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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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周易》作为儒家经典，有与佛学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许多基本观点和思想范畴难以融通。所以，易学与佛学这两大学术体系在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联系很不密切。那么，如何才能揭示易学与佛学之间的思想联系呢？明末高僧蕅益智旭《周易禅解》，通过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禅学解释，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而被公认为援禅解《易》的代表作。智旭在解说《周易》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一个不变的思维导向，那就是如何证明易理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佛理，并力求通过阐释《周易》经传的文辞来肯定易理是在天地之先，具有本体的概念，证明易理与佛理是相通的，易道跟佛性是同样的，易学与禅学的本根是相通的。由此进一步表明以禅解《易》是行得通的，儒释道三教的关系是相通的。所以说，智旭在解说《周易》过程中所体现的独特的禅易相通思想倾向，在理解易佛关系问题上明显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周易禅解》的解《易》思想尽管颇具特色，但大多散布在《周易》经传的文辞阐释之中，必须加以梳理才能凸显思想的体系和脉络。
因此，必须深入分析和研究《周易禅解》的文本内容，才能更好地理解智旭是如何推论禅易相通思想的。智旭撰写《周易禅解》是先完成《系辞》以下五传之后，再去解上、下经的。从总体上看，智旭在解说《易传》和《易经》中各有特色，体现了一系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创新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有鉴于此，本文拟先侧重以解《系辞》等五传的内容为主，并结合《灵峰宗论》中与易学相关的内容，探讨智旭在易理与佛理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创新。
一、易即易理贯彻始终。 “易”即“易理”、“易理”即本体的思想，是智旭解《易》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具有鲜明的禅易相通思想倾向，也是《周易禅解》创新思想理论的一大体现。
这一思想理论来源于智旭运用理学思想对《易传》文辞的推导，如其在解《乾·彖》“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一句时指出：“圣人见万物之资始，便能即始见终。知其由终有始，始终是一理。但约时节、因缘、假分六位，达此六位，无非一理，则位位皆具龙德，而可以御天矣。”由此可见，智旭“始终是一理”的思想乃是贯通易佛关系的理论基础。所谓“始终一理”的思想内涵是什么呢？又是如何来贯通易佛关系呢？对此，智旭并不含糊其词，也不是简单沿袭旧说，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周易》的文辞义理，逐层进行阐发和论证。以下先来分析智旭是如何导出“易即易理”之说的。众所周知，《易传》中“易”字随处可见，其义并不固定。关于“易”字的解释，往往要牵涉到《周易》的性质、效用等问题。综观历代易家对《周易》的注解，由于对《周易》的性质各有看法，所以在“易”义的解释上也就常常出现分歧。那么，“易”字究竟是何种意义呢？在智旭看来，《易传》所言之“易”既指“易理”，又指“易书”，也可指“易学”，但因是“由易理方有天地万物”“由天地万物而为易书，由易书而成易学，由易学而契易理”(卷八解《系辞上传》开篇语)，可见“易理”、“易书”、“易学”在“理”的层面上是相契相通，合而为一，所以完全可以“易理”来总称“易”的三种不同体现。稍作归纳，智旭对“易”的理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易”是包尽天下的大道理，即为易理；第二，“易”是吾人不思议之心体，即为心理；第三，“易”为一切事理本源，有太极之义，即为本体。很显然，智旭认定了“易”即是所谓的“易理”，既是心体，又是本体。正是因为智旭坚持把“易”义定为“易理”，所以他在《周易禅解》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都跟“易理”密切相关。