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电商独立APP10月上线#】【#抖音#】近日，一则消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抖音电商独立App将于10月份正式上线，项目由抖音电商总裁康泽宇负责推进。随后，字节跳动方面用“不予置评”四个字予以回应。
虽然就目前来看，独立的App上线时间尚不明确，但如果要问App到底会不会上线，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近几年肉眼可见的是，字节跳动迅速“膨胀”起来。2018年伊始字节跳动尚且只有2万人，随着后续抖音日活不断上升，到了2020年底公开消息显示字节跳动已经有了近10万人。
这10万人当中，除了大量信息审核人员外，更多的人则被分配在各个不同的内部孵化项目当中去，老员工带队，新员工干活，数据上升就补充人力，数据表现不好就解散，其中能力强的留下被分配到其他业务线，能力不行的自然被优化。
仔细观察近年来的字节跳动，仅被公开的项目就涉及到了多个不同的领域，从云计算、教育、游戏、电商、外卖在内，几乎所有已经被互联网重塑过的领域，字节跳动都在尝试用视频化和算法重塑一遍。
回看字节跳动最为知名的两个产品，今日头条月活维持在1亿，抖音从2020年初的3亿日活增长到如今6亿，而全中国也不过9.4亿互联网用户。
如果继续把算法当作流量分发的工具来做广告生意，字节跳动没有必要招10万人，其潜力天花板也不算太远，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招2万个员工维护信息分发的稳定，随后开始收其他企业流量税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抖音电商，正是字节跳动急于追寻除了抖音、头条之外的第三个拳头产品。https://t.cn/A6MPwn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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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万人当中，除了大量信息审核人员外，更多的人则被分配在各个不同的内部孵化项目当中去，老员工带队，新员工干活，数据上升就补充人力，数据表现不好就解散，其中能力强的留下被分配到其他业务线，能力不行的自然被优化。
仔细观察近年来的字节跳动，仅被公开的项目就涉及到了多个不同的领域，从云计算、教育、游戏、电商、外卖在内，几乎所有已经被互联网重塑过的领域，字节跳动都在尝试用视频化和算法重塑一遍。
回看字节跳动最为知名的两个产品，今日头条月活维持在1亿，抖音从2020年初的3亿日活增长到如今6亿，而全中国也不过9.4亿互联网用户。
如果继续把算法当作流量分发的工具来做广告生意，字节跳动没有必要招10万人，其潜力天花板也不算太远，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招2万个员工维护信息分发的稳定，随后开始收其他企业流量税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抖音电商，正是字节跳动急于追寻除了抖音、头条之外的第三个拳头产品。https://t.cn/A6MPwn6F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兰山新闻##【新华社“经参调查”兰山社会治理：支部建在“网格” 难事不出社区】支部建在“网格” 难事不出社区——山东临沂市社区治理“砚台岭模式”调查
“来一份八宝粥、两根油条、一个煮鸡蛋。”家住临沂市砚台岭社区83岁的老人蒋生学坐在家中的沙发上，手指轻按“按住说话”按钮，对着平板“说话”即可订上自己想要的早餐。
“收到”，屏幕的另一端即刻回应。大约15分钟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热乎乎的早餐敲开蒋大爷家的大门，蒋大爷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心仪可口的早餐。不仅如此，一屏在手，老人日常的吃喝、生活购物、用药就医均可通过“助老智慧终端”这一智能屏幕实现“居家养老”。
这是临沂市砚台岭社区探索社区治理、服务社区老人的一个缩影。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是党和政府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近年来，拥有5600多常住人口、6100多流动人口的山东临沂市砚台岭社区，探索构建进门入户的网络化管理服务模式，创新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社区养老深度融合，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值得关注。
支部建在“网格”提升“家门口的获得感”
走进砚台岭社区，65栋居民楼整齐划一、错落有致，社区广场上居民正在健身器材上腾挪翻飞。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文化大院、休闲广场、幼儿园、小学、卫生院等公共服务配套一应俱全。
“将支部建在网格上。”已连任5届社区党委书记的蒋相忠谈及社区巨变感慨万千，“我们的探索就是让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工作，把网格建在楼宇上，实行一‘网’到户。”
