御案之前，仰瞻皇帝親揮宸翰，並伏地叩頭謝恩。待墨跡乾後，太監二人雙手恭捧而行，受賜大臣也隨之而出（《國朝宮史》卷五《典禮》）。如有餘，全部封存於乾清宮，以待來年冬天特賜軍機大臣、御前大臣數人，稱之為「賜余福」。不過，作為皇帝的恩典，各王公大臣願意得到賞賜的很多，臘月所寫的往往不夠用，雍正皇帝會在來年的正月上旬再寫一批，在元宵節前後頒賜大臣。
嘉平書福儀式中最重要的用具，當屬御用「賜福蒼生」筆，蘊含御賜福字，福歸天下之意，乾隆帝曾稱其「最為吉祥法物」。此筆管髹黑漆，鐫刻「賜福蒼生」四個填金字。每年皇帝書福，必敬用此筆書第一福字，欽承天子手澤，懸掛於乾清宮正殿，以求新年好福氣。道光年間曾任軍機大臣的英和評說：「此筆亦棕制純粹，異於他毫，所書福字無定數，惟珍重不多書爾。」這件寶物僅在書福頒賜時御用一次，用畢即珍藏於紫檀寶匣之中以待來年使用。這件貯筆的寶匣也非常珍貴，其上鐫刻乾隆帝御銘：「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子孫保之，萬禩千春。」按制，當時賞賜臣下的福字，都使用上好的絹紙，其上敷丹砂，繪有金雲龍的圖案，多由南方省份進獻。
本幅雍正帝御筆福字即為清宮原裝裱，「福」字書寫在手繪金雲龍圖案的朱砂絹上，「福」字裝以手繪五彩祥雲紋庫絹，中上畫「眉壽」大印，絹周邊畫五爪飛龍共九條，規制極高。在五彩雲紋的右下角，曾有頒賜字跡，惜被後人刮除，僅依稀可辯者為「雍正八年元旦，賜巡視兩淮□□內閣侍讀學士加□□爾泰」，可知此「福」字書於雍正八年（1730），頒賜的對象當為時任巡視兩淮鹽政的大臣噶爾泰。
御墨龙笺书福字，近臣分载福还家（上）
雍正帝（1678-1735）御笔“福”
镜心 宫廷手绘云龙纹库绢
1730年作
尺寸：194×113cm
此作应为雍正帝书赐巡视两淮盐政噶尔泰者。噶尔泰（清雍正-乾隆），满洲正蓝旗人，雍正元年任巡盐御史，雍正五年八月以巡视两淮盐政署理江南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
每到年关辞旧迎新之际，“贴福迎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风俗中一项重要活动。早在清代，从腊月至正月间，皇帝“书福”、“赐福”的活动已经成为一桩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仪式了。可以说，一个“福”字，凝聚着帝国统治者与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之间的心念与愿力。
康熙时期，宫中有书“福”的礼仪。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二日这四天中，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封印，各部院衙门不再办公，大小官吏们开始放年假。二十三日，在坤宁宫举行完祭灶仪式之后，宫内正式进入了过年的节奏。除夕前一二日，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御书“福”字。御书的第一个“福”字，要挂在乾清宫正殿，其馀张贴于内苑诸宫殿，以及颁赐后妃、近侍等。至于赐“福”字给王公大臣，在康熙时尚未成定例，只是偶一为之，如康熙六年冬，大臣蒋廷锡丁忧在家，康熙帝亲书金笺“福”字以赐。康熙四十三年除夕前一日，又赐翰林编修查慎行御书大“福”字。
所以乾隆帝曾在《丁巳嘉平月朔开笔再叠辛亥诗韵》注中说：“嘉平赐福之事，皇祖（康熙）时从未举行，皇考（雍正）创办成例，予御极以来，敬循家法，岁岁遵行，奉为典则。”可见赐福之事成为成例，是在雍正皇帝在位时确立的，并且有了极为详备的礼仪制度。乾隆帝有诗云：“何处生春早，春生书福中。迎年应腊朔，施惠守家风。”清宫的大年是在“书福”仪式中开始的。
《国朝宫史续编》载：“每岁十二月初一日，皇帝御重华宫，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皇帝以‘赐福苍生’笔书福字十余幅悬贴各宫。”可知书福地点在重华宫，”乾隆十七年（1752）之后，又增加了一项仪式，即开笔书福之前，皇帝必须先到阐福寺上香，然后返回重华宫东侧的漱芳斋书福。阐福寺在今北海公园五龙亭北，重宇三层，皇帝必须亲自登楼，以取“阐扬福德之义”。乾隆帝每年都亲力亲为，一直到83岁才改乘小轿登楼，可见他祈福的虔诚之心。还有一说在建福宫书福，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赐福字》曾提到：“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宫，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臣皆遍赐之。”