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开始写作，是反抗也是治愈。#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
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
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
伍尔夫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这五个问题是作家张莉针对作家群体的性别观念调查中针对女性作家提出的五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张莉老师决定重回女性文学研究，并坚持制作女性文学作品年选。究竟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她们自己怎么看待“女性写作”呢？
在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女性视角——字里行间”的这场活动中，克罗地亚的诗人、剧作家莫妮卡·赫尔塞格 (Monika Herceg)，比利时小说家、剧作家米赫雅姆·勒罗伊(Myriam Leroy) 和中国作家张莉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莫妮卡·赫尔塞格是克罗地亚的诗人、剧作家、编辑、女性主义者和科普活动家，也是克罗地亚近代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年轻作家之一。2017 年，她获得了克罗地亚最著名的青年作家奖——戈兰奖（Goran）。她第二本书《封闭的季节》（Lovostaj， The Closed Season）于 2019 年面世。2021 年，莫妮卡·赫尔塞格因其积极行动赢得了先锋女性奖（Fierce Women Award）。
米赫雅姆·勒罗伊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记者、剧作家和纪录片制片人，她从不回避敏感或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其作品经常涉及女性主义、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厌女症。她的第一部作品《寻爱》(Cherche L'amour) （金羊毛剧场）让她获得了 2017 年美国评论家选择奖的最佳作家奖。她的第一部小说《阿丽亚娜》 (Ariane) 入围了龚古尔最佳小说奖。2019 年 8 月，她的第二部小说《红眼睛》 (Les yeux rouges) 由 Seuil 出版社出版，她还以这本书的故事为原型写了一部戏剧。
张莉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持微火者》《远行人必有故事》等。主编《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2019/2020年短篇小说二十家》《2019/2020年中国散文二十家》《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我认出了风暴》《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等。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也是茅盾文学奖长期的评委。2019 年 3 月向 127 位当代中国作家发起“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引起广泛社会影响。
这三位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作品中都体现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对于女性文学的议题有着非常先锋的观点和看法。在本次的对谈活动中，她们也分享了自己如何在创作中呈现女性议题，探讨了互联网时代对于女性的新型暴力等问题。
·当女性开始写作，是反抗
在本次对谈中，莫妮卡分享了写作对于她的意义。她说自己小时候是在比利时的农村长大，所以当她开始写作的时候，她就非常关注这些农村妇女，她书写了这些妇女的生活，她们在家庭里的身份。再加上自己是学物理学的，她注意到很多女性的物理学家是被遗忘的。她说：“虽然我认为这些女性物理学家其实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奖项，可以拥有更高的地位。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些女性科学家是不为人所知的，社会上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和存在。所以对我来说，文学就是这样的一种斗争的方式。”
莫妮卡还强调:“勇敢当然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脆弱也是很重要的，脆弱其实也像是女性的一种‘超能力’。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自我，呈现女性真正的状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力量。”
