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须攻人恶，何用伐己善。
行之则可行，卷之则可卷。
禄厚忧积大，言深虑交浅。
闻兹若念兹，小子当自见。
——寒山拾得诗
简释：不要随意指责别人的缺点，更不要随处夸耀自己的优点。用得着你的才能的时候，就尽力去做；没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仅守本分就好。高官厚禄者，官越大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不是那么好做的；和人谈话，你先要明白和他的交情到底有多深，交浅言深，后果难料。这些个道理，要谨记于心，尤其是年轻人，特别要明了。
行之则可行，卷之则可卷。
禄厚忧积大，言深虑交浅。
闻兹若念兹，小子当自见。
——寒山拾得诗
简释：不要随意指责别人的缺点，更不要随处夸耀自己的优点。用得着你的才能的时候，就尽力去做；没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仅守本分就好。高官厚禄者，官越大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不是那么好做的；和人谈话，你先要明白和他的交情到底有多深，交浅言深，后果难料。这些个道理，要谨记于心，尤其是年轻人，特别要明了。
郭磊：投资率在中期如何“打平”
来源：郭磊宏观茶座
郭磊为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摘要
第一，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从2035年远景目标“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倒推，2021年开始的1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要在4.7%左右。考虑到经济增速经验上呈阶梯式特征，2021-2025年可能至少要在年均5.3%左右的区间（第二个五年4.8%，第三个五年4.2%）。就业目标是另一个硬约束，按照十四五每年1100万的就业目标来看， GDP增长目标也需要设在5%以上。
第二，GDP的拉动力量无非是消费、净出口、资本形成。从历史数据看，如没有疫情影响，名义消费增速的中枢一般持平于名义GDP增速（见2021年5月《为什么消费恢复相对偏慢》）；出口增速波动较大，但如果我们算一下过去10年的年均复合增速，则大致在5.9%左右，这个也并不高于名义增长率。这意味着资本形成速度至少要不低于名义GDP增长率。正如我们在年度报告《固本，培元》中所观察到的，中国经济对这一点高度敏感。经验观察的时候一般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替代资本形成，由于前者增速基本上稳定低于后者，我们可以用实际GDP代替名义GDP当作大致坐标。我们发现，凡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的年份，经济就明显有失衡特征；凡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的年份，GDP增速即使低，微观上一般也比较稳定。
第三，看短期经济，投资率偏低确实是一个典型问题。比如2021年实际GDP增速为8.1%，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4.9%，基建投资增速只有0.2%。这一点与结构调整有一定关系，2021年在影子银行、融资平台、两高一剩、房地产领域均有政策出台。结构调整达到了预期效果，如我们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历史复盘与当前位置》中所指出的，至2022年四个风险领域都已初步建立了系统性管控框架与长效机制，相关风险也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化解；但结构调整存在的一个副作用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过快，从而导致与资本形成有关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到了2021年三四季度，资本形成总额的GDP当季同比贡献率分别为7.8%、-11.6%，而2015-2019年这一贡献度均值在39%左右。
第四，所以对这轮政策稳增长来说，一则是稳定短期；二则是平衡中期，中期投资率存在一个“再均衡”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中期增长目标是确定的，比如我们假设包括2022年在内的未来5年GDP年均复合增速需要到5.3%，那么理论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应低于这个数。这个数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怎么实现是一个关键问题。
第五，我们以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各部分比重简单来看，制造业投资占比32%左右，房地产投资占比19%左右，基建占比25%左右，农业占比4.5%左右，采矿业占比1.5%左右，其余部分（广义服务业）占比18%左右。其中制造业投资自2015年单位数增长以来，年均复合增速为5.7%；农业2017年以来是同一趋势增速，年均复合增速为9.8%；采矿业大致可以按零增长假设；服务业在2016-2019年的年均增速在5%左右。其余两个部分就是受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影响比较大的基建和地产，在基建6%、地产2%的假设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以到5.0%；在基建7%、地产3%的假设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以到5.5%。
第六，按照一般理解，政策的优先序应该是制造业>基建>地产，因此一个更合意的升级方向就是通过新产业投资把制造业投资增速拉高，在制造强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政策方向下，制造业投资得到支撑具备假设上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制造业投资从5.7%上调至7%的假设下，要做到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5.0%和5.5%，同样需要基建投资增速分别为4%和6%、房地产投资增速2%。如果基建和地产投资同时零增长，则制造业投资要在11.5-13.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才能大致补足，在正常的基数假设下，这一点是很难达到的。2018-2021年基建年均复合增速只有2.2%，明显低于经济增长均衡性的内生要求。