为了彰显对书福颁赐典礼的重视，清代帝王非常注重礼仪细节。嘉平朔日（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金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皇帝书福时必须焚香致敬，桌案上置一朱漆雕云龙盘，其中放古铜八吉祥炉、古铜香盘。皇帝手握“赐福苍生”笔，先在炉上熏热，然后濡染挥翰，诚心地写下福字，之后悬贴各宫。此后各地将军、督抚的请福折陆续奏到，皇帝一一颁赐。十五、十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卫至重华宫赐福。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召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赐福，须先由奏事处拟定名单，皇帝钦定若干人后，酌定班次，下内阁通传，受赐大臣按班次到乾清门祗候。领“福”之时，王公大臣们依次在台阶下肃立，宫殿监预传各首领太监集庭内执事。皇帝御笔赐福时，懋勤殿首领太监具高案笔墨，受赐王公、大臣依次跪在御案之前，仰瞻皇帝亲挥宸翰，并伏地叩头谢恩。待墨迹干后，太监二人双手恭捧而行，受赐大臣也随之而出（《国朝宫史》卷五《典礼》）。如有余，全部封存于乾清宫，以待来年冬天特赐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数人，称之为“赐余福”。不过，作为皇帝的恩典，各王公大臣愿意得到赏赐的很多，腊月所写的往往不够用，雍正皇帝会在来年的正月上旬再写一批，在元宵节前后颁赐大臣。
嘉平书福仪式中最重要的用具，当属御用“赐福苍生”笔，蕴含御赐福字，福归天下之意，乾隆帝曾称其“最为吉祥法物”。此笔管髹黑漆，镌刻“赐福苍生”四个填金字。每年皇帝书福，必敬用此笔书第一福字，钦承天子手泽，悬挂于乾清宫正殿，以求新年好福气。道光年间曾任军机大臣的英和评说：“此笔亦棕制纯粹，异于他毫，所书福字无定数，惟珍重不多书尔。”这件宝物仅在书福颁赐时御用一次，用毕即珍藏于紫檀宝匣之中以待来年使用。这件贮笔的宝匣也非常珍贵，其上镌刻乾隆帝御铭：“敛时五福，敷锡庶民。子孙保之，万禩千春。”按制，当时赏赐臣下的福字，都使用上好的绢纸，其上敷丹砂，绘有金云龙的图案，多由南方省份进献。
本幅雍正帝御笔福字即为清宫原装裱，“福”字书写在手绘金云龙图案的朱砂绢上，“福”字装以手绘五彩祥云纹库绢，中上画“眉寿”大印，绢周边画五爪飞龙共九条，规制极高。在五彩云纹的右下角，曾有颁赐字迹，惜被后人刮除，仅依稀可辩者为“雍正八年元旦，赐巡视两淮□□内阁侍读学士加□□尔泰”，可知此“福”字书于雍正八年（1730），颁赐的对象当为时任巡视两淮盐政的大臣噶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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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1678-1735）御笔“福”
镜心 宫廷手绘云龙纹库绢
1730年作
尺寸：194×113cm
此作应为雍正帝书赐巡视两淮盐政噶尔泰者。噶尔泰（清雍正-乾隆），满洲正蓝旗人，雍正元年任巡盐御史，雍正五年八月以巡视两淮盐政署理江南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
每到年关辞旧迎新之际，“贴福迎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风俗中一项重要活动。早在清代，从腊月至正月间，皇帝“书福”、“赐福”的活动已经成为一桩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仪式了。可以说，一个“福”字，凝聚着帝国统治者与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之间的心念与愿力。
康熙时期，宫中有书“福”的礼仪。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二日这四天中，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封印，各部院衙门不再办公，大小官吏们开始放年假。二十三日，在坤宁宫举行完祭灶仪式之后，宫内正式进入了过年的节奏。除夕前一二日，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御书“福”字。御书的第一个“福”字，要挂在乾清宫正殿，其馀张贴于内苑诸宫殿，以及颁赐后妃、近侍等。至于赐“福”字给王公大臣，在康熙时尚未成定例，只是偶一为之，如康熙六年冬，大臣蒋廷锡丁忧在家，康熙帝亲书金笺“福”字以赐。康熙四十三年除夕前一日，又赐翰林编修查慎行御书大“福”字。
