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而陶聊茶：二十．汤鲜叶美看绿茶 （春来洞庭话碧螺）
我绿茶三兄妹里的幺妹“小乔”-洞庭碧螺春一一出世，下面跟各位聊一聊洞庭碧螺春的今世前生吧。
一提洞庭碧螺春，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被茶界说烂了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从清朝王应奎的《柳南随笔》中来的。王应奎号柳南，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约卒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他在《柳南随笔》里记述了清圣祖康熙皇帝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春第三次南巡车驾幸太湖的事。巡抚宋荦从当地制茶高手朱正元处购得精制的“吓煞人香”茶进贡，帝以其名不雅驯，题之曰“碧螺春”。后人评曰此乃康熙帝取其色泽碧绿，卷曲似螺，春时采制，又得自洞庭碧螺峰等特点，钦赐其美名。从此碧螺春遂闻名于世，成为清宫的贡茶。 实际这个对碧螺春最早命名的记载是有问题的。
我找到的最早明确写出“碧螺春”三字的文献资料是在明末清初的文人吴伟业（1609年—1672年）写过的一首《如梦令》里：“镇日莺愁燕懒，遍地落红谁管。睡起爇沉香，小饮碧螺春盌。帘卷，帘卷，一任柳丝风软。”，这个早于《柳南随笔》中康熙的赐名。另外，约成书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续茶经》中，作者崇安知县陆廷灿引《随见录》（《随见录》，一说它是明朝人写的书，该书散失）中的记载，在《续茶经》中也叙述了关于碧螺春的情形：“洞庭山有茶，微似岕而细，味甚甘香，俗呼为下杀人，产碧螺峰者，尤佳，名碧螺春。”。在雍正年，陆廷灿记录的碧螺春的特点还是扁形的片茶而非《柳南随笔》里康熙皇帝所取“卷曲似螺”之态。
《续茶经》前后历时十七年方成书。陆廷灿能写出《续茶经》，除了其对品茗有一定造诣外，跟他任崇安县令也有很大关系，崇安县就是现在的武夷山市。陆廷灿说：“余性嗜茶，承令崇安，适系武夷产茶之地。值制府满公，郑重进献，究悉源流，每以茶事下询。查阅诸书，于夷之外，每多见闻，因思采集为《续茶经》之举。”。另外陆廷灿对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说的“建茶皆乔木，吴、蜀唯丛茭而已”有质疑，他引《随见录》云：“按沈存中(沈括字存中)《笔谈》云，建茶皆乔木，吴、蜀唯丛茭而已，以余所见，武夷茶树俱系丛茇，初无乔木。此存中未至建安欤？抑当时北苑与此日武夷有不同欤？”。这就可以看出陆廷灿是位极具独立思考能力、不唯书之人。个人觉的陆廷灿于碧螺春之言是可信的。
综上，我们可以推断出，扁形片状碧螺春至少是出现在雍正之后，且在康熙前就已经有了“碧螺春”的称谓了。康熙赐名一说，就是个故事而已。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不能只唯书的。
唐代杨晔撰《膳夫经手录》里记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若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这说明了苏州洞庭山一带在唐以前已经有茶，开始时是采叶煮为茗粥，至唐后才做成饼茶。 北宋年间，书学理论家朱长文（1039年—1098年）在它的《吴郡图经续记》里说：“洞庭山出美茶，旧为入贡。《茶经》云，长洲县生洞庭山者，与金州、蕲州、梁州味同。近年山僧尤善制茗，谓之水月茶，以院为名也，颇为吴人所贵。”
号无碍居士的李弥大（1080年—1140年）在《无碍泉诗并序》也有“鸥研水月先舂焙，鼎煮云林无碍泉，将谓苏州能太守，老僧还解觅诗篇。”。从上面文字可以看出，碧螺春的前身叫“水月茶”，其时还是蒸青团茶。 明正德年，洞庭东山人王鏊所著《姑苏志》有云：“茶出吴县西山，谷雨前采焙极细者贩于市，争先腾价，以雨前为贵也。”。水月茶已有炒青茶出现，且“极细”。 清朝雍正年，陆廷灿《续茶经》提到碧螺春是扁形的片茶。民国年间，章乃炜编纂的反映清代帝后起居、典章制度、清宫机构的书《清宫述闻》里出现了这样的字眼：“乾隆时，各省例进方物。茶叶一类，两江总督进碧螺春茶一百瓶，银针茶、梅片茶各十瓶...。”。可见乾隆时期碧螺春已经成了清廷贡茶。到此，碧螺春的身世清楚了，可以断定，外形螺曲的碧螺春肯定是乾隆之后出现的。
再聊聊碧螺春茶“铜丝条，浑身毛，蜜蜂腿儿，花果味儿”的特点都是什么意？“铜丝条”是说高温杀青致使茶叶一部分发黄，又因春茶内含物质多、密度大、入水即沉，故云。“浑身毛”特指碧螺春特殊的搓团提毫工艺。“蜜蜂腿儿”是说茶的外形卷曲。还有人说它似佛陀头发之螺形，或为寺内僧人所创，曾是一款礼佛之茶。“花果味儿”说的是碧螺春这个小青茶品种经炒制后所产生的馥郁的花果香气，周瘦鹃曾有诗曰：“都道狮峰无此味，舌端似放妙莲花。”
碧螺春是纯手工茶，气候所限，每年只能做十来天。有机会大家真的要去品品它，没别的，得尝尝春天的味道呀！ 今天，清明前的洞庭西山，阳光明媚。我，躺椅，线装书，一杯洞庭碧螺春。当真是“镇日莺愁燕懒，遍地落红谁管。睡起爇沉香，小饮碧螺春盌。帘卷，帘卷，一任柳丝风软”。
版权声明：本文为新浪微博认证美食博主"耕而陶一茶"原创撰写，欢迎博友在微博上转发，交流茶知识。但，任何单位、媒体、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复制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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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洞庭碧螺春，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被茶界说烂了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从清朝王应奎的《柳南随笔》中来的。王应奎号柳南，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约卒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他在《柳南随笔》里记述了清圣祖康熙皇帝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春第三次南巡车驾幸太湖的事。巡抚宋荦从当地制茶高手朱正元处购得精制的“吓煞人香”茶进贡，帝以其名不雅驯，题之曰“碧螺春”。后人评曰此乃康熙帝取其色泽碧绿，卷曲似螺，春时采制，又得自洞庭碧螺峰等特点，钦赐其美名。从此碧螺春遂闻名于世，成为清宫的贡茶。 实际这个对碧螺春最早命名的记载是有问题的。
