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 1＋1＋1＞3 泸州宜宾乐山“三港”整合走出上扬线
为整合港口资源，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和外向型经济，2019年9月，四川省港投集团组建而成，拉开了“三港”整合的序幕。2年来，“整合”成效如何？12月1日出版的《四川日报》以《让 1＋1＋1＞3 泸州宜宾乐山“三港”整合走出上扬线》为题，对此进行了关注。
□陈风
“呜……”
11月25日上午11时许，刚走进泸州港，一列满载货物的货运列车就沿着进港铁路驶来。“目前是枯水季节，港口下水货物有所减少，但这样的‘铁水联运’货车，每天至少有一班。”泸州港务公司负责人说。
不只是泸州港。今年1-10月，四川省港投集团下属川南港务公司(以下简称“川南港务公司”)下辖“三港”(泸州港、宜宾港、乐山港)生产指标喜人，共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427.67万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20.82万标箱，同比增长44.47%和18.8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26.92%。
为整合港口资源，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和外向型经济，2019年9月，四川省港投集团组建而成，拉开了“三港”整合的序幕。两年过去，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条条上扬的弧线，成为“三港”整合的生动注脚。
整合
变“3”为“1”，握指成拳
在泸州港，我们听到一个故事：“三港”整合前，货物入川往往“跟船走”，视航班情况随机在宜宾港或泸州港下货。
现在，川南港务公司港口一体化运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客户设计出专属运输方案，尽可能安排货物在就近的港口卸船，综合物流成本更低、运输时间更短。这对于宜宾市一个常年有生产原料需进口、经水运入川的大客户来说，每年能节省160万元以上的物流费用，客户非常满意。“我们和宜宾港现在是‘一家人’，同样的客户，听从公司统一调配，互相之间也不抢了。”
从“抢”到“不抢”，不仅是心态的变化，更是制度的引领。
泸州、宜宾、乐山“三港”同处长江上游，水路运距200公里左右，腹地货源市场交叉重叠，难免会有竞争。作为面向市场的企业，市场竞争原本是好事，有竞争才有动力，但要避免无序竞争，不顾市场规律，以低价竞夺货源。
要破解无序竞争，需要变“三港”为“一港”，成为“一家人”。2020年，川南港务公司应势而生，统筹“三港”建设经营管理，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运营。
首先是顶层设计。公司请来上海交大团队进行整体规划，把“三港”视作“四川港”的不同组成部分，确定不同定位，引导错位发展。根据各港的地理区位、交通条件、产业配套和政策环境等因素，明确泸州港重点服务成都平原经济区，侧重于打造集装箱枢纽港;乐山港重点服务我省重大装备制造，侧重于建设重大装备枢纽港;宜宾港结合川滇、攀西地区丰富矿产资源以及宜宾市临港经济区快速发展，侧重于打造服务地方招商引资以及临港适水产业聚集的综合型工业枢纽港。
管理顺势而上。川南港务公司对货源进行统一管理，秉承“适泸则泸、适宜则宜”原则，鼓励“三港”合作运营;定价上实行统一，对港口之间非竞争业务制定最低价，以吸引公、铁货源，同时对港口之间竞争业务制定统一价;收费也实行统一，制定了《港口统一收费管理办法》《港口装卸价格及审批权限管理办法》《港口进出口环节收费清单》，推动“三港”内部实现统一定价，基本实现对各下属港口企业收费统一。
“‘三港’以前是分开的手指，现在是合拢的拳头。”川南港务公司港口一体化运营中心负责人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合指成拳，“劲”才更大，这也是整合的目的：变“3”为“1”，做强做大“四川港”。
据悉，四川首个5G智慧港口项目——宜宾港5G智慧港口一期(一标段)工程已通过初步验收，正式上线试运行。坐在办公楼里，点开操控系统，布设在港口堆场、泊位的360度高清摄像头，传回实时的生产画面;哪些货物进场、出场?堆场还能放多少个集装箱?数据历历在目，通过大数据分析，一段时间的货物种类分析、集装箱堆场利用率、翻箱率、贸易种类作业等生产指标，一目了然。
