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豫带您来探宝#2月23日寻宝任务:绳纹陶鬲
绳纹陶鬲,1953年郑州二里岗遗址出土。夹砂灰陶。侈口，折沿，口沿有凹槽一周，缩颈，腹部微鼓，分裆，三袋足，足尖上部有手捏痕。颈部饰凹弦纹及八个圆圈纹，腹部和袋足满饰细绳纹。
陶鬲，也称作瓦鬲，是我国古代先民日常生活使用的一种炊器，先秦旧籍《孔子家语》就有“鲁有俭啬者，瓦鬲煮食”的记载。陶鬲作为典型的“民生”器物，看似普通，却充满了智慧。
陶鬲的三足可稳稳地将鬲身撑起，为了让鬲的容积尽可能大，中空的袋足制作得特别圆鼓。袋足下面还有一段圆锥形实足跟，可以避免袋足底部被磨损漏水，同时还能抬高陶鬲的高度，最大程度地承受热能，这样既缩短了烹饪时间，又节省了燃料。而且在使用时，配合陶支脚可以直接支在地上，填柴引火，十分方便。
古代中国的炊器发展史上，陶鬲的兴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陶鬲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在黄河中上游地区使用，之后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逐步向四周扩散，远至华北、东北、西北等诸多地区，在东南沿海及华中的部分地区也发现了它的踪迹。夏商周时代鬲从生活用具演变为宗庙祭祀用的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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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鬲，也称作瓦鬲，是我国古代先民日常生活使用的一种炊器，先秦旧籍《孔子家语》就有“鲁有俭啬者，瓦鬲煮食”的记载。陶鬲作为典型的“民生”器物，看似普通，却充满了智慧。
陶鬲的三足可稳稳地将鬲身撑起，为了让鬲的容积尽可能大，中空的袋足制作得特别圆鼓。袋足下面还有一段圆锥形实足跟，可以避免袋足底部被磨损漏水，同时还能抬高陶鬲的高度，最大程度地承受热能，这样既缩短了烹饪时间，又节省了燃料。而且在使用时，配合陶支脚可以直接支在地上，填柴引火，十分方便。
古代中国的炊器发展史上，陶鬲的兴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陶鬲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在黄河中上游地区使用，之后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逐步向四周扩散，远至华北、东北、西北等诸多地区，在东南沿海及华中的部分地区也发现了它的踪迹。夏商周时代鬲从生活用具演变为宗庙祭祀用的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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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豫带您来探宝#10月17日寻宝任务：莲鹤方壶
莲鹤方壶，1923年出土于新郑郑国国君大墓。通高117厘米，重64.28公斤。壶身为椭方形，颈部两侧装饰了两条回首观望的龙形怪兽构成双耳，腹部四周四条翼龙仿佛正在缓缓向上爬行，底部两只张口吐舌、侧首回望的卷尾兽，似乎正在倾其全力承托器身。最精彩的还是上层盖顶怒放的双层莲瓣，中央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被郭沫若先生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
《诗经》中有“清酒百壶”的记载。作为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壶常在宗庙祭祀、宴享宾客等重大活动中使用。莲鹤方壶体积高大，装饰华美，并非是普通的盛酒之器，很可能是郑国国君的陈设品，是主人地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春秋时期，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逐步形成。作为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也在开创一代新风，由浸润浓厚的宗教色彩转而追求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风格。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转向奇巧、纹饰也趋于写实生动。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一切永恒的艺术品，是用时代的本质铸造成的”。莲鹤方壶正是时代的产物，那怒放的莲花、展翅欲飞的仙鹤，仿佛冲破了商周以来青铜世界的狰狞恐怖、神秘威严，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引向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崭新时代。
莲鹤方壶除了其卓越的历史性和艺术性，其铸造工艺也堪称春秋时期多范合铸的代表作，因此被专家称为是我国“青铜时代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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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有“清酒百壶”的记载。作为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壶常在宗庙祭祀、宴享宾客等重大活动中使用。莲鹤方壶体积高大，装饰华美，并非是普通的盛酒之器，很可能是郑国国君的陈设品，是主人地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春秋时期，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逐步形成。作为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也在开创一代新风，由浸润浓厚的宗教色彩转而追求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风格。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转向奇巧、纹饰也趋于写实生动。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一切永恒的艺术品，是用时代的本质铸造成的”。莲鹤方壶正是时代的产物，那怒放的莲花、展翅欲飞的仙鹤，仿佛冲破了商周以来青铜世界的狰狞恐怖、神秘威严，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引向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崭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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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考古发掘：诸多“中国之最”， 彰显王朝气象】最近，南方的洪涝灾害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早在1982年夏，伊洛河流域发大水，两河之间狭长低平地带，又被当地人称为“夹河滩”的地区几乎全部被淹，唯有二里头、圪当头、四角楼、北许四村间的一块高地在水面之上。这块高地，正是考古工作者探明的二里头都邑所在。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中的择都规制和二里头的选址颇为吻合。在这片充满王朝气象的土地上，诞生了多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这些文明实体，让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成为世界数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以二里头为核心产生的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流传至今，延绵不息。
