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唐山汉沽管理区私挖基本农田卖土遭实名举报】河北省唐山市汉沽管理区陈长英女士实名举报：河北省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原汉沽农场)农业总公司及第九生产队将可种植的红线耕地好土陆续私自卖出，土方量为6万余立方米，涉及基本农田约4万余平方米(60余亩)。卖出的耕地土方全部被运往天津市用于种植绿化。
农业公司私自出售红线耕地土方
2010年-2013年，汉沽管理区农业总公司及第九生产队开始组织出售耕地土方，他们在未按河北省取土外运的相关规定及未向唐山市土地管理部门报备的情况下，私自与他人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后开始私自卖土，协议内容是卖出约30万立方米的土方，但实际卖出6万余方。
挖土地块是第九生产队红线耕地，而且大多均为为基本农田。挖出的6万余立方米土方中包含着4万余平方米(60余亩)的基本农田用地，所卖出的6万余方土方款按照协议全部归九生产队所拥有。农业总公司及第九生产队涉嫌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私自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
借用清淤之名欺上瞒下获批准
第九生产队在未按河北省相关规定要求向河北省唐山市土地管理部门报备，更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却与他人私自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借沟渠清淤弃土名义向上级部门申请并获同意。农业总公司、唐山市国土资源局汉沽管理区分局、汉沽农场主管领导等部门的现任领导，在明知第九生产队6万余立方米的好土被私自卖出后，不仅置之不理还极力维护，努力通过自己的职权想摆平此事，充当某些人员的保护伞。
农业总公司涉合同欺诈
第九生产队在与他人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后，购买土地方又将买卖协议转让给了举报人陈长英，后由陈长英负责组织机械、人工、设备将土挖出外运。按照土方买卖协议，陈长英应运出约30万立方米的土方，结果只运出6万余立方米的土方，致使陈长英损失几百万元，其中包括土方转让费、机械费、人工费、车辆费、铺路费等。
陈长英曾多次找当时的汉沽农场党委、农业总公司、第九生产队索要说法要求赔偿损失。第九生产队队长曾找过陈长英，当着所有工人对陈长英说“第九生产队有200亩鱼池，渔池内的土你可以凑够20万立方米，你全部拉走，就当是你平地的费用了。”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我将所有场地平整完却不让我拉鱼池的土，也不肯支付场地平整的费用。经过陈长英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汉沽农场农业总公司经理找到陈长英说“你们别上访了，打官司吧，法院判我们该咋赔咋赔。”陈长英走诉讼程序，唐山市丰南区法院却认定陈长英与第九生产队是运输关系，但2010-2012年间，我负责外运的所有费用第九生产队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其中包括土方转让费、机械费、人工费、车辆费、铺路费以及土方运出后的场地平整费、耕地复耕费。在这期间，从铺路、挖土、运出、平整土地这一套活所有的费用全是有陈长英一人承担的，既然是运输关系，陈长英花的这几百万第九生产队就应该支付。
避重就轻 罔顾事实
2020年陈长英将农业总公司和第九生产队告上法庭，索要赔偿。法院相关人员认为这是一个甲方买卖行为，是典型的非法倒卖土方行为，涉刑事责任，应中止庭审，将该案件移送公安部门，涉违纪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地方上人员还劝说我不要上访举报，让继续民事诉讼。我不同意，因此该案我从起诉开始至今将近一年，当地法院却驳回了陈长英的诉讼请求。
律师认为，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存在错误的审理逻辑，已经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一是丰南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第九生产队清淤弃土外运协议》(下称“外运协议”)未约定弃土土方量，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丰南法院未认定该协议有效;且其在对《外运协议》进行效力审查时将经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一个因素，而在本清理河埝土协议中提到了土地需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因此可以看出，丰南法院以30万土方量未取得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为原因，未认定合同有效。依据最高法关于印发《全国丰南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30条之规定，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丰南法院这一审理思路错误，错误适用法律，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是丰南法院认定《外运协议》已履行完毕，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丰南法院没有依《外运协议》约定及事实进行认定，而是以无土可取这一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客观事实倒推合同履行完毕，逻辑错误，应予以纠正。
三是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无违约情形，事实认定错误。认定上诉人损失数额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予受理告知书问题重重