我找到的最早明确写出“碧螺春”三字的文献资料是在明末清初的文人吴伟业（1609年—1672年）写过的一首《如梦令》里：“镇日莺愁燕懒，遍地落红谁管。睡起爇沉香，小饮碧螺春盌。帘卷，帘卷，一任柳丝风软。”，这个早于《柳南随笔》中康熙的赐名。另外，约成书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续茶经》中，作者崇安知县陆廷灿引《随见录》（《随见录》，一说它是明朝人写的书，该书散失）中的记载，在《续茶经》中也叙述了关于碧螺春的情形：“洞庭山有茶，微似岕而细，味甚甘香，俗呼为下杀人，产碧螺峰者，尤佳，名碧螺春。”。在雍正年，陆廷灿记录的碧螺春的特点还是扁形的片茶而非《柳南随笔》里康熙皇帝所取“卷曲似螺”之态。
《续茶经》前后历时十七年方成书。陆廷灿能写出《续茶经》，除了其对品茗有一定造诣外，跟他任崇安县令也有很大关系，崇安县就是现在的武夷山市。陆廷灿说：“余性嗜茶，承令崇安，适系武夷产茶之地。值制府满公，郑重进献，究悉源流，每以茶事下询。查阅诸书，于夷之外，每多见闻，因思采集为《续茶经》之举。”。另外陆廷灿对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说的“建茶皆乔木，吴、蜀唯丛茭而已”有质疑，他引《随见录》云：“按沈存中(沈括字存中)《笔谈》云，建茶皆乔木，吴、蜀唯丛茭而已，以余所见，武夷茶树俱系丛茇，初无乔木。此存中未至建安欤？抑当时北苑与此日武夷有不同欤？”。这就可以看出陆廷灿是位极具独立思考能力、不唯书之人。个人觉的陆廷灿于碧螺春之言是可信的。
综上，我们可以推断出，扁形片状碧螺春至少是出现在雍正之后，且在康熙前就已经有了“碧螺春”的称谓了。康熙赐名一说，就是个故事而已。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不能只唯书的。
唐代杨晔撰《膳夫经手录》里记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若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这说明了苏州洞庭山一带在唐以前已经有茶，开始时是采叶煮为茗粥，至唐后才做成饼茶。 北宋年间，书学理论家朱长文（1039年—1098年）在它的《吴郡图经续记》里说：“洞庭山出美茶，旧为入贡。《茶经》云，长洲县生洞庭山者，与金州、蕲州、梁州味同。近年山僧尤善制茗，谓之水月茶，以院为名也，颇为吴人所贵。”
号无碍居士的李弥大（1080年—1140年）在《无碍泉诗并序》也有“鸥研水月先舂焙，鼎煮云林无碍泉，将谓苏州能太守，老僧还解觅诗篇。”。从上面文字可以看出，碧螺春的前身叫“水月茶”，其时还是蒸青团茶。 明正德年，洞庭东山人王鏊所著《姑苏志》有云：“茶出吴县西山，谷雨前采焙极细者贩于市，争先腾价，以雨前为贵也。”。水月茶已有炒青茶出现，且“极细”。 清朝雍正年，陆廷灿《续茶经》提到碧螺春是扁形的片茶。民国年间，章乃炜编纂的反映清代帝后起居、典章制度、清宫机构的书《清宫述闻》里出现了这样的字眼：“乾隆时，各省例进方物。茶叶一类，两江总督进碧螺春茶一百瓶，银针茶、梅片茶各十瓶...。”。可见乾隆时期碧螺春已经成了清廷贡茶。到此，碧螺春的身世清楚了，可以断定，外形螺曲的碧螺春肯定是乾隆之后出现的。
再聊聊碧螺春茶“铜丝条，浑身毛，蜜蜂腿儿，花果味儿”的特点都是什么意？“铜丝条”是说高温杀青致使茶叶一部分发黄，又因春茶内含物质多、密度大、入水即沉，故云。“浑身毛”特指碧螺春特殊的搓团提毫工艺。“蜜蜂腿儿”是说茶的外形卷曲。还有人说它似佛陀头发之螺形，或为寺内僧人所创，曾是一款礼佛之茶。“花果味儿”说的是碧螺春这个小青茶品种经炒制后所产生的馥郁的花果香气，周瘦鹃曾有诗曰：“都道狮峰无此味，舌端似放妙莲花。”
碧螺春是纯手工茶，气候所限，每年只能做十来天。有机会大家真的要去品品它，没别的，得尝尝春天的味道呀！ 今天，清明前的洞庭西山，阳光明媚。我，躺椅，线装书，一杯洞庭碧螺春。当真是“镇日莺愁燕懒，遍地落红谁管。睡起爇沉香，小饮碧螺春盌。帘卷，帘卷，一任柳丝风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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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车新势力 2021 年交付排行榜，小鹏位列第一 蔚来、理想分居二三名，对此你有哪些评价？
1月1日电，新年伊始，造车新势力先后公布2021年交付情况，小鹏汽车以98155辆交付量问鼎，蔚来汽车、理想汽车以91429辆和90491辆分列二三位。
哪吒汽车、威马汽车和零跑汽车紧随其后，交付量分别为69674辆、44157辆和43121辆。
小鹏销量拿了第一，恐怕是一年前谁都没有想到的。多年以后回顾历史的时候，2021有可能是小鹏汽车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只看销量数据，只能看到一条曲线；背后有很多故事，我们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时间尺度下才能看清楚。
比如说续航问题。在锂电池产业崛起之前，续航与电池成本一直是困扰着电动汽车发展的首要难题 —— 从工程的角度来看，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做减法！
1996年，首款量产的纯电动车通用EV1的续航只有145公里[1]，但科技含量可不低。它做了大量的「减法」：牺牲空间以实现流线型的0.19风阻系数、大量使用铝合金与复合材料以实现轻量化、高达522公斤的高能量密度铅酸电池……
