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形式主义
在我接触的人中，多数人对孔子和儒家的印象是：先教导人民愚孝，再教导人民愚忠，做一个本本分分的顺民，方便统治者来统治国家。
但后来我偶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古时候在皇帝面前直言敢谏，甚至训斥皇帝的臣子很多，想必在县令、州官面前直谏的更多。
我们现代人很聪明，自然不会愚忠。但是根据平时的发现，好像人们对领导虽不至于说溜须拍马，但几乎都是言听计从。有时领导做错了，只敢背地里发发牢骚，几乎没有人敢与领导谏诤，有时来了大领导就慌得什么似的。虽也有跟领导起冲突的，但全是因为触动了个人利益，不可能像古人一样是为了国计民生！
人们会说这是成熟懂事，懂人情世故。但与古人的境界比起来，高下立判。
在看国学大师南怀瑾的书时，看到几段故事，摘录给大家：
“汉武帝与秦始皇不同，至少有两个人他很喜欢，一个是东方朔，经常以他的幽默、笑话，把汉武帝弄得啼笑皆非。但是汉武帝很喜欢他，因为他说的做的都很有道理。另一个是汲黯，他人品道德好，经常在汉武帝面前顶撞他，他讲直话，使汉武帝下不了台。”
“汉武帝身旁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走直线的汲黯。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这个人脸应该是方方的，一天到晚不带笑容，讲话是仁义道德，连汉武帝都怕他。汉武帝当时见那些大将军、“总司令”，常常很随便，跟他的祖父汉高祖一样，在宫女帮他洗脚时也叫大臣进来报告，很不礼貌。但是汉武帝听到汲黯一来，赶快更衣戴帽才敢见他。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读历史要注意，一个人自己的人品、人格养成到真正高尚正直的时候，任谁都要尊敬他的。连汉武帝这么一个严君，对于大臣要杀就杀，但是却尊敬这个部下汲黯，自己衣冠不整还不敢见他。”
一个人自己的人品、人格养成到真正高尚正直的时候，任谁都要尊敬他的。这种感觉我们见过吗？体会过吗？可能有人认为这是汉武帝的权术，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但这可能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孟子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果一个人行为端正，比如能够不图财，不贪色，不为名利，没有任何一点缺点可被人攻击，自然就会有一股大无畏的凛然正气，因为他问心无愧。所以一旦看到不平、不合理之事，就能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
而对于那种所谓懂得人情世故的人，孔子是怎么说的？——乡愿，德之贼也。
乡愿，是指处处讨好，不得罪任何人，以谨厚老实为人称道的“老好人”。虽然表面上看是个对乡人全不得罪的“好好先生”，但这种人抹杀了是非，混淆了善恶，不能主持正义，不能抵制坏人坏事，实际上是道德的败坏者。
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儒者是嫉恶如仇，一身正气，让好人钦佩，让恶人胆寒。如果能多一些这样的人，那可多好！！
说到近些年来，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我感觉尤其电脑和手机普及以后，各种事情越来越多。常常一有个检查，就要忙活半天，从网上搜各种资料，复制完改改名自己也不看，制造出一大堆文件检查过后就再也不碰。每个学期都要抄一堆理论、法规知识，时不时填个表、关注个公众号、做个题、各种平台、培训，各种事情层出不穷，而且一来就很急。这些事情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实在没什么意义的，也很值得考究。
当然我不懂教育，不懂的很多，可能这里面真有些事情是很有用的。但太多这样的事，让人太难静下心来教学，教师怎么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去？而且从效果来看，绝对大多数人就是糊弄，这样就只是浪费人的时间和精力而已。有的即使与教学有关，也还是有很多虚的东西，比如那追求量度的备课、音体美考试排名等等。
我觉得很可能布置这些任务的领导忙于各种事务，他们也很累，他们也会有疏忽。我们只要反映一下，他们就一定会体谅，一定会审视，一定会反思，不但教师轻松，领导也轻松，会有更多时间去做一些实事。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却全体默不作声，墨守陈规，简直可笑！而尤其我们作为教师行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如果明知道是错误的事，却因为担心触怒领导，担心影响自己的晋级和饭碗而不敢说，我们还谈何去教导学生公平正义？还谈何去教育学生做人的道理？我们是否有愧于这个职业？