河北省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汉沽管理区分局在接到陈长英的举报后，下发了《不予受理告知书》，专业人士认为该告知书存在众多问题，其中：
陈长英举报的第九生产队卖出6万方土，涉及面积60余亩地，该局并未核实;取土地点为第九生产队的基本农田和保护耕地，该局并未核实;卖土后第九生产队获得收益，该局并未核实;第九生产队仅仅通过汉沽管理区领导同意，签下卖土协议，并将该6万立方土卖至外省市作绿化种植使用，该行为是否符合河北省土地政策，该局并未查实;该局在接到信访件后，并未与举报人联系，也未同被举报人现场指认、核实地类及收集证据材料，仅仅与被举报人简单调查并草草告知，该局对举报人的举报事项不予受理，这有明显的不妥。举报人打的是民事经济纠纷官司，而向自然资源部门举报的取土卖土事项，这两件事并不是一回事，汉沽管理区自然资源部门信访经办人员的做法明显不妥且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汉沽管理区分局有答复超期的情况。
陈长英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查清汉沽农场、汉沽农场土地局、农业总公司、第九生产队私自挖取基本农田土地倒卖行为;可以合理赔偿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损失。来源：中和网
农业公司私自出售红线耕地土方
2010年-2013年，汉沽管理区农业总公司及第九生产队开始组织出售耕地土方，他们在未按河北省取土外运的相关规定及未向唐山市土地管理部门报备的情况下，私自与他人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后开始私自卖土，协议内容是卖出约30万立方米的土方，但实际卖出6万余方。
挖土地块是第九生产队红线耕地，而且大多均为为基本农田。挖出的6万余立方米土方中包含着4万余平方米(60余亩)的基本农田用地，所卖出的6万余方土方款按照协议全部归九生产队所拥有。农业总公司及第九生产队涉嫌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私自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
借用清淤之名欺上瞒下获批准
第九生产队在未按河北省相关规定要求向河北省唐山市土地管理部门报备，更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却与他人私自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借沟渠清淤弃土名义向上级部门申请并获同意。农业总公司、唐山市国土资源局汉沽管理区分局、汉沽农场主管领导等部门的现任领导，在明知第九生产队6万余立方米的好土被私自卖出后，不仅置之不理还极力维护，努力通过自己的职权想摆平此事，充当某些人员的保护伞。
农业总公司涉合同欺诈
第九生产队在与他人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后，购买土地方又将买卖协议转让给了举报人陈长英，后由陈长英负责组织机械、人工、设备将土挖出外运。按照土方买卖协议，陈长英应运出约30万立方米的土方，结果只运出6万余立方米的土方，致使陈长英损失几百万元，其中包括土方转让费、机械费、人工费、车辆费、铺路费等。
陈长英曾多次找当时的汉沽农场党委、农业总公司、第九生产队索要说法要求赔偿损失。第九生产队队长曾找过陈长英，当着所有工人对陈长英说“第九生产队有200亩鱼池，渔池内的土你可以凑够20万立方米，你全部拉走，就当是你平地的费用了。”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我将所有场地平整完却不让我拉鱼池的土，也不肯支付场地平整的费用。经过陈长英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汉沽农场农业总公司经理找到陈长英说“你们别上访了，打官司吧，法院判我们该咋赔咋赔。”陈长英走诉讼程序，唐山市丰南区法院却认定陈长英与第九生产队是运输关系，但2010-2012年间，我负责外运的所有费用第九生产队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其中包括土方转让费、机械费、人工费、车辆费、铺路费以及土方运出后的场地平整费、耕地复耕费。在这期间，从铺路、挖土、运出、平整土地这一套活所有的费用全是有陈长英一人承担的，既然是运输关系，陈长英花的这几百万第九生产队就应该支付。
避重就轻 罔顾事实
2020年陈长英将农业总公司和第九生产队告上法庭，索要赔偿。法院相关人员认为这是一个甲方买卖行为，是典型的非法倒卖土方行为，涉刑事责任，应中止庭审，将该案件移送公安部门，涉违纪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地方上人员还劝说我不要上访举报，让继续民事诉讼。我不同意，因此该案我从起诉开始至今将近一年，当地法院却驳回了陈长英的诉讼请求。
律师认为，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存在错误的审理逻辑，已经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一是丰南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第九生产队清淤弃土外运协议》(下称“外运协议”)未约定弃土土方量，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丰南法院未认定该协议有效;且其在对《外运协议》进行效力审查时将经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一个因素，而在本清理河埝土协议中提到了土地需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因此可以看出，丰南法院以30万土方量未取得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为原因，未认定合同有效。依据最高法关于印发《全国丰南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30条之规定，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丰南法院这一审理思路错误，错误适用法律，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是丰南法院认定《外运协议》已履行完毕，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丰南法院没有依《外运协议》约定及事实进行认定，而是以无土可取这一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客观事实倒推合同履行完毕，逻辑错误，应予以纠正。