通用EV1 由张抗抗摄于上海汽车博物馆【图2】
通用EV1的概念车Impact【图3】
2016年，在造车新势力推出产品之前，国内车企基本上也是沿着「既然电池已经很贵了，那就少放点，其它配置也是能减就减」的思路开发的。
这个时间段的电动车常常给用户带来可怕的使用体验，各种电动焦虑、各种奇葩传闻、以及某车企的恶劣口碑，大多也是这个阶段产生的。
可想而知，这种「减法」思路是很难做出好产品的。这种思路的极致就是五菱MiniEV，可那也是锂电池产业链成熟之后，五菱利用自己独特的成本控制能力才造就出来的；而且，这种车型也是无法改变整个汽车产业格局的。【图4】
在这种主流「减法」之下，马斯克的「加法」思维就显得桀骜不驯、石破天惊了。堆了80kWh的电池，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那就想方设法从其他地方捞回来了这些成本 —— 既然大电池同时解决了大功率放电问题，那就充分利用起来做个轿跑吧，Model S应运而生！【图6】
从Model S到Model 3/Y，十年如一日的SEXY战略之下特斯拉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之路。这个思路很创新吗？ 放在今天不难，蔚来不也是这么做的吗，似乎显得稀疏平常。但放在十年前，这真的是99%的人都看不见、看不上、看不懂的战略路线。【图7】
在小鹏P7诞生之前的2019年，绝大部分造车新势力都造电动SUV。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图8】
-后排空间： 底部电池占据一定空间，布置起来很空间，导致轿车的后排空间堪忧。
-实用需求： 与欧洲人喜欢小车不同，中国人喜欢空间大的车。在此之前崛起的自主品牌，几乎全是靠SUV崛起的 —— 不像轿车需要个性，需要有一个存在的理由；SUV只要你馅大管饱、配置堆上、价格够低，就肯定能卖得出去。
-造型设计： 以大为美的时代潮流中，车只要够大、够霸气，不丑就行，就算中庸一些也不愁卖。相反，轿车那可就要讲究一些性格了，不丑的要求太低了，必须要美。
这个思路下的典型产品就是蔚来ES6(SUV+服务)、威马Ex5(SUV+便宜)、零跑C11(SUV+性价比)，典型中的产品刀法圣手当属理想ONE(增程SUV+产品精准定位)莫属了。
P7的思路也是石破天惊的：【图9】
思路一：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凡是纠结得难受的产品特征，干脆全抛弃以换取另一个产品特征 —— 既然后排空间很难大，那就干脆设计成小板凳，以换来优雅的轿跑姿态，卖给那些不太需要后排的用户(年轻人、孩子5-15岁的家庭)。【图10】
思路二：无法回避的刚需痛点，要将其堆满。
2020年的时候，知乎上有人提出了“新能源车的续航是否越长越好”的问题。在那个长续航刚过500公里、特斯拉Model 3努努力上664公里的时代，续航就像永远吃不饱的饭，肯定是越长越好。
P7也在那时给出了自己的答卷：NEDC续航670公里。以轿跑实现这样的续航是很困难的，因为堆电池更难布置，还专门找宁德时代定制了高度为110mm的电芯[2](一般都在140mm以上)。
在续航焦虑基本打通后，小鹏开始主攻充电焦虑 —— 布了数百个专属超充桩，与蔚来建了700多座换电站遥相响应，成为2021年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建设最卖力的两家企业。
思路三：智能战略贯穿始终。
这点就不必赘述了，P7的车机交互与NGP已奠定了智能化的领先地位，预计G9会强化小鹏的智能化定位。
2019年，何小鹏第一次带P7来到上海车展的时候[3]，上述三大思路几乎是明牌打出，但并未引起大家注意。更多人会觉得：这三个思路只是不懂汽车新玩家的奇思妙想，现实会教他重新做人；而P7只是一个玩概念的大玩具吧，能不能量产还不好说呢！
包括我在内，那时其实也是这个态度。
落寞的何小鹏在2019年上海车展【图11】
直到2020年深度试驾P7时，我才意识到这款车的重要性。第一印象是颜值高，语音强，自动泊车超好用。
此外，驾驶感受非常舒适且高级 —— 这也是区别于Model 3最大的点，把一个轿跑悬架与外形的车，做成家用车的舒适取向。这种实用但不好玩的调校是让车评人非常讨厌的，而这恰恰显现了小鹏的产品自信。
刚发布时大家对P7的预期是：悲观点每月六七百，乐观点每月两三千。我虽然当时就给出了 「P7之于小鹏的意义，就像Mate20 Pro之于华为的意义」的至高评价[4]，心理预期也就是月销两三千辆，但也暗自希望它能突破到月销5000辆。
下面是我在2020年4月P7交付之前对它的评价：「华为Mate20 Pro与小鹏P7的历史意义，可能比大家预想得要高 —— 波澜壮阔、戏剧性十足的历史事件，对那时的普通人来说，觉得稀松平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时，大部分人何止是觉得稀松平常，不少人觉得我对P7做出这种评价是疯了，等着我出洋相呢。
好在，历史没有打我的脸，反而会觉得我当时的预测还是太保守了。【图12】
2021年P7月交付稳定在六七千辆，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就连何小鹏本人也完全想象不到这个成绩：“2017年初开始设计P7，面临非常多人的不相信，直到现在P7月交付量达数千台，我们总算做到了，感谢大家！”
P7肯定不是完美的产品。相反，从它敢于取舍的产品思路来看，它必然是一个「优点突出、缺点比普通车型更多」的产品。举一个例子，我昨天在陌生地点停车时，因为P7屁股比较翘、达到了摄像头与雷达的视野盲区，然后被铁窗户撞到了 —— 这就是屁股翘而美的代价吧！【图13】
P7身上的这种小缺点还有很多很多。这种「优点突出、缺点比普通车型更多」的产品，在自主品牌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 我害怕这么一款好产品会夭折，从而与它的目标用户失之交臂。所以从P7交付到现在的一年半时间以来，我承认对这款车有所偏爱：提优点多，小缺点提得少。
虽然偏爱，但结果是好的：看了我的文章而购车的P7车主，都是因为我的体验分享帮他们找到了一款适合自己的好车。【图14】
