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艺藏道，落第才子文徵明】科举考试经常埋没人才，张岱《石匮书》的《文苑列传总论》对此有犀利的批判。就拿闻名遐迩的“吴中四才子”为例，祝允明、唐寅先后会试落第，不过是举人而已，文徵明连举人也没有考上，只有徐祯卿是进士。如果按照“学位”来衡量，徐最好，唐、祝次之，文最差，事实恰恰相反，四才子中文徵明是最有学问的。这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虽然同为“吴中四才子”，风格却截然不同，唐、祝二人忌惮文的严肃，“不敢以狎进”，他们之间“异轨而齐，尚日欢然无间”。#每天读国学#

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史料后集》中说，文徵明的文章、书法、绘画都很“精绝”，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吴宽、徐祯卿工于古文诗歌，李应祯、祝允明工于书法，又能古文诗歌，沈周、唐寅工于绘画，又能诗歌，和文徵明相比较，“皆推让先生（文徵明），以为不可及”。其实，吴、李、沈都是他的老师，他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看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他的父亲文林、叔父文森都是进士出身，一个官至温州知府，一个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林治理温州颇有善政，病死于任上，两袖清风，居然“曩无余资”，当地吏民捐钱为他办丧事，年方十六的文徵明婉言谢绝。文森的朋友——巡抚俞谏，感念文家贫穷，想接济一点金钱，小心翼翼试探道：你不担忧朝夕吗？文徵明回答：朝夕吃粥，果腹无虞。俞谏指着他的蓝衫问道：为何破旧到这种程度？文徵明答道：刚才被雨淋到了，所以看上去破旧。人穷志不穷，使得俞谏不敢提送钱的事。

在这种骨气背后，隐含着清醒的政治头脑，这一点他比唐寅高明。宁王宸濠仰慕他们的才华，派人带了亲笔书信和重金前来招聘，唐寅轻率地应邀前往，文徵明则不为所动。尹守衡《明史窃》写道：“使者及门，徵明骤称病，亟卧不起，不与见，无所受，亦无所报。”使者说：宁王是如今天下长者，王府正虚席以待。文徵明笑而不答，用无言的方式拒绝聘请。后来唐寅发现宁王有反叛迹象，假装发狂，得以脱离虎口。由此也反衬出文徵明的政治智慧略胜一筹。

他为人的准则是决不与藩王之类贵族交往，认为这是国家的法度。周王、徽王都曾派遣使者，拿着古鼎古镜等礼品前来游说：王爷无求于先生，仰慕先生大名，请启封一睹如何？文徵明逊谢道：王爷所赐，启封后再推辞，有失恭敬。他用彬彬有礼的方式婉言谢绝。

他在科举场屋中困斗了三十年，屡战屡败，始终是区区一个诸生（已入学的生员）。每念及此很是感慨：“徵明家世服儒，薄有荫祚，少之时不自度量，有志当世，读书缀文，粗修士业。而受性朴鲁，鞭策不前，十试有司，每试辄斥。年日以长，气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自非。”应天巡抚李充嗣佩服他的才华，向朝廷推荐，他立即写信表示感谢：“公卿不荐士久矣，何也？科举之法行也。科举之法行，则凡翘楚特达之士皆于科举收之，无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荐士也。”由于李充嗣的推荐，嘉靖初年，朝廷授予他翰林院待诏之职。这是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工作，两年中，他参与编撰了《武宗实录》，获得好评。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两年后他多次上疏，主动请辞。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官场的“学位”歧视。翰林院是进士们的天地，唯独他什么功名也没有，是以“贡生”身份进入的，自然而然遭到同僚的冷眼。万斯同《明史·文苑传》说：“是时专崇科目，无有他途入翰林者，故徵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当时朝廷中掌握大权的张璁，是他的父亲文林任温州知府时造就的人才，很想报恩。刚刚进入内阁的杨一清也以他父亲朋友的身份，从旁协助张璁，为他调动工作，被他回绝，毅然辞官而归。

回到家乡苏州以后，他悠游林泉，以翰墨自娱，一再杜绝出山的邀请：“吾老归林下，聊自适耳，岂能供人耳目玩哉！”但是，他家门前封疆大吏的使者络绎不绝，富商巨贾拿了珍宝前来交好，他都不屑一顾。周边国家的朝贡使节专程来到苏州，想一睹他的风采而不可得，遂从他的朋友手中高价收购文氏墨宝，因此之故，他的书画遍于海内外。

王世贞为他写的《文先生传》说：先生好为诗，传情而发，娟秀妍雅，出入柳宗元、白居易诸公；文取达意，遵循欧阳修；书法模仿欧阳询、苏轼、黄庭坚，抵掌睥睨；绘画有赵孟頫、倪瓒、黄公望之长。礼部郎中陆师专门辞官拜入门下，友人讥笑，陆师正色说：“文先生以艺藏道者也。”他的艺术中蕴含着儒家的“道”，格调深邃高迈。如此成就，为人却很低调，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称赞他：“生平无二色，足无狭邪，履贫而好施，周人之急甚于己。”

