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Thursday｜悦读志#
《白鹅》
抗战胜利后八个月零十天，我卖脱了三年前在重庆沙坪坝庙湾地方自建的小屋，迁居城中去等候归舟。
除了托庇三年的情感以外，我对这小屋实在毫无留恋。因为这屋太简陋了，这环境太荒凉了；我去屋如弃敝屣。倒是屋里养的一只白鹅，使我恋恋不忘。
这白鹅，是一位将要远行的朋友送给我的。这朋友住在北碚，特地从北碚把这鹅带到重庆来送给我，我亲自抱了这雪白的大鸟回家，放在院子内。它伸长了头颈，左顾右盼，我一看这姿态，想道：“好一个高傲的动物！”凡动物，头是最主要部分。这部分的形状，最能表明动物的性格。例如狮子、老虎，头都是大的，表示其力强。麒麟、骆驼，头都是高的，表示其高超。狼、狐、狗等，头都是尖的，表示其刁奸猥鄙。猪猡、乌龟等，头都是缩的，表示其冥顽愚蠢。鹅的头在比例上比骆驼更高，与麒麟相似，正是高超的性格的表示。而在它的叫声、步态、吃相中，更表示出一种傲慢之气。
鹅的叫声，与鸭的叫声大体相似，都是"轧轧"然的。但音调上大不相同。鸭的"轧轧"，其音调琐碎而愉快，有小心翼翼的意味；鹅的"轧轧"，其音调严肃郑重，有似厉声呵斥。它的旧主人告诉我：养鹅等于养狗，它也能看守门户。后来我看到果然:凡有生客进来，鹅必然厉声叫嚣；甚至篱笆外有人走路，也要它引亢大叫，其叫声的严厉，不亚于狗的狂吠。狗的狂吠，是专对生客或宵小用的;见了主人，狗会摇头摆尾，呜呜地乞怜。鹅则对无论何人，都是厉声呵斥；要求饲食时的叫声，也好像大爷嫌饭迟而怒骂小使一样。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这在大体上也与鸭相似。但鸭的步调急速。有局促不安之相。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平剧里的净角出场。这正是它的傲慢的性格的表现。我们走近鸡或鸭，这鸡或鸭一定让步逃走。这是表示对人惧怕。所以我们要捉住鸡或鸭，颇不容易。那鹅就不然：它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简直不让;有时非但不让，竟伸过颈子来咬你一口。这表示它不怕人，看不起人。但这傲慢终归是狂妄的。我们一伸手，就可一把抓住它的项颈，而任意处置它。家畜之中，最傲人的无过于鹅。同时最容易捉住的也无过于鹅。
鹅的吃饭，常常使我们发笑。我们的鹅是吃冷饭的，一日三餐。它需要三样东西下饭:一样是水，一样是泥，一样是草。先吃一口冷饭，次吃一口水，然后再到某地方去吃一口泥及草。大约这些泥和草也有各种滋味，它是依着它的胃口而选定的。这食料并不奢侈;但它的吃法，三眼一板，丝毫不苟。譬如吃了一口饭，倘水盆偶然放在远处，它一定从容不迫地踏大步走上前去，饮水一口。再踏大步走到一定的地方去吃泥，吃草。吃过泥和草再回来吃饭。这样从容不迫地吃饭，必须有一个人在旁侍候，像饭馆里的堂倌一样。因为附近的狗，都知道我们这位鹅老爷的脾气，每逢它吃饭的时候，狗就躲在篱边窥伺。等它吃过一口饭，踏着方步去吃水、吃泥、吃草的当儿，狗就敏捷地跑上来，努力地吃它的饭。没有吃完，鹅老爷偶然早归，伸颈去咬狗，并且厉声叫骂，狗立刻逃往篱边，蹲着静候;看它再吃了一口饭，再走开去吃水、吃草、吃泥的时候，狗又敏捷地跑上来，这回就把它的饭吃完，扬长而去了。等到鹅再来吃饭的时候，饭罐已经空空如也。鹅便昂首大叫，似乎责备人们供养不周。这时我们便替它添饭，并且站着侍候。因为邻近狗很多，一狗方去，一狗又来蹲着窥伺了。邻近的鸡也很多，也常蹑手蹑脚地来偷鹅的饭吃。我们不胜其烦，以后便将饭罐和水盆放在一起，免得它走远去，比鸡、狗偷饭吃。然而它所必须的盛馔泥和草，所在的地点远近无定。为了找这盛馔，它仍是要走远去的。因此鹅的吃饭，非有一人侍候不可。真是架子十足的！
鹅，不拘它如何高傲，我们始终要养它，直到房子卖脱为止。因为它对我们，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供献。使主母和主人都欢喜它。物质上的供献，是生蛋。它每天或隔天生一个蛋，篱边特设一堆稻草，鹅蹲伏在稻草中了，便是要生蛋了。家里的小孩子更兴奋，站在它旁边等候。它分娩毕，就起身，大踏步走进屋里去，大声叫开饭。这时候孩子们把蛋热热地捡起，藏在背后拿进屋子来，说是怕鹅看见了要生气。鹅蛋真是大，有鸡蛋的四倍呢!主母的蛋篓子内积得多了，就拿来制盐蛋，炖一个盐鹅蛋，一家人吃不了！工友上街买菜回来说:"今天菜市上有卖鹅蛋的，要四百元一个，我们的鹅每天挣四百元，一个月挣一万二，比我们做工的还好呢，哈哈，哈哈。"我们也陪他一个"哈哈，哈哈。"望望那鹅，它正吃饱了饭，昂胸凸肚地，在院子里跨方步，看野景，似乎更加神气了。但我觉得，比吃鹅蛋更好的，还是它的精神的贡献。因为我们这屋实在太简陋，环境实在太荒凉，生活实在太岑寂了。赖有这一只白鹅，点缀庭院，增加生气，慰我寂寥。