砚台岭社区上万人，其中流动人口多，社情民意复杂，管理服务难度较大。为此，社区党委将65栋楼划分为8大网格，成立了8个楼宇党支部，每个支部管理8座居民楼，各支部由3名成员组成。社区“两委”成员兼任楼宇党支部书记。各支部实行党员联楼包户，同时把社区的综治、安全、城管、环保、卫生防疫、调解等工作，按片分到各支部责任区内。如此一来，支部建在网格，确保了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
兰山街道党工委书记房庆良说，楼宇网格化架起了干群关系的“连心桥”、群众诉求的“接收器”，网格管理把关心群众落到实处。这样，砚台岭社区实现“小事不出单元，难事不出社区”。
据临沂市广播电视台派驻砚台岭社区的“红领书记”王统计介绍，下一步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的经验做法复制到社区集体企业，党员带头创业就业，壮大社区经济实力，让社区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合力破解拆迁失业和老龄化“两头”难题
砚台岭社区历时10余年拆迁建设，为临沂市重点工程贡献出4000余亩土地、上万间民房、上百家集体私营企业。但有2000多名村民失业，如何再就业成为一大课题。同时，社区老年人较多，如何推动养老服务也成为难题。
为破解失业农民和老龄化“两头”难题，砚台岭社区党委费尽心机。“让失地农民在集体创业平台上再就业。”蒋相忠说，近年来社区把为城市供应健康食品作为主攻方向，成立了“砚太电商城市共同配送中心”，以沂蒙特色的烙煎饼、蒸馒头、做豆腐、生豆芽等原生态农产品为主打产品，在城市园区、商超、居民区开展链式配送。目前，社区建成5万平方米的农副产品市场和加工分拨车间，日产量达2万斤，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为解决社区养老服务难题，砚台岭社区积极探索将智能养老做成新兴产业。蒋相忠调研发现，按照民政部的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迈入中度老龄化，迎来一波养老照护浪潮。为了让老年人、残疾人坐在家里，张口用语音就能订上社区提供的健康食品，砚台岭社区与临沂大学、海信集团开展村、校、企三方合作，成功研发出“助老智慧服务终端”。目前该智能养老项目已实现网上语音购物、一键联通社区、在家预约医护服务、紧急情况下求助等功能。
兰山区区长沈如茂表示，社会老龄化和数字化趋势不可逆，如何通过技术赋能让老年人拥抱幸福晚年，需要政府、社区、家庭、社会多方努力。
设立居民议事站探索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如何从思想行动上真正现代化，成为社区党委要破解的又一难题。
社区党委书记蒋相忠坦言：“这些年，我能扛过来的砝码就是让大小事放在阳光下，实现社区共享共建共治。”
《经济参考报》记者发现，社区党委通过民主协商制订了一套议事规则和村规民约，比如：有问题先向社区反映，社区党委解决不了的可以依法上访；对无理越级上访户，社区考评时给予经济处罚。相关社区网格管理员会主动上门做疏通工作，大大降低了越级缠访现象。
为化解各种纠纷，社区党委探索成立居民议事站，按照“两委成员接待站、事项分流站、事项议事站、事项调解站、法律服务站、事项督办站”六个环节，将社区网格内解决不了的矛盾纠纷，通过议事站由党员、居民代表、中老年人志愿者队伍进行公开议事、评事。同时，社区聘请专职律师，担任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为社区治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自议事站建立以来，处结各类矛盾问题34件，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难题108件。
针对砚台岭社区的实践探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谭秋桂等专家认为，它回答了城市进入存量发展、更新提质的新阶段后，社区如何创新基层治理和养老服务的“时代之问”。比如，通过分类整合、织密建强居民楼党建网格体系，确保治理责任落实到人，强化了社区党组织的主心骨地位，一举解决了社区党建“虚置”问题。再如，把社区治理与智能养老深度融合，提升了社区服务能力，减轻了政府压力和家庭负担。
受访专家建议，未来社区治理还应在两方面加大创新力度。一是提高社区自治水平，避免行政化、案头化倾向，不断提升楼宇网格员党建和业务管理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把民生支出和公共服务资源更多用于基层，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和养老服务，巩固党的基层社区的执政基础。
“来一份八宝粥、两根油条、一个煮鸡蛋。”家住临沂市砚台岭社区83岁的老人蒋生学坐在家中的沙发上，手指轻按“按住说话”按钮，对着平板“说话”即可订上自己想要的早餐。
“收到”，屏幕的另一端即刻回应。大约15分钟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热乎乎的早餐敲开蒋大爷家的大门，蒋大爷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心仪可口的早餐。不仅如此，一屏在手，老人日常的吃喝、生活购物、用药就医均可通过“助老智慧终端”这一智能屏幕实现“居家养老”。
这是临沂市砚台岭社区探索社区治理、服务社区老人的一个缩影。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是党和政府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近年来，拥有5600多常住人口、6100多流动人口的山东临沂市砚台岭社区，探索构建进门入户的网络化管理服务模式，创新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社区养老深度融合，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值得关注。