“智慧港口项目包括港口集装箱作业管理系统、集装箱智能闸口系统及港口业务大数据可视化系统等，日常作业可通过系统线上操作，大数据分析也能为港口经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宜宾港相关负责人说，未来宜宾港智慧港口项目全面建成后，港口的用人成本将大幅下降，运营成本减少20%，港口作业效率提高30%。
据介绍，以智慧港口建设为基础，川南港务公司正在打造港口一体化运营信息平台，预计年内基本建成。插上信息化的双翼，港口管理将更科学、更高效。
聚力
稳航线拓货源，出川出海“路”更畅
合指成拳，可这“拳头”还没打出去，就连遇困境。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国内港口行业发展严重受阻，规模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下降17.5%，各家班轮公司装载率急剧下降，部分航线取消、停运船舶增加，这对还在发展中的“四川港”来说，要提升竞争力殊为不易。
坚持“服务四川开放大局、服务川货出川出海”理念，川南港务公司积极作为，主动出击。
巧做“加减法”，破“钱少债多”困局。一是做“减法”，降低成本，比如宜宾港借贷费用高，仅年利息就是一笔巨款，公司利用集团的优势，通过内外部融资，用低利率贷款置换高利率贷款，仅此一项就降低财务费用700余万元。二是做“加法”，利用闲置资产创收。比如，利用宜宾港二期闲置土地开展合作，与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运营合作、盘活闲置趸船资产……通过这些举措，让港口得以轻装上阵，激发出内生动力。
节流又开源，畅出川出海通道。一是“稳”。受疫情和支持性政策减弱的影响，各家船务公司相继对“宜宾至上海”直航班轮停航。“再怎么困难，航线不能断，川货出川出海通道不能断!”宜宾港公司负责人说，公司积极“跑”市场，并通过降低码头装卸费率开展磷铁对流业务，全力维持“宜宾至重庆”的中转班轮不停航。今年1-10月，开行班轮航次649次，同比上升了21.31%。二是“拓”。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泸州港主动走访川威、中粮、云铝等大型企业客户，并联合相关货代、船务公司等，深入调研本地、成都龙泉驿、攀枝花等地货主企业，引入了鑫阳钒钛钢材、攀西地区钛精矿、云铝碳块等大宗货源走水路，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据统计，“三港”整合以来，川南港务公司在稳定原有运行至重庆、钦州，以及至日本、韩国等30余条江海、铁海联运航线的基础上，还新开“宜昌-泸州”“金沙江雷波-泸州”和“九江-泸州”定点始发航线，服务磷矿石、元明粉、钛精矿等川货出川出海，以及铁矿石、纸浆、锂辉矿、钾肥、镁肥等货物入境入川。
港口的发展，和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在行走中，两个好消息令人振奋：一是宜宾港为落户宜宾的重点企业——宁德时代主动服务，自去年以来，通过水路运输已为其配套企业天宜锂业节约物流成本超7500万元，正探索为宁德时代产品提供服务，节约物流成本。二是用好“自贸区”政策，积极搭建外贸服务平台，今年前三季度，川南港务公司进境粮食中转量同比增长175%，全省70%进境粮食均由泸州港通关转运。
“三港”整合后，聚合力更强。11月初，重庆川渝港航物流有限公司在渝注册成立，该公司是在四川省港投集团的推动下，由川南港务公司与重庆港务集团下属企业合资组建，川渝港口将携手发展港口航运、多式联运等业务，提升川渝港航综合竞争力，积极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路漫漫其修远兮。“三港”整合还在进行中，往前走还有诸多难题要逐一破解。川南港务公司负责人表示，将紧紧围绕四川省港投集团“一载体、四平台”战略定位，紧扣服务四川开放发展，着力提升港口物流辐射带动能力，早日实现“1+1+1>3”，争当服务四川开放发展的“尖兵”，全面参与四川东向南向开放通道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图片由川南港务公司提供）