且说我这屋子，真是简陋极了:篱笆之内，地皮二十方丈，屋所占的只六方丈。这六方丈上，建着三间"抗建式"平屋，每间前后划分为二室，共得六室，每室平均一方丈。中央一间，前室特别大些，约有一方丈半弱，算是食堂兼客堂；后室就只有半方丈强，比公共汽车还小，作为家人的卧室。西边一间，平均划分为二，算是厨房及工友室。东边一间，也平均划分为二，后室也是家人的卧室，前室便是我的书房兼卧房。三年以来，我坐卧写作，都在这一方丈内。归熙甫《项脊轩记》中说："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又说："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我只有想起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得自己满足。我的屋虽不上漏，可是墙是竹制的，单薄得很。夏天九点钟以后，东墙上炙手可热，室内好比开放了热水汀。这时候反教人希望警报，可到六七丈深的地下室去凉快一下呢。
竹篱之内的院子，薄薄的泥层下面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芭蕉之类，却不能种树木。竹篱之外，坡岩起伏，尽是荒郊。因此这小屋赤裸裸的，孤零零的，毫无依蔽;远远望来，正像一个亭子。我长年坐守其中，就好比一个亭长。这地点离街约有里许，小径迂回，不易寻找，来客极稀。杜诗"幽栖地僻经过少"一句，这室可以受之无愧。风雨之日，泥泞载途，狗也懒得走过，环境荒凉更甚。这些日子的岑寂的滋味，至今回想还觉得可怕。
自从这小屋落成之后，我就辞绝了教职，恢复了战前的即居生活。我对外间绝少往来，每日只是读书作画，饮酒闲谈而已。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我是认为幸福的。然而这幸福必须两个条件：在太平时，在都会里。如今在抗战期，在荒村里，这幸福就伴着一种苦闷--寄寂。为避免这苦闷，我便在读书、作画之余，在院子里种豆，种菜，养鸽，养鹅。而鹅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它有那么庞大的身体，那么雪白的颜色，那冬雄壮的叫声，那么轩昂的态度，那么高傲的脾气，和那么可笑的行为。在这荒凉举寂的环境中，这鹅竟成了一个焦点。凄风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时，推窗一望，死气沉沉分惟有这伟大的雪白的东西，高擎着琥珀色的喙，在雨中昂然独步，好像一个武装的守卫，使得这小屋有了保障，这院子有了主宰，这环境有了生气。
我的小屋易主的前几天，我把这鹅送给住在小龙坎的朋友人家。送出之后的几天内，颇有异样的感觉。这感觉与诀别一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感觉完全相同，不过分量较为轻微而已。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所以这禽鸟比这房屋更是牵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恋。现在我写这篇短文，就好比为一个永决的朋友立传，写照。
这鹅的旧主人姓夏名宗禹，现在与我邻居着。
1946年夏于重庆。
摘自：丰子恺《白鹅》
图源：百度百科
《白鹅》
抗战胜利后八个月零十天，我卖脱了三年前在重庆沙坪坝庙湾地方自建的小屋，迁居城中去等候归舟。
除了托庇三年的情感以外，我对这小屋实在毫无留恋。因为这屋太简陋了，这环境太荒凉了；我去屋如弃敝屣。倒是屋里养的一只白鹅，使我恋恋不忘。
这白鹅，是一位将要远行的朋友送给我的。这朋友住在北碚，特地从北碚把这鹅带到重庆来送给我，我亲自抱了这雪白的大鸟回家，放在院子内。它伸长了头颈，左顾右盼，我一看这姿态，想道：“好一个高傲的动物！”凡动物，头是最主要部分。这部分的形状，最能表明动物的性格。例如狮子、老虎，头都是大的，表示其力强。麒麟、骆驼，头都是高的，表示其高超。狼、狐、狗等，头都是尖的，表示其刁奸猥鄙。猪猡、乌龟等，头都是缩的，表示其冥顽愚蠢。鹅的头在比例上比骆驼更高，与麒麟相似，正是高超的性格的表示。而在它的叫声、步态、吃相中，更表示出一种傲慢之气。