目前还没有出现因为我的文章而买P7被带到沟里的用户。如果有，请在此文下留言。【图15】
如果P7的产品理念已从摇摇欲坠的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不仅可以自己飞翔，还带动了友商转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蔚来ET5、智己L7、威马M7、哪咤S等车型的产品理念上都有P7的印记，至少说如果没有P7的成功，以上这几款车会迟到很多。【图16】
P7的这几款对标车型中，我认为蔚来ET5的创新是最成体系的，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其它几个有待观察：智己L7受制于体制因素，产品、营销、销售各环节之间可能会存在错位；威马M7则将造Ex5的SUV中庸思维带进了轿车，可能最终还要走性价比路线……
P7达到了月销7000辆以上，注定留名中国汽车史。我也很高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该去挖掘下一个宝藏车型了！那会是哪款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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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电，新年伊始，造车新势力先后公布2021年交付情况，小鹏汽车以98155辆交付量问鼎，蔚来汽车、理想汽车以91429辆和90491辆分列二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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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首款量产的纯电动车通用EV1的续航只有145公里[1]，但科技含量可不低。它做了大量的「减法」：牺牲空间以实现流线型的0.19风阻系数、大量使用铝合金与复合材料以实现轻量化、高达522公斤的高能量密度铅酸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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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造车新势力推出产品之前，国内车企基本上也是沿着「既然电池已经很贵了，那就少放点，其它配置也是能减就减」的思路开发的。
这个时间段的电动车常常给用户带来可怕的使用体验，各种电动焦虑、各种奇葩传闻、以及某车企的恶劣口碑，大多也是这个阶段产生的。
可想而知，这种「减法」思路是很难做出好产品的。这种思路的极致就是五菱MiniEV，可那也是锂电池产业链成熟之后，五菱利用自己独特的成本控制能力才造就出来的；而且，这种车型也是无法改变整个汽车产业格局的。【图4】
在这种主流「减法」之下，马斯克的「加法」思维就显得桀骜不驯、石破天惊了。堆了80kWh的电池，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那就想方设法从其他地方捞回来了这些成本 —— 既然大电池同时解决了大功率放电问题，那就充分利用起来做个轿跑吧，Model S应运而生！【图6】
从Model S到Model 3/Y，十年如一日的SEXY战略之下特斯拉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之路。这个思路很创新吗？ 放在今天不难，蔚来不也是这么做的吗，似乎显得稀疏平常。但放在十年前，这真的是99%的人都看不见、看不上、看不懂的战略路线。【图7】
在小鹏P7诞生之前的2019年，绝大部分造车新势力都造电动SUV。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图8】
-后排空间： 底部电池占据一定空间，布置起来很空间，导致轿车的后排空间堪忧。
-实用需求： 与欧洲人喜欢小车不同，中国人喜欢空间大的车。在此之前崛起的自主品牌，几乎全是靠SUV崛起的 —— 不像轿车需要个性，需要有一个存在的理由；SUV只要你馅大管饱、配置堆上、价格够低，就肯定能卖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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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路下的典型产品就是蔚来ES6(SUV+服务)、威马Ex5(SUV+便宜)、零跑C11(SUV+性价比)，典型中的产品刀法圣手当属理想ONE(增程SUV+产品精准定位)莫属了。
P7的思路也是石破天惊的：【图9】
思路一：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凡是纠结得难受的产品特征，干脆全抛弃以换取另一个产品特征 —— 既然后排空间很难大，那就干脆设计成小板凳，以换来优雅的轿跑姿态，卖给那些不太需要后排的用户(年轻人、孩子5-15岁的家庭)。【图10】
思路二：无法回避的刚需痛点，要将其堆满。
2020年的时候，知乎上有人提出了“新能源车的续航是否越长越好”的问题。在那个长续航刚过500公里、特斯拉Model 3努努力上664公里的时代，续航就像永远吃不饱的饭，肯定是越长越好。
P7也在那时给出了自己的答卷：NEDC续航670公里。以轿跑实现这样的续航是很困难的，因为堆电池更难布置，还专门找宁德时代定制了高度为110mm的电芯[2](一般都在140mm以上)。
在续航焦虑基本打通后，小鹏开始主攻充电焦虑 —— 布了数百个专属超充桩，与蔚来建了700多座换电站遥相响应，成为2021年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建设最卖力的两家企业。
思路三：智能战略贯穿始终。
