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山：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编者按：2021年12月03日，由中国新闻周刊、广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年度活力城市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广州召开。著名经济学家范恒山教授受邀出席会议并通过视频作了《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的主旨发言。现将发言全文刊发如后。
我曾就城市发展、建设谈过许多观点，根据论坛的建议，今天重点谈谈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问题。我想给大家提供的观点是：只有活力城市才能在区域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引擎作用；活力城市发挥区域发展的引擎作用能够进一步增强自身活力；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需要把握一些关键环节。
城市是优质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是国家或一定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其体量庞大、功能显要、影响宽广，从逻辑上说，城市是推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核心动能。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在推动区域发展中应当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
但在实际生活中，各个城市能否发挥引擎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也取决于管理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并且还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
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引导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少城市产业基础薄弱、历史负担沉重、社会矛盾突出、刚性需求众多，往往显得自顾不暇、力不从心。这样，建设活力城市的重要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提升城市活力，构建活力城市是近些年提出来的新概念。但一点是肯定的，活力城市一定是充满活力的，而活力城市也一定能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对区域发展起到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
如何将城市打造为活力城市，不是我今天论述的主要内容。概括的说，打造活力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应当是优雅精致的城市格局、公正包容的社会治理、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特色厚实的产业结构、根深基广的大众经济、健康向上的市民精神、赏心悦目的山水园林等的有机统一。但我要指出的是，打造活力城市的途径不只这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区域联动，直接的说，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而这种联动，既是城市对区域发挥引擎作用的过程，又是促进城市增进活力、进一步做实做强的过程。
撇开城市内部的努力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不论，城市发展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村要素不断的转化和服务，这包括农村土地的无偿划拨或低偿转让、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市民、大量农副产品提供给城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承担城市最为艰辛的工作，等等，这可以看作是城市与农村的联动。二是其它城市特别是周边城镇的支持与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的意愿并非都是主动自愿的、途径也并非都是合理合规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设想一下如果某个城市完全封闭运行，抑或城市间形成了恶性竞争，这个城市是很难持续拥有发展活力的，这可以视为城市与城市间的联动。把这两者归併起来，就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
显然，区域联动对推动城市发展、增进城市活力或者说建设活力城市至关重要。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增进开展城市和区域联动的自觉性，也就是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引擎作用的自觉性。
并不是所有活力城市都具有这种自觉性。我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个认识，即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的发展体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城市发展往往只为了城市本身，这是基于城乡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农村体现的更多是虹吸效应；二是各城市发展只为自身考虑，这是基于城市间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城市体现更多是挤兑效应。也就是说，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与区域的联动是薄弱的，城市对区域所发挥的引擎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出于思想上的偏见，一些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很少；而出于认识上的浅见，一些城市无意于对区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认为这样做是亏了自已、好了别人。
所以我们说，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是城市管理者思想上跃上新高度和操作上展现精明睿智一种表现。在具备能力的前提下，发挥引擎作用不仅能带动别人，也能激活自己，并非单方面受益。
那么，如何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或者说，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活力城市引擎作用？除了思想上要清醒明白之外，还要构建必要的基础条件、实行一些有力的举措。概括的说，是要抓好如下四个关键环节：
第一，要夯实基础。发挥引擎作用，实现辐射、引导或引领的前提是打破区域间的阻隔，实现全方位的开放或贯通。要件有三：一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统一规划、平衡标准、一体建设、全面对接。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应统筹推进新老基础设施建设，切不能在老基础设已呈“好差”分割的状态下进一步形成“新老”分割。二是实现市场体系的对标对接。以公正、规范、开放、诚信为核心要求推进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不搞地区封锁、要素阻隔和各自为政。要素流动起来，发展空间即市场空间就打开了，经济效率也就提高了。三是实现资源要素的同权同利。不仅要实现自由流动，而且应统一规则，不区别对待，做到机会均等、权利平等。