鹅的叫声，与鸭的叫声大体相似，都是"轧轧"然的。但音调上大不相同。鸭的"轧轧"，其音调琐碎而愉快，有小心翼翼的意味；鹅的"轧轧"，其音调严肃郑重，有似厉声呵斥。它的旧主人告诉我：养鹅等于养狗，它也能看守门户。后来我看到果然:凡有生客进来，鹅必然厉声叫嚣；甚至篱笆外有人走路，也要它引亢大叫，其叫声的严厉，不亚于狗的狂吠。狗的狂吠，是专对生客或宵小用的;见了主人，狗会摇头摆尾，呜呜地乞怜。鹅则对无论何人，都是厉声呵斥；要求饲食时的叫声，也好像大爷嫌饭迟而怒骂小使一样。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这在大体上也与鸭相似。但鸭的步调急速。有局促不安之相。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平剧里的净角出场。这正是它的傲慢的性格的表现。我们走近鸡或鸭，这鸡或鸭一定让步逃走。这是表示对人惧怕。所以我们要捉住鸡或鸭，颇不容易。那鹅就不然：它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简直不让;有时非但不让，竟伸过颈子来咬你一口。这表示它不怕人，看不起人。但这傲慢终归是狂妄的。我们一伸手，就可一把抓住它的项颈，而任意处置它。家畜之中，最傲人的无过于鹅。同时最容易捉住的也无过于鹅。
鹅的吃饭，常常使我们发笑。我们的鹅是吃冷饭的，一日三餐。它需要三样东西下饭:一样是水，一样是泥，一样是草。先吃一口冷饭，次吃一口水，然后再到某地方去吃一口泥及草。大约这些泥和草也有各种滋味，它是依着它的胃口而选定的。这食料并不奢侈;但它的吃法，三眼一板，丝毫不苟。譬如吃了一口饭，倘水盆偶然放在远处，它一定从容不迫地踏大步走上前去，饮水一口。再踏大步走到一定的地方去吃泥，吃草。吃过泥和草再回来吃饭。这样从容不迫地吃饭，必须有一个人在旁侍候，像饭馆里的堂倌一样。因为附近的狗，都知道我们这位鹅老爷的脾气，每逢它吃饭的时候，狗就躲在篱边窥伺。等它吃过一口饭，踏着方步去吃水、吃泥、吃草的当儿，狗就敏捷地跑上来，努力地吃它的饭。没有吃完，鹅老爷偶然早归，伸颈去咬狗，并且厉声叫骂，狗立刻逃往篱边，蹲着静候;看它再吃了一口饭，再走开去吃水、吃草、吃泥的时候，狗又敏捷地跑上来，这回就把它的饭吃完，扬长而去了。等到鹅再来吃饭的时候，饭罐已经空空如也。鹅便昂首大叫，似乎责备人们供养不周。这时我们便替它添饭，并且站着侍候。因为邻近狗很多，一狗方去，一狗又来蹲着窥伺了。邻近的鸡也很多，也常蹑手蹑脚地来偷鹅的饭吃。我们不胜其烦，以后便将饭罐和水盆放在一起，免得它走远去，比鸡、狗偷饭吃。然而它所必须的盛馔泥和草，所在的地点远近无定。为了找这盛馔，它仍是要走远去的。因此鹅的吃饭，非有一人侍候不可。真是架子十足的！
鹅，不拘它如何高傲，我们始终要养它，直到房子卖脱为止。因为它对我们，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有供献。使主母和主人都欢喜它。物质上的供献，是生蛋。它每天或隔天生一个蛋，篱边特设一堆稻草，鹅蹲伏在稻草中了，便是要生蛋了。家里的小孩子更兴奋，站在它旁边等候。它分娩毕，就起身，大踏步走进屋里去，大声叫开饭。这时候孩子们把蛋热热地捡起，藏在背后拿进屋子来，说是怕鹅看见了要生气。鹅蛋真是大，有鸡蛋的四倍呢!主母的蛋篓子内积得多了，就拿来制盐蛋，炖一个盐鹅蛋，一家人吃不了！工友上街买菜回来说:"今天菜市上有卖鹅蛋的，要四百元一个，我们的鹅每天挣四百元，一个月挣一万二，比我们做工的还好呢，哈哈，哈哈。"我们也陪他一个"哈哈，哈哈。"望望那鹅，它正吃饱了饭，昂胸凸肚地，在院子里跨方步，看野景，似乎更加神气了。但我觉得，比吃鹅蛋更好的，还是它的精神的贡献。因为我们这屋实在太简陋，环境实在太荒凉，生活实在太岑寂了。赖有这一只白鹅，点缀庭院，增加生气，慰我寂寥。
且说我这屋子，真是简陋极了:篱笆之内，地皮二十方丈，屋所占的只六方丈。这六方丈上，建着三间"抗建式"平屋，每间前后划分为二室，共得六室，每室平均一方丈。中央一间，前室特别大些，约有一方丈半弱，算是食堂兼客堂；后室就只有半方丈强，比公共汽车还小，作为家人的卧室。西边一间，平均划分为二，算是厨房及工友室。东边一间，也平均划分为二，后室也是家人的卧室，前室便是我的书房兼卧房。三年以来，我坐卧写作，都在这一方丈内。归熙甫《项脊轩记》中说："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又说："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我只有想起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得自己满足。我的屋虽不上漏，可是墙是竹制的，单薄得很。夏天九点钟以后，东墙上炙手可热，室内好比开放了热水汀。这时候反教人希望警报，可到六七丈深的地下室去凉快一下呢。