来自比利时的米赫雅姆·勒罗伊之所以开始写作，也跟她所遭遇的性别不平等经历有关。她说：“我所体会到性别的不平等，主要是源自于我早年做记者的经历。我觉得比利时的新闻行业，可能是全球性别最不平等的行业之一， 65%的新闻记者是男性，只有 35% 的女性记者或新闻工作者。我就处在这 35% 当中，在我的工作当中感受到了很多性别暴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转向写作之后，非常倾向于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书写女性的故事的原因。”
米赫雅姆·勒罗伊表示对于男性书写的那些模式化的故事感到厌烦，她说：“有的时候我在读文学作品或者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像这个作品当中的男生，包括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好像也不太像那些作品中的女孩。所以我想创造的是真真正正的像生活当中的人物。”
·当女性开始写作，是治愈
主持人戴潍娜在活动中谈到，在2000年的时候有人做过一个调查——互联网如果有性别的话，那么你们觉得互联网是男性还是女性？结果绝大部分用户都表示互联网一定是一个女性。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的包容，它是在不断地去跨越界限，同时它又很多元，这些都是女性的特质。但是 20 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曾经是极具女性气质、分享气质的互联网，渐渐地滋生出了很多对于女性的暴力。
莫妮卡指出在她身边的很多女性都会对自己的外表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包括她自己在生了两个孩子之后也觉得自己的身体还仍处于调试的状态，对于自己的外表也会有喜欢和不喜欢的地方。这也与模式化的叙事中常常会创建一个所谓完美的女性形象有关，她们年轻美丽、丰满而皮肤好，但是现实中的人并不是这样的。
女性应该如何屏蔽这种对于身体和外貌的不安全感呢？莫妮卡说：“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这种和性别相关的暴力，有的可能比较轻微，但有的程度会相对的重一些。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觉得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就觉得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斗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治愈。”
写作对于米赫雅姆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治愈。她的第二部小说《红眼睛》，就是讲述一个女性受到一个男性的骚扰和公开羞辱长达四年的时间。“红眼睛”指的这个女性在受到羞辱和骚扰之后，她的眼睛出现了一些病症，这也是对于她所经历的痛苦的一种隐喻。米赫雅姆说到：“书中其实主要是有三个主要的视角。一个是施暴者，一个是旁白叙事，还有一个视角是社会。特别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很多时候这种羞辱是公开的，它可能来自社交媒体，来自那些大 V 和在网上很有影响力的人。”而米赫雅姆的这部小说《红眼睛》就是根据她自己的真实经验改编的。
张莉教授提出莫妮卡所讲的对身体的不安全感，在国内被称之为“外貌焦虑”，而互联网更是强化了这种焦虑。"滤镜的频繁使用实际上是焦虑的内化，每个人自拍完以后都需要滤镜美颜才能给别人看，实际上代表了自己内心的一个不安全感。”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隐形的性别暴力，如何建立自己真正的安全感？张莉教授指出:"真正可以治愈我们的是文学作品，正是这种有思考深度的作品，它可以让你在一个夜深人静或者特别安静的时刻，接近你内心对生活或者是对真实自我的这种理解，你会认识到你不会像她们那么完美，但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你要接受自己。女性的美不需要他人来定义，我们要自我确认。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生活我做主，我的美由我来定义。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样想法，我们生活才会自在一些。"
张莉教授在活动的最后还谈到，她希望可以通过文学建立一个女性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一个女性倾诉的空间，一个倾听的空间，同时也是辨认自我主体性的一个空间。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共同体，然后把那些所谓加之于女性身上的焦虑和不安，尽可能的摒弃。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肯定很难完成，但是要慢慢一点一点地推进。我觉得如何接受一个真实的自我，对今天的女性写作者或者是女性本身都非常的重要。”
