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格达奇在哪里#?那是一个矗立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城市。

加格达奇,位于大兴安岭东南坡、伊勒呼里山南麓的甘河岸北,这里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清朝和日伪时期,历遭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日本侵入中国后,为了防苏反苏和控制东北的抗联活动,曾在这里设过敌特机构(据伪满时在这一带活动的鄂伦春老人回忆的)。解放前这里没有居民,只有少数白俄隐居于此,时有鄂伦春猎民游猎,经常出入此地。

  加格达奇这地方,当时有两个称号。一个叫“大高崖子”,指现在东南屯靠河的地方。伪满时日本人组织采伐队,在甘河两岸掠夺木材,顺甘河流送木排。因为这里地势较高,前边有河,后面靠山,依山傍水,河弯水缓,便于叠坝,流送工人到这里停排,上岸休息,吃住在大高崖子,然后再顺流而下,将木排流送到嫩江等地。时间长了,大高崖子这名就叫出去了。

  伪满时期,这里曾住有几百名苏联人,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跑来隐居的白俄。日本人利用他们防苏反苏,约有五、六十人,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1945年祖国光复后,日本侵略者受命下山到嫩江投降苏联红军,白俄不久也走了,有些返回欧洲,有的迁往东南亚。据首批来这里的林业开发建设者肇殿金等人证实,在高崖上面破败残屋中有烘烤面包炉灶,东山根下有好多坟墓和花圈架等。

  另一个名叫“樟达气”,是鄂伦春语。这里狼多狍子多,鄂伦春人经常游猎于此,把这里称樟达气,意思是有樟子松的地方,系指加格达奇西北角那条小河的山坡上有片樟子松林。樟子松是珍贵树种,既好用又好看,称为“美人松”,是冬夏常青树,它主要生长在大兴安岭北坡,东南坡一带很少见到。唯独加格达奇河(后来命的名)上游有些樟子松,所以,樟达气这个名字就比较受人喜爱。后来人们根据谐音,进一步发展为“加格达气”,1964年会战时改为加格达奇。罗玉川同志指示,要在加格达奇周围栽些樟子松,使它名符其实。

  1957年4月,奎勒河森林经营局,为了搞好森林保护,派肇殿金等12人骑马挎枪,携带给养,从大杨树起程跋涉3天,到达加格达奇,在大高崖子上面,看到白俄遗留的破屋残亘,废弃水井、炉灶等,他们以大高崖子做为宿营地,支起小帐篷,睡着狍皮被。住下后,一面备料建简易房舍,一面派营林员骑马登山巡护,开展了护林防火、保护森林资源工作。他们在大高崖子盖了两栋茅草房,这就是在加格达奇的也是林业上最早的建筑。

  1958年,牙克石林管局决定由奎勒河林业局筹建加格达奇。派出部分职工,开始筹建工作。因没有铁路,牙林线铁路通到甘河,距加格达奇96公里;没有公路,国家也没有安排开发这片林区的计划,牙克石林管局再三权衡,决定缓建加格达奇林业局。

  1960年春,根据牙林线铁路的工程进度和岭北林区的大规模开发,牙克石林管局又决定由奎勒河林业局继续筹建加格达奇林业局。由副局长蒋守义担任筹建处主任,于2月份抽调一部分人组成先遣队,来到加格达奇设点,接着大批招收工人,筹备建筑物资,很快组成了1000多人职工队伍。开始,在大高崖子建砖厂,盖简易房,后来,经过全面踏查,舍弃大高崖子,在北山脚下选定局址,按照城镇规划,实施场区建设,利用当地建材,肩挑人扛,战胜缺少水泥、玻璃、五金、钢材和运力不足等诸多困难,建起了一个大方块、四合院的砖房18栋,当年建起4000多平方米房舍。第二年又建筑了仓库、食堂、招待所、家属宿舍等,总共7600平方米,为奎勒河林业局的搬迁奠定了物质基础。

该局于1960年10月从大杨树搬来后,林业职工、家属和铁路五处筑路工人,共1万多人。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搞好治安管理,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鄂伦春自治旗于1960年7月建立了加格达奇镇,随之,商、粮、银、邮和公安等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社会。