三是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无违约情形，事实认定错误。认定上诉人损失数额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予受理告知书问题重重
河北省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汉沽管理区分局在接到陈长英的举报后，下发了《不予受理告知书》，专业人士认为该告知书存在众多问题，其中：
陈长英举报的第九生产队卖出6万方土，涉及面积60余亩地，该局并未核实;取土地点为第九生产队的基本农田和保护耕地，该局并未核实;卖土后第九生产队获得收益，该局并未核实;第九生产队仅仅通过汉沽管理区领导同意，签下卖土协议，并将该6万立方土卖至外省市作绿化种植使用，该行为是否符合河北省土地政策，该局并未查实;该局在接到信访件后，并未与举报人联系，也未同被举报人现场指认、核实地类及收集证据材料，仅仅与被举报人简单调查并草草告知，该局对举报人的举报事项不予受理，这有明显的不妥。举报人打的是民事经济纠纷官司，而向自然资源部门举报的取土卖土事项，这两件事并不是一回事，汉沽管理区自然资源部门信访经办人员的做法明显不妥且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汉沽管理区分局有答复超期的情况。
陈长英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查清汉沽农场、汉沽农场土地局、农业总公司、第九生产队私自挖取基本农田土地倒卖行为;可以合理赔偿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损失。来源：中和网
【河北唐山汉沽管理区私挖基本农田卖土遭实名举报】河北省唐山市汉沽管理区陈长英女士实名举报：河北省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原汉沽农场)农业总公司及第九生产队将可种植的红线耕地好土陆续私自卖出，土方量为6万余立方米，涉及基本农田约4万余平方米(60余亩)。卖出的耕地土方全部被运往天津市用于种植绿化。
农业公司私自出售红线耕地土方
2010年-2013年，汉沽管理区农业总公司及第九生产队开始组织出售耕地土方，他们在未按河北省取土外运的相关规定及未向唐山市土地管理部门报备的情况下，私自与他人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后开始私自卖土，协议内容是卖出约30万立方米的土方，但实际卖出6万余方。
挖土地块是第九生产队红线耕地，而且大多均为为基本农田。挖出的6万余立方米土方中包含着4万余平方米(60余亩)的基本农田用地，所卖出的6万余方土方款按照协议全部归九生产队所拥有。农业总公司及第九生产队涉嫌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私自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
借用清淤之名欺上瞒下获批准
第九生产队在未按河北省相关规定要求向河北省唐山市土地管理部门报备，更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却与他人私自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借沟渠清淤弃土名义向上级部门申请并获同意。农业总公司、唐山市国土资源局汉沽管理区分局、汉沽农场主管领导等部门的现任领导，在明知第九生产队6万余立方米的好土被私自卖出后，不仅置之不理还极力维护，努力通过自己的职权想摆平此事，充当某些人员的保护伞。
农业总公司涉合同欺诈
第九生产队在与他人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后，购买土地方又将买卖协议转让给了举报人陈长英，后由陈长英负责组织机械、人工、设备将土挖出外运。按照土方买卖协议，陈长英应运出约30万立方米的土方，结果只运出6万余立方米的土方，致使陈长英损失几百万元，其中包括土方转让费、机械费、人工费、车辆费、铺路费等。
陈长英曾多次找当时的汉沽农场党委、农业总公司、第九生产队索要说法要求赔偿损失。第九生产队队长曾找过陈长英，当着所有工人对陈长英说“第九生产队有200亩鱼池，渔池内的土你可以凑够20万立方米，你全部拉走，就当是你平地的费用了。”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我将所有场地平整完却不让我拉鱼池的土，也不肯支付场地平整的费用。经过陈长英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汉沽农场农业总公司经理找到陈长英说“你们别上访了，打官司吧，法院判我们该咋赔咋赔。”陈长英走诉讼程序，唐山市丰南区法院却认定陈长英与第九生产队是运输关系，但2010-2012年间，我负责外运的所有费用第九生产队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其中包括土方转让费、机械费、人工费、车辆费、铺路费以及土方运出后的场地平整费、耕地复耕费。在这期间，从铺路、挖土、运出、平整土地这一套活所有的费用全是有陈长英一人承担的，既然是运输关系，陈长英花的这几百万第九生产队就应该支付。
避重就轻 罔顾事实
2020年陈长英将农业总公司和第九生产队告上法庭，索要赔偿。法院相关人员认为这是一个甲方买卖行为，是典型的非法倒卖土方行为，涉刑事责任，应中止庭审，将该案件移送公安部门，涉违纪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地方上人员还劝说我不要上访举报，让继续民事诉讼。我不同意，因此该案我从起诉开始至今将近一年，当地法院却驳回了陈长英的诉讼请求。