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
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
伍尔夫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这五个问题是作家张莉针对作家群体的性别观念调查中针对女性作家提出的五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张莉老师决定重回女性文学研究，并坚持制作女性文学作品年选。究竟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她们自己怎么看待“女性写作”呢？
在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女性视角——字里行间”的这场活动中，克罗地亚的诗人、剧作家莫妮卡·赫尔塞格 (Monika Herceg)，比利时小说家、剧作家米赫雅姆·勒罗伊(Myriam Leroy) 和中国作家张莉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莫妮卡·赫尔塞格是克罗地亚的诗人、剧作家、编辑、女性主义者和科普活动家，也是克罗地亚近代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年轻作家之一。2017 年，她获得了克罗地亚最著名的青年作家奖——戈兰奖（Goran）。她第二本书《封闭的季节》（Lovostaj， The Closed Season）于 2019 年面世。2021 年，莫妮卡·赫尔塞格因其积极行动赢得了先锋女性奖（Fierce Women Award）。
米赫雅姆·勒罗伊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记者、剧作家和纪录片制片人，她从不回避敏感或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其作品经常涉及女性主义、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厌女症。她的第一部作品《寻爱》(Cherche L'amour) （金羊毛剧场）让她获得了 2017 年美国评论家选择奖的最佳作家奖。她的第一部小说《阿丽亚娜》 (Ariane) 入围了龚古尔最佳小说奖。2019 年 8 月，她的第二部小说《红眼睛》 (Les yeux rouges) 由 Seuil 出版社出版，她还以这本书的故事为原型写了一部戏剧。
张莉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持微火者》《远行人必有故事》等。主编《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2019/2020年短篇小说二十家》《2019/2020年中国散文二十家》《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我认出了风暴》《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等。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也是茅盾文学奖长期的评委。2019 年 3 月向 127 位当代中国作家发起“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引起广泛社会影响。
这三位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作品中都体现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对于女性文学的议题有着非常先锋的观点和看法。在本次的对谈活动中，她们也分享了自己如何在创作中呈现女性议题，探讨了互联网时代对于女性的新型暴力等问题。
·当女性开始写作，是反抗
在本次对谈中，莫妮卡分享了写作对于她的意义。她说自己小时候是在比利时的农村长大，所以当她开始写作的时候，她就非常关注这些农村妇女，她书写了这些妇女的生活，她们在家庭里的身份。再加上自己是学物理学的，她注意到很多女性的物理学家是被遗忘的。她说：“虽然我认为这些女性物理学家其实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奖项，可以拥有更高的地位。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些女性科学家是不为人所知的，社会上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和存在。所以对我来说，文学就是这样的一种斗争的方式。”
莫妮卡还强调:“勇敢当然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脆弱也是很重要的，脆弱其实也像是女性的一种‘超能力’。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自我，呈现女性真正的状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力量。”