只要我们持一颗大公无私的心，一颗真正为了所有人的心，为什么不敢说？只要是有益于教育，有益于学生，有益于所有人的事，为什么不敢做？我相信只要发声，就一定云开雾散，因为不合理的事完全经不起推敲，有利益的事一定人人欢喜！
在我接触的人中，多数人对孔子和儒家的印象是：先教导人民愚孝，再教导人民愚忠，做一个本本分分的顺民，方便统治者来统治国家。
但后来我偶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古时候在皇帝面前直言敢谏，甚至训斥皇帝的臣子很多，想必在县令、州官面前直谏的更多。
我们现代人很聪明，自然不会愚忠。但是根据平时的发现，好像人们对领导虽不至于说溜须拍马，但几乎都是言听计从。有时领导做错了，只敢背地里发发牢骚，几乎没有人敢与领导谏诤，有时来了大领导就慌得什么似的。虽也有跟领导起冲突的，但全是因为触动了个人利益，不可能像古人一样是为了国计民生！
人们会说这是成熟懂事，懂人情世故。但与古人的境界比起来，高下立判。
在看国学大师南怀瑾的书时，看到几段故事，摘录给大家：
“汉武帝与秦始皇不同，至少有两个人他很喜欢，一个是东方朔，经常以他的幽默、笑话，把汉武帝弄得啼笑皆非。但是汉武帝很喜欢他，因为他说的做的都很有道理。另一个是汲黯，他人品道德好，经常在汉武帝面前顶撞他，他讲直话，使汉武帝下不了台。”
“汉武帝身旁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走直线的汲黯。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这个人脸应该是方方的，一天到晚不带笑容，讲话是仁义道德，连汉武帝都怕他。汉武帝当时见那些大将军、“总司令”，常常很随便，跟他的祖父汉高祖一样，在宫女帮他洗脚时也叫大臣进来报告，很不礼貌。但是汉武帝听到汲黯一来，赶快更衣戴帽才敢见他。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读历史要注意，一个人自己的人品、人格养成到真正高尚正直的时候，任谁都要尊敬他的。连汉武帝这么一个严君，对于大臣要杀就杀，但是却尊敬这个部下汲黯，自己衣冠不整还不敢见他。”
一个人自己的人品、人格养成到真正高尚正直的时候，任谁都要尊敬他的。这种感觉我们见过吗？体会过吗？可能有人认为这是汉武帝的权术，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但这可能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孟子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果一个人行为端正，比如能够不图财，不贪色，不为名利，没有任何一点缺点可被人攻击，自然就会有一股大无畏的凛然正气，因为他问心无愧。所以一旦看到不平、不合理之事，就能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
而对于那种所谓懂得人情世故的人，孔子是怎么说的？——乡愿，德之贼也。
乡愿，是指处处讨好，不得罪任何人，以谨厚老实为人称道的“老好人”。虽然表面上看是个对乡人全不得罪的“好好先生”，但这种人抹杀了是非，混淆了善恶，不能主持正义，不能抵制坏人坏事，实际上是道德的败坏者。
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儒者是嫉恶如仇，一身正气，让好人钦佩，让恶人胆寒。如果能多一些这样的人，那可多好！！
说到近些年来，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我感觉尤其电脑和手机普及以后，各种事情越来越多。常常一有个检查，就要忙活半天，从网上搜各种资料，复制完改改名自己也不看，制造出一大堆文件检查过后就再也不碰。每个学期都要抄一堆理论、法规知识，时不时填个表、关注个公众号、做个题、各种平台、培训，各种事情层出不穷，而且一来就很急。这些事情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实在没什么意义的，也很值得考究。
当然我不懂教育，不懂的很多，可能这里面真有些事情是很有用的。但太多这样的事，让人太难静下心来教学，教师怎么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去？而且从效果来看，绝对大多数人就是糊弄，这样就只是浪费人的时间和精力而已。有的即使与教学有关，也还是有很多虚的东西，比如那追求量度的备课、音体美考试排名等等。