律师认为，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存在错误的审理逻辑，已经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一是丰南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第九生产队清淤弃土外运协议》(下称“外运协议”)未约定弃土土方量，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丰南法院未认定该协议有效;且其在对《外运协议》进行效力审查时将经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一个因素，而在本清理河埝土协议中提到了土地需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因此可以看出，丰南法院以30万土方量未取得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为原因，未认定合同有效。依据最高法关于印发《全国丰南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30条之规定，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丰南法院这一审理思路错误，错误适用法律，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是丰南法院认定《外运协议》已履行完毕，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丰南法院没有依《外运协议》约定及事实进行认定，而是以无土可取这一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客观事实倒推合同履行完毕，逻辑错误，应予以纠正。
三是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无违约情形，事实认定错误。认定上诉人损失数额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予受理告知书问题重重
河北省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汉沽管理区分局在接到陈长英的举报后，下发了《不予受理告知书》，专业人士认为该告知书存在众多问题，其中：
陈长英举报的第九生产队卖出6万方土，涉及面积60余亩地，该局并未核实;取土地点为第九生产队的基本农田和保护耕地，该局并未核实;卖土后第九生产队获得收益，该局并未核实;第九生产队仅仅通过汉沽管理区领导同意，签下卖土协议，并将该6万立方土卖至外省市作绿化种植使用，该行为是否符合河北省土地政策，该局并未查实;该局在接到信访件后，并未与举报人联系，也未同被举报人现场指认、核实地类及收集证据材料，仅仅与被举报人简单调查并草草告知，该局对举报人的举报事项不予受理，这有明显的不妥。举报人打的是民事经济纠纷官司，而向自然资源部门举报的取土卖土事项，这两件事并不是一回事，汉沽管理区自然资源部门信访经办人员的做法明显不妥且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汉沽管理区分局有答复超期的情况。
陈长英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查清汉沽农场、汉沽农场土地局、农业总公司、第九生产队私自挖取基本农田土地倒卖行为;可以合理赔偿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损失。来源：中和网
农业公司私自出售红线耕地土方
2010年-2013年，汉沽管理区农业总公司及第九生产队开始组织出售耕地土方，他们在未按河北省取土外运的相关规定及未向唐山市土地管理部门报备的情况下，私自与他人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后开始私自卖土，协议内容是卖出约30万立方米的土方，但实际卖出6万余方。
挖土地块是第九生产队红线耕地，而且大多均为为基本农田。挖出的6万余立方米土方中包含着4万余平方米(60余亩)的基本农田用地，所卖出的6万余方土方款按照协议全部归九生产队所拥有。农业总公司及第九生产队涉嫌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私自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
借用清淤之名欺上瞒下获批准
第九生产队在未按河北省相关规定要求向河北省唐山市土地管理部门报备，更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却与他人私自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借沟渠清淤弃土名义向上级部门申请并获同意。农业总公司、唐山市国土资源局汉沽管理区分局、汉沽农场主管领导等部门的现任领导，在明知第九生产队6万余立方米的好土被私自卖出后，不仅置之不理还极力维护，努力通过自己的职权想摆平此事，充当某些人员的保护伞。
农业总公司涉合同欺诈
第九生产队在与他人签订土方买卖协议后，购买土地方又将买卖协议转让给了举报人陈长英，后由陈长英负责组织机械、人工、设备将土挖出外运。按照土方买卖协议，陈长英应运出约30万立方米的土方，结果只运出6万余立方米的土方，致使陈长英损失几百万元，其中包括土方转让费、机械费、人工费、车辆费、铺路费等。
陈长英曾多次找当时的汉沽农场党委、农业总公司、第九生产队索要说法要求赔偿损失。第九生产队队长曾找过陈长英，当着所有工人对陈长英说“第九生产队有200亩鱼池，渔池内的土你可以凑够20万立方米，你全部拉走，就当是你平地的费用了。”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我将所有场地平整完却不让我拉鱼池的土，也不肯支付场地平整的费用。经过陈长英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汉沽农场农业总公司经理找到陈长英说“你们别上访了，打官司吧，法院判我们该咋赔咋赔。”陈长英走诉讼程序，唐山市丰南区法院却认定陈长英与第九生产队是运输关系，但2010-2012年间，我负责外运的所有费用第九生产队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其中包括土方转让费、机械费、人工费、车辆费、铺路费以及土方运出后的场地平整费、耕地复耕费。在这期间，从铺路、挖土、运出、平整土地这一套活所有的费用全是有陈长英一人承担的，既然是运输关系，陈长英花的这几百万第九生产队就应该支付。