来自比利时的米赫雅姆·勒罗伊之所以开始写作，也跟她所遭遇的性别不平等经历有关。她说：“我所体会到性别的不平等，主要是源自于我早年做记者的经历。我觉得比利时的新闻行业，可能是全球性别最不平等的行业之一， 65%的新闻记者是男性，只有 35% 的女性记者或新闻工作者。我就处在这 35% 当中，在我的工作当中感受到了很多性别暴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转向写作之后，非常倾向于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书写女性的故事的原因。”
米赫雅姆·勒罗伊表示对于男性书写的那些模式化的故事感到厌烦，她说：“有的时候我在读文学作品或者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像这个作品当中的男生，包括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好像也不太像那些作品中的女孩。所以我想创造的是真真正正的像生活当中的人物。”
·当女性开始写作，是治愈
主持人戴潍娜在活动中谈到，在2000年的时候有人做过一个调查——互联网如果有性别的话，那么你们觉得互联网是男性还是女性？结果绝大部分用户都表示互联网一定是一个女性。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的包容，它是在不断地去跨越界限，同时它又很多元，这些都是女性的特质。但是 20 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曾经是极具女性气质、分享气质的互联网，渐渐地滋生出了很多对于女性的暴力。
莫妮卡指出在她身边的很多女性都会对自己的外表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包括她自己在生了两个孩子之后也觉得自己的身体还仍处于调试的状态，对于自己的外表也会有喜欢和不喜欢的地方。这也与模式化的叙事中常常会创建一个所谓完美的女性形象有关，她们年轻美丽、丰满而皮肤好，但是现实中的人并不是这样的。
女性应该如何屏蔽这种对于身体和外貌的不安全感呢？莫妮卡说：“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这种和性别相关的暴力，有的可能比较轻微，但有的程度会相对的重一些。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觉得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就觉得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斗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治愈。”
写作对于米赫雅姆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治愈。她的第二部小说《红眼睛》，就是讲述一个女性受到一个男性的骚扰和公开羞辱长达四年的时间。“红眼睛”指的这个女性在受到羞辱和骚扰之后，她的眼睛出现了一些病症，这也是对于她所经历的痛苦的一种隐喻。米赫雅姆说到：“书中其实主要是有三个主要的视角。一个是施暴者，一个是旁白叙事，还有一个视角是社会。特别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很多时候这种羞辱是公开的，它可能来自社交媒体，来自那些大 V 和在网上很有影响力的人。”而米赫雅姆的这部小说《红眼睛》就是根据她自己的真实经验改编的。
张莉教授提出莫妮卡所讲的对身体的不安全感，在国内被称之为“外貌焦虑”，而互联网更是强化了这种焦虑。"滤镜的频繁使用实际上是焦虑的内化，每个人自拍完以后都需要滤镜美颜才能给别人看，实际上代表了自己内心的一个不安全感。”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隐形的性别暴力，如何建立自己真正的安全感？张莉教授指出:"真正可以治愈我们的是文学作品，正是这种有思考深度的作品，它可以让你在一个夜深人静或者特别安静的时刻，接近你内心对生活或者是对真实自我的这种理解，你会认识到你不会像她们那么完美，但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你要接受自己。女性的美不需要他人来定义，我们要自我确认。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生活我做主，我的美由我来定义。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样想法，我们生活才会自在一些。"
张莉教授在活动的最后还谈到，她希望可以通过文学建立一个女性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一个女性倾诉的空间，一个倾听的空间，同时也是辨认自我主体性的一个空间。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共同体，然后把那些所谓加之于女性身上的焦虑和不安，尽可能的摒弃。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肯定很难完成，但是要慢慢一点一点地推进。我觉得如何接受一个真实的自我，对今天的女性写作者或者是女性本身都非常的重要。”