这点就不必赘述了，P7的车机交互与NGP已奠定了智能化的领先地位，预计G9会强化小鹏的智能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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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发布时大家对P7的预期是：悲观点每月六七百，乐观点每月两三千。我虽然当时就给出了 「P7之于小鹏的意义，就像Mate20 Pro之于华为的意义」的至高评价[4]，心理预期也就是月销两三千辆，但也暗自希望它能突破到月销5000辆。
下面是我在2020年4月P7交付之前对它的评价：「华为Mate20 Pro与小鹏P7的历史意义，可能比大家预想得要高 —— 波澜壮阔、戏剧性十足的历史事件，对那时的普通人来说，觉得稀松平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时，大部分人何止是觉得稀松平常，不少人觉得我对P7做出这种评价是疯了，等着我出洋相呢。
好在，历史没有打我的脸，反而会觉得我当时的预测还是太保守了。【图12】
2021年P7月交付稳定在六七千辆，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就连何小鹏本人也完全想象不到这个成绩：“2017年初开始设计P7，面临非常多人的不相信，直到现在P7月交付量达数千台，我们总算做到了，感谢大家！”
P7肯定不是完美的产品。相反，从它敢于取舍的产品思路来看，它必然是一个「优点突出、缺点比普通车型更多」的产品。举一个例子，我昨天在陌生地点停车时，因为P7屁股比较翘、达到了摄像头与雷达的视野盲区，然后被铁窗户撞到了 —— 这就是屁股翘而美的代价吧！【图13】
P7身上的这种小缺点还有很多很多。这种「优点突出、缺点比普通车型更多」的产品，在自主品牌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 我害怕这么一款好产品会夭折，从而与它的目标用户失之交臂。所以从P7交付到现在的一年半时间以来，我承认对这款车有所偏爱：提优点多，小缺点提得少。
虽然偏爱，但结果是好的：看了我的文章而购车的P7车主，都是因为我的体验分享帮他们找到了一款适合自己的好车。【图14】
目前还没有出现因为我的文章而买P7被带到沟里的用户。如果有，请在此文下留言。【图15】
如果P7的产品理念已从摇摇欲坠的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不仅可以自己飞翔，还带动了友商转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蔚来ET5、智己L7、威马M7、哪咤S等车型的产品理念上都有P7的印记，至少说如果没有P7的成功，以上这几款车会迟到很多。【图16】
P7的这几款对标车型中，我认为蔚来ET5的创新是最成体系的，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其它几个有待观察：智己L7受制于体制因素，产品、营销、销售各环节之间可能会存在错位；威马M7则将造Ex5的SUV中庸思维带进了轿车，可能最终还要走性价比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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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卧底调查广州非法代孕乱象##代孕为什么不能被开放#
一直以来，关于是否可以开放代孕，在网上议论颇多。支持者认为这是生育自由，反对者则表示这是剥削女性，论战双方唇枪舌剑，言辞颇为激烈。
其实，很多情况我们都很难明确的判断「对错」；甚至不同人在做这样的价值判断的时候，可能都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还有理念差异。
代孕确实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要说清楚是不是可以开放，至少要考虑医学专业角度、伦理角度，以及法律和社会角度三个层面。
一、医学层面：代孕有严格的适应证
代孕其实分为两种：传统代孕 (Traditionalsurrogacy) 和妊娠代孕 (Gestational surrogacy)。
传统代孕，指的是把男性的精子，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放入女性体内，和代孕者的卵子结合。这种情况出生的孩子，和代孕者其实是有遗传学关系的，即「借宫 + 借卵」。
而妊娠代孕，是有了试管婴儿技术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这是指用夫妻双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然后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子宫内。相当于只是「租用」代孕者的子宫，而代孕者和孩子没有遗传学的关系，即「借宫不借卵」。这时候，代孕者是孩子的法律上的母亲，而提供卵子的，是孩子生物学上的母亲。
既然是讨论医学层面的代孕，那么就必须要讨论这项医疗操作的适应证问题。
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建议，只有当确实存在医学问题，妨碍预定父母自行妊娠，或会给女性或胎儿带来重大的死亡或损害风险时，才可使用代理孕母。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明确了很多具体情形，比如：
先天性或获得性子宫缺如（没有子宫）；
重大的子宫异常，比如不可恢复的 Asherman 综合征；
反复妊娠丢失的单角子宫；
母体患有妊娠的医学绝对禁忌证，比如肺动脉高压；
存在未识别的子宫内膜因素，比如之前尽管移植了优质胚胎，仍出现多次不明原因的 IVF 失败等。
非医学的普通人，一定对上面这些疾病名称很陌生。
看不懂是正常的。这里的各种适应证，在医学上都属于很严重的情况，大概意思就是：一定是要到了这个女性彻底失去生育能力的地步。
而一些因为高龄的原因，担心生育风险，或者自然怀孕怀不上，而不存在明确的医学指征的话，恐怕还达不到适用代孕的程度。