第二，要优化分工。城市要保持发展活力，除前面提到的一些要件外，还有两个重要支撑：一是要不断增加发展空间，二是要不断补充适宜的生产要素，而这只能在合理的地区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如果城市功能繁杂，面面俱到，不仅会形成内部的臃肿低效，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城市病，而且因高度同构招致激烈的外部竞争，给要素进入和空间拓展形成阻碍，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应当明白，“让开两厢”才能“占领大道”，所以应当以优化产业分工为重点优化活力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分工。对城市来说，这其实就是要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特别是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产业发展直接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产业竞争直接来自于产业同构。合理分工不仅能减少竞争，还能集中力量做强优势产业，通过分工形成链环紧密衔接、功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和互惠格局。这样，不仅活力城市因特色发展而提升了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使其它许多地方成为了活力城市的卫星城、配套基地和辅助园区。而通过城市功能分解特别是由此带来了产业的转移，不仅为相关城市腾笼换鸟、提升产业层次创造了条件，也藉此带动了人口的分流和其它城市负荷的削减，因而有效地遏制“城市病”的蔓延，增加城市运行的活力，也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引擎作用。这类似于献血的道理，不仅救援了别人，也激活了自己。
谈到这里，我对城市的产业发展从而优化城市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分工还再强调几句：要认识到，任何城市哪怕是所谓活力城市，其资源要素都是有限的，何况在当前城市间存在争夺资源要素的环境之下。所以，产业发展应坚持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并立足于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总体上说，要与自身的基础、能力和潜力相匹配，不可贪多求广，也不可一味追新求高。
第三，要搭建平台。各类功能平台不仅能够承载优质资源要素和新兴产业，还能施行成熟的国际管理规制和全球先进标准，既是拓展城市发展能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发挥城市对区域发展引擎作用的坚实载体。因此，活力城市要主动走出去，与周边区域共建产业园区和其它类型的合作平台，并创新机制，实现利益合理分享。
第四，要强化帮扶。除了依托产业分工、平台搭建等互利互惠的途径发挥引擎作用外，活力城市作为处于发展高位、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一方，还应通过加强对口帮扶引领周边区域发展。这是一种风格，是一种品味，也是一种责任。基于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城乡关系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反哺；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考量，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区域协调发展则能够为活力城市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这种做法其实是对未来市场的一种主动的培育。这可说是一种未雨绸缪，也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作者简介：范恒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老凤清声 2021-12-22）
编者按：2021年12月03日，由中国新闻周刊、广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年度活力城市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广州召开。著名经济学家范恒山教授受邀出席会议并通过视频作了《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的主旨发言。现将发言全文刊发如后。
我曾就城市发展、建设谈过许多观点，根据论坛的建议，今天重点谈谈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问题。我想给大家提供的观点是：只有活力城市才能在区域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引擎作用；活力城市发挥区域发展的引擎作用能够进一步增强自身活力；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需要把握一些关键环节。
城市是优质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是国家或一定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其体量庞大、功能显要、影响宽广，从逻辑上说，城市是推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核心动能。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在推动区域发展中应当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
但在实际生活中，各个城市能否发挥引擎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也取决于管理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并且还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
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引导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少城市产业基础薄弱、历史负担沉重、社会矛盾突出、刚性需求众多，往往显得自顾不暇、力不从心。这样，建设活力城市的重要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提升城市活力，构建活力城市是近些年提出来的新概念。但一点是肯定的，活力城市一定是充满活力的，而活力城市也一定能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对区域发展起到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
如何将城市打造为活力城市，不是我今天论述的主要内容。概括的说，打造活力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应当是优雅精致的城市格局、公正包容的社会治理、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特色厚实的产业结构、根深基广的大众经济、健康向上的市民精神、赏心悦目的山水园林等的有机统一。但我要指出的是，打造活力城市的途径不只这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区域联动，直接的说，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而这种联动，既是城市对区域发挥引擎作用的过程，又是促进城市增进活力、进一步做实做强的过程。
撇开城市内部的努力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不论，城市发展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村要素不断的转化和服务，这包括农村土地的无偿划拨或低偿转让、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市民、大量农副产品提供给城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承担城市最为艰辛的工作，等等，这可以看作是城市与农村的联动。二是其它城市特别是周边城镇的支持与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的意愿并非都是主动自愿的、途径也并非都是合理合规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设想一下如果某个城市完全封闭运行，抑或城市间形成了恶性竞争，这个城市是很难持续拥有发展活力的，这可以视为城市与城市间的联动。把这两者归併起来，就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
显然，区域联动对推动城市发展、增进城市活力或者说建设活力城市至关重要。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增进开展城市和区域联动的自觉性，也就是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引擎作用的自觉性。
