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翻了翻自己的备忘录，已经好久没有打开了，当初为了写未央宫开的文档，这些年大概熬夜太多人被熬傻了，脑子里存不住半点灵感，只能在蹦出的第一刻先拿手机记下来！里面零零散散记了一堆没有前文后续的片段，最后有些用了，有些没用，有些意外为什么当时会这么写，如今再看，仍是像在周末的早晨抱着毛绒绒的玩偶在被窝里打十八个转，开心满足
【高书生：文化数字化当中有哪些难题待破解？】
10月27、28日，2021中国文化计算大会在北京云南两地连线同步举办。中宣部文改办一级巡视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书生受邀作大会报告。以下为报告实录。
文化数字化我们10年前已经提了，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产再到文化传播，最后到文化消费，实现全面数字化。
去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讲到文化的时候讲了两个数字化，一个叫作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一个叫作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这就意味着文化数字化已经从工程项目上升为国家战略。
文化数字化本身就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产物，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一定要依靠科技的支撑。下面我从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和文化大数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
第一个难题是数据关联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经过10年的努力，宣传文化领域当中数据量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单位有好多图片库，广播电台、电视台有大量的媒资库，还有出版社、文化机构有大量的数据库。数字化之后形成了许多的数据库，随之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孤岛。数据库很多都是各个单位自建自用，量是非常大的，但都是孤岛，使用率很低。
数据关联的本意是要把这些数据连到一起，能够共享，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怎么实现这种关联？拆成两个方面：
一个是实现内关联，拥有数据的文化机构能够把这些数据关联起来，我们称之为内关联。内关联主要是三个步骤。一是分类。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版的文化统计框架进行分类的，分成6个类别。在这个基础上再做编目，编目主要是依靠我们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知识图谱做编目。在完成这两个工作的基础上，数据的坐标定好了，再对这些数据的特征进行描述，我们叫标注，实际上就是标签化。通过这三个步骤实现内关联。
二是实现外关联。内关联基本上很容易做到，但是最难的就是外关联。我们想到了依托有线电视网络，把所有的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连一起，形成一张生产的互联网。
一说国家文化专网，马上就想到搞重复建设，不是的。我们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正在建的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的平台，就能实现外关联。
国家文化专网有三个功能：一是闭环运行，二是标识解析，三是结算制度。这三个功能我们一定要具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外关联还是实现不了。
为什么闭环运行，是保障数据的安全。
下面我想重点解释一下标识解析，我们的标识解析主要是依托中国主导的一项国际标准，即信息和文献的关联标识国际标准作为依托，在有线电视网络部署标识编码的注册登记和解析系统，这样就完成了第一步标识解析。这样就等于有线电视网络要新开展一项业务，国家文化专网接入服务，就是要把各个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实现互联互通，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外关联。
外关联最后要达到的是把零散的文化数据和不同领域的文化数据，比如说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文化，把这些数据贯通起来。还有一个是不同形态的，比如说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关联起来，还有一些是把文化资源的源和实体关联起来，最后实现内关联和外关联统筹，最终形成关联数据，这是文化数字化重要的成果。而这种关联数据由于凝结了专业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所以说这种关联资产要实现资产化，就可以实现交易，让这种数据能够变现，成为文化机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技术，不管是内关联技术还是外关联技术，特别是在数据的传输、安全、存储方面，需要大量技术。
第二个难题是数据加工
每一个文化机构先接入国家文化专网，第二步部署一个底层关联集成系统，这也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依托我们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在各文化数据中心部署这样一种底层关联的引擎和应用软件，最后实现互联互通。
在两个条件具备以后，每个文化机构或者若干个文化机构结合在一起的形成数字化文化生产线。这个文化生产线当中主要是解决解构这些数据和关联这些数据以及解构数据、重现数据的功能，最后形成两个产品，一个是通过解构形成的文化资源数据，另外一个是通过关联、重构和呈现形成的文化数字内容，这样就进入了数据的分发和内容的分发阶段。最后往下接的实际上就是数据超市，能够把这些数据变现，把生产单位的生产成果能够转化为资产，转化为产品，最后形成共享的东西。
生产线一定要坚持守正。怎么实现守正呢？我们提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数据要保真，第二创作要严谨，第三内容要把关，第四互动要有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守正。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谈不上创新，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这个产品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