年已九旬，依然精神矍铄，海内久闻文先生大名，竟然以为“异代人”。嘉靖三十八年（1659），他为御史严杰之母撰写墓志铭，写完最后一个字，掷笔而逝，人们以为翕然羽化而去。王世贞的《文衡山先生像赞》写得很有诗意：

先生暇则一出游，近地佳山水……焚香煮茗，谈古书画彝鼎，品水石，道吴中耆旧，使人忘返。如是者三十年，年九十而卒，卒时，犹为人书志石，停笔栩然若蝶化者，人以为仙去不死也。

爱恨和合而生，汝爱之彼必见之、闻之、忆之，三者必居其一也，弗具一之因，其念无存，焉具其爱，恨缘亦复如是。

爱与恨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有缘有故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天地之间，人世之道，万物之情，都是如此，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比如，如果我们没有听到过的，或者没有见到过的，或者没有意识到过的某人或某事，这三种因素或缘由，一者都不具备，那么就不可能知道此人，也就不可能有这个人的概念 ; 或者就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或者物，也就不可能有这件事物的概念。既然这个念头都不存在，又怎么谈得上爱和恨呢? 所以爱与恨是必须建立在有缘有故这个前提之下的，又比如，我们爱一个人、恨一个人，那么首先我们得见到过他，或者看到过他一眼，或者他的形象、或者他的态度、或者他的品行，对我们有所感受，我们才会产生出分别的心，称为和合之因，从而结爱或恨的这种果。因此，只有有缘有故，才有爱与恨。无缘无故，其念无存，自然也就没有爱与恨了。

正慈法師：
要做
“ 英雄 ”，
就必須自己
成為自己的主人

《禪房日記》生動形像地記敘了一個真實的禪堂，

告訴我們禪人的生活方式、狀態。

作者知虛法師，並非我們想像中的一代大德，

他只是忠於內心深處，寫出了作為禪人身臨禪七道場裡的人和事，

把所聞所思，如實地記錄下來，書寫成文。

這是一本很好的禪人作品。

在國內目前見到的書籍，如此深入真誠地、真實地寫禪堂生活的，我沒有見過。

它不同於普通的文章，不是你想寫就能夠寫好的。

只有既深入禪堂，又有相當好的文字功底，方才能夠做到。

在那個艱苦的年代，叢林道場生活條件非常簡陋，

但知虛法師和各位禪人安住於禪堂，精進參禪以求解脫。

這讓人想到唐代永嘉大師在《證道歌》中說的：

“ 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

反觀如今處於幸福生活中的我們，對比過去與現在的反差，心中好生慚愧，自嘆不如！

“ 飢寒起道心 ”，

沒有經歷過艱難困苦，

沒有經歷磨難與不幸，挫折與坎坷，

怎麼會能生長出堅久不摧的人格與僧格呢！

知虛法師是禪堂的一位普通執事，一位禪人，

並不是像虛雲長老那樣的禪門大德，

這本書也並非像《印光大師文鈔》這樣的重要著述，

但這並不影響這本書的意義。

事實上，這本書對韓國佛教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我們中國的法師看了之後，也能從中獲益。

我仍然記得剛回東方山弘化禪寺時，有次接待，客人問我們道場有沒有禪堂，我一時無語。

時間一晃二十多年就過去了，

至今弘化禪寺仍然沒有永久固定的禪堂，

但卻在山上重新譜寫了打禪七的傳承，

常住青年法師獨力主持禪七，已經不是問題了，

這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兒。

韓國上院寺的禪客們在禪堂就像“ 武裝的戰士 ”一樣，

我們中國的禪堂也是如此。

在禪堂就是要成佛作祖的，禪堂是選佛場，也是戰場。

進禪堂前告生死假，就像是個戰士，威風凜凜、氣宇軒昂、義無反顧。

每個禪人在禪堂裡暗自努力，立下內心的軍令狀。

時時處處，照看話頭，參悟內心，

把
“ 精神打起來，
正念提起來，
話頭參起來 ”。

在苦痛之中探尋生命的強大動能，在絕望之中掙扎，以期徹底覺醒。

正如黃檗禪師所說：
“ 不經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禪修就好比一場不見硝煙的心理大戰，

只有如臨大敵，不留退路，

才會逼出內在的能量源，

才會有機會像古代禪師們說的那樣，

“ 參見本地風光，
一見本來面目 ”。

一個人如果始終怀揣著一種堅定不移的信仰、信念，

始終保持著一顆熾熱的、滾燙的初心，

那麼無論是什麼時候，

無論在什麼樣的生活環境下，

這種內在的動能和強大的內心，

都能夠讓他安然地度過一切的障難。

“ 意氣不從天地得，
英雄豈藉四時推。”

這是禪門一副有名的對聯。

禪宗認為，要做一個“ 英雄 ”

—— 一個真實的、本然的人，就必須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

不要匍匐在萬物之下、

他人之下、

既成的理念之下，

更不要匍匐在慾望之下，

要斬斷時空的糾纏，從而高臥橫眠得自由，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才是真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