避重就轻 罔顾事实
2020年陈长英将农业总公司和第九生产队告上法庭，索要赔偿。法院相关人员认为这是一个甲方买卖行为，是典型的非法倒卖土方行为，涉刑事责任，应中止庭审，将该案件移送公安部门，涉违纪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地方上人员还劝说我不要上访举报，让继续民事诉讼。我不同意，因此该案我从起诉开始至今将近一年，当地法院却驳回了陈长英的诉讼请求。
律师认为，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存在错误的审理逻辑，已经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一是丰南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第九生产队清淤弃土外运协议》(下称“外运协议”)未约定弃土土方量，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丰南法院未认定该协议有效;且其在对《外运协议》进行效力审查时将经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一个因素，而在本清理河埝土协议中提到了土地需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因此可以看出，丰南法院以30万土方量未取得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为原因，未认定合同有效。依据最高法关于印发《全国丰南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30条之规定，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丰南法院这一审理思路错误，错误适用法律，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是丰南法院认定《外运协议》已履行完毕，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丰南法院没有依《外运协议》约定及事实进行认定，而是以无土可取这一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客观事实倒推合同履行完毕，逻辑错误，应予以纠正。
三是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无违约情形，事实认定错误。认定上诉人损失数额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予受理告知书问题重重
河北省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汉沽管理区分局在接到陈长英的举报后，下发了《不予受理告知书》，专业人士认为该告知书存在众多问题，其中：
陈长英举报的第九生产队卖出6万方土，涉及面积60余亩地，该局并未核实;取土地点为第九生产队的基本农田和保护耕地，该局并未核实;卖土后第九生产队获得收益，该局并未核实;第九生产队仅仅通过汉沽管理区领导同意，签下卖土协议，并将该6万立方土卖至外省市作绿化种植使用，该行为是否符合河北省土地政策，该局并未查实;该局在接到信访件后，并未与举报人联系，也未同被举报人现场指认、核实地类及收集证据材料，仅仅与被举报人简单调查并草草告知，该局对举报人的举报事项不予受理，这有明显的不妥。举报人打的是民事经济纠纷官司，而向自然资源部门举报的取土卖土事项，这两件事并不是一回事，汉沽管理区自然资源部门信访经办人员的做法明显不妥且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汉沽管理区分局有答复超期的情况。
陈长英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查清汉沽农场、汉沽农场土地局、农业总公司、第九生产队私自挖取基本农田土地倒卖行为;可以合理赔偿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损失。来源：中和网
【#全新开局 全力奔跑 大手笔建设省副中心城市# 2021年年终特稿⑪ 平安底色提升群众幸福成色】#南阳[超话]# 平安，是和谐的基础、发展的前提；平安，是人民的福祉、社会安定的基石。平安建设,一头连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
刚刚过去的2021年，南阳市平安建设工作紧扣“为建党一百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主线，强力推进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各项措施，深化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严厉打击危害民生民安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创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固守底线
风险防控机制更加健全
“近几年来，石佛寺的社会治安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和当地群众一样开心快乐地在这里生活，安全感、幸福感日益增强，这都得益于党委、政府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让我们新疆同胞‘进得来、稳得住、能致富’，这里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切身感受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暂住在镇平县石佛寺镇多年的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众哈哈尔·阿不都热由衷地说。
我市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工作放在首位，全力防范政治安全风险。同时从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手，研究出台相关工作规范，以党建引领“聚人心”，以真情服务“暖人心”，以文化引导“润人心”，做优做细涉疆服务管理，持续实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暴恐事件零发生，“南阳经验”“镇平模式”取得新进展。