并不是所有活力城市都具有这种自觉性。我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个认识，即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的发展体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城市发展往往只为了城市本身，这是基于城乡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农村体现的更多是虹吸效应；二是各城市发展只为自身考虑，这是基于城市间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城市体现更多是挤兑效应。也就是说，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与区域的联动是薄弱的，城市对区域所发挥的引擎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出于思想上的偏见，一些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很少；而出于认识上的浅见，一些城市无意于对区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认为这样做是亏了自已、好了别人。
所以我们说，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是城市管理者思想上跃上新高度和操作上展现精明睿智一种表现。在具备能力的前提下，发挥引擎作用不仅能带动别人，也能激活自己，并非单方面受益。
那么，如何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或者说，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活力城市引擎作用？除了思想上要清醒明白之外，还要构建必要的基础条件、实行一些有力的举措。概括的说，是要抓好如下四个关键环节：
第一，要夯实基础。发挥引擎作用，实现辐射、引导或引领的前提是打破区域间的阻隔，实现全方位的开放或贯通。要件有三：一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统一规划、平衡标准、一体建设、全面对接。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应统筹推进新老基础设施建设，切不能在老基础设已呈“好差”分割的状态下进一步形成“新老”分割。二是实现市场体系的对标对接。以公正、规范、开放、诚信为核心要求推进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不搞地区封锁、要素阻隔和各自为政。要素流动起来，发展空间即市场空间就打开了，经济效率也就提高了。三是实现资源要素的同权同利。不仅要实现自由流动，而且应统一规则，不区别对待，做到机会均等、权利平等。
第二，要优化分工。城市要保持发展活力，除前面提到的一些要件外，还有两个重要支撑：一是要不断增加发展空间，二是要不断补充适宜的生产要素，而这只能在合理的地区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如果城市功能繁杂，面面俱到，不仅会形成内部的臃肿低效，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城市病，而且因高度同构招致激烈的外部竞争，给要素进入和空间拓展形成阻碍，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应当明白，“让开两厢”才能“占领大道”，所以应当以优化产业分工为重点优化活力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分工。对城市来说，这其实就是要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特别是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产业发展直接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产业竞争直接来自于产业同构。合理分工不仅能减少竞争，还能集中力量做强优势产业，通过分工形成链环紧密衔接、功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和互惠格局。这样，不仅活力城市因特色发展而提升了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使其它许多地方成为了活力城市的卫星城、配套基地和辅助园区。而通过城市功能分解特别是由此带来了产业的转移，不仅为相关城市腾笼换鸟、提升产业层次创造了条件，也藉此带动了人口的分流和其它城市负荷的削减，因而有效地遏制“城市病”的蔓延，增加城市运行的活力，也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引擎作用。这类似于献血的道理，不仅救援了别人，也激活了自己。
谈到这里，我对城市的产业发展从而优化城市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分工还再强调几句：要认识到，任何城市哪怕是所谓活力城市，其资源要素都是有限的，何况在当前城市间存在争夺资源要素的环境之下。所以，产业发展应坚持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并立足于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总体上说，要与自身的基础、能力和潜力相匹配，不可贪多求广，也不可一味追新求高。
第三，要搭建平台。各类功能平台不仅能够承载优质资源要素和新兴产业，还能施行成熟的国际管理规制和全球先进标准，既是拓展城市发展能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发挥城市对区域发展引擎作用的坚实载体。因此，活力城市要主动走出去，与周边区域共建产业园区和其它类型的合作平台，并创新机制，实现利益合理分享。
第四，要强化帮扶。除了依托产业分工、平台搭建等互利互惠的途径发挥引擎作用外，活力城市作为处于发展高位、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一方，还应通过加强对口帮扶引领周边区域发展。这是一种风格，是一种品味，也是一种责任。基于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城乡关系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反哺；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考量，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区域协调发展则能够为活力城市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这种做法其实是对未来市场的一种主动的培育。这可说是一种未雨绸缪，也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作者简介：范恒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老凤清声 2021-12-22）
#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 #薇娅案的查处彰显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12月20日，税务部门公布了对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偷逃税的处理结果。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薇娅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13.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薇娅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13.41亿元#
#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薇娅案的查处彰显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12月20日，税务部门公布了对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偷逃税的处理结果。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薇娅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13.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对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6倍罚款；对隐匿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薇娅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13.4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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