竹篱之内的院子，薄薄的泥层下面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芭蕉之类，却不能种树木。竹篱之外，坡岩起伏，尽是荒郊。因此这小屋赤裸裸的，孤零零的，毫无依蔽;远远望来，正像一个亭子。我长年坐守其中，就好比一个亭长。这地点离街约有里许，小径迂回，不易寻找，来客极稀。杜诗"幽栖地僻经过少"一句，这室可以受之无愧。风雨之日，泥泞载途，狗也懒得走过，环境荒凉更甚。这些日子的岑寂的滋味，至今回想还觉得可怕。
自从这小屋落成之后，我就辞绝了教职，恢复了战前的即居生活。我对外间绝少往来，每日只是读书作画，饮酒闲谈而已。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我是认为幸福的。然而这幸福必须两个条件：在太平时，在都会里。如今在抗战期，在荒村里，这幸福就伴着一种苦闷--寄寂。为避免这苦闷，我便在读书、作画之余，在院子里种豆，种菜，养鸽，养鹅。而鹅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它有那么庞大的身体，那么雪白的颜色，那冬雄壮的叫声，那么轩昂的态度，那么高傲的脾气，和那么可笑的行为。在这荒凉举寂的环境中，这鹅竟成了一个焦点。凄风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时，推窗一望，死气沉沉分惟有这伟大的雪白的东西，高擎着琥珀色的喙，在雨中昂然独步，好像一个武装的守卫，使得这小屋有了保障，这院子有了主宰，这环境有了生气。
我的小屋易主的前几天，我把这鹅送给住在小龙坎的朋友人家。送出之后的几天内，颇有异样的感觉。这感觉与诀别一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感觉完全相同，不过分量较为轻微而已。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所以这禽鸟比这房屋更是牵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恋。现在我写这篇短文，就好比为一个永决的朋友立传，写照。
这鹅的旧主人姓夏名宗禹，现在与我邻居着。
1946年夏于重庆。
摘自：丰子恺《白鹅》
图源：百度百科
平生只做一件事的谢老爷子
原创：宁素
我知道，谢老爷子一身的病，但一听说老人家住院了，还是很心疼。老辈人说本命年多灾，但愿老爷子挺过这个年，狗去猪来，老人家必定添福增寿啊！
我说的谢老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谢辰生。
权威简介：谢辰生，江苏武进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鉴定委员会常委、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
毋庸质疑，他是专家，而且是“大师”“大家”“大腕儿”级的。我以为，这些都不够，应该叫“泰斗”。他是北京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领域的顶尖人物，其学术上和专业上的权威地位都属最高级。
认识谢老，是在4年前，那次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座谈会上。当时，他在那些老专家里很扎眼：一是他的白发很耀眼，尽管有些灰的底色。90多岁的老人了，头发还很茂密，但明显地不修边幅，一任散乱甚至支棱着；二是那张清瘦的脸，分布着横的纵的颇具深度的皱纹，以及大块大块的老年斑，佐证着一个老人过往的沧桑岁月；三是他的穿着有些怪，脱掉那臃肿的老式羽绒服后，西服里裹棉袄，棉袄里套衬衣，衬衣里有秋衣，蓝色、黑色、绿色和黄色混搭得不免土气。甚至，西服和棉袄的衣襟上，还有点油脂麻花。看来，这是位很不讲究的老人。
后来才知道，他不讲究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吃喝不讲究营养，说话不讲究方式，是出名的倔脾气和“炮筒子”。当然，在很多方面却相当讲究。比如，讲理讲法讲责任。相比同龄人，相比小他十多岁的那些老专家，92岁的谢老更显精气神。我想，这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其实，他的故事很简单,正如他家里那面锦旗上所写的，“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
据有关资料，祖籍江苏的谢辰生出生于北京。1946年，青春芳华的谢辰生随大哥谢国桢去上海，给文学史家郑振铎当助手，并参与文物鉴定家徐森玉主持的文物目录编制工作。从此，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事业。