1 、最早王都遗址，布局逐渐清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分别为1号和2号宫殿基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1号宫殿遗址是一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夯土台基，由主殿、廊庑、东厨、大门、庭院组成，2号基址上的建筑被认为是带有宗庙性质的建筑。
后来，随着青铜冶铸遗址及不同等级的墓葬被发现，二里头遗址的都邑性质被确立。然而，这座都邑如何布局，还有更多的秘密等着被发现和揭示。
20世纪70年代，2号宫殿基址东侧探出一条南北向大路，这条近700米的大路成为揭开二里头都邑宫城区布局的一把钥匙。2001年年初，附近有村民说自家地里小麦长得不好，考古队员推测这块地下有夯土建筑基址。出乎意料的是，经过钻探，考古队员发现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和之前发现的那条南北向大路形成宫城区东侧主干道的十字路口，该路口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随后，第三条和第四条道路相继被找到。随着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纵横交错的井字形路网重见天日，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也被定格在这里。
在道路被找到的同时，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痕也被发现，这一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
这4条大道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们不仅连接交通，更是构成二里头都邑功能分区的重要界线，形成“九宫格”的中格，宫城区位居中心。这座始建于3700多年前的宫城是整个都邑的核心，虽然面积仅为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宫城区内已发现数十处大型建筑基址，在二里头文化早期便形成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其中，2011年发掘的5号基址是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的源头。
以上的“中国之最”都清楚地呈现出：这是一座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也是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
近日，当记者来到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时，已经在这里工作36年的特级考古技师王宏章正拿着一把手铲清理发掘现场。（如图）他告诉记者，现在发掘的主要工作是摸清整个遗址的布局，因为布局可以显示社会的结构和层次，这对于还原夏都的整体风貌尤为重要。
2 、王朝“高科技产业”，曾在“工城”发展
在之前的报道中，我们详细介绍了二里头的“超级国宝”，它们大部分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葬中，而这些高端物品绝大部分是在官营作坊区内生产的。
赵海涛介绍，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便发现了青铜冶炼遗址；到了20世纪80年代，确定这片铸铜作坊的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其中出土了大量的冶铜坩埚、陶范、石范、炉壁等残存。
2004年，考古人员在宫城区的南边，发现一处大型围垣设施。在这片围垣的北墙内，发现了制造绿松石器的作坊，其南就是铸铜作坊。这一区域紧临宫殿区，产品及其生产都为王室贵族垄断，性质应属于官营作坊区，有学者将其称为与“宫城”并列的“工城”。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一“工城”里创造的“中国之最”吧。在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里，生产出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
这里生产出的青铜器，有我国已知最早的青铜酒器乳钉纹青铜爵、中国最早的铜镶玉制品兽面纹铜牌、中国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青铜戈等，这个作坊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且长期使用。在二里头时代，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仅此一处，这反映了早期王朝对涉及国家命脉的“高科技产业”的垄断。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二里头阶段，中国青铜时代才真正发端，并呈现出原创性和独特性。
和青铜器这一国之重器相比，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受到关注，它也的确和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使用。例如，被作为中国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的绿松石龙形器，上面镶嵌有2000多片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这些绿松石又细又小，最大的直径仅有0.9厘米，最小的直径才0.2厘米，厚度仅为0.1厘米左右，工艺精湛。
3 、更多“中国之最”，或将破解更多谜题
二里头的“中国之最”还远不止此。我国现已知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也是年代信息最准确的一件瓷器——原始瓷象鼻盉，就出土于二里头遗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军事是古代国家的两项最重要的活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二里头遗址宫城以北，考古人员发现了类似后世“坛”“坤”（shàn）的圆形地面式和长方形半地下式祭祀遗存；在宫城东北部发现了面积2200平方米左右的巨型深坑。通过对巨型坑的小面积试掘，发现了一些用猪为祭品的祭祀遗迹。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
除了遗址本身，二里头遗址还是迄今为止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即“多兵种作战”最齐全的一个遗址。多学科研究涉及年代学、自然环境（人地关系）、人类自身的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研究，以及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和生产行为等。
2014年，这些“中国之最”被写进目前中国体量最大的遗址类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这部鸿篇巨制中。
61年仅发掘了总面积的1.5%，已有如此多的“中国之最”，未来可期。二里头，这部古文明留下的无字天书，也许破解它的密码就藏在这些“中国之最”中。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文/图）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中的择都规制和二里头的选址颇为吻合。在这片充满王朝气象的土地上，诞生了多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这些文明实体，让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成为世界数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以二里头为核心产生的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流传至今，延绵不息。