我觉得很可能布置这些任务的领导忙于各种事务，他们也很累，他们也会有疏忽。我们只要反映一下，他们就一定会体谅，一定会审视，一定会反思，不但教师轻松，领导也轻松，会有更多时间去做一些实事。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却全体默不作声，墨守陈规，简直可笑！而尤其我们作为教师行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如果明知道是错误的事，却因为担心触怒领导，担心影响自己的晋级和饭碗而不敢说，我们还谈何去教导学生公平正义？还谈何去教育学生做人的道理？我们是否有愧于这个职业？
只要我们持一颗大公无私的心，一颗真正为了所有人的心，为什么不敢说？只要是有益于教育，有益于学生，有益于所有人的事，为什么不敢做？我相信只要发声，就一定云开雾散，因为不合理的事完全经不起推敲，有利益的事一定人人欢喜！
#灾难片推荐#怎么看待这部灾难电影《太平轮（下）·彼岸大部分观众都低估了自己的品味！
观众，包括制作方自己都高估了明星效应。大家总以为只要有明星，我们都能捧。可结果，当观众面对《黄金时代》，面对《太平轮彼岸》这样文艺厚重的题材还是怕了。“史诗”噱头一打，散去了多少所谓死忠的明星粉丝。赤裸裸地交出了四千万不到的票房。
我从来都不觉得惨淡的票房是因为《黄金时代》
《太平轮》拍得太垃圾的下场。论垃圾，他们远远不够格。某时代不是照样收了十亿票房。
我的观点是大部分观众都低估了自己的品味。都不相信自己“吃得消看”文艺片。
至于《太平轮》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的争议挺无谓的，我觉得在院线上映的片子都已经脱不开商业的范畴。但有些就是以开心逗乐为目标，有些更喜欢探寻一些本质的东西。分工不同，无所谓高低。《捉妖记》也是一部有诚意的片子，它和《太平轮》没有对垒比较的必要。
只是朋友圈里，都晒着《捉妖记》《煎饼侠》的影票。有人稍稍安利一下，便会轻易购票一睹为快。于是形成了庞大的口碑效应。而若是有人安利《太平轮彼岸》，几乎没有一个冲动就买票的人。要说服自己去看《太平轮彼岸》，需要的是几倍的勇气，很多人并不给自己这个机会。他们说“哦，我就是想轻松一下。”“哦，我没那么高雅的品味，我还是看都市爱情片吧。”他们担心自己hold不住。他们承认自己是庸俗的一员，承认的很彻底。
我终于把死党拽进电影院一起看《太平轮彼岸》时，她被优雅舒缓的镜头吸引，那里有比《小时代》更高颜值，更精致的美人。她被悠扬的音乐吸引。落水后的那场群戏，她潜然泪下。金城武沉入水底，霞光漫天的场景，她掏出手机拍下。
她说不管我怎么黑《小时代》，她去看里边的帅哥靓女，她就觉得值回票价了。现在她发现，如果按照这个想法来看，《太平轮彼岸》分明值两张票价。可是，大多数看《小时代》的人群，都没办法知道其实《太平轮》能获得的舔屏几率视觉享受也很高。我没有看上半部，它奇差的口碑也是导致这次票房惨淡的缘由。重新调整了策略的下部，依旧是个完整的故事，所有信息量都有传达到。所以没看上部想买票的朋友不要担心。
看了上部对吴宇森失望透顶的确实可以说出“吴宇森欠我一张电影票”，但是你对此得出下部一定也是垃圾，大肆向周围人吐槽的行为还是有所偏颇了。时至今日，我依旧不信这一生已经有过无数功名的吴宇森会携着徐克为了圈钱而故意分上下集。
对于只看了下部的我来说，这个片子交出的成绩是很让人震撼的。
唯美极致的特写，每一帧背后都是深厚的功力。国师需要铺开十万朵的菊花，满屏的黄金来达到视觉的震撼，吴宇森卸下暴力美学的包袱，大胆的留白写意，玩起端庄的古典主义也自是不输。几条错综却有不紊乱的主线，大时代下千回百转的爱情让人为之仓皇的细节伏笔，虽有些刻意但它是配得上“史诗”二字的。我没有说太平轮是完美的，台湾部分的情节拖沓，最后沉船部分所占篇幅过短有些仓促，但落水后挣扎求生的群戏实在精彩。
有人诟病它老套的叙事，可是这样的题材过于厚重，船大难调头，玩不了轻巧与新奇，只能扎扎实实讲故事。爱情动人的地方从来不再于人设有多新奇，今天泰坦尼克号上的富家女与穷小子依旧把人感动得涕泗横流。
只是吴宇森和小四不同，打不出“刷颜值，我们也不怕”的噱头，他那么努力地把章子怡，宋慧乔，长泽雅美拍得那么美，但他只敢清高地说“咱是史诗，咱是文化人。”观众本就畏惧厚重，这样的宣发只会反其道而行之。
同样的，我并不呼吁观众给严肃题材的电影一个机会，我呼吁你们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们远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平庸。当那把人性的利剑直指，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也被戳中了心房。
