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太原城市综合管理服务# 故暖新承挚爱山西虎
记者专访“晋虎”形象设计师高鹏
1月14日，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针对虎年春节正式发布了文旅IP形象——晋虎。
萌萌哒的“晋虎”是如何诞生的？山西文旅虎年IP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月17日晚，山西晚报记者在位于太原市钟楼街的“2022虎意新潮展”上，专访了“晋虎”形象设计师高鹏。
虎是伴随山西娃成长的守护神
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五，钟楼街已有年味在涌动，闪亮的拱门、喜庆的音乐装扮起了商家店铺。虽然夜间气温在零下，但还是有许多游人流连于此，或拍照打卡，或逛街购物。
“支棱起来——2022虎意新潮展”的地址在钟楼街中段一家二层店铺内。“我们现在做的有关老虎的公益展会持续到3月。”店内工作人员介绍说，现在展出的老虎元素展品都是十年来高鹏夫妇从民间收集回来的，趁着虎年来临，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尤其在二楼的互动区，参观者纷纷在便笺上写下自己的新年愿望，然后贴到许愿墙上，墙壁上画着一只大大的老虎，一张张便笺纸就成了老虎毛茸茸的身体。“众人的祝愿凝聚在一起，组成一只带着美好祈愿、美好寓意的大老虎。”匆匆赶来的高鹏就在这只大老虎前和山西晚报记者讲述起了他与“虎”的缘分。
“虎的形象在山西非常丰富。我在研究‘虎’、琢磨‘虎’的近十年间发现，几乎每家每户的老虎形象都不太一样，每一位奶奶、妈妈做出来的老虎都不尽相同。但这些老虎具备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老虎一定是伴随山西孩子成长的守护神。”高鹏说，虎，是伴随山西乃至黄河流域、中华民族儿童从出生到成长的各个阶段的一个超级符号，无论是可以穿戴的虎头鞋、虎头帽、虎头披风、虎头围嘴、虎头肚兜，还是各式大小不同、造型各异的布老虎玩具，基本是伴随小朋友成长的一个吉祥物。
“看那边的一幅年画，是我从民间收集回来的。”顺着高鹏手指的方向，山西晚报记者看到楼梯口的墙上贴着一张喜气的年画：一名白白胖胖系着肚兜的幼儿，骑坐在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身上。旁边的墙上是各种各样山西民间布老虎的照片，照片旁“故暖新承”四个大字格外醒目，“一针一线皆是温暖。旧时温暖，新时代的我们要继续传承下去。”高鹏说。
融合各方成就“晋虎”
山西的“虎”形象众多、丰富，所以创作“晋虎”是好事也是难事。“题材多、素材多，创作资源充足不发愁，但是，山西这么多的老虎，如果单一选择，只让其中一只老虎来代表山西，那么对其他老虎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高鹏打趣道，在这样的初衷之下，融合山西多种老虎特征和山西文化元素的“晋虎”便逐步孕育了。
最终定稿的“晋虎”是融入遍布山西各地万千民间布老虎元素的特征集合。
“山西简称‘晋’，这个‘晋虎’的形象将‘晋’字的笔画结构与虎的面部特征做了创意融合，利用‘晋’字笔画特征的对称结构，自上而下，与小虎面部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的构成统一起来，形成专属山西、鲜明醒目的‘晋虎’形象，既有品牌名称‘晋’字的辨识度，又有山西民俗布老虎文化的表现特征。”高鹏仔细解析着“晋虎”的形象内涵。他说，代表山西的“晋虎”，让“晋”的形象变得鲜活起来，这个符号有记忆点、有唯一性、有辨识度、有话题性，符合当下大众认知传播的潮流。
“再看小虎的眉眼间，既汲取了中华第一虎‘黎侯虎’经典的眉眼造型语言，又可以追寻到一丝‘威风虎’的模样，保留着传统经典形象的同时，又具有可爱潮萌的特征。”为了让“晋虎”形象更适应大众审美需求，适合传播推广，高鹏还特意将传统老虎形象的“小短腿”拉长，让趴着的老虎站起来，这样才能做出各种可爱的动作和表情。将传统与时尚合二为一，把“晋”与“虎”完美结合，创作出山西文旅虎年春节的超级符号。
唤醒大家热爱传统
一个作品的产生背后肯定是日复一日的积累积淀。“这次作品是‘命题作文’，而且考试时间只有不到10天。这段时间内，我一共做了三次修改，每一稿都各具特点，每一稿都想要做得更好。”高鹏介绍道，接到山西省文旅厅虎年形象设计的任务后，他马不停蹄开始创作，最终确定的“晋虎”形象正式发布前，他也有过担心：这只老虎新潮的样子能不能被大家接受？后来他又坦然了：每一分努力是为了心中所爱，为了让更多人重视和爱上传统文化。
“满分是10分的话，你会给自己的考试打几分？”面对山西晚报记者的提问，高鹏思考片刻回答道：“8分。差下的2分，如果今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想把它补上，把更多的山西元素运用到‘晋虎’身上，比如，山西二青会元素、山西各地域的独特风情、文化符号。我想将更多山西民间的东西在‘晋虎’身上展现出来。”
