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彩行大运丨揭开大运河“最后的秘密”！武清十四仓遗址即将发掘】 京杭大运河武清段是天津境内的最后一段，作为进京前的最后一站，武清发挥着物流园的作用，南来的货物均在此储存分拣，而后运入京城。元朝时，政府在武清设立十四仓，为官方属性的物流仓储，十四仓从元朝到清朝，运行了600年，然而至今关于十四仓仍有许多谜题待解。2021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国家级文保单位十四仓遗址项目的发掘申请，今年，发掘工作将正式开始，作为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尘封百年的十四仓遗址将为我们讲述更多运河往事。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
https://t.cn/A66UOSkk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
https://t.cn/A66UOSkk
【津彩行大运丨揭开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武清十四仓遗址即将发掘】 京杭大运河武清段是天津境内的最后一段，作为进京前的最后一站，武清发挥着物流园的作用，南来的货物均在此储存分拣，而后运入京城。元朝时，政府在武清设立十四仓，为官方属性的物流仓储，十四仓从元朝到清朝，运行了600年，然而至今关于十四仓仍有许多谜题待解。2021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国家级文保单位十四仓遗址项目的发掘申请，今年，发掘工作将正式开始，作为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尘封百年的十四仓遗址将为我们讲述更多运河往事。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杨村北运河光明桥工地出土的铜塑像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遗址出土的精美酒具和钧窑盘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杨村北运河光明桥工地出土的铜塑像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遗址出土的精美酒具和钧窑盘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
1986年，陕西安康一位农民，在地里干活时挖出了一个大土块，用䦆头敲击后，发现里面锈迹斑斑的，拿回家清洗后，像是一顶古代头盔，也没多大用处，便丢在鸡窝里用来喂鸡了。
1987年，冬天，时任安康博物馆馆长的李启良，一次在好友家里做客时，无意间看到了好友描摹的几行钢笔字，看着不像象形字也不像篆字，倒像极了古代的钟鼎文。
钟鼎文，因铸刻于钟鼎之上而得名，也叫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字。
李启良心里好奇，这一询问，才知好友描摹的正是一件古青铜器上的铭文，李启良心想这古铜器上刻着这么多字的铭文，一定是件宝贵文物，于是请好友拿出来过过眼。
不料好友一脸为难，称此器物就在安康，只是早已流落到民间了。李启良听了，一脸失望，但还是和同事四处打听，可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1988年10月，时隔不到一年，李启良收到了一封省文物局寄来的书信，信的大致内容如下：“安康关庙早阳乡有一位村民上报，称发现了一件带有许多铭文的青铜器，因为上报人地址不详，要求安康博物馆尽快派人去落实。”
李启良看了大喜过望，信中所言的青铜器八成就是自己想要追回的铭文器具了。事不宜迟，他即刻带上21岁的大学生施昌成来到关庙早阳乡政府。
经打听询问，很快便来到了那个上报人的家里，可他却有事出门了，李启良只好向他父亲说明情由，父亲同意让儿子回来就到博物馆见面。
几日后，博物馆来了一位青年农民，自称姓王。李启良起身接待后，从谈话中得知，两年前，村民王老汉在地里干农活时，挖到了一个像是古代头盔的物件，王老汉一看也没多大用处，就丢进鸡窝里，做了喂鸡盆子。
一次，村里来个收破烂的小贩，在王老汉家里收了半斤烂铁，掂完称后，结账时却多给了50元钱，想收走那个“喂鸡盆子”。
原来，汉江一代古物特别多，这小贩长年在各乡里收破烂，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古物，时间久了，眼睛就毒了起来了。
今儿，他一眼瞅见那“喂鸡盆子”虽然脏臭不起眼，但盆底却刻着许多铭文，看来定非凡物，所以他才要多给50元钱，想淘回去看看能否倒腾个好价钱。
王老汉正愁家里缺钱呢，结果刚对小贩说了句“拿去呗！”不料，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小青年，过来请小贩去家里收破烂。
王老汉认得是本村的小王，巧得是，小王似乎也想买下那个“喂鸡盆子”，一下答应给王老汉100元钱。
原来这小王读过几年书，最爱看一些历史类书籍，眼瞅那“喂鸡盆子”造型古风古朴，上面铭文粗拙简约，便认定是个文物，想买来请人鉴定一番。
那小贩见状，也不好强要，又见那个“喂鸡盆子”烂了好几处，心里便打了退堂鼓，于是抽回50元，将剩下的钱给了王老汉，随后砸吧着嘴，一脸不快地离开了。
等小贩走后，小王果真买走了那个“喂鸡盆子”，王老汉乐呵极了，心想，白得了100元钱，这可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喽！
后来，小王去镇上找过几位专家鉴定后，确定这个“喂鸡盆子”绝非一般古物，为了确定这件古物的具体年代和真正价值，他又给省文物局写了一封信，告知了此事。
很快，安康博物馆便来人请他过去一趟，而接待他的人正是博物馆馆长李启良，随后二人约定好明天就到小王家里看看东西。
第二天，李启良终于在小王家里看到了心心念的那件古青铜器物。这是一件口沿、底座有些残损的青铜簋（guǐ），内底曾被人用砂纸轻度打磨过，铭文清晰可见。
随后，李启良细心，又反复地为小王讲解了文物保护相关知识，希望他能够将这件青铜簋上交给安康博物馆保管，最终小王一咬牙，答应将青铜簋无偿上交。
