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洛阳城究竟有多壮观？风起洛阳，带你重拾国人的古都情怀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望向世界的眼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0-12-24
林则徐（上图）编纂的《四洲志》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后来魏源接受林则徐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完成了《海国图志》（下图）。
则徐为官 忧国济民
今年是林则徐逝世170周年。林则徐与江苏这片土地有深厚情谊。他在江苏先后担任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务，事繁责重，留下不少善政。
道光十二年（1832年），48岁的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当时，扬州钞关的税收点主要在“两口”和“三坝”，“两口”指当时江都的白塔河中闸与宜陵白塔河口，一些商船为了避开这两个关卡，绕道泰州通行，扬州钞关遂在泰州的滕坝、鲍坝、西滋河口增设关卡，这就是“三坝”。
林则徐上任不久就两次到扬州、泰州巡查，经过实地考察后，他提出了治理越坝逃税的主张：开展大规模的税收宣传活动，使船商懂得运销货物应该交税，并在关卡张贴明令禁止逃税、违者重罚的告示；责令泰州地方官员照章征税，并派税司赴泰州滕坝、西滋河口等地设伏稽查；严惩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的官吏。此举推出一年后，情况大为改观，扬州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三年后，林则徐再度来扬州、泰州巡查，见积弊已除，甚为高兴，特在滕坝等处立《扬关奉宪永禁滕鲍各坝越漏南北货税告示碑》，同时再次在泰州口岸及三坝告示商民：贩运货物须至扬关缴税，不得避重就轻，私自绕越，否则一经查出，从重治罪。
林则徐是一位水利专家，而治水是为了稳定农业生产，这是百姓的命根子，也是国家经济的根本。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他听说瓜洲有个叫齐彦槐的人，造了一台提水农具——龙尾车。他认为“水利为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于是丢下手头工作，前去参观。林则徐看了后大喜过望，当即给予褒奖，说这种龙尾车名字好听，制作简便，不仅可以用于农田灌溉，还可以排涝泄洪，明令推广。他还在齐彦槐所作的一幅画上题诗抒怀：“前年去年两祷旱，杨枝滴水苏吾民。人无饥寒圣人悦，亲洒宝翰题遍璘。”民无饥寒，这对于地方官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林则徐在江苏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这不仅为他的事业，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誉为民族英雄，在林则徐之前，广东巡抚阮元在道光元年（1821年）严禁鸦片，收到了一定效果，史载“此后烟虽不能净尽，然只在伶仃洋，不入口矣”。这位阮元是江苏仪征人，林则徐在江苏任官时，他虽退隐告老还乡，仍心忧国事。阮元对林则徐十分赞许，对魏源、龚自珍也很器重，有“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之谓。龚自珍与魏源是同时期人，与林则徐也是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亲自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这篇文章里龚自珍为林则徐出谋划策，提出了九条禁烟意见，并建议林则徐制造先进武器用于海防，最后全部被林则徐采纳了。
志同道合 放眼世界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不只是一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能臣廉吏，他还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时代。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把眼光瞄向了海洋，对准了世界。在林则徐的身边，有一批与他同声相应的朋友，其中读者最熟悉的当数魏源、龚自珍了。
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曾是林则徐的属僚，很受林则徐的称许。魏源二十岁那年，父亲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随父从老家湖南邵阳来京求学，逗留京师数载，很快便有了点名气，这引起了龚自珍的注意。道光十年（1830年），龚自珍邀请魏源参加了花之寺聚会，两年后的春天，龚自珍再次邀请魏源参加花之寺聚会。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的聚会。龚自珍是豪狂之士，如风雷，似霹雳，情到深处，歌哭长啸；而魏源却是沉默好思之人，如静树，似闲云，少言寡语，理性胜于感性。但他们却像两块不同磁极的磁铁，虽然有着不同性格，却毫不犹豫地粘到一起。此后，他们引为知音，常有书信往来，诗酒唱和，友谊至死不渝。龚自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逝世后，魏源顿生“雅士如林，知音日少”之感。次年，龚自珍之子龚橙抱遗稿来到扬州，请魏源帮助编订龚自珍的作品集，魏源欣然应允，并作序怀念。
由于龚自珍的举荐，魏源与林则徐等人相识。林则徐与魏源相见恨晚，同忧国事，堪称知己。还是在道光十年，林则徐与魏源在北京相遇，林则徐惊诧于比他小十岁的魏源反对腐败、主张改革的胆识。王凤生是他们两人的朋友，正直有为，但仕途坎坷。两人同情王凤生，魏源曾称王凤生是海内谈实学第一人，王凤生逝世后，魏源撰《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林则徐特为之手书墓志铭。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时，魏源不但对此拥护支持，而且对禁烟一事充满希望。道光二十一年三月，魏源在林则徐的推荐下，愤然弃笔从戎，到浙江参谋战事，后来他看到朝廷和战不定，“知与愿违”，才忧愤辞归扬州。
魏源的性格不适合于当时的官场，但他是具有治理之才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出任东台知县，任期虽不到一年，却得到当地人民的称颂。魏源更适合成为一位学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他的著作宏富，《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等等，而最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是《海国图志》，而魏源编写此书与林则徐有密切的关系。
担当大任 完成巨作