“我在民间走访时，绣老虎的大娘教我：摸摸虎头，吃穿不愁；摸摸虎牙，要啥有啥；摸摸虎尾，驱邪避鬼；摸摸虎背，荣华富贵……可以想见，在我们从古到今的传统观念里，老虎是山西人健康平安的守护神，是一个值得被关注、被演绎的大IP。作为设计师，我们关注这个超级符号，更要把这一符号传播出去，唤起更多人对于传统技艺传统文化的重视与热爱。创造‘晋虎’源于这一初衷，办这次公益展源于这一初衷，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山西老虎也是源于这一初衷。在时尚的滚滚潮流中，给孩子们心中埋下一颗种子——祖先祖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能丢。”高鹏说。
十年如一日，高鹏热爱着山西老虎，也执著热情地从事着与“虎”有关的设计创作，“让老手艺人有成就感，让年轻的父母有使命感，让小朋友们有归属感。我的工作就有了意义。”
山西晚报记者 赵丽娜
记者专访“晋虎”形象设计师高鹏
1月14日，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针对虎年春节正式发布了文旅IP形象——晋虎。
萌萌哒的“晋虎”是如何诞生的？山西文旅虎年IP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月17日晚，山西晚报记者在位于太原市钟楼街的“2022虎意新潮展”上，专访了“晋虎”形象设计师高鹏。
虎是伴随山西娃成长的守护神
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五，钟楼街已有年味在涌动，闪亮的拱门、喜庆的音乐装扮起了商家店铺。虽然夜间气温在零下，但还是有许多游人流连于此，或拍照打卡，或逛街购物。
“支棱起来——2022虎意新潮展”的地址在钟楼街中段一家二层店铺内。“我们现在做的有关老虎的公益展会持续到3月。”店内工作人员介绍说，现在展出的老虎元素展品都是十年来高鹏夫妇从民间收集回来的，趁着虎年来临，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尤其在二楼的互动区，参观者纷纷在便笺上写下自己的新年愿望，然后贴到许愿墙上，墙壁上画着一只大大的老虎，一张张便笺纸就成了老虎毛茸茸的身体。“众人的祝愿凝聚在一起，组成一只带着美好祈愿、美好寓意的大老虎。”匆匆赶来的高鹏就在这只大老虎前和山西晚报记者讲述起了他与“虎”的缘分。
“虎的形象在山西非常丰富。我在研究‘虎’、琢磨‘虎’的近十年间发现，几乎每家每户的老虎形象都不太一样，每一位奶奶、妈妈做出来的老虎都不尽相同。但这些老虎具备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老虎一定是伴随山西孩子成长的守护神。”高鹏说，虎，是伴随山西乃至黄河流域、中华民族儿童从出生到成长的各个阶段的一个超级符号，无论是可以穿戴的虎头鞋、虎头帽、虎头披风、虎头围嘴、虎头肚兜，还是各式大小不同、造型各异的布老虎玩具，基本是伴随小朋友成长的一个吉祥物。
“看那边的一幅年画，是我从民间收集回来的。”顺着高鹏手指的方向，山西晚报记者看到楼梯口的墙上贴着一张喜气的年画：一名白白胖胖系着肚兜的幼儿，骑坐在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身上。旁边的墙上是各种各样山西民间布老虎的照片，照片旁“故暖新承”四个大字格外醒目，“一针一线皆是温暖。旧时温暖，新时代的我们要继续传承下去。”高鹏说。
融合各方成就“晋虎”
山西的“虎”形象众多、丰富，所以创作“晋虎”是好事也是难事。“题材多、素材多，创作资源充足不发愁，但是，山西这么多的老虎，如果单一选择，只让其中一只老虎来代表山西，那么对其他老虎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高鹏打趣道，在这样的初衷之下，融合山西多种老虎特征和山西文化元素的“晋虎”便逐步孕育了。
最终定稿的“晋虎”是融入遍布山西各地万千民间布老虎元素的特征集合。
“山西简称‘晋’，这个‘晋虎’的形象将‘晋’字的笔画结构与虎的面部特征做了创意融合，利用‘晋’字笔画特征的对称结构，自上而下，与小虎面部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的构成统一起来，形成专属山西、鲜明醒目的‘晋虎’形象，既有品牌名称‘晋’字的辨识度，又有山西民俗布老虎文化的表现特征。”高鹏仔细解析着“晋虎”的形象内涵。他说，代表山西的“晋虎”，让“晋”的形象变得鲜活起来，这个符号有记忆点、有唯一性、有辨识度、有话题性，符合当下大众认知传播的潮流。