从智旭对“易”的理解来看，视“易”为“易理”和“心体”主要是直接援用理学和心学的成果来发挥，而视“易”为“本体”则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不仅仅是“易”与“易理”、“无极”、“太极”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易”与“无住之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理”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还得根据“无极而太极”说的历史来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无极”与“太极”的关系问题，智旭主要是沿袭朱子的看法。如果联系前面的引文，我们可以发现智旭也把人心“一念”当作本体来看待，并把这佛教的“十法界”统一到“一念”之心中，在理论上基本贯通了“易理”与佛法概念的关系。稍稍对以上引述归纳一下，可以发现智旭给“易理”赋予了深广的内涵：不仅贯彻于天地万物之始终，而且与天理、心理相契相合，尤其是与“自心”冥契无间。如此来阐释禅易相通，无疑有着明显的思想倾向。这一倾向同时也表明，智旭有意借助《周易》来阐发“儒佛同心”、“三教同源”的思想主张。对此，如果结合《灵峰宗论》的相关说法，就能理解得更为透彻。智旭说：“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卷七之四《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2] 又说：“本心不昧，儒释老皆可也；若昧此心，儒非真儒，老非真老，释非真释矣。”(卷二之三《法语三·示潘拱宸》)[2] 由此可见，他把“易理”当作“自心”本具的，乃是别有用心的，追根究底就是为“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周易》中寻找理论依据。从这个角度看，智旭提出的“自心之易理”思想，对于三教关系理论来说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三、易理即无住之佛理。智旭既认为“易即易理”，又认为“易理即自心之易理”，无疑也就是认为“易即自心之易理”。那么“自心之易理”又与“佛理”有何联系呢？这个问题是智旭构建禅易相通理论最关键的环节。智旭认为《周易》和禅学并无本质差别，因为孔门心学和佛门心学是一脉相承的，“易理”与“禅理”在本质上是一致无差的。他在《周易禅解·系辞上传》开篇总论就明确指出：“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易理，天地万物所从建立也。卦爻阴阳之易书，法天地万物而为之者也。易知简能之易学，玩卦爻阴阳而成之者也。由易理方有天地万物，此义在下文明之。今先明由天地万物而为易书，由易书而成易学，由易学而契易理。”关于“易理”及其与易书、易学的关系，《周易禅解·系辞传》反复作了解释。为了进一步说明“易理”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智旭在《周易禅解》卷九解《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一段时，就着重阐述了易理“三才之道”与禅理“随缘不变”的内在联系：
吾人自无始以来，迷性命而顺生死，所以从一生二，从二生四，乃至万有之不同。今圣人作易，将以逆生死流，而“顺性命之理”。是以即彼自心妄现之天，立其道曰“阴与阳”，可见天不偏于阳，还具易之全理，所谓“随缘不变”也。即彼自心妄现之地，立其道曰“柔与刚”，可见地不偏于柔，亦具易之全理，亦“随缘不变”也。即彼自心妄计之人，立其道曰“仁与义”，仁则同地，义则同天，可见人非天地所生，亦具易之全理，而“随缘常不变”也。从以上引文可以发现，智旭运用“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来解说《说卦传》，既说明了“禅易相通”，又证明了“儒佛相通”。但这些还只是该思想的局部，如果结合《灵峰宗论》的内容，就更容易看出《周易禅解》中最想表达的禅易相通思想是什么样和怎么来的。如卷二之五《示马太昭》中说：“又闻‘现前一念心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妙，方知‘不易之为变易，变易之终不易’。”此处智旭明言其之所以能知“禅易相通”的来由。然即此儒典，亦未尝不泄妙机。后儒自莫能察，及门亦所未窥。故孔子再叹“颜回好学，今也则亡”，深显曾子以下，皆知迹而不知本，知权而不知实者也。何谓所泄妙机？如《易经·系辞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语最可参详。在这里，智旭直接由“易有太极”、“易理固在太极之先”、“吾人本源佛性”推导出“真如即太极”和“易即真如之性”的说法，表明了两层思想：一是“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密说为易”；二是真如不守自性而生无明，无明即太极，是死生之根本，密说之为太极。