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原创  不能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责任都推给学校、老师，不断给学校教育做加法，这会让学校变为“无限责任”。

3月2日在京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双减”进一步落地仍面临挑战。比如，60.3%的受访教师认为课后服务后工作量加大，70.9%的受访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双减”背景下，教师的负担、压力反而增大，这一问题已引起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据媒体报道，民进中央表示，“双减”背景下，教师面临工作压力增大和综合能力提升要求的双重困境，建议减轻教师负担，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

老师全年一直处在加班状态？

事实上，“双减”工作实施以来，部分教师反映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压力增大这一问题，教育部负责人在去年底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已作出回应，表示由于很多老师参与了课后服务工作，客观上确实给老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这是现实。 

那么，该如何给教师减负呢?

在笔者看来，深入推进“双减”，必须各司其职，不能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责任都推给学校、老师，不断给学校教育做加法，这会让学校变为“无限责任”学校，而必须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合力，给学生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 

“双减”要求从严监管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压减，保留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也不得在节假日、双休日、寒暑假开展培训，那么学生到哪里去?到学校去，似乎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如学校可以推迟放学，开展课后服务；可以开展晚自习，晚自习后学生才回家；双休日也可以开放校园，学生可到学校去；寒暑假推出托管服务，等等。

但是，这必然带来两个问题：

一是学校和老师的任务越来越多，把以前校外培训机构，甚至家庭教育要履行的职责，都揽过来；

二是学生接受的教育全部来自学校教育，这样的教育并不利于孩子成长。 

前一个问题，具体的表现就是教师在校时间延长。很多班主任形容，自己被绑在了校园中。对于这一问题，当前考虑最多的是，怎样加强对课后服务经费的保障，让参加课后服务的老师获得相应的报酬。这当然很重要，可是，即便解决了报酬问题，让教师全年一直处在加班状态，也是不可持续的，这会让教师产生严重的职业倦怠感，进而影响教育教学质量，与减负的初衷渐行渐远。

后一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一些人片面认为，教师应该有奉献精神，还有人建议，落实“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得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后，中小学教师的寒暑假可以取消，孩子寒暑假都可以在学校里度过。这不但不了解教师这一职业的性质，也不尊重教育与学生的成长规律。

学校教育不能代替家庭、社会教育

对于开展课后服务，从让学校履行更多教育职责，解决部分家长的接送难题角度看，值得肯定，可是“全覆盖”会带来以学校教育代替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问题——因为学生放学后的时间，本应该属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学生的自我教育。 

过于强化学校教育，必定导致其他教育弱化，进而影响学生的成长。

假期托管服务也是如此，以学校为主体开展托管服务，可以利用学校现成的资源，为学生提供假期的去处，可是，放寒暑假是为了让学生有自主成长，接触社会的机会和空间，以学校为主体进行的托管服务，却进一步延伸学校教育，挤占了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

不少人只是从减轻家庭的负担角度来看学校教育履行更多的职责，但这犯了两个基本的常识错误： 

一是父母陪伴孩子，不应是家庭的负担，而是家庭的责任，《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父母(监护人)要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至于有家长没时间陪伴孩子，这要从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角度考虑，而不是从把责任推给学校着手； 

二是学生接受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些教育要形成合力，互相促进，而不是替代或挤占。

我国社会在“双减”中之所以存在强化学校教育这样的走向，是因为长期以来，在基础教育严重应试化的环境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围绕学校教育转，崇尚知识教育，家庭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家长演变为“校外辅导员”和“作业批改员”；社会教育则集中表现为“校外培训”，学生在社区中没有合适的发展自身兴趣的去处。 

推进“双减”的根本目标：是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扭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围着学校教育转这一扭曲现象。

遗憾的是，非但没有扭转，反而把学生基本都交给学校，这是无法实现“双减”目标的。

根本方向是改革教育评价体系

好在已有积极变化的迹象。如对于课后服务，就有代表提出，引入社会资源开展课后服务，而最近上海市教委会印发的《上海市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指南》明确提出，学校可引入校外资源开展课后服务，校外资源来源广泛，包括教育系统内部资源如青少年活动中心，教育系统外资源如社区、企事业单位，还包括经遴选符合相应要求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这就把课后服务建设为社会教育平台，而非学校教育平台。 

“双减”要取得实效，就要在全社会形成新的教育观和成才观。这一方面要坚持教育规律，清晰界定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职责，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则需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拓宽学生的成才选择，缓解家长的焦虑。

需要注意的是，不但有教师反映“双减”后更累，还有不少家长也反映更累了，这是因为在总竞争压力不减的情况下，原来被培训机构“分担”的“压力”一部分转给了教师，另一部分转给了家长。

如此一来，学生负担没减轻多少，家长和老师的负担也会增加。要为学生、家长、老师减负，就必须从减轻总负担入手，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给学生多元的成才选择。

作者熊丙奇，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