2021年，我市打赢了一场场源头治理、预警预防、精准施策的主动仗，社会稳定态势持续向好，风险评估提质增效。
科技赋能
织密织好社会治安防控网
平安建设关乎人民的安居乐业。
“社区重点部位都有监控，我们住宅小区角角落落里还有近50个监控，公安部门刚刚又在小区门口安装了一组新的监控，社区党支部还持续组织‘红袖标’义务巡逻，近两年小区没有发生过一起盗窃案，住在这里大家觉得非常有安全感。”1月17日，市区光武路中兴社区邮电家属院的居民说起社区近几年治安变化，纷纷点赞。
居民们所说的安全感，是我市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给大家带来的直观感受。近年来，我市深化立体化、信息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让人民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我市是国家“雪亮工程”项目重点支持城市，2021年，按照“升级+新建+整合”的思路，我市加大智能监控布点密度，扩大覆盖面，使之成为市民身边全天候守护的“哨兵”。
目前，我市建成了市级“雪亮工程”共享总平台和综治信息平台，基本实现了与教育、民宗、城管、生态环境等40多家单位监控平台的联网。“雪亮工程”项目建设初步达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项目建设目标。在服务案件侦破、疫情防控、重大安保以及民生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支撑公安机关破获各类案事件200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00多人，服务群众5万余人次，解决各类民生事项2万多件。
另外，我市把“智安小区”建设纳入智慧城市建设，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云服务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推动老旧小区、新建小区中智能门禁、全时监控、智能预警等科技运用，提升居民小区楼院安全指数，一系列智能防控措施给群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打防结合
惩治违法犯罪护群众平安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
“民警进村开展‘平安守护’巡逻工作，我一个小小求助，他们车接车送，护我们平安，服务还这么到位，真是太幸福了！”卧龙区七里园乡居民吕某说起民警帮助自己行动不便的母亲顺利办理身份证的经历一脸幸福。
岁末年初，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安全稳定要求最高的时期，我市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暨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
作为平安南阳建设主力军的公安机关闻令而动，尽锐出战，瞄准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突出问题，坚持打头阵、当主力、出重拳，守护万家平安；作为平安南阳建设的参与者，各级各部门以平安村居、平安社区、平安单位创建活动为载体，主动作为，推动形成工作联动、问题联治、平安联创；作为平安南阳建设的享有者，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红袖标”、义务巡逻队等志愿组织，加强邻里守望、巡逻值守，踊跃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弘扬社会正气、传递正能量。
过去的一年，我市政法系统以群众期盼为念，为群众利益而战，深入开展“平安护民十件实事”爱民实践活动，扎实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严厉打击暴恐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和传统盗抢骗犯罪，全市刑事打击工作呈现九类涉恶个案数、电信诈骗案件数、传统盗抢骗案件数分别下降的良好局面。
全市持续保持对黑恶违法犯罪严打高压态势，全年侦办涉黑涉恶案件5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1人，逮捕253人，移送起诉黑恶犯罪嫌疑人237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61个，处理86人。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发、手法变化快、涉案金额高的特点，我市公安机关做到“侦查打击、防范治理、预警拦截、止付冻结”一体推进。2021年南阳公安机关打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1376个，摧毁诈骗窝点1729个，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7198人，打击效能全省第一。
党建引领
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
平安建设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对于平安建设意义重大。
在平安建设工作中，我市探索发挥基层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最近学生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咱们小区要及时掌握情况，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1月17日，卧龙区光武街道中兴社区邮电家属院，社区工作人员、网格长余晗找到邮电小区网格员李双印，叮嘱做好小区疫情防控工作。