  1962年牙克石林管局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决定撤销多布库尔林业局建制,合并到奎勒河林业局,后改成加格达奇林业局。同年7月,决定加格达奇林业局缓建,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全局只留200人。这时铁路也缓建,大批人员下撤,只留很少一部分人修路。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足,副食缺乏,生活困难。当地政府和林业局发动职工家属开荒种地,建起了农场和家属生产队,生产粮食蔬菜,度过了难关,迎来了新的转机。

  加格达奇由于它有很好的天然优势,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它是落脚点。加格达奇是大兴安岭北坡的门户,1964年牙林线铁路铺轨到这里,会战大军挺进林海,必须经过这个咽喉要道;同时这里又有接待会战大军的条件,有待机开发的林业局和镇政府,有早建好的万米房舍和社会服务设施;而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在翘首以待,早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这里是会战大军的转运站,会战指挥部的先头部队,在这里分别设了军队和地方接待站。大批人员乖坐工程车从牙林线进来,先在这里落脚,下车休息,听候分配。然后乖坐汽车向森林腹地进发,到各自的指定地点。会战区所需粮食物资和机械设备等,都先用火车运到这里,再装汽车从简易便道分别送到目的地。罗玉川同志深有体会的说:“他们那次开发(指1958年)是非常壮丽的,是奠基,不仅摸出了一些经验,而且为后来的开发踏出了一条道路,建立了落脚点。”

  第二,它是指挥中枢。按照会战方案,林区会战指挥部第一步设在加格达奇,第二步搬迁到塔河。出于各方因素,大兴安岭的指挥中枢一直设在加格达奇。三十年来,这里成为会战指挥部和特区、地区领导的指挥中心。在这里运筹帷幄,谋划出许多的重大决策。指挥部通过会议、文件、电台、电话等,指挥全区各地大小战役,部署全面开发建设任务。1965年是林区开发全面铺开的一年。林区开发建设,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必须贯彻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做到林业建设和地方建设同时并举。这一年,除铁道兵以修大铁为主体的会战外,林业上组织第一个战役,也是关键性战役,就是古源会战,集中力量建设松岭林业公司。这个战役是天随人愿、心想事成,只用五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初战大捷。古源会战的胜利,打开了进山的大门,打下了会战基础,打出了会战的经验和决心。

  第三,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加格达奇,原属松岭林业公司。1968年,松岭迁至小杨气,成立加格达奇镇,由特区直接领导。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将镇改成区,属县级建制。从此,它象挺拔的苍松一样,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加格达奇,有中央直属大中型企业,有省直属企业,有新兴的林产工业和大型建筑业、国有地方工业、乡镇和街道企业;有健全的商业、贸易和各种服务行业;有大专院校、各种中等专业学校和省地重点中小学,有完整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体育、卫生、医疗体系;铁路纵横,公路成网,交通方便,四通八达。卧都河大桥的建成,结束了我区“上不达省,下不畅县”的历史。会战初期规划的3万人口的小镇,现在已经发展到6个街道办事处、98个居民委,2个乡、9个村民委、47个村民小组,人口发展到近14万的城市。原来一排排的帐篷早已变成拔地而起的楼群;过去连片的都柿甸子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沥青马路;昔日缺电少水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加格达奇党政军民齐备,工农商学俱全,经济发达,五业兴旺,有些产品不仅创省内名牌,还远销国内外。加格达奇是祖国北部的一座新兴城市,是黑龙江天鹅头上的一颗明珠,是大兴安岭林区经济、贸易、政治和文化中心。

  综上所述,加格达奇,奇就奇在它不到而立之年,就成长为健步前进的巨人,英勇顽强地屹立在祖国北疆的南大门。这是会战以来历届领导精心培育的结果,是全区军民和广大职工热情关怀的丰碑,它是大兴安岭新型林区中的一个缩影。#野史#