所以乾隆帝曾在《丁巳嘉平月朔开笔再叠辛亥诗韵》注中说：“嘉平赐福之事，皇祖（康熙）时从未举行，皇考（雍正）创办成例，予御极以来，敬循家法，岁岁遵行，奉为典则。”可见赐福之事成为成例，是在雍正皇帝在位时确立的，并且有了极为详备的礼仪制度。乾隆帝有诗云：“何处生春早，春生书福中。迎年应腊朔，施惠守家风。”清宫的大年是在“书福”仪式中开始的。
《国朝宫史续编》载：“每岁十二月初一日，皇帝御重华宫，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皇帝以‘赐福苍生’笔书福字十余幅悬贴各宫。”可知书福地点在重华宫，”乾隆十七年（1752）之后，又增加了一项仪式，即开笔书福之前，皇帝必须先到阐福寺上香，然后返回重华宫东侧的漱芳斋书福。阐福寺在今北海公园五龙亭北，重宇三层，皇帝必须亲自登楼，以取“阐扬福德之义”。乾隆帝每年都亲力亲为，一直到83岁才改乘小轿登楼，可见他祈福的虔诚之心。还有一说在建福宫书福，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赐福字》曾提到：“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宫，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臣皆遍赐之。”为了彰显对书福颁赐典礼的重视，清代帝王非常注重礼仪细节。嘉平朔日（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金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皇帝书福时必须焚香致敬，桌案上置一朱漆雕云龙盘，其中放古铜八吉祥炉、古铜香盘。皇帝手握“赐福苍生”笔，先在炉上熏热，然后濡染挥翰，诚心地写下福字，之后悬贴各宫。此后各地将军、督抚的请福折陆续奏到，皇帝一一颁赐。十五、十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卫至重华宫赐福。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召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赐福，须先由奏事处拟定名单，皇帝钦定若干人后，酌定班次，下内阁通传，受赐大臣按班次到乾清门祗候。领“福”之时，王公大臣们依次在台阶下肃立，宫殿监预传各首领太监集庭内执事。皇帝御笔赐福时，懋勤殿首领太监具高案笔墨，受赐王公、大臣依次跪在御案之前，仰瞻皇帝亲挥宸翰，并伏地叩头谢恩。待墨迹干后，太监二人双手恭捧而行，受赐大臣也随之而出（《国朝宫史》卷五《典礼》）。如有余，全部封存于乾清宫，以待来年冬天特赐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数人，称之为“赐余福”。不过，作为皇帝的恩典，各王公大臣愿意得到赏赐的很多，腊月所写的往往不够用，雍正皇帝会在来年的正月上旬再写一批，在元宵节前后颁赐大臣。
嘉平书福仪式中最重要的用具，当属御用“赐福苍生”笔，蕴含御赐福字，福归天下之意，乾隆帝曾称其“最为吉祥法物”。此笔管髹黑漆，镌刻“赐福苍生”四个填金字。每年皇帝书福，必敬用此笔书第一福字，钦承天子手泽，悬挂于乾清宫正殿，以求新年好福气。道光年间曾任军机大臣的英和评说：“此笔亦棕制纯粹，异于他毫，所书福字无定数，惟珍重不多书尔。”这件宝物仅在书福颁赐时御用一次，用毕即珍藏于紫檀宝匣之中以待来年使用。这件贮笔的宝匣也非常珍贵，其上镌刻乾隆帝御铭：“敛时五福，敷锡庶民。子孙保之，万禩千春。”按制，当时赏赐臣下的福字，都使用上好的绢纸，其上敷丹砂，绘有金云龙的图案，多由南方省份进献。
本幅雍正帝御笔福字即为清宫原装裱，“福”字书写在手绘金云龙图案的朱砂绢上，“福”字装以手绘五彩祥云纹库绢，中上画“眉寿”大印，绢周边画五爪飞龙共九条，规制极高。在五彩云纹的右下角，曾有颁赐字迹，惜被后人刮除，仅依稀可辩者为“雍正八年元旦，赐巡视两淮□□内阁侍读学士加□□尔泰”，可知此“福”字书于雍正八年（1730），颁赐的对象当为时任巡视两淮盐政的大臣噶尔泰。
—— 未完待续 —— [good][作揖]#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书法##遇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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