“再看小虎的眉眼间，既汲取了中华第一虎‘黎侯虎’经典的眉眼造型语言，又可以追寻到一丝‘威风虎’的模样，保留着传统经典形象的同时，又具有可爱潮萌的特征。”为了让“晋虎”形象更适应大众审美需求，适合传播推广，高鹏还特意将传统老虎形象的“小短腿”拉长，让趴着的老虎站起来，这样才能做出各种可爱的动作和表情。将传统与时尚合二为一，把“晋”与“虎”完美结合，创作出山西文旅虎年春节的超级符号。
唤醒大家热爱传统
一个作品的产生背后肯定是日复一日的积累积淀。“这次作品是‘命题作文’，而且考试时间只有不到10天。这段时间内，我一共做了三次修改，每一稿都各具特点，每一稿都想要做得更好。”高鹏介绍道，接到山西省文旅厅虎年形象设计的任务后，他马不停蹄开始创作，最终确定的“晋虎”形象正式发布前，他也有过担心：这只老虎新潮的样子能不能被大家接受？后来他又坦然了：每一分努力是为了心中所爱，为了让更多人重视和爱上传统文化。
“满分是10分的话，你会给自己的考试打几分？”面对山西晚报记者的提问，高鹏思考片刻回答道：“8分。差下的2分，如果今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想把它补上，把更多的山西元素运用到‘晋虎’身上，比如，山西二青会元素、山西各地域的独特风情、文化符号。我想将更多山西民间的东西在‘晋虎’身上展现出来。”
“我在民间走访时，绣老虎的大娘教我：摸摸虎头，吃穿不愁；摸摸虎牙，要啥有啥；摸摸虎尾，驱邪避鬼；摸摸虎背，荣华富贵……可以想见，在我们从古到今的传统观念里，老虎是山西人健康平安的守护神，是一个值得被关注、被演绎的大IP。作为设计师，我们关注这个超级符号，更要把这一符号传播出去，唤起更多人对于传统技艺传统文化的重视与热爱。创造‘晋虎’源于这一初衷，办这次公益展源于这一初衷，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山西老虎也是源于这一初衷。在时尚的滚滚潮流中，给孩子们心中埋下一颗种子——祖先祖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能丢。”高鹏说。
十年如一日，高鹏热爱着山西老虎，也执著热情地从事着与“虎”有关的设计创作，“让老手艺人有成就感，让年轻的父母有使命感，让小朋友们有归属感。我的工作就有了意义。”
山西晚报记者 赵丽娜
#建党一百周年# 【#忠诚·百年百人# 】王文征：不忘初心勇担当 扶贫路上做表率
2004年，王文征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在校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的他决心干出一番作为来。2017年6月，被派驻柳树口镇下川村担任第一书记。就在农村这片广大的土地上，王文征大展作为，以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初心。
王文征到村后，了解到下川村贫困面大、产业单一、村民思想保守，为了让村民早日脱贫致富，他找支村两委成员、党员一个个谈心、交心，借助每月的“党员活动日”探讨产业发展问题，并深入到农户家中促膝交流，带领与村两委成员多方考察，决定发展特色种养殖业来改变村民的现状。
王文征在泽州县医疗集团党委和柳树口镇党委的指导和帮助下，联系了一家辣椒收购公司组织收购，并且承诺从苗、种、产、销全程为种植户免费提供技术服务、前期垫资，无特殊情况每亩保底收入2000元。在此基础上签订了130亩的辣椒种植合同，县政府又为每亩辣椒补助400元的苗补和 70元的保险补贴，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种植积极性。2018年，全村发展辣椒种植产业，每亩纯收入1700元至2600元；2019年，又在周边村镇成功推广了辣椒500余亩；2020年，又在周边村镇扩大种植800余亩，每亩纯收入约3000元，带动了当地更多的老百姓致富。
在推广辣椒种植的同时，王文征了解到分布式光伏发电也是一个致富增收的好项目，可让当地老百姓“晒太阳”奔小康，便多方协调，引进了一家公司整村安装了光伏发电。为了让老百姓尽快受益，他让公司边安装、边跑手续，并对部分电网进行了改造，先后投资 396万余元、安装了51户。其中，覆盖了17户贫困户。并网后，2019年村民分红5.2万元，五年后户均年收入5000元左右。为了降低老百姓的贷款风险，他数次与公司沟通，让公司同意承担所有费用，村民不用贷款一分钱，贫困户还享受到5000元的光伏补贴，这在全市非贫困村还是第一例，当地老百姓喜出望外，对王文征由衷敬佩。
王文征坚持“投畜还仔、滚动发展、增值分成、村委监督、村民受益”的原则，先后为村里引进50只波尔山羊，与支村两委研究决定，指定一户贫困户养殖，将养殖红利合理分派给养殖户和其他贫困户。目前，养殖红利已达1万元，进一步夯实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基础。