为整合港口资源，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和外向型经济，2019年9月，四川省港投集团组建而成，拉开了“三港”整合的序幕。2年来，“整合”成效如何？12月1日出版的《四川日报》以《让 1＋1＋1＞3 泸州宜宾乐山“三港”整合走出上扬线》为题，对此进行了关注。
□陈风
“呜……”
11月25日上午11时许，刚走进泸州港，一列满载货物的货运列车就沿着进港铁路驶来。“目前是枯水季节，港口下水货物有所减少，但这样的‘铁水联运’货车，每天至少有一班。”泸州港务公司负责人说。
不只是泸州港。今年1-10月，四川省港投集团下属川南港务公司(以下简称“川南港务公司”)下辖“三港”(泸州港、宜宾港、乐山港)生产指标喜人，共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427.67万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20.82万标箱，同比增长44.47%和18.8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26.92%。
为整合港口资源，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和外向型经济，2019年9月，四川省港投集团组建而成，拉开了“三港”整合的序幕。两年过去，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条条上扬的弧线，成为“三港”整合的生动注脚。
整合
变“3”为“1”，握指成拳
在泸州港，我们听到一个故事：“三港”整合前，货物入川往往“跟船走”，视航班情况随机在宜宾港或泸州港下货。
现在，川南港务公司港口一体化运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客户设计出专属运输方案，尽可能安排货物在就近的港口卸船，综合物流成本更低、运输时间更短。这对于宜宾市一个常年有生产原料需进口、经水运入川的大客户来说，每年能节省160万元以上的物流费用，客户非常满意。“我们和宜宾港现在是‘一家人’，同样的客户，听从公司统一调配，互相之间也不抢了。”
从“抢”到“不抢”，不仅是心态的变化，更是制度的引领。
泸州、宜宾、乐山“三港”同处长江上游，水路运距200公里左右，腹地货源市场交叉重叠，难免会有竞争。作为面向市场的企业，市场竞争原本是好事，有竞争才有动力，但要避免无序竞争，不顾市场规律，以低价竞夺货源。
要破解无序竞争，需要变“三港”为“一港”，成为“一家人”。2020年，川南港务公司应势而生，统筹“三港”建设经营管理，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运营。
首先是顶层设计。公司请来上海交大团队进行整体规划，把“三港”视作“四川港”的不同组成部分，确定不同定位，引导错位发展。根据各港的地理区位、交通条件、产业配套和政策环境等因素，明确泸州港重点服务成都平原经济区，侧重于打造集装箱枢纽港;乐山港重点服务我省重大装备制造，侧重于建设重大装备枢纽港;宜宾港结合川滇、攀西地区丰富矿产资源以及宜宾市临港经济区快速发展，侧重于打造服务地方招商引资以及临港适水产业聚集的综合型工业枢纽港。
管理顺势而上。川南港务公司对货源进行统一管理，秉承“适泸则泸、适宜则宜”原则，鼓励“三港”合作运营;定价上实行统一，对港口之间非竞争业务制定最低价，以吸引公、铁货源，同时对港口之间竞争业务制定统一价;收费也实行统一，制定了《港口统一收费管理办法》《港口装卸价格及审批权限管理办法》《港口进出口环节收费清单》，推动“三港”内部实现统一定价，基本实现对各下属港口企业收费统一。
“‘三港’以前是分开的手指，现在是合拢的拳头。”川南港务公司港口一体化运营中心负责人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合指成拳，“劲”才更大，这也是整合的目的：变“3”为“1”，做强做大“四川港”。
据悉，四川首个5G智慧港口项目——宜宾港5G智慧港口一期(一标段)工程已通过初步验收，正式上线试运行。坐在办公楼里，点开操控系统，布设在港口堆场、泊位的360度高清摄像头，传回实时的生产画面;哪些货物进场、出场?堆场还能放多少个集装箱?数据历历在目，通过大数据分析，一段时间的货物种类分析、集装箱堆场利用率、翻箱率、贸易种类作业等生产指标，一目了然。