他不仅协助郑振铎先生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还倡导创办了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铜绿山古铜冶遗址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诸多古代纺织品，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并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1995年退休后至今，仍到处奔走呼号，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无怨无悔。2009年，他荣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可以想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参加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一干就是70余年，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这说明对文物保护事业多么地挚爱与真情。如今，平生只做一件事的谢老爷子病了，其实他早就病着，而且多病缠身。其中，包括癌症和糖尿病。这对于一个耄耋老人，有多致命你懂得。
第二次见到老人家，是在3年前，我有幸走进老人的家。这个自嘲无钱无权的人，家里果然有些穷，甚至有点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的老专家，竟然住在如此简陋狭小的房子里。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书籍和资料占了大部分空间，这该是老人的书房兼会客室吧。屋里的各种陈设及物件都很有年代感。比如，窗户是那种铁框的，黄漆斑驳，该也是后换的；一把搭着大毛巾的单人沙发，是那种弹簧、海绵、木扶手的老款式；一张严重掉漆的旧式桌子，堆摞着或厚或薄的书以及资料；还有一只热水壶，壶嘴结着水碱。这些物件恐怕都二三十岁了，是否称得上“文物级”先不说，起码全北京现在没几家几人用了吧？或许有人说，他有恋旧情结。或许有人说，他是勤俭节约。但无论如何，着实太寒酸了些，寒酸得令人心疼。
想象着老人伏案疾书，不免有种被书埋着的情境。起码，他的满头白发甚至脸颊，可能会不时抚着或吻着他的书们。他，肯定很爱他的书们。正当我被自己的想象所感动的时候，老人招呼我们坐下。看来，老人很讲礼节，包括对小他一辈两辈的人。但无论我们让他先坐，还是他让我们先坐，但真没地儿坐。于是，有的坐他床上，有的站着。
老人虽不健谈，但一谈起北京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便一改平静和温和。这位已然上寿的老人家，话开始增多，音色也清亮起来，甚至是相当犀利，极富感染力，和眼前他的衰老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老人一生低调，走到哪里都是个温和的北京老爷子。但在北京古城保护问题上，他有时会“高调”，几番当堂暴怒发脾气，甚至是给中央领导写信。他着急呀！
那种满带焦虑、痛心疾首的紧迫感，那种敢于担当、不计得失的负责精神，还有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态度，甘于清贫、乐在学术的人生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这位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偏爱管闲事，依然把古城当文物、把文物当眼珠子一样，哪里出事儿就往哪里扑。退休20多年了，他的足迹遍布中国文物保护的现场。就是大病住院，老人的眼里、心里装的都是文保区、文物院子和文物。
如果说发挥余热，那就适当发挥吧，偏偏老爷子太倔强。还可以说，倔强得固执，固执得坚定，是个坚定如山的人。正是这个倔老头子，在人民大会堂直言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几种错误倾向，矛头直指某些官员和开发商；他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直斥拆除古建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精神；他到处呼吁，竭力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他，就像一座山，无所畏惧、拼上老命地守护着老北京城，守护着全国的文物，可谓热血丹心、矢志不渝。甚至，直接上书总理，坦言他一辈子只做文物保护一件事，为了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他“决心以身殉城。”“以身殉城”，这分明是一个坚守阵地的超级老战士，在进行着一场垂暮之战。有人说愚蠢，有人说高尚，但起码英勇而悲壮，可歌而可泣。