红色故事月丨​张义堂和陶赖昭特别支部

张义堂和陶赖昭特别支部
张义堂(1902-1936),曾用名张敬文,生于山东省阳谷县北田庄村的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随父亲到大连谋生。17岁时,张义堂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印刷厂学徒。1922年,到青岛参加了冯玉祥将军领导的部队,一年以后被提升为连长。1928年4月,张义堂来到吉林省德惠县,在中东铁路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署当了一名警士。几个月以后,张义堂被提升为巡长。这期间,张义堂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吕清潭。1929年春,经吕清潭介绍,张义堂参加了中国共产党。5月,升任陶赖昭警察派驻所警长,经报告上级党组织同意,张义堂到职赴任。
张义堂
在警察署,张义堂凭着为人和善、办事利索、性格刚毅,有一身好武的特点,受到上级重视和同行的敬佩。张义堂以警察巡长的身份做掩护,经常接触警署内的、特区铁路派驻所的、邮电局的以及铁路工人中的进步人士,积极向他们宣传反满抗日的主张,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增强信心。在宣传中,他讲得最多的是:“满洲国的气数已尽。日本侵略者的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中国人必须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走民族解放、独立自主的道路……”。
在警察署内,他经常说:“咱们都是兄弟,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才穿上这套衣服,所以,缺德的事要尽可能不干,免得老百姓骂我们连爹娘都跟着沾光……”。当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后,他就借机宣传革命道理。
在日常生活中,他见缝插针,不放过任何宣传群众的机会。一次,一个警士偷看了他经常读的一本书,对书里面有些内容不明白,就试着向他请教。他听后笑了,然后严肃地说:“书里面讲的都是革命的道理,中国人要当亡国奴了,你们甘心情愿吗?……想要过好日子,穷人就得组织起来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张义堂到任半年后,先后发展了收捐雇员尹洪滨、铁路警察鲁世峰和吴庆德等两名工人加入中共党组织。在张义堂的努力工作下,不到一年时间,发展党员19名,积极分子30多人。
1932年3月,经中共满洲省委批准,松原境内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诞生!张义堂任支部书记,直接受满洲省委领导。鲁世峰任组织委员,尹洪滨任宣传委员。特支成立后,各项工作更加活跃。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经常派巡视员来指导和检查工作,称赞这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党支部。
陶赖昭特别支部成立后,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继续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扩大反满抗日力量,并把重点放在侦察、搜集日本侵略者活动情况上,及时、准确地向满洲省委传递各种情报,与日本侵略者开展了一场隐蔽战线的斗争。
为了及时掌握日本领事馆的情报,张义堂通过关系把弟弟张义贵送到日本领事馆当勤杂工,并一再嘱咐要密切关注领事馆的动向,有啥情况只跟他一人汇报,不要跟其他人说。张义贵在领事馆每天生炉子、烧开水,擦桌子、打扫卫生,暗地里关注日本人的一言一行,每天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哥哥汇报听到和看到的情况。
一天,陶赖昭铁路工人成振铎(党员)对张义堂说:“今晚过半夜3点,有一列军车开往哈尔滨。车上不仅有军用物资,还有日本高级将领。”张义堂听后非常兴奋,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在陶赖昭检查工作的地下党员王立德。王立德当即乘火车回到哈尔滨,向满洲省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早晨就听到了日本军列在三岔河颠覆的消息,有数十名日本兵死亡,十几门大炮被毁,中断运输30多小时。
1932年夏,陶赖昭领事馆接到命令,说有一支抗日队伍100多人,要从农安过江去舒兰,命令领事馆派兵拦击。张义贵听说后马上想办法告诉哥哥张义堂,张义堂又马上派人把情报送到满洲省委。后来得知,由于情报及时,队伍改变了路线,避免了重大损失。
在斗争中,陶赖昭特别支部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特别支部以张义堂家为联络点,采取聊天、打麻将等形式聚会,交流情报,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任务。但是,他们的活动也引起了领事馆的注意,领事馆派特务对张义堂家进行了监视。特务穿着便衣在四周转游,一碰到张家的人就问这问那,有时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张家,假惺惺地说:“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最近,家里是不是来过生人?可千万小心啊!若是再来生人,最好跟我们打招呼,也好有个照应。”面对日本特务的险恶用心,张义堂多次告诉家人,并在家设置了暗号,在窗台明显处放一盆杜鹃花,提示屋内有异常情况,危险。由于早有准备,日本人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便恢溜溜地走了。