我的娃娃脸害了我 我的诗电影救了我
认真执著的林洪桐 史铁生
林洪桐十八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全国重点高中福州一中．老师满心希望他去报考“北大””或者“复旦”．可那时他偏着了魔似地想当演员，一意孤行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性格即命运”固然是一条颠扑不玻的真理，但愿望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却要神秘得多，三十多年前明明种下去一个演员迷．三十多年后却收获到一个教师梦、导演梦。倒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
然而林洪桐对自己表演天赋的被埋没至今耿耿于怀，常向我争辩他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这是当年苏联专家的看法。”他补充说。可惜我晚生了些年，无福领略青年林洪桐的风采．偶然看过几部重放的老片子．发现他不过是演了几回小通讯兵和小战士，见不出什么高明之处。对此．他唯有连连叹气．从玻璃或镜子里望着自己那张娃娃脸苦笑，是这张脸把他的演员梦摧毁掉的；因为电影中的好男儿理应潇洒英援．坏男子务必阴险丑陋．那时中国的电卜卜影里又差不多仅剩了这两类角色．所以．一张不易为人垂青也难能令人憎恶的娃娃脸却很少派得上用场。不过命运之乖张着不都带着恶意．一个好导演是不怕有任意长相的：况且．扎实的文学基础、全面的艺术修养、虚心而又勇敢的探索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些东西在脸上找不到．因为都在心里。这些素质在林洪桐几十年对电影事业的痴迷之间，巳经积累得深厚．于是，一场日暮途穷的演员梦得以衍变成一条蒸蒸日上的导演路。依我观察．洪桐早晚是会累死，当然了．这不足为怪，近年来被累死的中年知识分子很多。尤其林洪桐又是个极认真的人，作教师、作编剧、作导演、作丈夫、作父亲，一律作得认真之极。近十年中他先后发表(独立或合作)了十一部剧本，其中九部已经拍摄。了解剧本获准拍摄之复杂程序的人都会相信，要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必不能单靠运气，非靠深厚的艺术功力和认真的创作态度不可。不过写剧本并不是林洪桐最终的愿望，自打演员梦被惊醒之后，他一会儿都没耽误上了导演的路。这一回他很清醒．深知要抢一个好本子、取得拍摄权他比不过别人，(谁让他是表演系教师，头发已经掉光了，影片却还没执导过一部呢?)他下决心要靠自己写出的好本子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执导的机会：他苦干了数年，终于赢得了这样的机会。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死神与少女》就得到了影界的好评(并获第13届瓦尔那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他说一句：“哎哟我的妈呀，哪儿有说的那么好哇?”为自己的作品挑足了毛病之后，他又为童影编导了《多梦时节》(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9年政府优秀影片奖及第三届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等)。去年他又应邀为香港银都机构拍摄了《离离原上草》 (已经送法国参加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此外，这十年间他还写了三十几篇电影理论文章．其《电影表演要电影化》、《当代电影表演断想》等文章于十年前在刚刚开放的影坛上引起过许多争论。他为建立电影表演的理论．提出过一个观点．叫电影表演艺术“三圈论”．第一是基础圈：表演作为一门艺术。必须承认舞台表演与电影表演的共性；第二电影图．是强调表演进入银幕的独特性；第三圈指出了电影表演的当代性。随着电影制作新技术的出现，电影美学的发展和对人的深层发现与理解，电影表演越然要突破旧有的金科玉律。
他说他在艺术创作中最喜欢的格言是：“航船应驶向来开拓的彼岸”。他拍的影片有独到的风格，评论家称为“散文诗电影”，理论研究中他也总热衷开拓一些荒岸。说实在的，依我的浅见，他那“三圈论”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好争论的，可是时过境迁我们有可能已经把改革开放时的形势忘了．当我听林洪桐说那时竞有人为此谴责他是玩再玄学时，我目瞪口呆之余着实感到了改革十几年来电影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我与林洪桐相识多年，我真看不出他还套玩玄学，实际上他不懂玄学很可能是他的一项缺欠。我一向只耽心他较真儿得过份。上帝有时候不太喜欢这么认真的人。让他们有痛。还让他们疏忽着自己的病，他们自己也仿佛认定累死仍是善终。作为朋友我不能劝林洪桐不认真，我只希望他把节奏稍稍放慢一点，懂一点玄学——有所不为才能更有所为．然后有机会吃点补药。听说，他在繁忙的教学拍片之余还在著书立说。我以为像著书一类的事，他可以到拍不动片子的时候再去做，现在他主要应该拍片子。
