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该干预人工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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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计生协发布 1 号文件《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2022 年工作要点》，提到：

「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行动，重点解决青少年、育龄人群及其他特定人群生殖健康的突出问题，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提高群众生殖健康水平。」

而其中「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一项，很快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从当下的现状出发，这一行动，是出于提升群众生殖健康的考虑，还是在悄然抬高流产的门槛？

「人工流产，早就该干预了」

从政策与措施层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人工流产干预」，实际上并非全新概念。

以上海市为例，2021 年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中心已经提出「人流对象干预服务项目」，并为此编制预算。

该项目的核心是「为全面提高目标人群的科学避孕意识，降低非意愿妊娠，减少重复人工流产，提高育龄人群生殖健康水平，在本市开展人流对象干预服务公益项目」。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的实施执行主任的报告，也提到「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加强对性传播高危行为人群的综合干预，减少意外妊娠和性相关疾病传播等措施——从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的角度来说，对人工流产的干预是既往的重要手段。

刘艳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她在妇产科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2010 年的时候，人工流产手术的数量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最多的时候，我在 3 小时内可以完成 27 台手术」。

而近些年，中国人工流产手术的数量虽依然居高，但有所回落，刘艳所在医院的妇产科，现在每天到不了 10 台这样的手术，「这一方面跟国家的生育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在普遍较低的生育意愿有关」。

「国家早就应该干预人工流产了」，从业内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领域鱼龙混杂」。刘艳认为，对人工流产的干预不但要加强教育，减少意外怀孕，同时也要使人流手术更加规范。

现在依然常见的无痛人流广告，曾经更为猖獗地占据着各类媒介，「说什么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其实这些给人特别多的误导」。刘艳表示，人流手术确实很快，但风险却大，「医院将手术说得很简单，但医生的水平难以把控」。

让刘艳医生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有一名十几岁的女孩，在别的医院做人流手术，由于医生操作不当造成了子宫穿孔和肠管穿孔，导致肠坏死，转院过来后已经昏迷，住进了 ICU 重症监护病房。

因此，出于对生殖健康和行业规范的双重考量，人工流产亟需干预。

但对于要关注「未婚人群」的人工流产，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菊芬却持有不同态度。

王菊芬一直坚持从事妇女和人口研究，对当下中国女性婚育的状况有着长期和系统的观察，根据这些经验和判断，她认为在计生协的工作要点中，对「未婚人群」的界定已不够科学。

王菊芬告诉丁香园：「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婚育观念越来越多元的背景下，人们可以终生不婚，也可以选择闪电式地结婚、离婚，即便已婚也可以组建丁克家庭。

而随着婚育观念一同发生变化的，还有女性不断提早的性成熟年龄，之前女性性成熟年龄在十二三岁，现在已经提前到十岁左右，而女性的生育能力一般可以一直持续到 45 到 49 岁之间。

在社会观念和公众生理状态都处于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单一关注未婚人群和青少年群体的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状况，可能把问题简化了，不具备与时俱进的普遍意义。」

「社会对人工流产的关注应该将所有的育龄期女性都包括进去，不要再区分已婚和未婚」，这也是王菊芬与他们课题组参与制订《上海市妇女发展「十四五」规划》时的观点。她认为，对于女性健康的服务，应该将她们的全生命周期都纳入其中，才是更科学地有效改善公众生殖健康，实现优生优育。

不能放任的药物流产

走进药店，计生柜台永远最为醒目，每扇橱窗前都张贴着红黄撞色的「万艾可已到货」。

但最近引起讨论的，却变成了收银台前，一张写有「不得销售终止妊娠药品」的提示卡，结合 2021 年的第五批国家集采中，米非司酮与卡贝缩宫素被踢出，这也使得部分网友担忧，往后「药物人工流产也越来越难做了」。

其实，在市场监管层面，对终止妊娠药品早就有所限制。

「规范终止妊娠药品的销售和使用，主要是为了配合国家的整治两非的政策」，河南省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副局长王定介绍，而所谓「两非」，是指非医学需要鉴别胎儿性别、非医学需要人工终止妊娠，这一政策提出的背景是国内持续多年失衡的男女性别比。

从临床角度，刘艳医生也表示药物流产的适用范围有限：「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们不推荐自行服药行药物流产；虽然我们也做药流，但一定应是在正规医院，在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观察下才能进行。」

「终止妊娠药基本上是通过让子宫收缩，在压力作用下使胚胎脱出。这种情况有可能胚胎脱出不彻底，导致出血危险。相对于人流手术，药流的大出血风险更高，如果对这类药物不予管控，放开让患者自行操作，流产风险会成倍放大。」

王定已从事药品监管工作 20 余年，他表示，以河南省为例，在 2005 年就已开始执行《河南省终止妊娠药品管理规定》，其他各省对此类药品的相关规定也大致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相继执行。

在管理的落实中，「主要是从销售渠道和使用规范两方面来对这类药品进行监管」，2005 年开始到今天，随着企业对新政策的逐渐接受和监管部门的强化监管，违法售卖终止妊娠药品已经逐渐被杜绝。

「我们会严格检查药品批发企业和医院的购进、销售和使用记录，对照进货量、使用量和库存量，检查终止妊娠药品有没有非法流失」，王定表示。

谈到未来对终止妊娠药品管理的走向，王定认为，管理规定在不断修订中会更加严格和完善，这关系到药品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人口安全，「因此药物流产不会放任、也不能放任」。

没有人是局外者

人工流产不管是手术还是药物，相关风险与负担都更加直接地作用于女性本身。用人工流产来控制生育，无论从单个怀孕周期，还是从人口的长期发展来看，都并非健康的生殖观念。

「我国一年的人工流产手术 950 万台，而出生人口数也只有不到 1100 万人，这些流产掉的孩子有的非常可惜」，王菊芬感叹，除了在复旦大学任职外，她还有一重身份——12338 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的志愿者，每月一次为来电者提供咨询服务。

「几年前，有一个女孩怀孕了，她男朋友就吓跑了，害怕承担责任，来电者诉说流产要 1000 多块，她已经怀孕 4 个月，医生说再不流产就流不了了，但她没有钱」，讲起这件事，王菊芬至今仍难以释怀。

「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应该提供更多的服务、更适宜的科学教育和更正确的婚育理念？怀孕不应该是女性的单一责任」，王菊芬认为，对于还没有做好怀孕准备的公众，他们应该掌握充分的性健康知识和科学的避孕措施来避免意外妊娠，也就避免了可能的人工流产。

「而对于已经意外妊娠的情况，如果双方是真诚相爱，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必要帮助和条件，给他们继续发展和组建家庭的机会，或许不一定要走到流产这一步。」

王菊芬说，可以参考一些国家设立的流产冷静期，给予当事者充分的咨询和可能的帮助；对于意外妊娠但决定生育的女性，或者是男方缺失，却仍鼓足勇气继续生育的孕妇，社会应为她们提供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培训，减轻母亲负担，给降生的孩子提供适合成长的环境，这也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人工流产数量庞大、出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不孕率增高……婚育观念日渐多元的婚育观念，人口结构更为复杂，如何提供普适性更强、更与时俱进、更有温度和关怀的政策，如何完善配套的教育和服务，或许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而在承担生育责任、提升生殖健康水平的问题上，无论性别、年龄，没有人是局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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