同时，代孕是通过医学手段，解决不孕夫妇的医学问题，但因为同时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个体，所以，对于代孕者的健康状况，同样也需要关注。在这方面，虽然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医学指南，但还是有一些参考因素的。
比如，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代孕母亲孕产期间的医学风险，不少建议认为，代孕母亲应该是比较年轻（不能是 ＞35 岁的高龄女性），并且经历过一次完全健康顺利的阴道分娩。另外，代孕母亲应该接受相关传染病检查，以及心理学评估，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提供代孕。
但条件符合要求，代孕就成立么？
二、伦理层面：人可以仅作为解决生育的手段吗？
一旦施行代孕，那么就会遇到很多伦理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如果是传统代孕，孩子和代孕母亲间是有遗传学联系的，反倒是和法律上的母亲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法律上的母亲，更像是「后妈」。
有代孕需求的家庭，他们真正的需求，可能不是简单的想要一个孩子，而是想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通过代孕解决生育问题的方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满足这种家庭所带来的情感寄托，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国外有些地方要求，如果是传统代孕的话，需要选择和法律母亲有亲缘关系的女性。
而不管是怎样形式的代孕，从代孕母亲的角度，她经历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变成了别人的孩子，这种感情上的障碍也需要克服。（甚至有些夫妻在代孕过程中对「代孕母亲」或「精子来源父亲」产生情感上的变化，破坏原本的家庭和谐关系。）
另外，如果代孕可以商业化，那么女性的子宫，甚至包括这个孩子，都被商品化了，存在将人「物化」的问题。
从国外经验来看，像俄罗斯、印度，以及美国一些开放商业化代孕的州，都会存在所谓「生育旅游」（Fertilitytourism）的现象，就是一些禁止代孕的国家地区的家庭，到这些地方去寻求代孕服务，甚至有的地方还形成产业化。
例如被称为「婴儿工厂」的印度，截至 2012 年，每年在印度出生的代孕婴儿达到 25000 个。联合国在 2012 年 7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中估计，印度每年的代孕业务收入超过 4 亿美元。
这样巨大的产业背后，到底是拯救了更多想要生育的家庭，还是制造了更多的伦理悲剧，很难被衡量。
不过，尽管存在这样的伦理争议，但只要寻求代孕和提供代孕的双方都知情并自愿同意，他们都不认为这里存在问题，或者问题是可以克服的，那么，仅从伦理角度，代孕也是可以存在的——毕竟，这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
但更大的问题是：如何确认「自愿」呢？
三、法律和社会角度：「权利保障」和「胁迫自愿」
如果开放代孕，为了保证代孕双方的利益都得到公平的保障，相关法律支持是必须的。
即使在标榜自由的美国，也只有部分州立法承认代孕，在寻求代孕、签订合同时，要求相关律师及保险公司参与其中，这就需要有第三方生育方面专业知识的律师。
当然，人的问题好解决，没有人的话，教育培训就可以了。不过，法律方面的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各种法律条款间的完善和支持。
以目前国内法律框架，如果开放代孕，恐怕有很多法律条款需要做修改，从而减少法律条文之间的互相矛盾。
比如如果代孕双方签署合同，要求提供代孕的母亲不得自行终止妊娠，否则要给予赔偿。但是，目前国内法律，是允许早孕期女性自行决定是否保留胚胎的，那么，提供代孕的母亲以此为由，要求在早孕期做流产，而且拒绝赔偿，那么法律上是不是要对这个合同进行强制执行呢？或者说，如果提供代孕的母亲可以像普通怀孕女性一样，拥有对胚胎的处置权，那么寻求代孕的夫妻，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呢？
类似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
不仅如此，开放代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那就是「胁迫」问题。
在一些人的说法中，代孕被认为是女性的生育自由，甚至是贫困女性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方式。
但残酷的现实是，代孕收益的大部分还是流向了机构和产业，而所谓的「自由」甚至成为了压迫女性的沉重枷锁。
还是以印度为例，对于寻求代孕的夫妇来说，代孕一个孩子的花费约为 22400 美元，而每位代孕母亲拿到的酬劳仅为 8000 美元左右。
正式开始代孕前，代孕母亲需要签署一份代孕合同。代孕者需要遵从代孕者之家的规定，至于胎儿出生以后是否健康、是否畸形，都与代孕母亲无关；同时，怀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医院、医生、被代孕夫妇均不承担。
批评人士表示，寻求代孕的夫妇正在以低廉的价格雇用代孕母亲们承受痛苦和风险，从而对印度的贫穷妇女进行剥削。
图片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一旦代孕合法化，那么就有可能在合法的外衣下，存在胁迫女性非自愿代孕，从而获得利益的现象。发生这种「胁迫」情况，和社会分层有关。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越大，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出现这种胁迫的情况。