这几年我跟他学一点剧本创作方面的事．关于电影的全部学问我懂得太少·他的片子拍得如何由专家们去说，由观众去说。我赞成“大狗小狗都要叫”的思想．而且各具风格流派的“狗”都有叫的权利．不必一窝蜂地都去作陈凯歌或张艺谋。
我只说说像林洪桐这样的认真的艺术家．可以得到什么和得不到什么．他得不到很多拍片的机会。原因之一是他寸剧本过于挑剔，剧本送上去他觉得太粗陋太落俗套，即便有拍摄机会他也把它错过。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剧本非常尊重(包括对文学原著)，剧本(或原著)送上去，他觉得好但他认为自己把握不了或拍摄条件不理想．他也宁可把机会错过而不去糟踏好东西。他的兴趣不是要拍多少部片子．而是要拍点好片子和把片子拍好：所以．林洪桐今年五十出头了·只拍了三部影片。片子究竟拍到了一个什么水平上，另说，他心里得到的永远是一份不满足，和一份坦然一一他没有蓄意糊弄别人和自己，前者是一个艺术家必然的苦恼，后者是上帝对其真诚所给予的最好的酬劳。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吹牛。人过半百而不会吹牛且片于拍得又少．难免得不到人家的重视得不到优越的创作条件，．现在我常常记起我扪刚刚开始合作时的情景。那时候，为了一起商量剧本，他不得不一大早便骑车跑很远的路到我家家。他夫人的工作单位离家更远，他中午必须赶回去照顾女儿，为了节省时间，后来就是我到他家去。他又要买菜，又要做饭，又要促女儿练琴，又要把剧本搞好，因而他的秃脑袋总让人想起一只旋转陀螺。条件不好，便只有挥霍自家的大脑与性命，常常是一天下来头昏眼花·寝既不安食又无味，得些什么呢?有时候只是三五段好台词或一两个新构想。听说有人可以用三五个晚上写下一个剧本，那确实令人羡慕。 跟这样一个认真的导演合作写剧本是得有点勇气。他很少有满意的时候·偶尔一天晚上他满意了，那你就要准备好第二天一早他又带了若干不满意来。他可以晚上十点多钟跑来，愁眉不展地向你指出剧本中的一处败笔，或者眉飞色舞地向你陈述一个新设想。他可以对一个构思或一句台词连说九个好，但一次比一次弱下去，第十次却说不好，然后抱了头蜷缩在椅子里肆意折磨那把椅子。他可以突然派一辆车来，把你接到拍摄现场．蹲在寒风里跟你重新讨论一段台词．最后改掉两三句话。他的不满意更多地是冲着自己 他说他看自己的片子时．总是浑身冒汗心动过速无地自容。只有当行家说他的片子拍得不错时，才能见到他的笑容—一娃娃脸上配以孩子气的笑，很和谐。
我想，林洪桐无论得不到什么．总归得到了一个艺术家的真诚。我想：如此真诚的导演最好不要很快就累死，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保护一下这类导演。我想，他应该有更多的拍片机会，这样的人生不会粗制滥造，如果他的时间更充裕一些，他定会拍出更好的影片。
认真执著的林洪桐 史铁生
林洪桐十八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全国重点高中福州一中．老师满心希望他去报考“北大””或者“复旦”．可那时他偏着了魔似地想当演员，一意孤行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性格即命运”固然是一条颠扑不玻的真理，但愿望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却要神秘得多，三十多年前明明种下去一个演员迷．三十多年后却收获到一个教师梦、导演梦。倒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
然而林洪桐对自己表演天赋的被埋没至今耿耿于怀，常向我争辩他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这是当年苏联专家的看法。”他补充说。可惜我晚生了些年，无福领略青年林洪桐的风采．偶然看过几部重放的老片子．发现他不过是演了几回小通讯兵和小战士，见不出什么高明之处。对此．他唯有连连叹气．从玻璃或镜子里望着自己那张娃娃脸苦笑，是这张脸把他的演员梦摧毁掉的；因为电影中的好男儿理应潇洒英援．坏男子务必阴险丑陋．那时中国的电卜卜影里又差不多仅剩了这两类角色．所以．一张不易为人垂青也难能令人憎恶的娃娃脸却很少派得上用场。不过命运之乖张着不都带着恶意．一个好导演是不怕有任意长相的：况且．扎实的文学基础、全面的艺术修养、虚心而又勇敢的探索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些东西在脸上找不到．因为都在心里。这些素质在林洪桐几十年对电影事业的痴迷之间，巳经积累得深厚．于是，一场日暮途穷的演员梦得以衍变成一条蒸蒸日上的导演路。依我观察．洪桐早晚是会累死，当然了．这不足为怪，近年来被累死的中年知识分子很多。尤其林洪桐又是个极认真的人，作教师、作编剧、作导演、作丈夫、作父亲，一律作得认真之极。近十年中他先后发表(独立或合作)了十一部剧本，其中九部已经拍摄。了解剧本获准拍摄之复杂程序的人都会相信，要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必不能单靠运气，非靠深厚的艺术功力和认真的创作态度不可。不过写剧本并不是林洪桐最终的愿望，自打演员梦被惊醒之后，他一会儿都没耽误上了导演的路。这一回他很清醒．深知要抢一个好本子、取得拍摄权他比不过别人，(谁让他是表演系教师，头发已经掉光了，影片却还没执导过一部呢?)他下决心要靠自己写出的好本子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执导的机会：他苦干了数年，终于赢得了这样的机会。