鸦片战争结束后，林则徐被贬新疆，他不耿耿于怀个人的荣辱兴衰，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国事。他在广东禁烟时，为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搜集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主持汇编成《四洲志》一书。《四洲志》记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此书影响巨大，开风气之先，此后中国人撰写的研究外国史地、探索中国海洋的著作逐步增多，这些著作汇成了引导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林则徐也因之被后人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短暂相聚。魏源一直关心林则徐命运，他得知消息，已在此翘首以盼。面对国事茫茫，他们忧心忡忡，然而他们并未因屡遭挫折而心灰意冷，而是坦诚地交换意见。林则徐倾吐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远虑，预感自己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就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出版的一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的情况和资料，只争朝夕，迅速编撰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林则徐知道魏源不仅有完成这项事业的壮心，更有完成这项事业必需的见识与能力。而魏源亦十分珍重林则徐的嘱托，他有《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蘋。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表达了他和林则徐之间的真挚感情，丝毫不因林则徐落魄失势而躲避，更不因怕被牵连而推辞，而是珍重林则徐的委托，恋恋于仓促的聚散，欢愁交集，却又说不出什么可安慰林则徐的恰当语言，更表达了对国事的忧心。诗中的“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是二人的共同信念——要同时注意西北和东南的边患。
《四洲志》不足九万字，魏源编《海国图志》，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并利用了多篇魏源自撰的论文，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还有各种奏折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系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海国图志》的体量和内容深度，都超过了《四洲志》。
《海国图志》初成50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扬州出版；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为60卷本；咸丰元年（1851年）扩充为100卷本，次年刊行于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即源于此书。这本书问世后，其影响力不局限在中国，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林则徐以为官廉能、家风严谨而著称于世，更以开眼看世界引领潮流。中国人凝视世界的双眼，再也不会闭上，在经历了无数风浪后，这双眼睛更加深邃。（潘宝明 石毅）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0-12-24
林则徐（上图）编纂的《四洲志》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后来魏源接受林则徐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完成了《海国图志》（下图）。
则徐为官 忧国济民
今年是林则徐逝世170周年。林则徐与江苏这片土地有深厚情谊。他在江苏先后担任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务，事繁责重，留下不少善政。
道光十二年（1832年），48岁的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当时，扬州钞关的税收点主要在“两口”和“三坝”，“两口”指当时江都的白塔河中闸与宜陵白塔河口，一些商船为了避开这两个关卡，绕道泰州通行，扬州钞关遂在泰州的滕坝、鲍坝、西滋河口增设关卡，这就是“三坝”。
林则徐上任不久就两次到扬州、泰州巡查，经过实地考察后，他提出了治理越坝逃税的主张：开展大规模的税收宣传活动，使船商懂得运销货物应该交税，并在关卡张贴明令禁止逃税、违者重罚的告示；责令泰州地方官员照章征税，并派税司赴泰州滕坝、西滋河口等地设伏稽查；严惩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的官吏。此举推出一年后，情况大为改观，扬州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三年后，林则徐再度来扬州、泰州巡查，见积弊已除，甚为高兴，特在滕坝等处立《扬关奉宪永禁滕鲍各坝越漏南北货税告示碑》，同时再次在泰州口岸及三坝告示商民：贩运货物须至扬关缴税，不得避重就轻，私自绕越，否则一经查出，从重治罪。
林则徐是一位水利专家，而治水是为了稳定农业生产，这是百姓的命根子，也是国家经济的根本。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他听说瓜洲有个叫齐彦槐的人，造了一台提水农具——龙尾车。他认为“水利为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于是丢下手头工作，前去参观。林则徐看了后大喜过望，当即给予褒奖，说这种龙尾车名字好听，制作简便，不仅可以用于农田灌溉，还可以排涝泄洪，明令推广。他还在齐彦槐所作的一幅画上题诗抒怀：“前年去年两祷旱，杨枝滴水苏吾民。人无饥寒圣人悦，亲洒宝翰题遍璘。”民无饥寒，这对于地方官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林则徐在江苏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这不仅为他的事业，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誉为民族英雄，在林则徐之前，广东巡抚阮元在道光元年（1821年）严禁鸦片，收到了一定效果，史载“此后烟虽不能净尽，然只在伶仃洋，不入口矣”。这位阮元是江苏仪征人，林则徐在江苏任官时，他虽退隐告老还乡，仍心忧国事。阮元对林则徐十分赞许，对魏源、龚自珍也很器重，有“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之谓。龚自珍与魏源是同时期人，与林则徐也是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亲自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这篇文章里龚自珍为林则徐出谋划策，提出了九条禁烟意见，并建议林则徐制造先进武器用于海防，最后全部被林则徐采纳了。