“智慧港口项目包括港口集装箱作业管理系统、集装箱智能闸口系统及港口业务大数据可视化系统等，日常作业可通过系统线上操作，大数据分析也能为港口经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宜宾港相关负责人说，未来宜宾港智慧港口项目全面建成后，港口的用人成本将大幅下降，运营成本减少20%，港口作业效率提高30%。
据介绍，以智慧港口建设为基础，川南港务公司正在打造港口一体化运营信息平台，预计年内基本建成。插上信息化的双翼，港口管理将更科学、更高效。
聚力
稳航线拓货源，出川出海“路”更畅
合指成拳，可这“拳头”还没打出去，就连遇困境。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国内港口行业发展严重受阻，规模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下降17.5%，各家班轮公司装载率急剧下降，部分航线取消、停运船舶增加，这对还在发展中的“四川港”来说，要提升竞争力殊为不易。
坚持“服务四川开放大局、服务川货出川出海”理念，川南港务公司积极作为，主动出击。
巧做“加减法”，破“钱少债多”困局。一是做“减法”，降低成本，比如宜宾港借贷费用高，仅年利息就是一笔巨款，公司利用集团的优势，通过内外部融资，用低利率贷款置换高利率贷款，仅此一项就降低财务费用700余万元。二是做“加法”，利用闲置资产创收。比如，利用宜宾港二期闲置土地开展合作，与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运营合作、盘活闲置趸船资产……通过这些举措，让港口得以轻装上阵，激发出内生动力。
节流又开源，畅出川出海通道。一是“稳”。受疫情和支持性政策减弱的影响，各家船务公司相继对“宜宾至上海”直航班轮停航。“再怎么困难，航线不能断，川货出川出海通道不能断!”宜宾港公司负责人说，公司积极“跑”市场，并通过降低码头装卸费率开展磷铁对流业务，全力维持“宜宾至重庆”的中转班轮不停航。今年1-10月，开行班轮航次649次，同比上升了21.31%。二是“拓”。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泸州港主动走访川威、中粮、云铝等大型企业客户，并联合相关货代、船务公司等，深入调研本地、成都龙泉驿、攀枝花等地货主企业，引入了鑫阳钒钛钢材、攀西地区钛精矿、云铝碳块等大宗货源走水路，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据统计，“三港”整合以来，川南港务公司在稳定原有运行至重庆、钦州，以及至日本、韩国等30余条江海、铁海联运航线的基础上，还新开“宜昌-泸州”“金沙江雷波-泸州”和“九江-泸州”定点始发航线，服务磷矿石、元明粉、钛精矿等川货出川出海，以及铁矿石、纸浆、锂辉矿、钾肥、镁肥等货物入境入川。
港口的发展，和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在行走中，两个好消息令人振奋：一是宜宾港为落户宜宾的重点企业——宁德时代主动服务，自去年以来，通过水路运输已为其配套企业天宜锂业节约物流成本超7500万元，正探索为宁德时代产品提供服务，节约物流成本。二是用好“自贸区”政策，积极搭建外贸服务平台，今年前三季度，川南港务公司进境粮食中转量同比增长175%，全省70%进境粮食均由泸州港通关转运。
“三港”整合后，聚合力更强。11月初，重庆川渝港航物流有限公司在渝注册成立，该公司是在四川省港投集团的推动下，由川南港务公司与重庆港务集团下属企业合资组建，川渝港口将携手发展港口航运、多式联运等业务，提升川渝港航综合竞争力，积极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路漫漫其修远兮。“三港”整合还在进行中，往前走还有诸多难题要逐一破解。川南港务公司负责人表示，将紧紧围绕四川省港投集团“一载体、四平台”战略定位，紧扣服务四川开放发展，着力提升港口物流辐射带动能力，早日实现“1+1+1>3”，争当服务四川开放发展的“尖兵”，全面参与四川东向南向开放通道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图片由川南港务公司提供）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