2020年，王文征经过多方考察，引回木耳菌棒2万余棒。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带动了下川村17户农户种植，其中7户为贫困户。这一举措，不仅为村里的老年人开辟了新的致富门路，也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王文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争取回十几万元资金，大力改善下川村基础设施，千方百计提升村民文明素养。在抓产业脱贫的同时，他积极借助庙会、三八妇女节、道德模范家庭评选等，组织各种群众文化活动，利用村内空墙的位置进行了标语宣传，使全村形成了孝老爱亲、和睦相处的村风民风，不断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最终实现了物质和精神“双脱贫”。
肩上有担当，心中有百姓。下川村贫困户赵贵仁的妻子，2017年11月查出癌症，需要手术。王文征立即与有关部门联系，按照优惠政策让贫困户先住院后垫付，解决了燃眉之急，同时和相关单位沟通，为其申请到救助资金5000元。村民赵完明周末在家突发疾病无法行走，王文征一方面联系村干部安排车辆，另一方面与泽州县人民医院联系医生，让其在最短时间内接受检查，给予最佳治疗方案。西柳角村民王完堆家的核桃树大面积遭受病虫害，王文征找有关部门咨询后，最快时间拿出解决方案。农户的苹果、核桃滞销，他积极发动党员干部消费帮扶，为村民销售苹果8000余斤、核桃4000余斤、小米3000余斤，价值约6万多元。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下川村有三座百年古庙，周边风景秀丽，王文征和村两委班子借助乡村振兴战略，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底蕴，发展农家乐，借助辣椒、木耳等特色种植业，开发出一条徒步通往西柳角夹驴缝景点的小路，正在把下川村建成一个休闲、体验、避暑的旅游胜地。
在多年的驻村帮扶工作中，王文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党建引领发展、把党建融入发展、用党建推动发展、靠发展检验党建”的发展理念，经常到村民家中走访，设身处地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地百姓时常挽留他在家中吃饭，甚至把自家种的玉米、红薯、白菜等送给他，他总是婉言谢绝。
王文征秉持一颗赤诚之心，深受下川村百姓爱戴。其先进事迹先后被新华社、山西新闻网、山西画报、山西经济日报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他本人也先后荣获晋城市“模范农村第一书记”、泽州县“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但他并不满足，他说，“在驻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日子里，我收获了很多很多，我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更多的干部群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党争光、为国奉献、为民造福。”
https://t.cn/A6xeAiQW
2004年，王文征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在校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的他决心干出一番作为来。2017年6月，被派驻柳树口镇下川村担任第一书记。就在农村这片广大的土地上，王文征大展作为，以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初心。
王文征到村后，了解到下川村贫困面大、产业单一、村民思想保守，为了让村民早日脱贫致富，他找支村两委成员、党员一个个谈心、交心，借助每月的“党员活动日”探讨产业发展问题，并深入到农户家中促膝交流，带领与村两委成员多方考察，决定发展特色种养殖业来改变村民的现状。
王文征在泽州县医疗集团党委和柳树口镇党委的指导和帮助下，联系了一家辣椒收购公司组织收购，并且承诺从苗、种、产、销全程为种植户免费提供技术服务、前期垫资，无特殊情况每亩保底收入2000元。在此基础上签订了130亩的辣椒种植合同，县政府又为每亩辣椒补助400元的苗补和 70元的保险补贴，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种植积极性。2018年，全村发展辣椒种植产业，每亩纯收入1700元至2600元；2019年，又在周边村镇成功推广了辣椒500余亩；2020年，又在周边村镇扩大种植800余亩，每亩纯收入约3000元，带动了当地更多的老百姓致富。