后来经考古专家鉴定：此青铜簋呈圆底，敛口鼓腹，高11.65厘米，口沿外径20.5厘米，如此外型实属平常，但贵在内底铸有的93字铭文，分列10行，每行9字，是迄今为止，汉江地区发现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铭文内容为：“惟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右，伐长必。史密左，率族人、莱伯、僰，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父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大意是说：“西周时期，周天子派陕南名将史密和师俗去征讨东方诸侯，战胜后，抓获俘虏100多人，同时受到周天子的封赏，为了纪念亡父，同时让这份荣耀世代流传下去，史密命人打造了这个青铜簋，并将此事刻于簋的底部。”
后来，历史学教授李学勤根据这篇铭文，将这件青铜簋定名为“史密簋”，而“史密簋”的发现，曾轰动了整个考古圈，甚至国内不少史学家都纷纷为其撰写论文。
如今，“史密簋”在穿越过1300多年的时光隧道后，被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在安康博物馆中，继续为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提供着重要的资料和宝贵的实物依据，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1987年，冬天，时任安康博物馆馆长的李启良，一次在好友家里做客时，无意间看到了好友描摹的几行钢笔字，看着不像象形字也不像篆字，倒像极了古代的钟鼎文。
钟鼎文，因铸刻于钟鼎之上而得名，也叫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字。
李启良心里好奇，这一询问，才知好友描摹的正是一件古青铜器上的铭文，李启良心想这古铜器上刻着这么多字的铭文，一定是件宝贵文物，于是请好友拿出来过过眼。
不料好友一脸为难，称此器物就在安康，只是早已流落到民间了。李启良听了，一脸失望，但还是和同事四处打听，可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1988年10月，时隔不到一年，李启良收到了一封省文物局寄来的书信，信的大致内容如下：“安康关庙早阳乡有一位村民上报，称发现了一件带有许多铭文的青铜器，因为上报人地址不详，要求安康博物馆尽快派人去落实。”
李启良看了大喜过望，信中所言的青铜器八成就是自己想要追回的铭文器具了。事不宜迟，他即刻带上21岁的大学生施昌成来到关庙早阳乡政府。
经打听询问，很快便来到了那个上报人的家里，可他却有事出门了，李启良只好向他父亲说明情由，父亲同意让儿子回来就到博物馆见面。
几日后，博物馆来了一位青年农民，自称姓王。李启良起身接待后，从谈话中得知，两年前，村民王老汉在地里干农活时，挖到了一个像是古代头盔的物件，王老汉一看也没多大用处，就丢进鸡窝里，做了喂鸡盆子。
一次，村里来个收破烂的小贩，在王老汉家里收了半斤烂铁，掂完称后，结账时却多给了50元钱，想收走那个“喂鸡盆子”。
原来，汉江一代古物特别多，这小贩长年在各乡里收破烂，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古物，时间久了，眼睛就毒了起来了。
今儿，他一眼瞅见那“喂鸡盆子”虽然脏臭不起眼，但盆底却刻着许多铭文，看来定非凡物，所以他才要多给50元钱，想淘回去看看能否倒腾个好价钱。
王老汉正愁家里缺钱呢，结果刚对小贩说了句“拿去呗！”不料，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小青年，过来请小贩去家里收破烂。
王老汉认得是本村的小王，巧得是，小王似乎也想买下那个“喂鸡盆子”，一下答应给王老汉100元钱。
原来这小王读过几年书，最爱看一些历史类书籍，眼瞅那“喂鸡盆子”造型古风古朴，上面铭文粗拙简约，便认定是个文物，想买来请人鉴定一番。
那小贩见状，也不好强要，又见那个“喂鸡盆子”烂了好几处，心里便打了退堂鼓，于是抽回50元，将剩下的钱给了王老汉，随后砸吧着嘴，一脸不快地离开了。
等小贩走后，小王果真买走了那个“喂鸡盆子”，王老汉乐呵极了，心想，白得了100元钱，这可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喽！
后来，小王去镇上找过几位专家鉴定后，确定这个“喂鸡盆子”绝非一般古物，为了确定这件古物的具体年代和真正价值，他又给省文物局写了一封信，告知了此事。
很快，安康博物馆便来人请他过去一趟，而接待他的人正是博物馆馆长李启良，随后二人约定好明天就到小王家里看看东西。
第二天，李启良终于在小王家里看到了心心念的那件古青铜器物。这是一件口沿、底座有些残损的青铜簋（guǐ），内底曾被人用砂纸轻度打磨过，铭文清晰可见。
随后，李启良细心，又反复地为小王讲解了文物保护相关知识，希望他能够将这件青铜簋上交给安康博物馆保管，最终小王一咬牙，答应将青铜簋无偿上交。
后来经考古专家鉴定：此青铜簋呈圆底，敛口鼓腹，高11.65厘米，口沿外径20.5厘米，如此外型实属平常，但贵在内底铸有的93字铭文，分列10行，每行9字，是迄今为止，汉江地区发现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铭文内容为：“惟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右，伐长必。史密左，率族人、莱伯、僰，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父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大意是说：“西周时期，周天子派陕南名将史密和师俗去征讨东方诸侯，战胜后，抓获俘虏100多人，同时受到周天子的封赏，为了纪念亡父，同时让这份荣耀世代流传下去，史密命人打造了这个青铜簋，并将此事刻于簋的底部。”
后来，历史学教授李学勤根据这篇铭文，将这件青铜簋定名为“史密簋”，而“史密簋”的发现，曾轰动了整个考古圈，甚至国内不少史学家都纷纷为其撰写论文。
如今，“史密簋”在穿越过1300多年的时光隧道后，被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在安康博物馆中，继续为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提供着重要的资料和宝贵的实物依据，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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