数据加工能够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二是要改造业务流程，让每一家传统文化机构都能够搭上数字化这辆快车。
第三个难题是全景呈现
现在数据也有了，也有人加工，也有人传输，也有地方交易，最后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在消费环节，大家所看到的东西是和过去不一样的，如果说和过去一样，那么这个数字化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尤其是去年疫情以来，都在推线上的活动，线上内容确实是多但也有问题，就是现在大量的内容都是平移过来的，就是把线下的内容平移到了线上，也有一些博物馆，也有一些云演艺等等，这些活动比过去要多，但是看起来不方便，没有完全体现出数字化以后的那种新体验，这方面差。文化数字化不能止步于网页化，把过去一些东西搬到网页上就万事大吉了。我们能不能改写展陈史，能够让展陈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场景化，有些东西现在已经做到了，但大量的东西还没有。包括戏剧的形式，怎么能在线上看的和在剧场一样，同时又有比剧场更近一步的东西，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把它叫做全景呈现。
下一步要推动数字化的文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包括线上和线下，线上关注大屏和小屏，大屏是电视机，小屏就是移动终端。线下关注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和文化体验厅，形成了在所有的体验场合都能有文化数字体验产品能够体现，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第四个难题是数据安全
这些年每个单位都有大量的数据，但为什么没有拿出来？经过调研发现大家还是有些担心，担心数据拿出来之后很难识别数据是谁的，结果我们也用了很多技术，比如说区块链等，但是什么东西都依靠打官司，这个社会是没法运转的。
能不能有一些前置和有效的手段来确保数据安全？
我们现在想到的数据安全，主要是三道门：第一道门是建国家文化专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做这件事，因为互联网和公网是物理隔离，数据没有流失，而且也不可能盗取；第二道门是数据存储的方式，文化机构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把数据拿走，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的数据中心即使贯通了，但还是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部署，别人需要你的数据，必须要经过授权才能使用；第三道门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所有的数据一出来，就形成了唯一的标识符，可以实现溯源，但这是我们被动的手段，前两道是最关键的。
以上问题中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和北京邮电大学一起合作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些基础学科研究的问题，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和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破解我们在文化数字化过程中这些难题，共同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以及文化大数据的建设。
10月27、28日，2021中国文化计算大会在北京云南两地连线同步举办。中宣部文改办一级巡视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书生受邀作大会报告。以下为报告实录。
文化数字化我们10年前已经提了，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产再到文化传播，最后到文化消费，实现全面数字化。
去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讲到文化的时候讲了两个数字化，一个叫作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一个叫作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这就意味着文化数字化已经从工程项目上升为国家战略。
文化数字化本身就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产物，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一定要依靠科技的支撑。下面我从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和文化大数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
第一个难题是数据关联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经过10年的努力，宣传文化领域当中数据量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单位有好多图片库，广播电台、电视台有大量的媒资库，还有出版社、文化机构有大量的数据库。数字化之后形成了许多的数据库，随之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孤岛。数据库很多都是各个单位自建自用，量是非常大的，但都是孤岛，使用率很低。
数据关联的本意是要把这些数据连到一起，能够共享，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怎么实现这种关联？拆成两个方面：
一个是实现内关联，拥有数据的文化机构能够把这些数据关联起来，我们称之为内关联。内关联主要是三个步骤。一是分类。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版的文化统计框架进行分类的，分成6个类别。在这个基础上再做编目，编目主要是依靠我们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知识图谱做编目。在完成这两个工作的基础上，数据的坐标定好了，再对这些数据的特征进行描述，我们叫标注，实际上就是标签化。通过这三个步骤实现内关联。
二是实现外关联。内关联基本上很容易做到，但是最难的就是外关联。我们想到了依托有线电视网络，把所有的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连一起，形成一张生产的互联网。
一说国家文化专网，马上就想到搞重复建设，不是的。我们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正在建的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的平台，就能实现外关联。