如果再结合《周易禅解》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引文的内容无疑是对《周易禅解》相通思想的归纳和引申，比如：根据以上这两层思想，我们就可以更充分理解智旭在解“易有太极”时直接把“易”说成“无住之理”的原因所在。试论智旭的推导过程：因为“易为一切事理本源”，即是“易理为一切事理本源”，那么“易有太极”也就等于说“易理有太极”或“易理即太极”，这样“易”与“易理”实际上也就与“无极”的概念相等同；又因为“易理”是有理体的，而“无极”是无体的，有如心体，那么“易”既是“无极”又是“易理”，也就意味着“易”既是“无体”又是“有体”的，如此便具有“从无住本”的意思，也就可与“无住之理”相对释。进论之，“易”既是“无体”的，说明“易”与“真如之性”是相同的，也就具有随缘不变之义；“易”又是“有体”的，有“太极”，能化生天地万物，也就具有不变随缘之义。所以说，此“无住之易理”即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易理”。如果再结合前文推导的过程和结论，我们就可清楚地发现和理解《周易禅解》中所独具的相通思想倾向：所谓的“易”、“易理”、“天理”、“生理”、“心理”、“禅理”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真如之性”，也都具有原始性和永久性，都是宇宙间生死轮回、动静变化的根本；同样，易书和易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契合和相通的，只不过是体现形式不同罢了。如此说来，易理即是佛性，禅学和易学自然是本根相通的，以禅解《易》或以《易》解禅的做法自然也是合理合法的了。由此可证，儒学、道学、佛学也都是本源相同的，即同一“自心”，同一“自性”，同一“易理”。由于智旭是在解说中表达思想，没有条件形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完整系统的长篇文字内容，所以有必要对其“禅易相通”思想的理论内容逐步加以贯穿和总结：一是易理说。智旭认为易理是贯彻始终的自心之理体，是“易”在“天”、“地”、“人”、“心”、“性”、“理”、“物”等层面上的集中体现，即是“易”之“有体”的形象体现。二是无极太极说。智旭认为无极和太极都是万物的本体，是“易”之“无体”和“有体”的两种体现：“无极”是“易”之“无体”，即是“不思议之心体”；“太极”是“易”之“有体”，即是“自心之易理”，有如“真如之无明”。三是佛性论。智旭认为“易”与“佛性”是一致的：以“易”之“无体”同“真如之性”，以“易”之“太极”本体同“无明佛性”。合而观之，智旭又认为所谓的“易”、“易理”、“无极”、“太极”、“佛性”等都是相通的，因为这些都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都不离开“现前一念心性”。必须指出，在智旭的《周易禅解》中所谓的“易理说”、“无极太极说”、“佛性说”，名称虽然不同，而实际上都是相通的。总而言之，智旭认为禅学与易学、儒学与佛学乃至儒释道三教之间都是可以相通的，因为它们同心同理同源。如此以《周易》之“易”来建构学术相通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学术史上应该是非常少有的。
因此，必须深入分析和研究《周易禅解》的文本内容，才能更好地理解智旭是如何推论禅易相通思想的。智旭撰写《周易禅解》是先完成《系辞》以下五传之后，再去解上、下经的。从总体上看，智旭在解说《易传》和《易经》中各有特色，体现了一系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创新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有鉴于此，本文拟先侧重以解《系辞》等五传的内容为主，并结合《灵峰宗论》中与易学相关的内容，探讨智旭在易理与佛理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创新。
一、易即易理贯彻始终。 “易”即“易理”、“易理”即本体的思想，是智旭解《易》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具有鲜明的禅易相通思想倾向，也是《周易禅解》创新思想理论的一大体现。