第七，所以政策明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从相关政策表述上下文看，这里所指应同时包括三块内容，即传统基建、新基建，以及二者的结合即对传统基建的数字化改造。在前期《哪些领域存在相对确定的稳增长政策红利》中，我们曾估算新基建各部分的投资规模。这一我们进一步假设传统基建年度增量20万亿左右（2021年总体基建规模略超19万亿），新基建2万亿左右的理论规模；在新基建整体15-20%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速的情况下，传统基建年均复合增速也需要在4-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才到5.5%附近。
第八，再简单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1）投资率的修复不仅是今年的问题，如果中期经济增长目标是确定的，倒推则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样存在下限；（2）要避免固定资产投资滑出下线，政策可能会尽力通过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拉高制造业投资；但即便如此，按照我们的测算，一定的基建和地产增速同样是下限，如果基建相对于地产更合意，比如地产不超过3%，则在制造业没有显著加速的背景下，基建需要大致不低于5%，所以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3）对于基建来说，新基建代表结构升级的大方向，新基建比重越高、增速越高，基建压力越小；但在新基建量级上来之前，传统基建投资需要保持一定增速。
正文
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从2035年远景目标“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倒推，2021年开始的1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要在4.7%左右。考虑到经济增速经验上呈阶梯式特征，2021-2025年可能至少要在年均5.3%左右的区间（第二个五年4.8%，第三个五年4.2%）。就业目标是另一个硬约束，按照十四五每年1100万的就业目标来看， GDP增长目标也需要设在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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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郭磊宏观茶座
郭磊为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摘要
第一，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从2035年远景目标“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倒推，2021年开始的1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要在4.7%左右。考虑到经济增速经验上呈阶梯式特征，2021-2025年可能至少要在年均5.3%左右的区间（第二个五年4.8%，第三个五年4.2%）。就业目标是另一个硬约束，按照十四五每年1100万的就业目标来看， GDP增长目标也需要设在5%以上。
第二，GDP的拉动力量无非是消费、净出口、资本形成。从历史数据看，如没有疫情影响，名义消费增速的中枢一般持平于名义GDP增速（见2021年5月《为什么消费恢复相对偏慢》）；出口增速波动较大，但如果我们算一下过去10年的年均复合增速，则大致在5.9%左右，这个也并不高于名义增长率。这意味着资本形成速度至少要不低于名义GDP增长率。正如我们在年度报告《固本，培元》中所观察到的，中国经济对这一点高度敏感。经验观察的时候一般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替代资本形成，由于前者增速基本上稳定低于后者，我们可以用实际GDP代替名义GDP当作大致坐标。我们发现，凡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的年份，经济就明显有失衡特征；凡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的年份，GDP增速即使低，微观上一般也比较稳定。
第三，看短期经济，投资率偏低确实是一个典型问题。比如2021年实际GDP增速为8.1%，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4.9%，基建投资增速只有0.2%。这一点与结构调整有一定关系，2021年在影子银行、融资平台、两高一剩、房地产领域均有政策出台。结构调整达到了预期效果，如我们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历史复盘与当前位置》中所指出的，至2022年四个风险领域都已初步建立了系统性管控框架与长效机制，相关风险也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化解；但结构调整存在的一个副作用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过快，从而导致与资本形成有关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到了2021年三四季度，资本形成总额的GDP当季同比贡献率分别为7.8%、-11.6%，而2015-2019年这一贡献度均值在39%左右。
第四，所以对这轮政策稳增长来说，一则是稳定短期；二则是平衡中期，中期投资率存在一个“再均衡”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中期增长目标是确定的，比如我们假设包括2022年在内的未来5年GDP年均复合增速需要到5.3%，那么理论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应低于这个数。这个数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怎么实现是一个关键问题。