忽然，我明白了，老人获奖无数、证书与锦旗多多，为什么单在家中挂一面全国文物保护志愿者的锦旗？那分明是一面战旗，“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分明就是誓词。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前。这位每天要撩衣襟在肚皮上扎针打胰岛素的老人，还是那样精神，还是不改“直言”与“直书”的性格，依然“青山今未老，有言人不轻”。
他说，“文物是什么?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啊。”“一件文物一旦被拆毁了，依附其上的珍贵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国家民族断根丢魂?”“保护文物只能保守，不可粗暴。”
他认为，“保守如果错了，不过是多保留了个文物，随时可以纠正；但如果毁了个珍贵的文物，你永远无法纠正，损失是不可弥补的。”于是，有人暗称他“保守派”“顽固派”，他倒乐得接受，还加一句，“我是‘死硬派’”。于是，他更放得开，对于某些大拆大建的行为，甚至是相当级别的领导，扯着嗓子吼：“你以为你是谁呀？”于是，在我眼里和心里很可爱的谢老爷子，也是招人恨、招人骂的。有人骂他有病，有人骂他老不死的。一身的病、重病缠身的谢老爷子，多少次都从死亡线上站了起来，他视新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我仿佛看到，鹤发童颜的谢老爷子乐呵呵地说：“我就是病而不死，我还得长命百岁。”这话，我相信。我还相信，即使老爷子哪一天真的走了，他也会死而不朽。
第四次见到的老人，明显地孱弱。过去参加活动，他从不用人扶的，这次也接受了。老人发言时，话也少了，音量小了，语速慢了，少了些火气，多了些语重心长：“文物古建筑保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拆了就永远恢复不了。一听说要拆，我们就去保，最后保下来一部分，但一开始拆掉的那些总是无法恢复了。”无奈与遗憾，令这位95岁的老人明显地伤感。这之后，我不忍心再拍他老人家。毕竟95岁的高龄了，毕竟是癌症患者呀。作为一名“谢粉”，我心疼他，心疼得无以言表。我想，一个出生在北京，又长年在北京工作与生活，几乎一辈子都在保护老北京古城的人，算得上老北京人吗？
我又想，他保护了一辈子文物，保护了一辈子老北京城，我们该如何保护他呢？可谁有这个能力？他，还有他那些或将离世、已经离世的战友们，是老北京的活化石、老古董，难道不是老北京的福音，不是一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吗？
在此，我只能说：“老爷子，看着，敬礼！
原创：宁素
我知道，谢老爷子一身的病，但一听说老人家住院了，还是很心疼。老辈人说本命年多灾，但愿老爷子挺过这个年，狗去猪来，老人家必定添福增寿啊！
我说的谢老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谢辰生。
权威简介：谢辰生，江苏武进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鉴定委员会常委、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
毋庸质疑，他是专家，而且是“大师”“大家”“大腕儿”级的。我以为，这些都不够，应该叫“泰斗”。他是北京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领域的顶尖人物，其学术上和专业上的权威地位都属最高级。
认识谢老，是在4年前，那次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座谈会上。当时，他在那些老专家里很扎眼：一是他的白发很耀眼，尽管有些灰的底色。90多岁的老人了，头发还很茂密，但明显地不修边幅，一任散乱甚至支棱着；二是那张清瘦的脸，分布着横的纵的颇具深度的皱纹，以及大块大块的老年斑，佐证着一个老人过往的沧桑岁月；三是他的穿着有些怪，脱掉那臃肿的老式羽绒服后，西服里裹棉袄，棉袄里套衬衣，衬衣里有秋衣，蓝色、黑色、绿色和黄色混搭得不免土气。甚至，西服和棉袄的衣襟上，还有点油脂麻花。看来，这是位很不讲究的老人。