1 、最早王都遗址，布局逐渐清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分别为1号和2号宫殿基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1号宫殿遗址是一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夯土台基，由主殿、廊庑、东厨、大门、庭院组成，2号基址上的建筑被认为是带有宗庙性质的建筑。
后来，随着青铜冶铸遗址及不同等级的墓葬被发现，二里头遗址的都邑性质被确立。然而，这座都邑如何布局，还有更多的秘密等着被发现和揭示。
20世纪70年代，2号宫殿基址东侧探出一条南北向大路，这条近700米的大路成为揭开二里头都邑宫城区布局的一把钥匙。2001年年初，附近有村民说自家地里小麦长得不好，考古队员推测这块地下有夯土建筑基址。出乎意料的是，经过钻探，考古队员发现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和之前发现的那条南北向大路形成宫城区东侧主干道的十字路口，该路口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随后，第三条和第四条道路相继被找到。随着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纵横交错的井字形路网重见天日，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也被定格在这里。
在道路被找到的同时，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痕也被发现，这一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
这4条大道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们不仅连接交通，更是构成二里头都邑功能分区的重要界线，形成“九宫格”的中格，宫城区位居中心。这座始建于3700多年前的宫城是整个都邑的核心，虽然面积仅为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宫城区内已发现数十处大型建筑基址，在二里头文化早期便形成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其中，2011年发掘的5号基址是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的源头。
以上的“中国之最”都清楚地呈现出：这是一座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也是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
近日，当记者来到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时，已经在这里工作36年的特级考古技师王宏章正拿着一把手铲清理发掘现场。（如图）他告诉记者，现在发掘的主要工作是摸清整个遗址的布局，因为布局可以显示社会的结构和层次，这对于还原夏都的整体风貌尤为重要。
2 、王朝“高科技产业”，曾在“工城”发展
在之前的报道中，我们详细介绍了二里头的“超级国宝”，它们大部分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葬中，而这些高端物品绝大部分是在官营作坊区内生产的。
赵海涛介绍，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便发现了青铜冶炼遗址；到了20世纪80年代，确定这片铸铜作坊的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其中出土了大量的冶铜坩埚、陶范、石范、炉壁等残存。
2004年，考古人员在宫城区的南边，发现一处大型围垣设施。在这片围垣的北墙内，发现了制造绿松石器的作坊，其南就是铸铜作坊。这一区域紧临宫殿区，产品及其生产都为王室贵族垄断，性质应属于官营作坊区，有学者将其称为与“宫城”并列的“工城”。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一“工城”里创造的“中国之最”吧。在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里，生产出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
这里生产出的青铜器，有我国已知最早的青铜酒器乳钉纹青铜爵、中国最早的铜镶玉制品兽面纹铜牌、中国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青铜戈等，这个作坊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且长期使用。在二里头时代，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仅此一处，这反映了早期王朝对涉及国家命脉的“高科技产业”的垄断。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二里头阶段，中国青铜时代才真正发端，并呈现出原创性和独特性。
和青铜器这一国之重器相比，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受到关注，它也的确和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使用。例如，被作为中国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的绿松石龙形器，上面镶嵌有2000多片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这些绿松石又细又小，最大的直径仅有0.9厘米，最小的直径才0.2厘米，厚度仅为0.1厘米左右，工艺精湛。
3 、更多“中国之最”，或将破解更多谜题
二里头的“中国之最”还远不止此。我国现已知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也是年代信息最准确的一件瓷器——原始瓷象鼻盉，就出土于二里头遗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军事是古代国家的两项最重要的活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二里头遗址宫城以北，考古人员发现了类似后世“坛”“坤”（shàn）的圆形地面式和长方形半地下式祭祀遗存；在宫城东北部发现了面积2200平方米左右的巨型深坑。通过对巨型坑的小面积试掘，发现了一些用猪为祭品的祭祀遗迹。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
除了遗址本身，二里头遗址还是迄今为止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即“多兵种作战”最齐全的一个遗址。多学科研究涉及年代学、自然环境（人地关系）、人类自身的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研究，以及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和生产行为等。
2014年，这些“中国之最”被写进目前中国体量最大的遗址类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这部鸿篇巨制中。
61年仅发掘了总面积的1.5%，已有如此多的“中国之最”，未来可期。二里头，这部古文明留下的无字天书，也许破解它的密码就藏在这些“中国之最”中。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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