第五，我们以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各部分比重简单来看，制造业投资占比32%左右，房地产投资占比19%左右，基建占比25%左右，农业占比4.5%左右，采矿业占比1.5%左右，其余部分（广义服务业）占比18%左右。其中制造业投资自2015年单位数增长以来，年均复合增速为5.7%；农业2017年以来是同一趋势增速，年均复合增速为9.8%；采矿业大致可以按零增长假设；服务业在2016-2019年的年均增速在5%左右。其余两个部分就是受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影响比较大的基建和地产，在基建6%、地产2%的假设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以到5.0%；在基建7%、地产3%的假设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以到5.5%。
第六，按照一般理解，政策的优先序应该是制造业>基建>地产，因此一个更合意的升级方向就是通过新产业投资把制造业投资增速拉高，在制造强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政策方向下，制造业投资得到支撑具备假设上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制造业投资从5.7%上调至7%的假设下，要做到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5.0%和5.5%，同样需要基建投资增速分别为4%和6%、房地产投资增速2%。如果基建和地产投资同时零增长，则制造业投资要在11.5-13.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才能大致补足，在正常的基数假设下，这一点是很难达到的。2018-2021年基建年均复合增速只有2.2%，明显低于经济增长均衡性的内生要求。
第七，所以政策明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从相关政策表述上下文看，这里所指应同时包括三块内容，即传统基建、新基建，以及二者的结合即对传统基建的数字化改造。在前期《哪些领域存在相对确定的稳增长政策红利》中，我们曾估算新基建各部分的投资规模。这一我们进一步假设传统基建年度增量20万亿左右（2021年总体基建规模略超19万亿），新基建2万亿左右的理论规模；在新基建整体15-20%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速的情况下，传统基建年均复合增速也需要在4-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才到5.5%附近。
第八，再简单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1）投资率的修复不仅是今年的问题，如果中期经济增长目标是确定的，倒推则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样存在下限；（2）要避免固定资产投资滑出下线，政策可能会尽力通过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拉高制造业投资；但即便如此，按照我们的测算，一定的基建和地产增速同样是下限，如果基建相对于地产更合意，比如地产不超过3%，则在制造业没有显著加速的背景下，基建需要大致不低于5%，所以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3）对于基建来说，新基建代表结构升级的大方向，新基建比重越高、增速越高，基建压力越小；但在新基建量级上来之前，传统基建投资需要保持一定增速。
正文
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从2035年远景目标“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倒推，2021年开始的1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要在4.7%左右。考虑到经济增速经验上呈阶梯式特征，2021-2025年可能至少要在年均5.3%左右的区间（第二个五年4.8%，第三个五年4.2%）。就业目标是另一个硬约束，按照十四五每年1100万的就业目标来看， GDP增长目标也需要设在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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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率在中期如何“打平”
第一，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从2035年远景目标“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倒推，2021年开始的1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要在4.7%左右。考虑到经济增速经验上呈阶梯式特征，2021-2025年可能至少要在年均5.3%左右的区间（第二个五年4.8%，第三个五年4.2%）。就业目标是另一个硬约束，按照十四五每年1100万的就业目标来看， GDP增长目标也需要设在5%以上。
第二，GDP的拉动力量无非是消费、净出口、资本形成。从历史数据看，如没有疫情影响，名义消费增速的中枢一般持平于名义GDP增速（见2021年5月《为什么消费恢复相对偏慢》）；出口增速波动较大，但如果我们算一下过去10年的年均复合增速，则大致在5.9%左右，这个也并不高于名义增长率。这意味着资本形成速度至少要不低于名义GDP增长率。正如我们在年度报告《固本，培元》中所观察到的，中国经济对这一点高度敏感。经验观察的时候一般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替代资本形成，由于前者增速基本上稳定低于后者，我们可以用实际GDP代替名义GDP当作大致坐标。我们发现，凡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的年份，经济就明显有失衡特征；凡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的年份，GDP增速即使低，微观上一般也比较稳定。