后来才知道，他不讲究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吃喝不讲究营养，说话不讲究方式，是出名的倔脾气和“炮筒子”。当然，在很多方面却相当讲究。比如，讲理讲法讲责任。相比同龄人，相比小他十多岁的那些老专家，92岁的谢老更显精气神。我想，这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其实，他的故事很简单,正如他家里那面锦旗上所写的，“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
据有关资料，祖籍江苏的谢辰生出生于北京。1946年，青春芳华的谢辰生随大哥谢国桢去上海，给文学史家郑振铎当助手，并参与文物鉴定家徐森玉主持的文物目录编制工作。从此，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物保护事业。
他不仅协助郑振铎先生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还倡导创办了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铜绿山古铜冶遗址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诸多古代纺织品，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并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1995年退休后至今，仍到处奔走呼号，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无怨无悔。2009年，他荣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可以想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参加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一干就是70余年，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这说明对文物保护事业多么地挚爱与真情。如今，平生只做一件事的谢老爷子病了，其实他早就病着，而且多病缠身。其中，包括癌症和糖尿病。这对于一个耄耋老人，有多致命你懂得。
第二次见到老人家，是在3年前，我有幸走进老人的家。这个自嘲无钱无权的人，家里果然有些穷，甚至有点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的老专家，竟然住在如此简陋狭小的房子里。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书籍和资料占了大部分空间，这该是老人的书房兼会客室吧。屋里的各种陈设及物件都很有年代感。比如，窗户是那种铁框的，黄漆斑驳，该也是后换的；一把搭着大毛巾的单人沙发，是那种弹簧、海绵、木扶手的老款式；一张严重掉漆的旧式桌子，堆摞着或厚或薄的书以及资料；还有一只热水壶，壶嘴结着水碱。这些物件恐怕都二三十岁了，是否称得上“文物级”先不说，起码全北京现在没几家几人用了吧？或许有人说，他有恋旧情结。或许有人说，他是勤俭节约。但无论如何，着实太寒酸了些，寒酸得令人心疼。
想象着老人伏案疾书，不免有种被书埋着的情境。起码，他的满头白发甚至脸颊，可能会不时抚着或吻着他的书们。他，肯定很爱他的书们。正当我被自己的想象所感动的时候，老人招呼我们坐下。看来，老人很讲礼节，包括对小他一辈两辈的人。但无论我们让他先坐，还是他让我们先坐，但真没地儿坐。于是，有的坐他床上，有的站着。
老人虽不健谈，但一谈起北京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便一改平静和温和。这位已然上寿的老人家，话开始增多，音色也清亮起来，甚至是相当犀利，极富感染力，和眼前他的衰老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老人一生低调，走到哪里都是个温和的北京老爷子。但在北京古城保护问题上，他有时会“高调”，几番当堂暴怒发脾气，甚至是给中央领导写信。他着急呀！