支部建在“网格”提升“家门口的获得感”
走进砚台岭社区，65栋居民楼整齐划一、错落有致，社区广场上居民正在健身器材上腾挪翻飞。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文化大院、休闲广场、幼儿园、小学、卫生院等公共服务配套一应俱全。
“将支部建在网格上。”已连任5届社区党委书记的蒋相忠谈及社区巨变感慨万千，“我们的探索就是让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工作，把网格建在楼宇上，实行一‘网’到户。”
砚台岭社区上万人，其中流动人口多，社情民意复杂，管理服务难度较大。为此，社区党委将65栋楼划分为8大网格，成立了8个楼宇党支部，每个支部管理8座居民楼，各支部由3名成员组成。社区“两委”成员兼任楼宇党支部书记。各支部实行党员联楼包户，同时把社区的综治、安全、城管、环保、卫生防疫、调解等工作，按片分到各支部责任区内。如此一来，支部建在网格，确保了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
兰山街道党工委书记房庆良说，楼宇网格化架起了干群关系的“连心桥”、群众诉求的“接收器”，网格管理把关心群众落到实处。这样，砚台岭社区实现“小事不出单元，难事不出社区”。
据临沂市广播电视台派驻砚台岭社区的“红领书记”王统计介绍，下一步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的经验做法复制到社区集体企业，党员带头创业就业，壮大社区经济实力，让社区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合力破解拆迁失业和老龄化“两头”难题
砚台岭社区历时10余年拆迁建设，为临沂市重点工程贡献出4000余亩土地、上万间民房、上百家集体私营企业。但有2000多名村民失业，如何再就业成为一大课题。同时，社区老年人较多，如何推动养老服务也成为难题。
为破解失业农民和老龄化“两头”难题，砚台岭社区党委费尽心机。“让失地农民在集体创业平台上再就业。”蒋相忠说，近年来社区把为城市供应健康食品作为主攻方向，成立了“砚太电商城市共同配送中心”，以沂蒙特色的烙煎饼、蒸馒头、做豆腐、生豆芽等原生态农产品为主打产品，在城市园区、商超、居民区开展链式配送。目前，社区建成5万平方米的农副产品市场和加工分拨车间，日产量达2万斤，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为解决社区养老服务难题，砚台岭社区积极探索将智能养老做成新兴产业。蒋相忠调研发现，按照民政部的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迈入中度老龄化，迎来一波养老照护浪潮。为了让老年人、残疾人坐在家里，张口用语音就能订上社区提供的健康食品，砚台岭社区与临沂大学、海信集团开展村、校、企三方合作，成功研发出“助老智慧服务终端”。目前该智能养老项目已实现网上语音购物、一键联通社区、在家预约医护服务、紧急情况下求助等功能。
兰山区区长沈如茂表示，社会老龄化和数字化趋势不可逆，如何通过技术赋能让老年人拥抱幸福晚年，需要政府、社区、家庭、社会多方努力。
设立居民议事站探索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如何从思想行动上真正现代化，成为社区党委要破解的又一难题。
社区党委书记蒋相忠坦言：“这些年，我能扛过来的砝码就是让大小事放在阳光下，实现社区共享共建共治。”
《经济参考报》记者发现，社区党委通过民主协商制订了一套议事规则和村规民约，比如：有问题先向社区反映，社区党委解决不了的可以依法上访；对无理越级上访户，社区考评时给予经济处罚。相关社区网格管理员会主动上门做疏通工作，大大降低了越级缠访现象。
为化解各种纠纷，社区党委探索成立居民议事站，按照“两委成员接待站、事项分流站、事项议事站、事项调解站、法律服务站、事项督办站”六个环节，将社区网格内解决不了的矛盾纠纷，通过议事站由党员、居民代表、中老年人志愿者队伍进行公开议事、评事。同时，社区聘请专职律师，担任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为社区治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自议事站建立以来，处结各类矛盾问题34件，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难题108件。
针对砚台岭社区的实践探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谭秋桂等专家认为，它回答了城市进入存量发展、更新提质的新阶段后，社区如何创新基层治理和养老服务的“时代之问”。比如，通过分类整合、织密建强居民楼党建网格体系，确保治理责任落实到人，强化了社区党组织的主心骨地位，一举解决了社区党建“虚置”问题。再如，把社区治理与智能养老深度融合，提升了社区服务能力，减轻了政府压力和家庭负担。
受访专家建议，未来社区治理还应在两方面加大创新力度。一是提高社区自治水平，避免行政化、案头化倾向，不断提升楼宇网格员党建和业务管理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把民生支出和公共服务资源更多用于基层，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和养老服务，巩固党的基层社区的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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