这一思想理论来源于智旭运用理学思想对《易传》文辞的推导，如其在解《乾·彖》“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一句时指出：“圣人见万物之资始，便能即始见终。知其由终有始，始终是一理。但约时节、因缘、假分六位，达此六位，无非一理，则位位皆具龙德，而可以御天矣。”由此可见，智旭“始终是一理”的思想乃是贯通易佛关系的理论基础。所谓“始终一理”的思想内涵是什么呢？又是如何来贯通易佛关系呢？对此，智旭并不含糊其词，也不是简单沿袭旧说，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周易》的文辞义理，逐层进行阐发和论证。以下先来分析智旭是如何导出“易即易理”之说的。众所周知，《易传》中“易”字随处可见，其义并不固定。关于“易”字的解释，往往要牵涉到《周易》的性质、效用等问题。综观历代易家对《周易》的注解，由于对《周易》的性质各有看法，所以在“易”义的解释上也就常常出现分歧。那么，“易”字究竟是何种意义呢？在智旭看来，《易传》所言之“易”既指“易理”，又指“易书”，也可指“易学”，但因是“由易理方有天地万物”“由天地万物而为易书，由易书而成易学，由易学而契易理”(卷八解《系辞上传》开篇语)，可见“易理”、“易书”、“易学”在“理”的层面上是相契相通，合而为一，所以完全可以“易理”来总称“易”的三种不同体现。稍作归纳，智旭对“易”的理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易”是包尽天下的大道理，即为易理；第二，“易”是吾人不思议之心体，即为心理；第三，“易”为一切事理本源，有太极之义，即为本体。很显然，智旭认定了“易”即是所谓的“易理”，既是心体，又是本体。正是因为智旭坚持把“易”义定为“易理”，所以他在《周易禅解》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都跟“易理”密切相关。从智旭对“易”的理解来看，视“易”为“易理”和“心体”主要是直接援用理学和心学的成果来发挥，而视“易”为“本体”则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不仅仅是“易”与“易理”、“无极”、“太极”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易”与“无住之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理”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还得根据“无极而太极”说的历史来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无极”与“太极”的关系问题，智旭主要是沿袭朱子的看法。如果联系前面的引文，我们可以发现智旭也把人心“一念”当作本体来看待，并把这佛教的“十法界”统一到“一念”之心中，在理论上基本贯通了“易理”与佛法概念的关系。稍稍对以上引述归纳一下，可以发现智旭给“易理”赋予了深广的内涵：不仅贯彻于天地万物之始终，而且与天理、心理相契相合，尤其是与“自心”冥契无间。如此来阐释禅易相通，无疑有着明显的思想倾向。这一倾向同时也表明，智旭有意借助《周易》来阐发“儒佛同心”、“三教同源”的思想主张。对此，如果结合《灵峰宗论》的相关说法，就能理解得更为透彻。智旭说：“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卷七之四《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2] 又说：“本心不昧，儒释老皆可也；若昧此心，儒非真儒，老非真老，释非真释矣。”(卷二之三《法语三·示潘拱宸》)[2] 由此可见，他把“易理”当作“自心”本具的，乃是别有用心的，追根究底就是为“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周易》中寻找理论依据。从这个角度看，智旭提出的“自心之易理”思想，对于三教关系理论来说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三、易理即无住之佛理。智旭既认为“易即易理”，又认为“易理即自心之易理”，无疑也就是认为“易即自心之易理”。那么“自心之易理”又与“佛理”有何联系呢？这个问题是智旭构建禅易相通理论最关键的环节。智旭认为《周易》和禅学并无本质差别，因为孔门心学和佛门心学是一脉相承的，“易理”与“禅理”在本质上是一致无差的。他在《周易禅解·系辞上传》开篇总论就明确指出：“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易理，天地万物所从建立也。卦爻阴阳之易书，法天地万物而为之者也。易知简能之易学，玩卦爻阴阳而成之者也。由易理方有天地万物，此义在下文明之。今先明由天地万物而为易书，由易书而成易学，由易学而契易理。”关于“易理”及其与易书、易学的关系，《周易禅解·系辞传》反复作了解释。为了进一步说明“易理”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智旭在《周易禅解》卷九解《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一段时，就着重阐述了易理“三才之道”与禅理“随缘不变”的内在联系：