在推广辣椒种植的同时，王文征了解到分布式光伏发电也是一个致富增收的好项目，可让当地老百姓“晒太阳”奔小康，便多方协调，引进了一家公司整村安装了光伏发电。为了让老百姓尽快受益，他让公司边安装、边跑手续，并对部分电网进行了改造，先后投资 396万余元、安装了51户。其中，覆盖了17户贫困户。并网后，2019年村民分红5.2万元，五年后户均年收入5000元左右。为了降低老百姓的贷款风险，他数次与公司沟通，让公司同意承担所有费用，村民不用贷款一分钱，贫困户还享受到5000元的光伏补贴，这在全市非贫困村还是第一例，当地老百姓喜出望外，对王文征由衷敬佩。
王文征坚持“投畜还仔、滚动发展、增值分成、村委监督、村民受益”的原则，先后为村里引进50只波尔山羊，与支村两委研究决定，指定一户贫困户养殖，将养殖红利合理分派给养殖户和其他贫困户。目前，养殖红利已达1万元，进一步夯实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基础。
2020年，王文征经过多方考察，引回木耳菌棒2万余棒。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带动了下川村17户农户种植，其中7户为贫困户。这一举措，不仅为村里的老年人开辟了新的致富门路，也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王文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争取回十几万元资金，大力改善下川村基础设施，千方百计提升村民文明素养。在抓产业脱贫的同时，他积极借助庙会、三八妇女节、道德模范家庭评选等，组织各种群众文化活动，利用村内空墙的位置进行了标语宣传，使全村形成了孝老爱亲、和睦相处的村风民风，不断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最终实现了物质和精神“双脱贫”。
肩上有担当，心中有百姓。下川村贫困户赵贵仁的妻子，2017年11月查出癌症，需要手术。王文征立即与有关部门联系，按照优惠政策让贫困户先住院后垫付，解决了燃眉之急，同时和相关单位沟通，为其申请到救助资金5000元。村民赵完明周末在家突发疾病无法行走，王文征一方面联系村干部安排车辆，另一方面与泽州县人民医院联系医生，让其在最短时间内接受检查，给予最佳治疗方案。西柳角村民王完堆家的核桃树大面积遭受病虫害，王文征找有关部门咨询后，最快时间拿出解决方案。农户的苹果、核桃滞销，他积极发动党员干部消费帮扶，为村民销售苹果8000余斤、核桃4000余斤、小米3000余斤，价值约6万多元。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下川村有三座百年古庙，周边风景秀丽，王文征和村两委班子借助乡村振兴战略，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底蕴，发展农家乐，借助辣椒、木耳等特色种植业，开发出一条徒步通往西柳角夹驴缝景点的小路，正在把下川村建成一个休闲、体验、避暑的旅游胜地。
在多年的驻村帮扶工作中，王文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党建引领发展、把党建融入发展、用党建推动发展、靠发展检验党建”的发展理念，经常到村民家中走访，设身处地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地百姓时常挽留他在家中吃饭，甚至把自家种的玉米、红薯、白菜等送给他，他总是婉言谢绝。
王文征秉持一颗赤诚之心，深受下川村百姓爱戴。其先进事迹先后被新华社、山西新闻网、山西画报、山西经济日报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他本人也先后荣获晋城市“模范农村第一书记”、泽州县“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但他并不满足，他说，“在驻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日子里，我收获了很多很多，我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更多的干部群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党争光、为国奉献、为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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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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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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