第三，看短期经济，投资率偏低确实是一个典型问题。比如2021年实际GDP增速为8.1%，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4.9%，基建投资增速只有0.2%。这一点与结构调整有一定关系，2021年在影子银行、融资平台、两高一剩、房地产领域均有政策出台。结构调整达到了预期效果，如我们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历史复盘与当前位置》中所指出的，至2022年四个风险领域都已初步建立了系统性管控框架与长效机制，相关风险也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化解；但结构调整存在的一个副作用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过快，从而导致与资本形成有关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到了2021年三四季度，资本形成总额的GDP当季同比贡献率分别为7.8%、-11.6%，而2015-2019年这一贡献度均值在39%左右。
第四，所以对这轮政策稳增长来说，一则是稳定短期；二则是平衡中期，中期投资率存在一个“再均衡”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中期增长目标是确定的，比如我们假设包括2022年在内的未来5年GDP年均复合增速需要到5.3%，那么理论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应低于这个数。这个数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怎么实现是一个关键问题。
第五，我们以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各部分比重简单来看，制造业投资占比32%左右，房地产投资占比19%左右，基建占比25%左右，农业占比4.5%左右，采矿业占比1.5%左右，其余部分（广义服务业）占比18%左右。其中制造业投资自2015年单位数增长以来，年均复合增速为5.7%；农业2017年以来是同一趋势增速，年均复合增速为9.8%；采矿业大致可以按零增长假设；服务业在2016-2019年的年均增速在5%左右。其余两个部分就是受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影响比较大的基建和地产，在基建6%、地产2%的假设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以到5.0%；在基建7%、地产3%的假设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以到5.5%。
第六，按照一般理解，政策的优先序应该是制造业>基建>地产，因此一个更合意的升级方向就是通过新产业投资把制造业投资增速拉高，在制造强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政策方向下，制造业投资得到支撑具备假设上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制造业投资从5.7%上调至7%的假设下，要做到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5.0%和5.5%，同样需要基建投资增速分别为4%和6%、房地产投资增速2%。如果基建和地产投资同时零增长，则制造业投资要在11.5-13.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才能大致补足，在正常的基数假设下，这一点是很难达到的。2018-2021年基建年均复合增速只有2.2%，明显低于经济增长均衡性的内生要求。
第七，所以政策明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从相关政策表述上下文看，这里所指应同时包括三块内容，即传统基建、新基建，以及二者的结合即对传统基建的数字化改造。在前期《哪些领域存在相对确定的稳增长政策红利》中，我们曾估算新基建各部分的投资规模。这一我们进一步假设传统基建年度增量20万亿左右（2021年总体基建规模略超19万亿），新基建2万亿左右的理论规模；在新基建整体15-20%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速的情况下，传统基建年均复合增速也需要在4-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才到5.5%附近。
第八，再简单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1）投资率的修复不仅是今年的问题，如果中期经济增长目标是确定的，倒推则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样存在下限；（2）要避免固定资产投资滑出下线，政策可能会尽力通过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拉高制造业投资；但即便如此，按照我们的测算，一定的基建和地产增速同样是下限，如果基建相对于地产更合意，比如地产不超过3%，则在制造业没有显著加速的背景下，基建需要大致不低于5%，所以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3）对于基建来说，新基建代表结构升级的大方向，新基建比重越高、增速越高，基建压力越小；但在新基建量级上来之前，传统基建投资需要保持一定增速。
来源：广发证券
投资率在中期如何“打平”
第一，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从2035年远景目标“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倒推，2021年开始的1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要在4.7%左右。考虑到经济增速经验上呈阶梯式特征，2021-2025年可能至少要在年均5.3%左右的区间（第二个五年4.8%，第三个五年4.2%）。就业目标是另一个硬约束，按照十四五每年1100万的就业目标来看， GDP增长目标也需要设在5%以上。