2020 年，#中国 6 亿人每月收入 1000 元# 的话题上了热搜，众多网友表示不可思议。但国家统计局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这个数据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
■ DEPTH
根据 2019 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 40% 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 6.1 亿人，年人均收入为 11485 元，月人均收入近 1000 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 1000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 1000 元。
国家的经济和 GDP 确实在提升，但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
在这样的国情之下，如果开放代孕，那么发生胁迫现象的可能性会很大。
总的来说，从医学角度来说，作为一种解决不孕夫妇的医疗技术，代孕并非必然引发罪恶，在充分厘清概念、做好保障、出于自愿的情况下，也并非绝对不能开展。
只是，我们该如何保证所谓的「保障」和「自愿」呢？
这也许是一个很难有答案的问题。
但可以预料到的是，贸然开放代孕，带来的不是生育自由，而是一个又一个物化生命的「婴儿工厂」。
一直以来，关于是否可以开放代孕，在网上议论颇多。支持者认为这是生育自由，反对者则表示这是剥削女性，论战双方唇枪舌剑，言辞颇为激烈。
其实，很多情况我们都很难明确的判断「对错」；甚至不同人在做这样的价值判断的时候，可能都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还有理念差异。
代孕确实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要说清楚是不是可以开放，至少要考虑医学专业角度、伦理角度，以及法律和社会角度三个层面。
一、医学层面：代孕有严格的适应证
代孕其实分为两种：传统代孕 (Traditionalsurrogacy) 和妊娠代孕 (Gestational surrogacy)。
传统代孕，指的是把男性的精子，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放入女性体内，和代孕者的卵子结合。这种情况出生的孩子，和代孕者其实是有遗传学关系的，即「借宫 + 借卵」。
而妊娠代孕，是有了试管婴儿技术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这是指用夫妻双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然后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子宫内。相当于只是「租用」代孕者的子宫，而代孕者和孩子没有遗传学的关系，即「借宫不借卵」。这时候，代孕者是孩子的法律上的母亲，而提供卵子的，是孩子生物学上的母亲。
既然是讨论医学层面的代孕，那么就必须要讨论这项医疗操作的适应证问题。
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建议，只有当确实存在医学问题，妨碍预定父母自行妊娠，或会给女性或胎儿带来重大的死亡或损害风险时，才可使用代理孕母。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明确了很多具体情形，比如：
先天性或获得性子宫缺如（没有子宫）；
重大的子宫异常，比如不可恢复的 Asherman 综合征；
反复妊娠丢失的单角子宫；
母体患有妊娠的医学绝对禁忌证，比如肺动脉高压；
存在未识别的子宫内膜因素，比如之前尽管移植了优质胚胎，仍出现多次不明原因的 IVF 失败等。
非医学的普通人，一定对上面这些疾病名称很陌生。
看不懂是正常的。这里的各种适应证，在医学上都属于很严重的情况，大概意思就是：一定是要到了这个女性彻底失去生育能力的地步。
而一些因为高龄的原因，担心生育风险，或者自然怀孕怀不上，而不存在明确的医学指征的话，恐怕还达不到适用代孕的程度。
同时，代孕是通过医学手段，解决不孕夫妇的医学问题，但因为同时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个体，所以，对于代孕者的健康状况，同样也需要关注。在这方面，虽然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医学指南，但还是有一些参考因素的。
比如，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代孕母亲孕产期间的医学风险，不少建议认为，代孕母亲应该是比较年轻（不能是 ＞35 岁的高龄女性），并且经历过一次完全健康顺利的阴道分娩。另外，代孕母亲应该接受相关传染病检查，以及心理学评估，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提供代孕。
但条件符合要求，代孕就成立么？
二、伦理层面：人可以仅作为解决生育的手段吗？
一旦施行代孕，那么就会遇到很多伦理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如果是传统代孕，孩子和代孕母亲间是有遗传学联系的，反倒是和法律上的母亲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法律上的母亲，更像是「后妈」。
有代孕需求的家庭，他们真正的需求，可能不是简单的想要一个孩子，而是想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通过代孕解决生育问题的方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满足这种家庭所带来的情感寄托，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国外有些地方要求，如果是传统代孕的话，需要选择和法律母亲有亲缘关系的女性。