电影诞生至今，功能已经多样，不是用唯爽论能定论的。生活已经疲惫不堪，你只想轻松一下(你们不用在底下一次次留言说这个了)，我都明白。所以我们用票房热忱地欢迎了《泰囧》《捉妖记》的到来，但是看了这些之余，爽够了，是否也可以留一些机会给另一类的题材，也留一些给自己思考沉淀的机会。这些，针对的不仅仅是《太平轮彼岸》。
我们拿着《泰坦尼克号》的标准，把《太平轮》踩到脚底唾骂。另一方面又呵呵笑着“就打发打发时间”心甘情愿地给了《白发魔女”》及格分，真的让人，伤心
观众，包括制作方自己都高估了明星效应。大家总以为只要有明星，我们都能捧。可结果，当观众面对《黄金时代》，面对《太平轮彼岸》这样文艺厚重的题材还是怕了。“史诗”噱头一打，散去了多少所谓死忠的明星粉丝。赤裸裸地交出了四千万不到的票房。
我从来都不觉得惨淡的票房是因为《黄金时代》
《太平轮》拍得太垃圾的下场。论垃圾，他们远远不够格。某时代不是照样收了十亿票房。
我的观点是大部分观众都低估了自己的品味。都不相信自己“吃得消看”文艺片。
至于《太平轮》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的争议挺无谓的，我觉得在院线上映的片子都已经脱不开商业的范畴。但有些就是以开心逗乐为目标，有些更喜欢探寻一些本质的东西。分工不同，无所谓高低。《捉妖记》也是一部有诚意的片子，它和《太平轮》没有对垒比较的必要。
只是朋友圈里，都晒着《捉妖记》《煎饼侠》的影票。有人稍稍安利一下，便会轻易购票一睹为快。于是形成了庞大的口碑效应。而若是有人安利《太平轮彼岸》，几乎没有一个冲动就买票的人。要说服自己去看《太平轮彼岸》，需要的是几倍的勇气，很多人并不给自己这个机会。他们说“哦，我就是想轻松一下。”“哦，我没那么高雅的品味，我还是看都市爱情片吧。”他们担心自己hold不住。他们承认自己是庸俗的一员，承认的很彻底。
我终于把死党拽进电影院一起看《太平轮彼岸》时，她被优雅舒缓的镜头吸引，那里有比《小时代》更高颜值，更精致的美人。她被悠扬的音乐吸引。落水后的那场群戏，她潜然泪下。金城武沉入水底，霞光漫天的场景，她掏出手机拍下。
她说不管我怎么黑《小时代》，她去看里边的帅哥靓女，她就觉得值回票价了。现在她发现，如果按照这个想法来看，《太平轮彼岸》分明值两张票价。可是，大多数看《小时代》的人群，都没办法知道其实《太平轮》能获得的舔屏几率视觉享受也很高。我没有看上半部，它奇差的口碑也是导致这次票房惨淡的缘由。重新调整了策略的下部，依旧是个完整的故事，所有信息量都有传达到。所以没看上部想买票的朋友不要担心。
看了上部对吴宇森失望透顶的确实可以说出“吴宇森欠我一张电影票”，但是你对此得出下部一定也是垃圾，大肆向周围人吐槽的行为还是有所偏颇了。时至今日，我依旧不信这一生已经有过无数功名的吴宇森会携着徐克为了圈钱而故意分上下集。
对于只看了下部的我来说，这个片子交出的成绩是很让人震撼的。
唯美极致的特写，每一帧背后都是深厚的功力。国师需要铺开十万朵的菊花，满屏的黄金来达到视觉的震撼，吴宇森卸下暴力美学的包袱，大胆的留白写意，玩起端庄的古典主义也自是不输。几条错综却有不紊乱的主线，大时代下千回百转的爱情让人为之仓皇的细节伏笔，虽有些刻意但它是配得上“史诗”二字的。我没有说太平轮是完美的，台湾部分的情节拖沓，最后沉船部分所占篇幅过短有些仓促，但落水后挣扎求生的群戏实在精彩。
有人诟病它老套的叙事，可是这样的题材过于厚重，船大难调头，玩不了轻巧与新奇，只能扎扎实实讲故事。爱情动人的地方从来不再于人设有多新奇，今天泰坦尼克号上的富家女与穷小子依旧把人感动得涕泗横流。
只是吴宇森和小四不同，打不出“刷颜值，我们也不怕”的噱头，他那么努力地把章子怡，宋慧乔，长泽雅美拍得那么美，但他只敢清高地说“咱是史诗，咱是文化人。”观众本就畏惧厚重，这样的宣发只会反其道而行之。
同样的，我并不呼吁观众给严肃题材的电影一个机会，我呼吁你们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们远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平庸。当那把人性的利剑直指，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也被戳中了心房。
电影诞生至今，功能已经多样，不是用唯爽论能定论的。生活已经疲惫不堪，你只想轻松一下(你们不用在底下一次次留言说这个了)，我都明白。所以我们用票房热忱地欢迎了《泰囧》《捉妖记》的到来，但是看了这些之余，爽够了，是否也可以留一些机会给另一类的题材，也留一些给自己思考沉淀的机会。这些，针对的不仅仅是《太平轮彼岸》。
我们拿着《泰坦尼克号》的标准，把《太平轮》踩到脚底唾骂。另一方面又呵呵笑着“就打发打发时间”心甘情愿地给了《白发魔女”》及格分，真的让人，伤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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