那种满带焦虑、痛心疾首的紧迫感，那种敢于担当、不计得失的负责精神，还有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态度，甘于清贫、乐在学术的人生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这位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偏爱管闲事，依然把古城当文物、把文物当眼珠子一样，哪里出事儿就往哪里扑。退休20多年了，他的足迹遍布中国文物保护的现场。就是大病住院，老人的眼里、心里装的都是文保区、文物院子和文物。
如果说发挥余热，那就适当发挥吧，偏偏老爷子太倔强。还可以说，倔强得固执，固执得坚定，是个坚定如山的人。正是这个倔老头子，在人民大会堂直言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几种错误倾向，矛头直指某些官员和开发商；他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直斥拆除古建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精神；他到处呼吁，竭力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他，就像一座山，无所畏惧、拼上老命地守护着老北京城，守护着全国的文物，可谓热血丹心、矢志不渝。甚至，直接上书总理，坦言他一辈子只做文物保护一件事，为了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他“决心以身殉城。”“以身殉城”，这分明是一个坚守阵地的超级老战士，在进行着一场垂暮之战。有人说愚蠢，有人说高尚，但起码英勇而悲壮，可歌而可泣。
忽然，我明白了，老人获奖无数、证书与锦旗多多，为什么单在家中挂一面全国文物保护志愿者的锦旗？那分明是一面战旗，“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分明就是誓词。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前。这位每天要撩衣襟在肚皮上扎针打胰岛素的老人，还是那样精神，还是不改“直言”与“直书”的性格，依然“青山今未老，有言人不轻”。
他说，“文物是什么?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啊。”“一件文物一旦被拆毁了，依附其上的珍贵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国家民族断根丢魂?”“保护文物只能保守，不可粗暴。”
他认为，“保守如果错了，不过是多保留了个文物，随时可以纠正；但如果毁了个珍贵的文物，你永远无法纠正，损失是不可弥补的。”于是，有人暗称他“保守派”“顽固派”，他倒乐得接受，还加一句，“我是‘死硬派’”。于是，他更放得开，对于某些大拆大建的行为，甚至是相当级别的领导，扯着嗓子吼：“你以为你是谁呀？”于是，在我眼里和心里很可爱的谢老爷子，也是招人恨、招人骂的。有人骂他有病，有人骂他老不死的。一身的病、重病缠身的谢老爷子，多少次都从死亡线上站了起来，他视新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我仿佛看到，鹤发童颜的谢老爷子乐呵呵地说：“我就是病而不死，我还得长命百岁。”这话，我相信。我还相信，即使老爷子哪一天真的走了，他也会死而不朽。
第四次见到的老人，明显地孱弱。过去参加活动，他从不用人扶的，这次也接受了。老人发言时，话也少了，音量小了，语速慢了，少了些火气，多了些语重心长：“文物古建筑保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拆了就永远恢复不了。一听说要拆，我们就去保，最后保下来一部分，但一开始拆掉的那些总是无法恢复了。”无奈与遗憾，令这位95岁的老人明显地伤感。这之后，我不忍心再拍他老人家。毕竟95岁的高龄了，毕竟是癌症患者呀。作为一名“谢粉”，我心疼他，心疼得无以言表。我想，一个出生在北京，又长年在北京工作与生活，几乎一辈子都在保护老北京古城的人，算得上老北京人吗？
我又想，他保护了一辈子文物，保护了一辈子老北京城，我们该如何保护他呢？可谁有这个能力？他，还有他那些或将离世、已经离世的战友们，是老北京的活化石、老古董，难道不是老北京的福音，不是一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吗？
在此，我只能说：“老爷子，看着，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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