而不管是怎样形式的代孕，从代孕母亲的角度，她经历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变成了别人的孩子，这种感情上的障碍也需要克服。（甚至有些夫妻在代孕过程中对「代孕母亲」或「精子来源父亲」产生情感上的变化，破坏原本的家庭和谐关系。）
另外，如果代孕可以商业化，那么女性的子宫，甚至包括这个孩子，都被商品化了，存在将人「物化」的问题。
从国外经验来看，像俄罗斯、印度，以及美国一些开放商业化代孕的州，都会存在所谓「生育旅游」（Fertilitytourism）的现象，就是一些禁止代孕的国家地区的家庭，到这些地方去寻求代孕服务，甚至有的地方还形成产业化。
例如被称为「婴儿工厂」的印度，截至 2012 年，每年在印度出生的代孕婴儿达到 25000 个。联合国在 2012 年 7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中估计，印度每年的代孕业务收入超过 4 亿美元。
这样巨大的产业背后，到底是拯救了更多想要生育的家庭，还是制造了更多的伦理悲剧，很难被衡量。
不过，尽管存在这样的伦理争议，但只要寻求代孕和提供代孕的双方都知情并自愿同意，他们都不认为这里存在问题，或者问题是可以克服的，那么，仅从伦理角度，代孕也是可以存在的——毕竟，这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
但更大的问题是：如何确认「自愿」呢？
三、法律和社会角度：「权利保障」和「胁迫自愿」
如果开放代孕，为了保证代孕双方的利益都得到公平的保障，相关法律支持是必须的。
即使在标榜自由的美国，也只有部分州立法承认代孕，在寻求代孕、签订合同时，要求相关律师及保险公司参与其中，这就需要有第三方生育方面专业知识的律师。
当然，人的问题好解决，没有人的话，教育培训就可以了。不过，法律方面的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各种法律条款间的完善和支持。
以目前国内法律框架，如果开放代孕，恐怕有很多法律条款需要做修改，从而减少法律条文之间的互相矛盾。
比如如果代孕双方签署合同，要求提供代孕的母亲不得自行终止妊娠，否则要给予赔偿。但是，目前国内法律，是允许早孕期女性自行决定是否保留胚胎的，那么，提供代孕的母亲以此为由，要求在早孕期做流产，而且拒绝赔偿，那么法律上是不是要对这个合同进行强制执行呢？或者说，如果提供代孕的母亲可以像普通怀孕女性一样，拥有对胚胎的处置权，那么寻求代孕的夫妻，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呢？
类似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
不仅如此，开放代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那就是「胁迫」问题。
在一些人的说法中，代孕被认为是女性的生育自由，甚至是贫困女性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方式。
但残酷的现实是，代孕收益的大部分还是流向了机构和产业，而所谓的「自由」甚至成为了压迫女性的沉重枷锁。
还是以印度为例，对于寻求代孕的夫妇来说，代孕一个孩子的花费约为 22400 美元，而每位代孕母亲拿到的酬劳仅为 8000 美元左右。
正式开始代孕前，代孕母亲需要签署一份代孕合同。代孕者需要遵从代孕者之家的规定，至于胎儿出生以后是否健康、是否畸形，都与代孕母亲无关；同时，怀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医院、医生、被代孕夫妇均不承担。
批评人士表示，寻求代孕的夫妇正在以低廉的价格雇用代孕母亲们承受痛苦和风险，从而对印度的贫穷妇女进行剥削。
图片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一旦代孕合法化，那么就有可能在合法的外衣下，存在胁迫女性非自愿代孕，从而获得利益的现象。发生这种「胁迫」情况，和社会分层有关。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越大，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出现这种胁迫的情况。
2020 年，#中国 6 亿人每月收入 1000 元# 的话题上了热搜，众多网友表示不可思议。但国家统计局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这个数据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印证：
■ DEPTH
根据 2019 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 40% 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 6.1 亿人，年人均收入为 11485 元，月人均收入近 1000 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 1000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 1000 元。
国家的经济和 GDP 确实在提升，但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
在这样的国情之下，如果开放代孕，那么发生胁迫现象的可能性会很大。
总的来说，从医学角度来说，作为一种解决不孕夫妇的医疗技术，代孕并非必然引发罪恶，在充分厘清概念、做好保障、出于自愿的情况下，也并非绝对不能开展。
只是，我们该如何保证所谓的「保障」和「自愿」呢？
这也许是一个很难有答案的问题。
但可以预料到的是，贸然开放代孕，带来的不是生育自由，而是一个又一个物化生命的「婴儿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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