国家文化专网有三个功能：一是闭环运行，二是标识解析，三是结算制度。这三个功能我们一定要具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外关联还是实现不了。
为什么闭环运行，是保障数据的安全。
下面我想重点解释一下标识解析，我们的标识解析主要是依托中国主导的一项国际标准，即信息和文献的关联标识国际标准作为依托，在有线电视网络部署标识编码的注册登记和解析系统，这样就完成了第一步标识解析。这样就等于有线电视网络要新开展一项业务，国家文化专网接入服务，就是要把各个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贯通，实现互联互通，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外关联。
外关联最后要达到的是把零散的文化数据和不同领域的文化数据，比如说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文化，把这些数据贯通起来。还有一个是不同形态的，比如说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关联起来，还有一些是把文化资源的源和实体关联起来，最后实现内关联和外关联统筹，最终形成关联数据，这是文化数字化重要的成果。而这种关联数据由于凝结了专业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所以说这种关联资产要实现资产化，就可以实现交易，让这种数据能够变现，成为文化机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技术，不管是内关联技术还是外关联技术，特别是在数据的传输、安全、存储方面，需要大量技术。
第二个难题是数据加工
每一个文化机构先接入国家文化专网，第二步部署一个底层关联集成系统，这也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依托我们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在各文化数据中心部署这样一种底层关联的引擎和应用软件，最后实现互联互通。
在两个条件具备以后，每个文化机构或者若干个文化机构结合在一起的形成数字化文化生产线。这个文化生产线当中主要是解决解构这些数据和关联这些数据以及解构数据、重现数据的功能，最后形成两个产品，一个是通过解构形成的文化资源数据，另外一个是通过关联、重构和呈现形成的文化数字内容，这样就进入了数据的分发和内容的分发阶段。最后往下接的实际上就是数据超市，能够把这些数据变现，把生产单位的生产成果能够转化为资产，转化为产品，最后形成共享的东西。
生产线一定要坚持守正。怎么实现守正呢？我们提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数据要保真，第二创作要严谨，第三内容要把关，第四互动要有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守正。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谈不上创新，如果不能够守正，也就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这个产品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
数据加工能够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二是要改造业务流程，让每一家传统文化机构都能够搭上数字化这辆快车。
第三个难题是全景呈现
现在数据也有了，也有人加工，也有人传输，也有地方交易，最后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在消费环节，大家所看到的东西是和过去不一样的，如果说和过去一样，那么这个数字化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尤其是去年疫情以来，都在推线上的活动，线上内容确实是多但也有问题，就是现在大量的内容都是平移过来的，就是把线下的内容平移到了线上，也有一些博物馆，也有一些云演艺等等，这些活动比过去要多，但是看起来不方便，没有完全体现出数字化以后的那种新体验，这方面差。文化数字化不能止步于网页化，把过去一些东西搬到网页上就万事大吉了。我们能不能改写展陈史，能够让展陈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场景化，有些东西现在已经做到了，但大量的东西还没有。包括戏剧的形式，怎么能在线上看的和在剧场一样，同时又有比剧场更近一步的东西，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把它叫做全景呈现。
下一步要推动数字化的文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包括线上和线下，线上关注大屏和小屏，大屏是电视机，小屏就是移动终端。线下关注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和文化体验厅，形成了在所有的体验场合都能有文化数字体验产品能够体现，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第四个难题是数据安全
这些年每个单位都有大量的数据，但为什么没有拿出来？经过调研发现大家还是有些担心，担心数据拿出来之后很难识别数据是谁的，结果我们也用了很多技术，比如说区块链等，但是什么东西都依靠打官司，这个社会是没法运转的。
能不能有一些前置和有效的手段来确保数据安全？
我们现在想到的数据安全，主要是三道门：第一道门是建国家文化专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做这件事，因为互联网和公网是物理隔离，数据没有流失，而且也不可能盗取；第二道门是数据存储的方式，文化机构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把数据拿走，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的数据中心即使贯通了，但还是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部署，别人需要你的数据，必须要经过授权才能使用；第三道门是刚才提到的标识解析，所有的数据一出来，就形成了唯一的标识符，可以实现溯源，但这是我们被动的手段，前两道是最关键的。
以上问题中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和北京邮电大学一起合作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些基础学科研究的问题，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和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破解我们在文化数字化过程中这些难题，共同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以及文化大数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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