吾人自无始以来，迷性命而顺生死，所以从一生二，从二生四，乃至万有之不同。今圣人作易，将以逆生死流，而“顺性命之理”。是以即彼自心妄现之天，立其道曰“阴与阳”，可见天不偏于阳，还具易之全理，所谓“随缘不变”也。即彼自心妄现之地，立其道曰“柔与刚”，可见地不偏于柔，亦具易之全理，亦“随缘不变”也。即彼自心妄计之人，立其道曰“仁与义”，仁则同地，义则同天，可见人非天地所生，亦具易之全理，而“随缘常不变”也。从以上引文可以发现，智旭运用“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来解说《说卦传》，既说明了“禅易相通”，又证明了“儒佛相通”。但这些还只是该思想的局部，如果结合《灵峰宗论》的内容，就更容易看出《周易禅解》中最想表达的禅易相通思想是什么样和怎么来的。如卷二之五《示马太昭》中说：“又闻‘现前一念心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妙，方知‘不易之为变易，变易之终不易’。”此处智旭明言其之所以能知“禅易相通”的来由。然即此儒典，亦未尝不泄妙机。后儒自莫能察，及门亦所未窥。故孔子再叹“颜回好学，今也则亡”，深显曾子以下，皆知迹而不知本，知权而不知实者也。何谓所泄妙机？如《易经·系辞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语最可参详。在这里，智旭直接由“易有太极”、“易理固在太极之先”、“吾人本源佛性”推导出“真如即太极”和“易即真如之性”的说法，表明了两层思想：一是“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密说为易”；二是真如不守自性而生无明，无明即太极，是死生之根本，密说之为太极。如果再结合《周易禅解》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引文的内容无疑是对《周易禅解》相通思想的归纳和引申，比如：根据以上这两层思想，我们就可以更充分理解智旭在解“易有太极”时直接把“易”说成“无住之理”的原因所在。试论智旭的推导过程：因为“易为一切事理本源”，即是“易理为一切事理本源”，那么“易有太极”也就等于说“易理有太极”或“易理即太极”，这样“易”与“易理”实际上也就与“无极”的概念相等同；又因为“易理”是有理体的，而“无极”是无体的，有如心体，那么“易”既是“无极”又是“易理”，也就意味着“易”既是“无体”又是“有体”的，如此便具有“从无住本”的意思，也就可与“无住之理”相对释。进论之，“易”既是“无体”的，说明“易”与“真如之性”是相同的，也就具有随缘不变之义；“易”又是“有体”的，有“太极”，能化生天地万物，也就具有不变随缘之义。所以说，此“无住之易理”即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易理”。如果再结合前文推导的过程和结论，我们就可清楚地发现和理解《周易禅解》中所独具的相通思想倾向：所谓的“易”、“易理”、“天理”、“生理”、“心理”、“禅理”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真如之性”，也都具有原始性和永久性，都是宇宙间生死轮回、动静变化的根本；同样，易书和易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契合和相通的，只不过是体现形式不同罢了。如此说来，易理即是佛性，禅学和易学自然是本根相通的，以禅解《易》或以《易》解禅的做法自然也是合理合法的了。由此可证，儒学、道学、佛学也都是本源相同的，即同一“自心”，同一“自性”，同一“易理”。由于智旭是在解说中表达思想，没有条件形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完整系统的长篇文字内容，所以有必要对其“禅易相通”思想的理论内容逐步加以贯穿和总结：一是易理说。智旭认为易理是贯彻始终的自心之理体，是“易”在“天”、“地”、“人”、“心”、“性”、“理”、“物”等层面上的集中体现，即是“易”之“有体”的形象体现。二是无极太极说。智旭认为无极和太极都是万物的本体，是“易”之“无体”和“有体”的两种体现：“无极”是“易”之“无体”，即是“不思议之心体”；“太极”是“易”之“有体”，即是“自心之易理”，有如“真如之无明”。三是佛性论。智旭认为“易”与“佛性”是一致的：以“易”之“无体”同“真如之性”，以“易”之“太极”本体同“无明佛性”。合而观之，智旭又认为所谓的“易”、“易理”、“无极”、“太极”、“佛性”等都是相通的，因为这些都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都不离开“现前一念心性”。必须指出，在智旭的《周易禅解》中所谓的“易理说”、“无极太极说”、“佛性说”，名称虽然不同，而实际上都是相通的。总而言之，智旭认为禅学与易学、儒学与佛学乃至儒释道三教之间都是可以相通的，因为它们同心同理同源。如此以《周易》之“易”来建构学术相通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学术史上应该是非常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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