余晗所在的卧龙区光武街道中兴社区将辖区内的12个楼院划分为5个网格，每个网格由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兼任网格长，不定期进网格了解掌握社情民意，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12个楼院产生12名网格员，除了进行矛盾化解、治安防范外，还帮助居民解决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小麻烦。
中兴社区网格化管理只是我市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模式的一个缩影。
南阳是第一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自2020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不断创新工作机制，科学谋划信息化智慧治理、实体化综治平台、多元化矛盾化解，运用智慧手段提升治理效能。深入推进“筑安计划”“同创计划”，做实地方党委“纵向”和行业部门“横向”两条治理主线，构建了社会治理“+”字符模式。
我市依托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构建社会治理“指挥中枢”，以综治“9+X”信息平台为载体，收集汇总矛盾纠纷排查、重点地区排查整治等工作信息，借助“智能化”大数据，加强对各类风险隐患的监测预警，进一步优化城乡网格设置。目前，全市已建成一级网格248个、二级网格4904个、三级网格36947个，覆盖率达到100%。共配备各级网格管理人员107808人，其中基础网格员96744人。今年以来，全市共通过网格排查化解矛盾纠纷3916起，化解率100%。
2021年，我市平安建设的步伐稳健铿锵，工作导向更贴民心、为民情怀愈加彰显，全国政法系统舆论宣传调研座谈会在南阳召开，我市连续七年被评为“全省平安建设优秀省辖市”，内乡县被评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2022年，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平安南阳。（记者 徐蕾）
刚刚过去的2021年，南阳市平安建设工作紧扣“为建党一百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主线，强力推进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各项措施，深化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严厉打击危害民生民安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创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固守底线
风险防控机制更加健全
“近几年来，石佛寺的社会治安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和当地群众一样开心快乐地在这里生活，安全感、幸福感日益增强，这都得益于党委、政府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让我们新疆同胞‘进得来、稳得住、能致富’，这里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切身感受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暂住在镇平县石佛寺镇多年的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众哈哈尔·阿不都热由衷地说。
我市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工作放在首位，全力防范政治安全风险。同时从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手，研究出台相关工作规范，以党建引领“聚人心”，以真情服务“暖人心”，以文化引导“润人心”，做优做细涉疆服务管理，持续实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暴恐事件零发生，“南阳经验”“镇平模式”取得新进展。
2021年，我市打赢了一场场源头治理、预警预防、精准施策的主动仗，社会稳定态势持续向好，风险评估提质增效。
科技赋能
织密织好社会治安防控网
平安建设关乎人民的安居乐业。
“社区重点部位都有监控，我们住宅小区角角落落里还有近50个监控，公安部门刚刚又在小区门口安装了一组新的监控，社区党支部还持续组织‘红袖标’义务巡逻，近两年小区没有发生过一起盗窃案，住在这里大家觉得非常有安全感。”1月17日，市区光武路中兴社区邮电家属院的居民说起社区近几年治安变化，纷纷点赞。
居民们所说的安全感，是我市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给大家带来的直观感受。近年来，我市深化立体化、信息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让人民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我市是国家“雪亮工程”项目重点支持城市，2021年，按照“升级+新建+整合”的思路，我市加大智能监控布点密度，扩大覆盖面，使之成为市民身边全天候守护的“哨兵”。
目前，我市建成了市级“雪亮工程”共享总平台和综治信息平台，基本实现了与教育、民宗、城管、生态环境等40多家单位监控平台的联网。“雪亮工程”项目建设初步达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项目建设目标。在服务案件侦破、疫情防控、重大安保以及民生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支撑公安机关破获各类案事件200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00多人，服务群众5万余人次，解决各类民生事项2万多件。