第二，GDP的拉动力量无非是消费、净出口、资本形成。从历史数据看，如没有疫情影响，名义消费增速的中枢一般持平于名义GDP增速（见2021年5月《为什么消费恢复相对偏慢》）；出口增速波动较大，但如果我们算一下过去10年的年均复合增速，则大致在5.9%左右，这个也并不高于名义增长率。这意味着资本形成速度至少要不低于名义GDP增长率。正如我们在年度报告《固本，培元》中所观察到的，中国经济对这一点高度敏感。经验观察的时候一般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替代资本形成，由于前者增速基本上稳定低于后者，我们可以用实际GDP代替名义GDP当作大致坐标。我们发现，凡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的年份，经济就明显有失衡特征；凡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的年份，GDP增速即使低，微观上一般也比较稳定。
第三，看短期经济，投资率偏低确实是一个典型问题。比如2021年实际GDP增速为8.1%，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4.9%，基建投资增速只有0.2%。这一点与结构调整有一定关系，2021年在影子银行、融资平台、两高一剩、房地产领域均有政策出台。结构调整达到了预期效果，如我们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历史复盘与当前位置》中所指出的，至2022年四个风险领域都已初步建立了系统性管控框架与长效机制，相关风险也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化解；但结构调整存在的一个副作用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过快，从而导致与资本形成有关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到了2021年三四季度，资本形成总额的GDP当季同比贡献率分别为7.8%、-11.6%，而2015-2019年这一贡献度均值在39%左右。
第四，所以对这轮政策稳增长来说，一则是稳定短期；二则是平衡中期，中期投资率存在一个“再均衡”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中期增长目标是确定的，比如我们假设包括2022年在内的未来5年GDP年均复合增速需要到5.3%，那么理论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应低于这个数。这个数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怎么实现是一个关键问题。
第五，我们以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各部分比重简单来看，制造业投资占比32%左右，房地产投资占比19%左右，基建占比25%左右，农业占比4.5%左右，采矿业占比1.5%左右，其余部分（广义服务业）占比18%左右。其中制造业投资自2015年单位数增长以来，年均复合增速为5.7%；农业2017年以来是同一趋势增速，年均复合增速为9.8%；采矿业大致可以按零增长假设；服务业在2016-2019年的年均增速在5%左右。其余两个部分就是受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影响比较大的基建和地产，在基建6%、地产2%的假设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以到5.0%；在基建7%、地产3%的假设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以到5.5%。
第六，按照一般理解，政策的优先序应该是制造业>基建>地产，因此一个更合意的升级方向就是通过新产业投资把制造业投资增速拉高，在制造强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政策方向下，制造业投资得到支撑具备假设上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制造业投资从5.7%上调至7%的假设下，要做到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5.0%和5.5%，同样需要基建投资增速分别为4%和6%、房地产投资增速2%。如果基建和地产投资同时零增长，则制造业投资要在11.5-13.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才能大致补足，在正常的基数假设下，这一点是很难达到的。2018-2021年基建年均复合增速只有2.2%，明显低于经济增长均衡性的内生要求。
第七，所以政策明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从相关政策表述上下文看，这里所指应同时包括三块内容，即传统基建、新基建，以及二者的结合即对传统基建的数字化改造。在前期《哪些领域存在相对确定的稳增长政策红利》中，我们曾估算新基建各部分的投资规模。这一我们进一步假设传统基建年度增量20万亿左右（2021年总体基建规模略超19万亿），新基建2万亿左右的理论规模；在新基建整体15-20%左右的年均复合增速的情况下，传统基建年均复合增速也需要在4-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才到5.5%附近。
第八，再简单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1）投资率的修复不仅是今年的问题，如果中期经济增长目标是确定的，倒推则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样存在下限；（2）要避免固定资产投资滑出下线，政策可能会尽力通过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拉高制造业投资；但即便如此，按照我们的测算，一定的基建和地产增速同样是下限，如果基建相对于地产更合意，比如地产不超过3%，则在制造业没有显著加速的背景下，基建需要大致不低于5%，所以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3）对于基建来说，新基建代表结构升级的大方向，新基建比重越高、增速越高，基建压力越小；但在新基建量级上来之前，传统基建投资需要保持一定增速。
来源：广发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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