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死神与少女》就得到了影界的好评(并获第13届瓦尔那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他说一句：“哎哟我的妈呀，哪儿有说的那么好哇?”为自己的作品挑足了毛病之后，他又为童影编导了《多梦时节》(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9年政府优秀影片奖及第三届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等)。去年他又应邀为香港银都机构拍摄了《离离原上草》 (已经送法国参加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此外，这十年间他还写了三十几篇电影理论文章．其《电影表演要电影化》、《当代电影表演断想》等文章于十年前在刚刚开放的影坛上引起过许多争论。他为建立电影表演的理论．提出过一个观点．叫电影表演艺术“三圈论”．第一是基础圈：表演作为一门艺术。必须承认舞台表演与电影表演的共性；第二电影图．是强调表演进入银幕的独特性；第三圈指出了电影表演的当代性。随着电影制作新技术的出现，电影美学的发展和对人的深层发现与理解，电影表演越然要突破旧有的金科玉律。
他说他在艺术创作中最喜欢的格言是：“航船应驶向来开拓的彼岸”。他拍的影片有独到的风格，评论家称为“散文诗电影”，理论研究中他也总热衷开拓一些荒岸。说实在的，依我的浅见，他那“三圈论”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好争论的，可是时过境迁我们有可能已经把改革开放时的形势忘了．当我听林洪桐说那时竞有人为此谴责他是玩再玄学时，我目瞪口呆之余着实感到了改革十几年来电影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我与林洪桐相识多年，我真看不出他还套玩玄学，实际上他不懂玄学很可能是他的一项缺欠。我一向只耽心他较真儿得过份。上帝有时候不太喜欢这么认真的人。让他们有痛。还让他们疏忽着自己的病，他们自己也仿佛认定累死仍是善终。作为朋友我不能劝林洪桐不认真，我只希望他把节奏稍稍放慢一点，懂一点玄学——有所不为才能更有所为．然后有机会吃点补药。听说，他在繁忙的教学拍片之余还在著书立说。我以为像著书一类的事，他可以到拍不动片子的时候再去做，现在他主要应该拍片子。
这几年我跟他学一点剧本创作方面的事．关于电影的全部学问我懂得太少·他的片子拍得如何由专家们去说，由观众去说。我赞成“大狗小狗都要叫”的思想．而且各具风格流派的“狗”都有叫的权利．不必一窝蜂地都去作陈凯歌或张艺谋。
我只说说像林洪桐这样的认真的艺术家．可以得到什么和得不到什么．他得不到很多拍片的机会。原因之一是他寸剧本过于挑剔，剧本送上去他觉得太粗陋太落俗套，即便有拍摄机会他也把它错过。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剧本非常尊重(包括对文学原著)，剧本(或原著)送上去，他觉得好但他认为自己把握不了或拍摄条件不理想．他也宁可把机会错过而不去糟踏好东西。他的兴趣不是要拍多少部片子．而是要拍点好片子和把片子拍好：所以．林洪桐今年五十出头了·只拍了三部影片。片子究竟拍到了一个什么水平上，另说，他心里得到的永远是一份不满足，和一份坦然一一他没有蓄意糊弄别人和自己，前者是一个艺术家必然的苦恼，后者是上帝对其真诚所给予的最好的酬劳。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吹牛。人过半百而不会吹牛且片于拍得又少．难免得不到人家的重视得不到优越的创作条件，．现在我常常记起我扪刚刚开始合作时的情景。那时候，为了一起商量剧本，他不得不一大早便骑车跑很远的路到我家家。他夫人的工作单位离家更远，他中午必须赶回去照顾女儿，为了节省时间，后来就是我到他家去。他又要买菜，又要做饭，又要促女儿练琴，又要把剧本搞好，因而他的秃脑袋总让人想起一只旋转陀螺。条件不好，便只有挥霍自家的大脑与性命，常常是一天下来头昏眼花·寝既不安食又无味，得些什么呢?有时候只是三五段好台词或一两个新构想。听说有人可以用三五个晚上写下一个剧本，那确实令人羡慕。 跟这样一个认真的导演合作写剧本是得有点勇气。他很少有满意的时候·偶尔一天晚上他满意了，那你就要准备好第二天一早他又带了若干不满意来。他可以晚上十点多钟跑来，愁眉不展地向你指出剧本中的一处败笔，或者眉飞色舞地向你陈述一个新设想。他可以对一个构思或一句台词连说九个好，但一次比一次弱下去，第十次却说不好，然后抱了头蜷缩在椅子里肆意折磨那把椅子。他可以突然派一辆车来，把你接到拍摄现场．蹲在寒风里跟你重新讨论一段台词．最后改掉两三句话。他的不满意更多地是冲着自己 他说他看自己的片子时．总是浑身冒汗心动过速无地自容。只有当行家说他的片子拍得不错时，才能见到他的笑容—一娃娃脸上配以孩子气的笑，很和谐。
我想，林洪桐无论得不到什么．总归得到了一个艺术家的真诚。我想：如此真诚的导演最好不要很快就累死，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保护一下这类导演。我想，他应该有更多的拍片机会，这样的人生不会粗制滥造，如果他的时间更充裕一些，他定会拍出更好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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