另外，我市把“智安小区”建设纳入智慧城市建设，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云服务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推动老旧小区、新建小区中智能门禁、全时监控、智能预警等科技运用，提升居民小区楼院安全指数，一系列智能防控措施给群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打防结合
惩治违法犯罪护群众平安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
“民警进村开展‘平安守护’巡逻工作，我一个小小求助，他们车接车送，护我们平安，服务还这么到位，真是太幸福了！”卧龙区七里园乡居民吕某说起民警帮助自己行动不便的母亲顺利办理身份证的经历一脸幸福。
岁末年初，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安全稳定要求最高的时期，我市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暨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
作为平安南阳建设主力军的公安机关闻令而动，尽锐出战，瞄准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突出问题，坚持打头阵、当主力、出重拳，守护万家平安；作为平安南阳建设的参与者，各级各部门以平安村居、平安社区、平安单位创建活动为载体，主动作为，推动形成工作联动、问题联治、平安联创；作为平安南阳建设的享有者，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红袖标”、义务巡逻队等志愿组织，加强邻里守望、巡逻值守，踊跃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弘扬社会正气、传递正能量。
过去的一年，我市政法系统以群众期盼为念，为群众利益而战，深入开展“平安护民十件实事”爱民实践活动，扎实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严厉打击暴恐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和传统盗抢骗犯罪，全市刑事打击工作呈现九类涉恶个案数、电信诈骗案件数、传统盗抢骗案件数分别下降的良好局面。
全市持续保持对黑恶违法犯罪严打高压态势，全年侦办涉黑涉恶案件5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1人，逮捕253人，移送起诉黑恶犯罪嫌疑人237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61个，处理86人。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发、手法变化快、涉案金额高的特点，我市公安机关做到“侦查打击、防范治理、预警拦截、止付冻结”一体推进。2021年南阳公安机关打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1376个，摧毁诈骗窝点1729个，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7198人，打击效能全省第一。
党建引领
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
平安建设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对于平安建设意义重大。
在平安建设工作中，我市探索发挥基层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最近学生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咱们小区要及时掌握情况，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1月17日，卧龙区光武街道中兴社区邮电家属院，社区工作人员、网格长余晗找到邮电小区网格员李双印，叮嘱做好小区疫情防控工作。
余晗所在的卧龙区光武街道中兴社区将辖区内的12个楼院划分为5个网格，每个网格由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兼任网格长，不定期进网格了解掌握社情民意，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12个楼院产生12名网格员，除了进行矛盾化解、治安防范外，还帮助居民解决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小麻烦。
中兴社区网格化管理只是我市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模式的一个缩影。
南阳是第一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自2020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不断创新工作机制，科学谋划信息化智慧治理、实体化综治平台、多元化矛盾化解，运用智慧手段提升治理效能。深入推进“筑安计划”“同创计划”，做实地方党委“纵向”和行业部门“横向”两条治理主线，构建了社会治理“+”字符模式。
我市依托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构建社会治理“指挥中枢”，以综治“9+X”信息平台为载体，收集汇总矛盾纠纷排查、重点地区排查整治等工作信息，借助“智能化”大数据，加强对各类风险隐患的监测预警，进一步优化城乡网格设置。目前，全市已建成一级网格248个、二级网格4904个、三级网格36947个，覆盖率达到100%。共配备各级网格管理人员107808人，其中基础网格员96744人。今年以来，全市共通过网格排查化解矛盾纠纷3916起，化解率100%。
2021年，我市平安建设的步伐稳健铿锵，工作导向更贴民心、为民情怀愈加彰显，全国政法系统舆论宣传调研座谈会在南阳召开，我市连续七年被评为“全省平安建设优秀省辖市”，内乡县被评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2022年，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平安南阳。（记者 徐蕾）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