志同道合 放眼世界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不只是一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能臣廉吏，他还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时代。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把眼光瞄向了海洋，对准了世界。在林则徐的身边，有一批与他同声相应的朋友，其中读者最熟悉的当数魏源、龚自珍了。
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曾是林则徐的属僚，很受林则徐的称许。魏源二十岁那年，父亲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随父从老家湖南邵阳来京求学，逗留京师数载，很快便有了点名气，这引起了龚自珍的注意。道光十年（1830年），龚自珍邀请魏源参加了花之寺聚会，两年后的春天，龚自珍再次邀请魏源参加花之寺聚会。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的聚会。龚自珍是豪狂之士，如风雷，似霹雳，情到深处，歌哭长啸；而魏源却是沉默好思之人，如静树，似闲云，少言寡语，理性胜于感性。但他们却像两块不同磁极的磁铁，虽然有着不同性格，却毫不犹豫地粘到一起。此后，他们引为知音，常有书信往来，诗酒唱和，友谊至死不渝。龚自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逝世后，魏源顿生“雅士如林，知音日少”之感。次年，龚自珍之子龚橙抱遗稿来到扬州，请魏源帮助编订龚自珍的作品集，魏源欣然应允，并作序怀念。
由于龚自珍的举荐，魏源与林则徐等人相识。林则徐与魏源相见恨晚，同忧国事，堪称知己。还是在道光十年，林则徐与魏源在北京相遇，林则徐惊诧于比他小十岁的魏源反对腐败、主张改革的胆识。王凤生是他们两人的朋友，正直有为，但仕途坎坷。两人同情王凤生，魏源曾称王凤生是海内谈实学第一人，王凤生逝世后，魏源撰《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林则徐特为之手书墓志铭。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时，魏源不但对此拥护支持，而且对禁烟一事充满希望。道光二十一年三月，魏源在林则徐的推荐下，愤然弃笔从戎，到浙江参谋战事，后来他看到朝廷和战不定，“知与愿违”，才忧愤辞归扬州。
魏源的性格不适合于当时的官场，但他是具有治理之才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出任东台知县，任期虽不到一年，却得到当地人民的称颂。魏源更适合成为一位学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他的著作宏富，《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等等，而最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是《海国图志》，而魏源编写此书与林则徐有密切的关系。
担当大任 完成巨作
鸦片战争结束后，林则徐被贬新疆，他不耿耿于怀个人的荣辱兴衰，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国事。他在广东禁烟时，为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搜集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主持汇编成《四洲志》一书。《四洲志》记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此书影响巨大，开风气之先，此后中国人撰写的研究外国史地、探索中国海洋的著作逐步增多，这些著作汇成了引导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林则徐也因之被后人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短暂相聚。魏源一直关心林则徐命运，他得知消息，已在此翘首以盼。面对国事茫茫，他们忧心忡忡，然而他们并未因屡遭挫折而心灰意冷，而是坦诚地交换意见。林则徐倾吐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远虑，预感自己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就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出版的一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的情况和资料，只争朝夕，迅速编撰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林则徐知道魏源不仅有完成这项事业的壮心，更有完成这项事业必需的见识与能力。而魏源亦十分珍重林则徐的嘱托，他有《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蘋。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表达了他和林则徐之间的真挚感情，丝毫不因林则徐落魄失势而躲避，更不因怕被牵连而推辞，而是珍重林则徐的委托，恋恋于仓促的聚散，欢愁交集，却又说不出什么可安慰林则徐的恰当语言，更表达了对国事的忧心。诗中的“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是二人的共同信念——要同时注意西北和东南的边患。
《四洲志》不足九万字，魏源编《海国图志》，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并利用了多篇魏源自撰的论文，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还有各种奏折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系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海国图志》的体量和内容深度，都超过了《四洲志》。
《海国图志》初成50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扬州出版；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为60卷本；咸丰元年（1851年）扩充为100卷本，次年刊行于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即源于此书。这本书问世后，其影响力不局限在中国，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林则徐以为官廉能、家风严谨而著称于世，更以开眼看世界引领潮流。中国人凝视世界的双眼，再也不会闭上，在经历了无数风浪后，这双眼睛更加深邃。（潘宝明 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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