但,危险还是来了。一天中午,在邮电局工作的地下党员罗云生在办理邮件时发现一封可疑的信件,他马上把信拿给张义堂。张义堂接过信后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封信是寄给“哈尔滨最高特务机关长”的。信封内装有两张前几天他丢失的传单,还有一封检举信,信上写着“张义堂、尹洪宾、单景春……等8人是共产党…。”落款人名“宫云廷”。宫云廷这个人光棍一条,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依仗与警察署长彭某有点亲戚关系,狗仗人势,欺压百姓,敲诈勒索,民愤极大。他总想在日本人那里献媚请赏,他早已盯上张义堂。1933年秋的某一天,官云廷趁隙偷去张义堂接到中共满洲省委的五张传单中的二张,并寄给了哈尔滨日本最高特务机关,幸亏被邮局工作的党员罗云生截获。面对触目惊心的举报信,张义堂没有惊慌,赶紧找特支委员商量对策。大家认为,只能让派驻所长出面处理这件事。当天下午,张义堂找到所长,将写有名单的信递到所长手里,所长大惊失色,他感到,派驻所里出了好几个共产党,自己也没好!于是连忙向张义堂讨主意。张义堂于提出了“多给宫警士点钱打发他回老家”的想法。所长为保全自己,让宫云廷写了辞职书,并告诉张义堂派两个人送他回老家去。张义堂安排两名党员警士“送”宫云廷上了回家的火车,途中将他推下火车,彻底地将他送回了“老家”。此事虽算平息下去,但张义堂的身份已经暴露,党组织安排他暂时停止活动,准备转移。
1934年1月,张义堂受中共满洲省委指派,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日寇统治下的大连。他的公开职业是满洲新闻印刷工人,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中共大连市委成立后,张义堂担任市委书记,为大连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4月,张义堂调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化名张敬文,与吕清潭在道外开设“荣华客”,以客栈老板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他经常深入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和道外洋车工人中,并分别建立和恢复了中共党的地下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斗争。1936年6月,由于三棵树机务段党员杨奉文叛变告秘,张义堂被捕入狱。敌人对他施尽淫威,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理想和崇高信念。在敌人的法庭上,他大义凛然,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和法西斯暴行;回到牢房以后,他不顾遍体伤痛,向难友们宣传革命,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0月13日下午1时,张义堂被日本法西斯杀害于哈尔滨套河子。临刑前,他高唱革命歌曲,威武不屈,英勇就义。时年34岁。
陶赖昭中共特支党的活动旧址
陶赖昭中共特支党的活动旧址位于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陶赖昭镇小河沿村东3公里处。
扶余市陶赖昭镇是伪满新京(长春)至哈尔滨铁路沿线上的一个咽喉小镇。特别支部成立于1932年,活动到1938年止。是由中共哈尔滨特委派王立德同志来陶赖昭组建的。张义堂为第一支部书记。张义堂、山东阳谷人,1926年入党。卢士凤任组织委员,伊洪斌任宣传委员,由哈尔滨特委直接领导。特别支部的主要任务是:一、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二、等待时机,准备暴动。当时制定的暴动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夺取陶赖昭伪警察署的枪支,第二步,砸陶赖昭日本领事馆。1936年,中共哈尔滨市委遭到严重破坏,陶赖昭特支也停止了活动。193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遭到严重破坏,特委也停止了活动。现在火车站正常运行,大榆树依然还生机勃勃,枝繁叶茂。前来参观人员络绎不绝。陶赖昭特支在日伪统治的漫长黑夜中,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地方党史的重要资料。

总觉得去远方,才能看到心中向往的风景,所以近处的风景便无暇顾及。若不是今年春节留守深圳,近在咫尺的甘坑客家小镇,估计很难有闲情去走走。。。
地铁过去很方便,但做为一名资身的伪驴友,这点路必须亲自用脚步去丈量。于是从平湖生态园进,从上木古公园出,虽然镇上游客如织,但往来路上能呼吸着公园里原生态的空气,倒也算圆满画了一个圈儿。。。
小镇的主街很短,也就是一条河串起来,几步路就走到了头。两岸经过改造的古色古香老屋,便是可盐可甜的风景了。古村落的美,大抵就是这些有历史有故事感的元素吧!往深处走还有一条条七弯八拐的小巷,倒也别有风味,等人少的时候,可以专程再来晃一晃。。。
朋友说:不管在哪里,心境最重要。我也深以为然呢!心情美,看啥都美,不管这座城市有没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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